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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资本积累与城市经济增长
户籍制度.资本积累与城市经济增长
作者：
李郇洪国志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9年08期
1引言
户籍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典型制度安排，从1990年代初开始，户籍制度改革就一直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在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中特别强调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
但是，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改革的历程，户籍制度在不断受到诟病的同时，并没有出现真正改革的迹象。
相反的是，户籍制度总是成为城市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如控制城市规模、维护社会治安、吸引人才、调节房地产价格、治理交通等（黄锟，2019）。
特别是2019年，面对快速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纷纷出台以户口为门槛的限购政策，再次使户籍回到人们日常生活。
但在十八大以后，国家再次强调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实现新型城市化。
因此，有必要反思为什么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仍然摆脱不了户籍的约束？
城市政府通过户籍政策达到了什么样的目标？
本文认为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福利的城乡分割问题，其实质还是城市经济增长问题。
由于人口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载体，户籍作为政府制定的政策一直就是经济宏观调控的工具，通过对城市的人均资本量的调节，保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
本文将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构建户籍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模型，从生产要素配置的角度研究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经济收敛速度的作用以及城市政府放开户籍制度的激励条件，并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户籍制度越松，经济增长速度越慢，若放开户口，则降低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
本文的发现是有意义的，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经济转型时期，户籍制度是中国人口迁移的基础制度，在促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有必要重新审视户籍改革遇到的障碍，探讨城市政府户籍改革的激励机制，这有利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
2简要的研究综述
户籍制度研究是经济转型时期制度研究的热点，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户籍制度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福利分配方面。
大多数学者把户籍作为福利分配的工具。
户籍制度的出现是在计划时期的公共产品短缺时代，户籍制度除了被用于居住登记管理之外，还被城市政府用于界定公共服务对象，成为有选择性地配置公共资源的简单、直接的筛选机制（吴开亚、张力，2019），通过差异化的分配制度（夏纪军，2019），使有限的公共产品，如医疗、社保、教育等集中于城市居民，这种分配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
例如农民工在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会参与等方面均遭到户籍歧视（姚先国、赖普清，2019）。
大多数学者认为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是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和众多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根源，因此，有学者提出户籍改革的思路之一是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恢复其本身的管理功能（黄锟，2019）。
户籍制度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生产要素配置。
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制度服从于实施工业化战略的需要（蔡昉等，2001；樊小钢，2019），成为工业快速积累的组织保证（陆益龙，2002），是限制城乡人口迁移的政策措施，对通过城乡人口的计划配置有效实施国家快速工业化战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ChengandSelden，1994；ChanandZhang，1999）。
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政府的改革动机通常取决于两个条件：
一是城市户口所包含的社会福利；二是城镇的发展已经或者期望从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配置效益。
如果户口包含的社会福利较低或没有，则增加城市人口规模不会加重城市政府的财政负担，户籍制度就可能获得较深入的改革（蔡昉、都阳，2019；CaiandWang，1999）。
但本文谈到户籍改革举步维艰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户籍制度社会福利分配功能，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往往是采用“去福利化”的改革思路，本文认为现有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行不通的重要原因是忽略了户籍制度的生产资源配置功能。
事实上，促进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是户籍制度设计的重要激励，改革开放后，地方官员存在政治晋升锦标赛竞争（周黎安，2019），延续了这种激励的继续存在。
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来看，上级对下级政府进行政绩考核而任命升迁，形成压力型政治体制，尽管考核指标包括GDP、财政收入、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等，但是所有这些指标最终都体现在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官员任期内最直观的体现就是GDP的增长。
而城市政府通过调节户籍政策可以有效控制城市的人均资本量，保证城市最优规模的效率。
城市政府具有在人口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最大化效益的动力，这正是本文的切入点。
本文以下内容安排如下：
第三部分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讨论户籍制度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各种情景下城市政府放开户籍制度的激励条件，以及户籍制度对经济收敛速度的影响；第四部分是基于240个城市的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讨论。
3理论模型分析
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依赖劳动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
户籍制度的内涵是对人口迁移的管理，由于人口本身就是劳动力，同时也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载体。
因此，户籍制度的变化影响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而影响到城市的经济增长。
本文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包括劳动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外生，L（t）为城市户籍人口，A为技术因子，为分析和表述简单，不考虑技术进步，设定其增长率为0，K（t）、H（t）分别为城市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城市经济体系中，产出的部分用于物质资本积累，用于人力资本积累。
生产函数为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
（1）户籍政策由城市政府制定，户籍改革的方向和进程控制在城市政府手中，城市落户准入条件的变化体现了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取向。
（2）城市政府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即经济增长是城市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
一方面，城市政府之间比拼投资扩张，追逐财政收入的最大化，经济增长顺理成章地演绎成压倒一切的政府工作重点，并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挂钩（汪大海、唐德龙，2019；张军、周黎安，2019）。
另一方面，在发展资源相对短缺、区域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年代，城市政府基于内外部约束条件，总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扩充自主性空间，以实现能被政绩显示的各种地方目标（张军、周黎安，2019）。
因此户籍制度是城市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自主政策空间。
（3）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分割。
首先，政府关心的是总人口的产出，即城市的GDP是城市中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创造。
其次，城市政府关心户籍人口的福利比关心外来人口的福利要强很多，也就是说城市政府更加关心户籍人口的GDP，只有把研究的对象设定为户籍人口，这样才能够体现新增户籍人口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并且，政府关心的是户籍人口产出水平，这是因为，户籍人口具有比外来人口更高的人力资本，对城市的资本积累影响较大；另外，在我国政治体制中，非户籍人口没有就业地的选举权，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城市区一级实行直接选举人大代表，下一级人大代表投票选举高一级人大代表，每一级人大投票选举同级人民政府组成。
因此，地方政策越来越倾向于对本地居民利益负责（蔡昉等，2001）。
再次，在户籍制度下，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本地居民主要就业于由大企业等组成的正规部门或公共部门，而外来劳动力则主要在非正规部门谋生（严善平，2019），正规部门和公共部门往往是一个城市主要的经济部门，通常集中在城市的市区①。
此外，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户籍仍然是行业进入的限制因素（陈钊等，2019）。
因此，本文在模型构建中生产函数F（A，K，L，H）关注户籍人口的变化，这样也可以使模型分析简化。
设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n，每年有M（t）外来人口成为户籍人口，称为迁入户籍人口，则：
m（t）表示外来人口进入户籍人口的人数占本地户籍人口的比例，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变量，因此m在模型中可以看成是户籍限制，m越大则表示户籍制度越放松，m越小则表示户籍制度越严格。
物质资本K的动态：
同理，对于城市人力资本H的动态方程写成人均形式：
图1k和h的动态学
3.1户籍制度与经济增长
新增户籍人口相对于本地户籍人口所具有的资本优势存在不同的情况，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情景分析户籍制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若放松户籍限制，即m变大，带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那么城市政府就有放松户籍限制的激励。
结果是，如果要使均衡时的人均产出上升，的条件，其意义是新增户籍人口与原户籍人口在物质资本差值和原户籍人口与新增户籍人口人力资本之间的差值比例小于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比时，才能使人均产出增加，即物质资本增加能够补偿人力资本的降低。
其政策含义是单纯以物质资本为标准吸纳户籍人口，如购房附带户口，而忽视人力资本，当新增户籍人口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亦可使得城市均衡人均产出降低。
因此，投资移民政策总是不能长久，广州1999年开始实施购房可申请“蓝印户口”的政策，由于申请数量较多，到2001年该项政策就终止了②。
图2情景1下，m变大时k和h的动态变化
图3情景2下，m变大时k和h的动态变化
其意义是新增户籍人口与原户籍人口在物质资本差值和原户籍人口与新增户籍人口人力资本之间的差值比例小于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的比时，才能使人均产出增加，即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补偿人均物质资本的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降低户籍限制可提高稳态的人均产出。
说明各大城市通过优惠政策吸纳优秀人才的合理性，但这部分人口如果不带有物质资本，甚至是负的物质资本，如安家费、解决债务等，虽然人力资本高，亦可能使经济收敛更低稳态。
城市经济发展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值越大，户籍门槛选择的空间也越大，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大部分城市对于人才都是来者不拒。
情景3，允许外来务工人员落户是这种情景的代表。
在此情景下，放松户籍限制（即m变大），=0向上移动，=0向下移动，经济稳态收敛于更低均衡点，均衡时人均物质资本降低，人均人力资本降低（图4），显然均衡人均产出下降。
因此，在此条件下放开户籍制度将使经济收敛至更低的均衡点，城市政府没有动机去改革户籍，反而会通过严格户籍门槛限制外来人口进入城市。
的情况对应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国情，那时迁移人口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大量人口迁入城市，除了造成供给紧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资本的“稀释”，经济均衡产出大幅降低。
在迫切加快经济增长的关键时刻，“释放”部分城市人口上山下乡，从经济增长理论上说是必要的。
图4情景3下，m变大时k和h的动态变化
图5情景4下，m变大时k和h的动态变化
情景4，吸引商业成功人士入户是这种情景的代表。
放松户籍限制，即m变大，=0向下移动，=0向上移动，经济收敛于更高均衡点，均衡时人均物质资本上升，人均人力资本上升（图5），显然均衡人均产出提高。
因此，在这种情景下，放开户籍制度，将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这部分迁移人口是城市政府最希望引进的人口，不仅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还能带来新的投资，往往是在商业上已经成功的人士，他们跨地区迁移的限制小，是城市政府想引进的人才。
对这部分人口的竞争是地区间竞争的形式之一，而增加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完善工作、生活的硬件、软件环境都是提升吸引力的途径。
3.2经济收敛速度
城市政府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调整速度，户籍制度影响经济稳态水平，那么户籍制度如何影响向稳态水平收敛的速度，地方官员关注的是能否在任期内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以实现晋升的目标。
有两个负根则表明存在两条经济收敛路径，如图6所示，经济沿着收敛路径1和收敛路径2平滑地向收敛。
图6收敛路径
假设户籍制度放松，即m变化量为Δm（Δm＞0），稳态的人均资本相应变化量分别为（可正可负），则有：
不等式的右边是户籍制度的变化率，左边是户籍放松后引起稳态水平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变化而导致的整体变化。
当稳态水平对户籍制度变化足够敏感时，收敛速度仍然可以下降，因此需要实证结论进一步检验。
在正式转入实证讨论前，我们通过数值方法更加直观地考察在不同条件下户籍制度（m）变化如何影响收敛速度。
图7不同敏感度下收敛速度随户籍制度（m）变化对比
4实证分析
4.1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估计模型主要参照MRW（Mankiw-Romer-Weilmodel）③（1992）的分析框架，文献中常用的计量设定为：
为了讨论户籍制度（m）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收敛速度的影响，在方程（15）中引入变量m以及m与的交叉乘积项，方程（15）改写成下式：
根据本文前面的理论分析，当系数为正时，放开户籍制度，则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或促进稳态人均产出水平，反之则降低；当系数为负时，放开户籍制度，则加快收敛速度，反之则收敛速度降低。
新古典理论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会促进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即预测系数和为正，而人口增长会影响个人收入的增加，当δ+g为常数时系数为负。
4.2数据样本和指标设计
对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通常采用国家或省域数据，由于户籍制度实施以城市为行政边界，本文研究对象选取中国240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91-2019年。
由于1991-2019年间部分城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若某城市在t年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人均用调整后GDP与年末总人口的比例计算，人口增长率则通过插值法得到调整当年的数值。
我们用各省消费价格指数将各城市的GDP缩减为1991年价格水平，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定义为。
衡量物质资本的变量用时间跨度内固定资产投资与占当年GDP比重的平均值来度量。
人力资本指标用高等在校人数占年末人口平均比例表示，这些变量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但限于数据局限性，并且本文实证分析侧重于检验户籍制度对增长速度和收敛速度的影响，因此本文仍将使用这些变量进行讨论。
本文重点考察的变量是户籍制度m，本文采用城市人口净迁入率作为户籍制度的代理变量，等于城市总人口增长率减去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净迁入率越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户籍制度越松，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
参照中经网统计数据的划分标准，本文按240个城市所在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地区，并设定地区虚拟变量（表1）。
4.3估计结果及解释
表2报告了计量设定（16）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①是全国样本的非条件收敛的估计结果。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1991-2019年间中国城市经济表现出收敛的特点，收敛速度为：
。
模型②是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系数同样高度显著，条件收敛速度为1.94%。
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而人口增长降低人均产出增长，但不显著。
代理初始技术效率的地区虚拟变量系数表明，初始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
模型③是加入户籍制度（m）以及其与初始人均GDP的交叉项，结果显示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收敛速度也是有不显著的阻碍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解释与模型②解释类似。
从全国样本截面估计结果来看，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收敛速度的作用并不显著。
考虑到截面分析是有偏差的，所以进一步采用1991-1999年、2000-2019年两个截面构成的Pool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报告在表2的模型④。
重点关注系数、的估计结果，的估计值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城市的户籍制度越松，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城市户籍门槛越低，新增户籍人口携带的资本平均水平越低。
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当新增户籍人口物质或人力资本或两种资本同时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平均水平，都可能导致经济稳态降低。
尽管我国采取严格的户籍制度，大部分城市对于新增户籍人口落户条件都有一定限制，或是物质资本或是人力资本，但是由于新增户籍人口都有一定带眷系数，平均资本水平仍然可能低于城市平均水平。
系数的估计值为3.7869，并且在0.05水平上显著，表明户籍制度与经济收敛速度负相关，即户籍制度越松，收敛速度越慢。
理论分析表明，当稳态水平对户籍（m）的变化足够敏感时，放开户口，则收敛速度变慢。
从的估计系数来看，m提高0.001，则实际人均GDP增长降低约0.035，是户籍制度变化量的35倍，可见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对于户籍制度相当敏感，收敛速度降低的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相一致。
因此，放松户籍限制，降低产出水平和经济收敛速度，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假设下，城市政府改革激励不足，户籍制度难以得到深入改革。
由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从东到西，每个城市所拥有的人均资本水平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户籍制度的变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为此把1991-2019年的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户籍制度对东部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作用，放开户口可降低增长速度，同时放缓经济收敛速度，且稳态水平对户籍制度变化更为敏感。
对于中部地区，系数、的估计结果与东部地区类似，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相反，在西部城市中放开户口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经济收敛速度。
需要说明的是，西部地区由于样本较小，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且系数并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是，对于户籍制度在东、西城市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作用的解释是容易理解的。
东部地区所处的发展水平较高，整个城市所拥有的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也相对较高，一旦放松户口，新增户籍人口的资本水平低于城市平均水平可能性较大，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现阶段部分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提高落户条件的原因。
1990年代大学本科毕业生在这些大城市很容易解决户口问题，但是目前研究生都很难解决户口问题。
而相反，西部地区处于较低的人均资本水平阶段，新增户籍人口的物质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都可能大于或与城市平均水平接近，显然由于不同地区城市的人均资本的水平差异，户籍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
户籍制度既可以通过降低人均物质资本，也可以通过降低人均人力资本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我们有必要检验户籍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
我们可以在方程（16）中加入户籍变量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变量的交叉项进行检验，得到如下计量模型：
我们重点关注户籍制度变量与物质资本变量、人力资本变量的交叉效应，即系数的估计值。
若为负，由于，户籍制度与物质资本的交叉效应为正，则户口制度放开，即m越大则促进经济增长，户籍制度通过提高人均物质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反之，户籍制度通过降低人均物质资本水平阻碍经济增长。
同样的分析适用于对人力资本的分析。
表3模型①报告了1991-1999年、2000-2019年两个截面构成的Pool模型估计结果，系数估计值表明户籍制度与物质资本表现出不显著的正效应，而与人力资本表现出不显著的负效应。
进一步，对不同地区样本分别进行估计。
表3模型②～④是对东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从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户籍制度与人力资本交叉效应为正，因此户籍制度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从不同模型估计结果来看，这种正的交叉效应是稳健的。
户籍制度与物质资本交叉效应为负，尽管统计上不显著，但是从户籍制度降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效应来判断，东部地区放松户籍制度将降低人均物质资本。
这一结论与我国实际情况较为符合，东部地区吸引了大部分高学历人才集聚，放松户籍门槛有利于平均人力资本提升，但同时大部分高校毕业生携带物质资本较低，人均物质资本一定程度上降低。
从表3模型⑤和⑥的估计结果来看，中部地区户籍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与东部地区相反，降低人力资本水平而提高物质资本水平；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类似，放松户籍制度，提高人力资本而降低物质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户籍制度与人力资本交叉效应强于东部地区，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城市平均人力资本较低，高人力资本的新增户籍人口对整体人力资本影响更大。
4.4分时期考察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事实上我国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户籍制度，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整个时间跨度分为1991-1999年和2000-2019年两个时期进行分析，以考察户籍制度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差异。
表4报告了两个时期全国和分地区的估计结果，从全国样本来看，户籍制度在两个时期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速度的影响方向一致，且都不显著。
在东部地区，两个时期放松户籍制度都一定程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且稳态水平对户籍制度变化敏感度在后一时期加强；同时，户籍制度降低经济收敛速度，显著性提高。
在中部地区，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在两个时间段都不显著，对增长速度和收敛速度作用方向与东部地区一致。
最后，在西部地区户籍制度在两个时间跨度都表现出提高增长速度和提高收敛速度特点，两种效应在后一时期都有不同程度减弱。
5结论与政策讨论
本文从生产的角度探讨户籍制度在调控城市经济增长、经济收敛速度方面的作用，并假设城市政府以人均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只有从人口流动中获得资源配置效益才有激励去放开户籍限制。
文章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建立理论分析模型，把城市人口迁移过程看成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迁移的过程，是资源跨地区重新配置的过程。
本文理论分析表明：
新增户籍人口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是以其携带的平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组合为条件的，当新增户籍人口对城市原有的资本产生“稀释”作用时，城市人均产出可能收敛于更低的稳态水平，在这种条件下城市政府改革户籍制度的激励不足；而只有当新增户籍人口具有资本相对优势的时候，人口迁入可以促进人均产出收敛于更高的稳态，城市政府从劳动力流动中的资源配置获益，这种条件下可激发城市政府改革户籍制度的动机；户籍制度对经济调整速度的作用是影响城市政府户籍改革激励的另一原因，当稳态水平对户籍制度变化足够敏感时，降低户籍限制仍然可能放缓经济收敛速度。
本文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从全国样本来看，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户籍制度越松，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同时放开户口，则收敛速度变慢，稳态水平对于户籍制度相当敏感，收敛速度降低的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相一致。
（2）分样本讨论结果显示，户籍制度对东部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作用，降低了增长速度，同时放缓经济收敛速度，且稳态水平对户籍制度变化更为敏感；对于中部地区，结果与东部地区类似，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相反，在西部城市中放开户籍限制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经济收敛速度，户籍制度在东、西城市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作用。
（3）在不同地区户籍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存在差异。
东部地区户籍制度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放松户籍制度将降低人均物质资本；中部地区户籍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与东部地区相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类似，放松户籍制度，提高人力资本而降低物质资本，但西部地区户籍制度与人力资本交互效应强于东部地区。
（4）在1991-1999年和2000-2019年两个时期，户籍制度影响经济增长和调整速度的方向一致。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简单地以放松户籍为核心的改革仍然会举步维艰，需要把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素质的提高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要把农村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与收入的提高作为新型城镇化户籍改革相配套的政策，把农村资本化的提高作为城市反哺农村的重要内容，使得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福利的共享，而且对经济增长有利，这样以对户籍制度的改革产生激励。
最后，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户籍改革。
由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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