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的定型及其相关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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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的定型及其相关问题
八股文的定型及其相关问题
内容提要：
明代科举考试中的四书文在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试演化成一种新的范式，即在文章的主体部分用接连而八的对句完成对题目的论述，这种独特的四书文被称为八股文，并且逐渐取代四书文成为制义的通称。
最初这种格式大多是在单句题中出现，之后逐渐涵盖其他类型的题目，成为成化、弘治以后最通行的制艺范式。
在这个过程中，会元王鏊之元墨及主考丘濬之程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书文之所以演变为八股文，既有历史的借鉴，亦有时代的创新；同时也是作为科举文体的两个主体——考官与举子双方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
八股文/辨体/成化乙未科会试/元墨/程文
一 八股辨体
关于八股文出现的年代，存在着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王安石制作说。
梁章钜《制义丛话》“例言”云：
“宋王半山始作制义，《宋史》本传中无此语，不知起自何时，近人所见，则俞桐川《百二十名家选》所录而已。
”①
（二）太祖与刘基制定说。
《明史•选举志》云：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
盖太祖与刘基所定。
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②
（三）洪武说。
洪武十八年乙丑科会元黄子澄元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文，即被视为“有明一代制义之祖”，梁章钜引徐存庵之言曰：
“此为文章之始，自应首录，以存制义之河源也。
”（《制义丛话》卷四）
（四）永乐说。
永乐七年己丑会试第二名杨慈墨卷《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一节》文，有论者由此文认为：
“早在永乐初年，标准的八股文格式即已出现，故可推想，八股格式当在永乐末期便已基本定格。
”③
（五）成化说。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条云：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
股者，对偶之名也。
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少。
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
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
每四股之中，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
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
④
在这几种说法当中，顾炎武的说法获得了较多的认同。
如戴名世认为：
“经义之文，自天顺以前，作者第敷衍传注，或整或散，初无定式。
而成化以后始有八股之号。
”⑤胡鸣玉亦认为：
“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
故今日所见先辈八股文，成化以前，若天顺、景泰、正统、宣德、洪熙、永乐、建文、洪武百年中无一篇传也。
”⑥陶福履也对四书文的演变表达了相似的意见：
“明初又小变，然文后尚有大结，犹其遗法；成弘以后，纯为八比之格矣。
”⑦笔者亦认同顾氏的看法。
那么，定型之后的八股文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不妨将顾氏所举第一篇例文《乐天者保天下》援引如下：
所存者出于自然，所保者极于无外。
此仁人然也。
（破题）
盖仁人所存，以天下为度者也。
乐天，则所存出于自然矣。
其所保之气象，岂不至大而无外乎？
（承题）
昔孟子因论以大事小为乐天，而推言及此。
（原题）
且天者，理而已矣，仁者于此果何如而谓之乐天耶？
（起讲先提三句）
为其所当为，而非有所利而为，一有利之之心，则勉强矣；
行其所当行，而非有所畏而行，一有畏之之心，则矫揉矣。
盖必廓然大公，与物而无间，若汤之克仁而懋昭大德是矣；
浑然至善，与理而相忘，若文王之止仁而勤用明德是矣。
（以上四股讲“乐天者”）
仁者之乐天如此，则能与天理为一，而以天下为度，其气象又何如其大耶？
（过接四句）
吾见以万邦为一家，而无远近之分，其高明广大，譬如天之无不覆帱也；
以万姓为一人，而无亲疏之异，其博厚宽弘，譬如地之无不持载也。
故虽未必一一而怀柔之，然凡有茅土者，皆在其统御之中，若汤虽七十里之国，万邦以之而□怀也；
虽未必一一而抚摩之，然凡有血气者，皆在其范围之内，若文王虽百里之地，多方自尔而诞受也。
（以上四股讲“保天下”）
其气象之大如此。
（收结）
可见仁者之乐天，虽天下有不难保，于交邻国也，何有哉也？
（复收四句）⑧
诚如顾氏所言，先讲乐天者四股，再讲保天下四股。
稍有不同者，大结被后来的选家删掉了。
清末探花商衍鎏在论述八股文时说：
“文之发端为破题、承题，破承之后为起讲，即入口气，起讲而后排比对偶，接连而八，故曰八股。
”⑨这真是探本之论，什么是八股，关键即在于起讲之后的“排比对偶，接连而八”。
从这篇例文看来，在起讲之后，小结之前，也就是所谓的大讲，有八个对偶的句子或句群，即所谓“排比对偶，接连而八”，这八个对子要把题目的内涵讲完整。
由此可见，并非在一篇四书文中有八个对子就可称为八股文，也并非在其主体部分有八个对子就是八股文，而必须用接连而八的对句将题目内容表达完整（当然股对之间允许有出题、过接之类的散句），这才是标准的八股文。
明白了什么是八股文，下面就可辨析其他说法的是非曲直了。
王安石制作说。
梁章钜所说的制义即是王安石科举改革之后取代诗赋而出现的经义，确为八股文的远祖，但其本身并非八股格式。
清康熙间俞长城编《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全稿》首选王安石等七位宋代文人之制义，其实这些作品真伪并存，更不是八股文。
当然，笼统地说经义或制义创自王安石也自有其道理，但从文体学意义上讲，决不能说八股文创自王安石。
太祖与刘基制定说。
其实，这是不可靠的推测。
洪武初年乡会试尚沿用元代旧规，洪武三年乡试、四年会试题目，首场四书疑一道、经义一道，次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
考吴伯宗《荣进集》所载其本人参加洪武三年乡试、四年会试的题目即是如此。
明末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二所列洪武四年会试三场题目，亦是如此。
未有四书义，何来八股文？
明代后来通行的取士之制是在洪武十七年重开科举时制定的，此时刘基已辞世多年，如何与太祖制定试文格式？
洪武说。
朱元璋初因科举虚文无用而旋废，终因找不到适当的替代办法而不得不于洪武十七年重开科举。
其中重要的改革就是四书义代替了四书疑，这是四书文首次登上历史的舞台。
这一次对科举文字格式也有了规定，洪武二十四年“命科举、岁贡，当定程式”，“诏祭酒胡季安与翰林院学士刘三吾议定以闻。
上命礼部颁行天下学校”。
此次所定《程文格式》共四条，与四书文相关的第一条即是：
“凡作四书、本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其余文字，并以原定格式。
”⑩黄子澄元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行文尚涉颂体，通篇一对到底，岂止八股？
这确是四书文出现之后第一篇备受关注的文章，然而并非八股文。
永乐说。
杨慈墨卷《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一节》文，题目出自《中庸》：
“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我们将全文援引如下，看它是否八股格式：
惟圣人能继先业以成武功，故能得声誉之盛，而备诸福之隆也。
（破题）
夫前人之所为，后人之所当继也。
（承题）
苟不能然，则名且不足，尚何诸福之有哉？
古之人有行之者，其有周之武王乎？
（起讲）
自今观之，大王肇荒作之基，王季勤王家之事，则周之王业，固始于此矣；
文王诞膺天命之隆，以抚方夏之众，则周之王业，已创于此矣。
然大王、王季虽为王业之始，而其功则未成也。
所以继其业者，非武王乎？
文王虽有造周之名，而大勋则未集也。
所以承厥志者，非武王乎？
武王于是因累世缔造之功，而为一旦放伐之举，牧野之师方会，而前徒已倒戈；华阳之马既归，而天下遂大定。
则前人之业于是而始成，而前人之心于是而始慰矣！
夫以武王伐纣，宜若失其名也。
然人皆知其为应天顺人之举，而无利天下知心，则武王之名于是而益显。
当是时也，四方攸同，皇王维辟，则天下之民，莫非其臣，其尊又何如？
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则四海之地，莫非其有，其富又何如？
由是而祀乎其先，则假哉皇考，绥予孝子，莫不以格而以享；
由是而传之于后，则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莫不是继而是承。
则声誉之盛，诸福之隆，武王一身萃而有余矣。
虽然，自非其能继先业以成武功，又何以臻此哉！
（小结）
夫武王能成燮伐之功于天下未定之时，周公能制典礼之懿于天下既定之后，武王以武，周公以文，其为继述则一而已。
噫！
莫为之先，后将何述？
莫为之后，前将何传？
夫以大王、王季、文王既有以作之，而武王、周公又有以述之，吾于是不惟有以赞武王能成之孝，而文王之所以无忧者，亦于是见矣。
（大结）（11）
通观全文，确有八个对句，有论者据此以为永乐间就出现了成熟的八股文。
然而这篇制义，起讲之后，先写三王创业两股，然后“武王缵绪”两股；“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这两句也在题目之中，从整体而言并没有处理为对句；后面“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两股，“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又两股。
也就是说，这篇制义的八个股对并非“接连而八”，也未将题目的内容表述完整，大讲部分正如顾炎武所谓的“或对或散，初无定制”。
文后高嵣辑方苞之评曰：
“此明文始基，一代作者正变源流之法，靡不包孕，其文炳蔚，确有开国气象。
”因此说，这只是八股文的始基之作，对八股文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它本身并非八股格式。
笼统言之，经义、四书文和八股文基本是一回事；而精确言之，即从文体学意义上讲，三者则有明显区别。
经义在北宋出现，王安石科举改革，废诗赋而兴经义，确为八股文之前驱，在南宋演化成较为固定的格式，有所谓破题、接题、原题、大讲和结尾等名目，题目出自五经和《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明初沿袭元代旧规，犹用四书疑校士。
洪武十七年以后始以四书义代替四书疑，体制略仿宋元经义，题目出自朱子《四书集注》；而八股文则在成化年间出现，是一种特殊的四书文，其明显的体制特征是文章主体部分接连而八的对句。
二 八股文定型于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试
前揭顾炎武《日知录》关于八股文在成化定型的经典论述固然获得了较多的认可，但其说也失之于笼统。
成化年间举办过八科会试，到底是哪一科呢？
顾炎武所举的第一篇例文是成化二十三年的，这是否是八股文出现的时间上限呢？
现代学者试图给出一个具体的说法。
陈东原在《中国教育史》中认为《责难于君谓之恭》一文乃谢迁成化十一年会试之作，并以此为据，认为八股文出现于成化十一年，而非顾炎武所说的成化二十三年（12）。
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则认为顾氏所说的成化二十三年就是八股文定型的上限（13）。
今按，《日知录》所援引成化二十三年《乐天者保天下》一文，乃是此科会试主考吴宽所作程文，全文如上所示，确是标准的八股文。
此科会试，吴宽还有另一篇程文《考诸三王合下节》一文，亦是标准的八股格式。
会试主考的两篇程文都是八股格式，说明八股格式至迟在成化二十三年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
顾氏所举第二篇例文，即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一文，也是标准的八股做法。
今按，此文是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试第三名、殿试状元谢迁所作，但并非成化十一年会试之墨卷，而是弘治九年会试之程文，谢氏为此科会试主考（14）。
陈东原正是据此文认定八股文在成化十一年定型，很可惜，他找错了证据。
那么，成化二十三年是八股文定型的时间上限吗？
当然不是，因为成化十一年会试会元王鏊的元墨《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就已经是严整的八股格式了。
题目出自《孟子•滕文公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全文如下：
论古之圣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
（破题）
夫天生圣人，所以为世道计也。
周公拨乱世而返之正，其亦不得已而为之者欤？
（承题）
孟子答公都子之问而言及此。
（原题）
意谓天下大乱之后，必生圣人之材。
商纣之季，民之罔极矣，于是有周公出焉。
（起讲）
武王既作于上，
周公则之于下。
（起股）
彼其夷狄乱华，不有以兼之，吾知其披发而左衽矣。
周公于是起而兼之，而若奄国，若飞廉，皆在所兼。
兼夷狄，兼其害百姓者也；
鸟兽逼人，不有以驱之，吾知其弱肉而强食矣。
周公于是起而驱之，而若虎豹，若犀象，皆在所驱。
驱猛兽，驱其害百姓者也。
（中股）
是以夷狄之害既除，则四海永清，无复乱我华夏者矣；
猛兽之害既息，则天下大治，无复交于中国者矣。
（后股）
天冠地履，华夷之分截然，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之功。
上恬下煕，鸟兽之类咸若，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之力。
（束股）
吁，周公以人事而回气化，拨乱世而兴太平，其功之大何如哉？
（小结）
虽然，此亦周公不得已耳，岂特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为不得已哉？
盖禹与周公不得已而有为，除天下之害者也。
孔子、孟子不得已而有言，除后世之害者也。
然皆足以致治，其功之在天下后世，孰得而轻重之哉？
韩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愚亦曰，孟子之功不在周公下矣。
（大结）（《明文钞》三编）
这是一篇成熟的八股文，其做法就是将题目拆作两部分，上四股写“周公兼夷狄驱猛兽”，下四股写“百姓宁”，和顾炎武所说的情况完全一致。
不但如此，此科会试第三名谢迁的墨卷《思事亲不知天》也已是完整的八股格式了（详见下文）。
由于考试文体的确立涉及两个主体，即代表官方意志的考官和渴求一举及第的举子，只有双方共同认可，才能说明新的文体已经确立。
那么，成化十一年的新范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吗？
我们看一下此科主考丘濬代表官方所作的程文《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惟圣人有以除天下之害，则民生得其安矣。
（破题）
夫人类所以不安其生者，异类害之也。
苟非圣人起而任除害之责，则斯民何自而其安哉？
（承题）
昔孟子因公都子好辩之问，历举群圣之事而告之及此。
（原起）
谓夫周公以元圣之德为武王之相，斯时也，
成周之王业方兴，
有殷之遗患未息。
（起股）
其所以为天下害者，非独奄飞廉而已，而又有所谓夷狄者焉。
夷狄交横不止，害民之生，而彝伦亦或为之渎矣，不力去之不可也。
其所以为中国患者，非独五十国而已，而又有所谓猛兽者焉。
猛兽纵横不止，妨民之业，而躯命亦或为之戕矣，不急除之不可也。
（前股）
周公生于是时，以世道为己任，宁忍视民之害而不为之驱除乎？
（过接）
是以于夷狄也，则兼而并之，而使之不得以猾夏；
于猛兽也，则驱而逐之，而使之不至于逼人。
（后股）
夷狄既兼，则夷不得以乱华，而凡林林而生者，莫不相生相养，熙然于衣冠文物之中，而无渎乱之祸；
猛兽既驱，则鸟兽之害人者消，而凡总总而处者，莫不以生以息，怡然于仰事俯育之余，而无惊扰之患。
（束股）
谓之曰百姓宁，信乎，无一人不安其生也。
周公以是而相武王，其及人之功何其大哉？
（小结）
嗟夫，天生圣人，为生民主也，中国帝王所自立，岂夷狄所得而干之耶？
人为万物之灵，岂鸟兽所得而扰之耶？
是以有虞之世，蛮夷猾夏，既责于皋陶，惠于鸟兽，复任于伯益，有由然也。
周公承圣道之传，当世道之责，此其所以不容己于斯欤？
虽然，此特害民之身尔。
若夫邪说横行，害人心术，惨于夷狄之患。
甚矣，猛兽之灾！
孟子承三圣而息邪说，其功亦岂下于周公哉？
（大结）（15）
方苞对此文给予高度评价：
“骨力雄俊，函盖一时，此程与元墨并制科文之极盛也。
”文章的起股、前股与起讲是融为一体的，先将周公所处时代勾画出来。
如果这一部分单单视为起讲，则主体部分未免单薄。
严格来说，这一部分不是题目所包含的内容，算是出题了。
但在八股定型之初，不算什么大碍。
然后讲兼驱四股，前后相合，恰为八股。
《成化十一年会试录》所载三篇四书义程文，署名杨仕伟的《无为而治者面而已》与署名王鏊的《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皆为八股格式，另一篇署名谢迁的《思事亲不知天》则是两扇四股格；后两篇有据可查，皆为丘濬代作。
丘氏以此科获得制义史上崇高地位。
《明史》丘氏本传云：
“时经生文尚险怪，濬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
及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
”廖道南亦谓：
“明兴举业尔雅，自丘文庄知贡举始。
”梁章钜引此而赞之曰：
“文庄之能转移文运，又何减于欧阳永叔耶？
”（《制义丛话》卷四）而此科会元王鏊也以元墨获得充分肯定。
方苞评之曰：
“浑厚清和，法足辞备，墨义之工，三百年来无能抗者。
”（《钦定化治四书文》卷五）高嵣亦谓：
“逮于成化文恪公出，法义渐精，隐创时局，后人推为制义开山。
”（《明文钞》三编）俞长城更赞之曰：
“制义之有王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并者也。
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
……于理学为贤，于文章为圣，于经典为臣，于制义为祖，岂非一代之俊英，斯文之宗主欤？
”（《制义丛话》卷四）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不但在考生方面出现了成熟的八股文，主考的程文也是八股格式，加之王鏊、丘濬在八股文史上所享有的至尊地位，因此认定八股文在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定型，最为恰当。
笔者还可为这一结论提供另一佐证，那就是明末范应宾辑评的《程文选》。
该书第一编收录洪武至成化乡会试程文共十一篇（16），成化十一年会试丘濬的八股格式程文恰好也在其中。
那么，我们就以此为中心来考察一下其前后程文文体形态的变化。
该编所选成化十一年之前的乡会试程文一共七篇，最早者为洪武三十年会试程文《知者无不知也 四句》，最近者为成化十年顺天乡试程文《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其中无一篇是八股格式。
成化十一年之后，该编所选成化间的程文只有三篇，分别是成化十六年顺天乡试程文《辟如四时之错行二句》，同年应天乡试程文《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以及成化二十二年顺天乡试程文《舜有天下 一段》，这些程文恰好都是八股格式。
这表明成化十一年就是个分界点，之前没有八股文，之后都是八股文。
这也说明成化十一年会试元墨和程文的示范效应是相当明显的。
从《程文选》第一编所选程文的文体形态变化来看，也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即八股文定型于成化十一年。
即便成化十一年之前有个别八股文出现，也不足以否定这个结论，因为它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也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 四书文八股化的主要途径
按照顾炎武的论述，四书文的八股化首先是在单句题中完成的，其主要作法就是将题目拆分成两部分，再各作四股，适成八股。
其实，创立这一八股典型做法的就是王鏊。
其成化十一年会试元墨《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已是如此，弘治五年应天乡试程文《邦有道危言危行》、弘治九年会试程文《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其他名文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附于诸侯曰附庸》等都是如此，即把题目拆成两部分，各做四股。
由此可知，《日知录》所举的两篇例文，并不仅仅是特例，而是当时公认的制艺范式。
既然八股文在成化间被视为四书文的正格，得到官方的认可，那么非单句题也会逐渐向八股格靠近。
下面我们考察非单句题是如何做成八股格的。
成化十一年会试的另一篇四书义即是《思事亲不知天》，是一道两扇题。
题出《中庸》：
“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下面所引是此科会试谢迁墨卷中的对句：
是故师之所在，则尊师以崇道，必隆用上敬下之诚，而惟谏弗呵；
友之所在，则取友以辅仁，必敦乐道忘势之念，而惟言是庸。
（起股）
夫然则开导启沃，自有以全其真纯；而砥砺切磋，亦有以杜其外诱。
（过接）
由是以广因心之孝，而得顾眷之宜，虽曰不虑而知，今则行而著矣；
由是以敦所性之仁，而充锡类之善，虽曰不学而能，今则习而察矣。
（中股）
思事亲者，可不知人乎？
（收结）
夫事亲必本于知人，而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思知人者，逆诈而亿，不信可乎？
故必穷斯道之大原，然其要则在知天。
盖天者，理之从出，穷理不于是则非理矣。
（出题）
必也体乾元之善，以尽长人之仁，因其本然之则，而不失乎自然之伦；
达天德之知，而穷理物之义，因其物之宜，而不失吾处物之制。
（后股）
夫然则天叙之典，既敦吾亲亲之仁；而天秩之理，复庸吾尊贤之义。
（过接）
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必不流为兼爱，而歧视其亲亲也；
由尊贤而容众，由容众而矜不能，必不混于所施，而不急于尊贤也。
（束股）
思知人者，可不知天乎？
（收结）（《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二册）
这是成化十一年会试所考三道四书义之一，虽然该题不是单句题，但文章主体已是严整的八股格式。
其实这一道题目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两扇立格，每扇各有四股。
前四股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两股之间有过接相连，后有收结；用出题转到后四股，即讲“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两股之间也有过接，后面也有收结，最后再用结语收束全文。
如果题目较长，如何做成八股？
常见的作法就是循题位置，逐节安排。
如唐顺之《请问其目 一节》文，嘉靖八年会试墨卷，题目出自《论语•颜渊》：
颜渊曰：
“请问其目。
”子曰：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
“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
大贤问为仁之目，得圣教而以为己任焉。
甚矣，颜子之力于为仁也，领克复之目，而任之不辞，非有得于心法之传者而能之乎？
昔颜渊问仁于夫子，而承克己复礼之训也。
想其求仁之志素定于心斋之后，而理欲之分默会于善诱之余，故不复有所疑问而直请其目也。
夫子喜其见礼之真，乃悉数其目以告之。
曰：
（以下孔子口气）
物交之极，虽由外以感其中；
善恶之机，则由中以达于外。
夫人其求诸远哉？
近取诸身而已矣。
使目同视，耳同听，而心实主之也，若非礼而欲视，则绝之以勿视；非礼而欲听，则绝之以勿听。
如此，则心不诱于声色之私，而作哲作谋之体立矣。
口有言，身有动，而主之者心也，苟非礼而欲言，则绝之而勿以形之于口，非礼而欲动，则绝之而勿以形诸身。
如此，则心不涉于尤悔之累，而作义作肃之用行矣。
克己复礼之目端在于此。
颜子遂从而任之。
曰：
（以下颜渊口气）
仁道必至明者而后察其几，回之资虽非至明者也，尚当既竭吾才，而于所谓视听言动者，择之精而不昧于所从；
仁道必至健者而后致其决，回之质虽非至健者也，尚当拳拳服膺，而于所谓视听言动者，守之固而必要其所止。
以为仁由己自励，而不敢诿之于人也；
以天下归仁自期，亦不敢半途而废也。
斯则回之所当自尽者乎？
吁，夫子之善教，颜子之善学，两得之矣。
（17）
这是一个对话题，颜渊与夫子一问一答一悟，作者先将颜子之问在起讲中带过，然后将夫子与颜子的一答一悟各作四股，各顺口气，中有过接相连，则文章浑然一体，恰好八股。
对于句子较长，内容较为复杂的题目，还可以使用立柱之法来处理。
所谓立柱，也就是把复杂的题目内涵概括为一两个要点，再围绕这一两个要点来作文，这样文章就不至于散漫无归，也就比较容易做成八股格了。
王鏊《乡田同井私事》一文，题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对此头绪凌乱之题目，王鏊即以立柱之法破题：
“论井田之法有以通民情，井田之制有以定民分。
”文末艾南英评曰：
“通民情定民分六字作柱，头绪俱清，先辈斩钉截铁手段。
”（《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二册）董圯《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一节》文，题出自《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题目较长，也以立柱之法做成八股：
孔子之生也，适予未生，而愿学之心每限于莫及；
予之生也，孔子既没，而诚明之性未得于亲承。
金声玉振，徒勤于想慕而亲炙无由，求若颜曾之左右于门墙，不可得也；
江汉秋阳，徒慕其气象而光辉罔挹，求若闵冉之周旋于洙泗，未之能也。
予之不幸，莫此为甚矣。
然予身之生，其去孔子尚未至于百年，孔子之泽，其及吾身尚未至于五世。
文未丧天，而流风之未泯者，人固得传之，我则从而取之以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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