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五十年前的新安江移民新安江移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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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五十年前的新安江移民新安江移民

【寻访五十年前的新安江移民】新安江移民

二十多年来，我跑遍浙皖赣3省，去过22个县200个村子的1000多户人家，寻访了2000多人，用了8本笔记本来记录他们的故事。

每到一地，移民都把我团团围住，想说话的人太多了。

　　　　年轻人还知道这段历史吗？

――美丽的千岛湖，是在五十年前修建的新安江水库大坝的基础上形成的。

足有三千个西湖那么大的水库，淹没了淳安的贺城、狮城两座古县城，茶园、港口、威坪三座古名城，还有数不清的古村落。

不夸张地说，当年淳安人口集中的富裕村，都在水库底下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华东电力极度缺乏，当时上海的全部电力是30万千瓦，浙江电力仅仅4.1万千瓦。

新安江水电站上马，每年能平均发电18亿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列入了国家“一五”计划，它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电站。

共和国从此有了一个辉煌的大坝，华东工业从此有了充足的电力，生产出供应全国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现代工业也就此起步了。

　　建水库必须先移民。

当时，除了远离新安江畔、生活在高山峻岭上的贫困山民，11万多户、44万多淳安人，50%以上离开了故土。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库移民迁徙行动。

　　在这20多万人的移民大军中，就有我一家人的身影：

奶奶、父母、我们五兄妹，全家八口人。

　　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我们农民来说，大水瞬间就漫上来了。

田地被淹，房屋被淹，甚至来不及和祖宗道别。

　　半个世纪过去了。

午夜梦回，我常常想，中国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

他们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也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爸爸说，我现在就带大郎上坟去！

水电站开工那年我11岁。

对一个少年来说，那是不能承受的沉重记忆　　　　淳安县威坪镇松崖古村，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站。

　　松崖四面环山，一条长渠穿村而过。

大巷小弄，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

通道上是横铺的青石板――淳安人祖传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都铺青石板，富村横铺，穷村直砌。

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部用最好的青石板砌成。

　　50岁那年，我带着妻儿重返松毛岭，小船穿岭而过，当年的六千多个台阶，全都沉入了水下。

　　我们村里，还有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的大宗祠，雕梁画栋，极尽辉煌。

据说，水库拆房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

宗祠前有一排四株千年翠柏。

家族老人讲：

“当时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痛。

”　　24万移民，几乎人人都对故乡怀着永远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故土难离。

20多万水库移民，近10万个家庭，几乎家家户户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书。

我家，就是这10万个家庭的一个缩影。

　　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今后走集体化道路，吃饭在食堂，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

只给20天时间准备。

　　我和爸爸妈妈忙着一起搬家具、农具，最后一只大橱柜，爸爸跟我说：

“大郎，你妈腰不好，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

”　　从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5里路，当时身高不到一米五的我，抬着100多斤重的柏木橱柜，翻过了松毛岭，不知歇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4月14日晚上，奶奶和爸爸妈妈坐在堂前的土油灯下，默默流泪。

那一晚，村里家家点着灯，家家一片呜咽声。

半夜，奶奶突然发话：

“我最担心大郎爷爷了，他的坟还在松毛岭脚下，水漫上来，首先淹到他爷爷啊。

”　　爸爸说，我现在就带大郎上坟去。

　　我随手拿起了作业本。

在爷爷坟前，我点着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替代香纸。

我们拜了，念叨了，把作业本都烧尽了，爷爷原谅我们了么？

　　我一生见到奶奶最悲伤的时刻，是那天清晨的“起锅”。

　　当我们吃完最后一顿早饭，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一刹那，奶奶“扑通”一声跪在灶头前，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

这口灶，伴了奶奶40年，抚育了儿孙两代人，见证了奶奶的辛酸和苦痛。

　　我们扶着小脚的奶奶，走上了颠沛流离的移民之路。

　　　　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国家行动，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

如果换个年代，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　　　　我到桐庐寻访第一批移民时，他们反映，当时移民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尽管刚迁来时，移民的房子都没有造好。

但移民说：

“我们该搬的东西都搬来了，损失么是有一些。

社会主义建设嘛，我们理解的。

”　　当时的口号是：

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

如果能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费，执行好初步方案“山区移民移山区，平原移民移平原”，那么新安江水库移民会是一项成功的事业。

　　然而，随着1958年的到来，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移民规划，在一次会议上就被推翻了。

从此，移民行动陷入了无产、无序的状态。

　　缺乏科学性的移民计划被批准了，安置经费却一降再降，20多万移民每人大致拿到二百八九十元移民费，最低的只有50元，有的移民甚至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又叫“行动军事化”，像战士般带上被褥衣服就走。

那段时间，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公路两旁，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来去匆匆。

　　水库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发电，施工期限为五年。

当时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在修建，我们提出要和美国比速度，结果比原计划提前二十个月发电。

这样一来，七个月内要完成12万人的移民安置，让已经无序的移民工作雪上加霜。

　　我从淳安移民办的档案里看到，仅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的66天内，平均每天迁移186户，736人。

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当天晚上开会动员，会要开到天亮，早晨开始整理东西搬迁，中午12点钟，全村各户把东西全部搬上船，下午两点，移民的东西运到茶园码头，卸船后装上汽车，当天连夜全部搬迁到富阳。

　　我的中学班主任厉汉杰告诉我，1959年10月初，他去参加淳安中学运动会，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尽是各式各样的木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像万国博览会。

平时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也出现在公路边――明清两朝的千工床，黄花梨木的凉榻，都歪歪斜斜地遗弃在干结的泥田里――当时提出，移民要“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

　　　　我们全家八口人，七人得了血吸虫病。

爸爸的棺材起杠了，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送他上了山　　　　翻开当时的记录，真叫人心头沉重：

原计划5年完成20余万移民任务，压缩到4年完成，原来确定移向金华、嘉兴、建德三地29个县，一下子主要集中在淳安、开化、桐庐、建德这4个县。

从1959年开始，从来没有听说过血吸虫病的五万多新安江移民，被安置到了最贫困、又是重点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开化、常山等地。

　　我们松崖乡六七百人的大村，被安排在开化县青阳乡的几个自然村里。

我家和五六户人家，20多人挤在一幢房里，全家人只有一间房。

一日三餐，五六个灶头烧起来，整座屋里黑烟弥漫。

　　淳安人不怕吃苦，怕的是毛主席说的那个“无奈的小虫”。

威坪镇蜀埠公社古虹大队移民到常山，大队老会计徐志林伤感地说：

“我们蜀埠山清水秀，泉水叮咚响，人人都健康。

到了这里，这片土地上到处有钉螺，水中无数看不见的血吸虫让人防不胜防，也不晓得怎么防。

不到半年，我们村上六百多人，四百多人都得了血吸虫病。

”　　1971年，是一个多么撕心裂肺的年份。

前一年，我还在大学读书，家人却跟着乡里乡亲搬迁到江西。

我知道他们是在开化待怕了，穷怕了――除了奶奶，我们父母兄妹7人，全都得了血吸虫病！

直到今天，我的肝脏里还有血吸虫卵。

父母起早摸黑，开荒种地，也不知为啥，田里就是不长粮食，我妈挺着肝硬化的身体，风里雨里地摘野菜。

一年下来，家里要吃下三百多斤的蕨菜干，只为从嘴里省下米饭，供我们上学。

我的知识，是父母用血泪堆积的！

　　迁到江西，生活并没有好转，在1971年的8月9日，母亲因患肝硬化去世了。

她才48岁，我那曾经那么健康的母亲！

　　不料61天以后，我又走在奔丧的返乡路上――这次是我父亲，他才50岁！

　　父亲是突然死去的。

奶奶向我哭诉：

“你妈死后，你爸像丢了魂，特别是9月份开始，村上的移民开始建房，而你爸自从医了两次血吸虫病后，身体就彻底垮了，他看到别人上山砍树，背回来一根根屋料，他就坐立不安，想自己背不动屋料了；又经常从抽屉里拿出剩下的移民安置费，不停地数，不停地自言自语：

只剩下二三百元钱，这房子怎么造啊，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大前天早上，天还没亮，你爸点起煤油灯，又拿着那叠钱数，后来就靠在床沿上不动了。

”　　爸爸的棺材起杠了。

身为长子，本该捧着父亲的肖像。

可怜我父母，一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给我们留下。

那天早晨，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送他上了山。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最远的，到了新疆石河子。

逃洪的人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我遇到的移民，几乎都说：

“我们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时代不好，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　　跃进式的转迁、超常规的安置，使得移民缺田、缺地、缺山林、缺房、缺粮，住草棚，从此积累起大量难以破解的难题。

　　1959年，移民进入了高潮，对安置地不满意，或者被血吸虫吓坏了，很多移民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倒流”浪潮。

到1967年，回来的人达到两万人，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点点闪闪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像星星一样布满了水库四周和山凹、山坞。

　　那些被移民的惨状吓怕了、不愿意搬迁的村民，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这叫“后靠移民”。

搬家没几日，水就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

他们住窝棚，种非法的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我曾经穿过72道山坑，爬上一座岭，找到了1962年从淳安下洋洲搬迁上来的许文涛老人。

他指着已经剥裂、残痕累累的泥墙，伤心地说：

“我们移民已经五十年了，从淳安的沿江边搬到了山头尖，从淳安的砖瓦房住到这泥墙屋。

下山参加生产队劳动，踏着过去只有牧童和砍柴的人踩出的一条山路，每天要走破两双草鞋。

”这里的生活现在依旧困苦。

　　“文革”开始了。

1966年，也是淳安人灾难深重的一年。

那年暴雨不断，新安江水库的水位达到了历史之最。

没有搬迁的4100户、1.93万人，被迫逃洪。

逃洪的淳安人，后靠的水库移民，眼看着自己的房屋一座座倒塌，屋顶一个个浮起来，庄稼全部淹没，真是哭天抢地！

　　那年的12月25日，两列货车哐当哐当，沿着浙赣线向南奔驰。

车厢里混装了人、畜和农（家）具。

逃洪灾民和经历过多次移民的淳安人，安静地啃着从淳安带来的豆腐干和苞芦稞。

他们的目的地，是地处福建、江西交界的黎川县德胜关垦殖场。

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奢望了，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第二天，火车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广泽站停下。

四千多男女老幼走下列车，面前白茫茫一片，厚厚的大雪阻挡了去路。

那一晚，他们用床板在火车站旁搭起了床。

　　现在73岁的吴菊花老太太含泪回忆：

“那晚，我们露天睡在雪地里，六岁的女儿正在出麻疹，受了风，病情加重了。

我们被分到德胜关垦殖场的店口分场。

爬了两个多小时的雪山，才来到店口。

只见几幢竹篾房，糊着泥土。

当天晚上，我女儿就死了。

第二天一早，我丈夫用破衣包住女儿，带着两个儿子上山。

他们扒开雪，挖开一个洞，想安葬孩子，却全身发麻――一大堆冬眠的蛇蜷缩在一起。

两个儿子用柴棒拨开数了数，足足有100多条。

丈夫紧紧抱着女儿的尸体，自言自语――‘这个地方，不能住，不能住。

’”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

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

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在穷山恶水中创造奇迹　　　　五十年过去了，新安江移民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0万人。

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他们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移到徽州的老移民方善贤说：

“一句话，国家苦，我们苦；国家好了，我们的生活也好了。

”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

不论遇到什么事，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

　　他们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在穷山恶水中创造出一个个奇迹。

开化县树范大队有个“大炮轰不走湖坑人”的故事――淳安湖坑村是个富裕村，当年全村移民到开化，第一次看到肚子像妇女十月怀胎、皮肤像杉树皮一样粗糙的血吸虫病人，吓得生产队长带着大家就往老家逃，半路被拦了回去。

没有了退路，他们下定决心要灭钉螺，拼了命开出三百亩田，消灭了血吸虫病，把芒草沙洲变成了良田。

邻村的当地人眼红了，想用土炮把他们轰走呢。

　　不管是在江西还是在安徽，当地人都从内心掏出一句话：

你们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

江西人说，移民种的田产量比我们高，办的厂效益比我们好，你们浙江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移民的生活，还赶不上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移民前的水准。

我采访过两百多个村子，印象最深的一个村：

全村47户，156人，田150亩，亩产600斤，37年来只改造了三幢房子，其余都是危房。

三十七年来，村里没有一名高中毕业生。

　　有人认为，我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没必要再去重复。

可我觉得，这段被遮蔽的历史，应当重见阳光。

目的是想总结经验教训，给后人思考――思考如何降低水电建设的移民风险，如何保障移民的生存和发展。

　　移民搬迁，面临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网络的破裂，移民安置不仅是简单的补偿与家园的重建，必须制定系统的移民政策，并且通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规章来保护移民的利益，规避移民风险。

　　国外的经验是，移民以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入股水电建设，实行股份制的利润分红，也许将来我们也要走这条路。

　　关注新安江移民，其实我不是第一人。

早在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就给党中央写过一部《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的“万言书”，他为此专题调研了一周。

从此，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移民遗留问题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

20__年3月27日，江西省德兴市万村乡新村畈移民村的童解放，成了第一个享受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对象，一家五口人拿到了20__年下半年的扶持金1500元。

　　只有回首新安江移民五十年历程，你才能真切感受到今天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多么正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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