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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秀成
评李秀成自述
—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戚本禹
（《关于评价李秀成问题的讨论资料》第1页~第18页，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
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
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一）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
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
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混合在一起了，多么不调和，多么不一致！
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
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么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
？
一定是曾国藩的伪造。
”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
但是，经过历史学界一番争鸣之后，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
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
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
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以下简称《笺证》）“三版自序”里说：
“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
”（罗尔纲：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三版，第6页。
）他在该书三版的考证里指出：
“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先保存革命的实力，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的爆发，或满清皇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的爆发，他就企图利用这一情势的发展，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推翻反动统治，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
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
”（同上，第34页。
）
在《笺证》四版的考证和说明里，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
他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除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外，主要有两项：
“第一，保民为乐……就是要求曾国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
第二，防鬼反为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要求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与人民一道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
”（罗尔纲：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6—37页。
）忠王之所以用“极委宛曲折的叙述，甘言蜜语的词句，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投降’两字”，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
（同上，第36-62页。
）这种“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
”（同上，第65页。
）
为《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
他说：
“从现在残存的文献来看他（李秀成）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
……这是革命实践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
……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
”（同上，第8页。
）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梁岵庐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
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出版前言里说：
李秀成“忠贞坚定的态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决不能听信曾国藩所污蔑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的鬼话”。
（《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前言》以下简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10页。
）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
“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
（《校补本》，第18页。
）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
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二）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掩盖不住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没有。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雕琢的大理石。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
客观的历史真像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
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以后，革命队伍内部陷于混乱，清军乘势进逼，革命事业一时遭到了严重的危险。
为了挽救局势，李秀成曾经和陈玉成等人一起，英勇机智地率领太平军大败湘军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解除了南京的包围。
以后，又乘胜东进，解放了苏杭地区，使革命显出重新振作的趋势。
他还曾经指挥农民革命军多次地打垮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联军，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者的无畏精神。
他在苏杭地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使这个地区一度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
李秀成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杀的。
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
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事业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他赞美曾国荃“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爱众”“惜士恩良”；赞美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维他们“恩德巍峨”“运算良才”、“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谋才福择（泽），无此（所）不能”。
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将相勤劳”、“兵壮”“力足”“营规分明”、“能受苦坚”、“此军常胜，未见败过”。
（同上，第31、32、44、52、60、84、107页，按照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
当李秀成写这些话的时候，被他称为“恩深兼有德”、“仁爱惠四方”的那支“救世人”军队，正在南京城里大显身手：
“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
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页。
）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这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
李秀成也不例外。
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悞英雄”、“悞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
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
“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
”（各见《校补本》，第29、51、52、122页。
）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
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
（同上，第28、43、51、108页。
）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具体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
例如：
他说天王对他不信任，把他母亲、妻子扣在南京作“押当”。
这不是事实。
他说，南京被围，城内无粮，他向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依”，“不得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
”（同上，第102页。
）这也与事实不符。
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天王为了解救危局，曾经封他为真忠军师，托以全国军政最高权力，但是他在自述里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反而说，天王如何如何排挤他，甚至说，“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
（同上，第94页。
）这些问题，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都指出过。
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不顾事实，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
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
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
”（同上，第6页）“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懞懞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
（同上，第19、29、51页。
）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
“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
”（同上，第33页。
）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
”“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
何人作不良（不）义不孝？
何人而肯辈（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
”“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
（同上，第29、47页。
）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已“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
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
“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
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
（同上，第19、44、93页。
）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摇，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
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
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
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
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
“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
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世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
李秀成在自述里说：
“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
”（同上，第106页。
）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第一件事是打下扬州，“扬州知府被拿，当而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与不降？
肯降即可，不肯从，皆由自愿也。
该（知府）不从，……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而行。
”（这段话，《校补本》漏钞。
）
第二件事是打下苏州，俘虏了“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俱未伤害，各欲回家，无盘川者，我给其资，派舟送往。
”（《校补本》，第56页。
）
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俘虏了清将李锡扬，“见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后来劝降不成，“仍言（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几天，“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
（同上，第64页）
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当即传令诸军”，对“被获满洲兵将”“不准杀害，私杀害培（赔）命”，不愿投降者，“给费”“准其回国”。
“在省候补、候任清官无数，业亦给费其回”。
被获人员的高级官吏林福祥、米兴朝等，“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我文官闲及（叙）。
”“林、米二人欲去”，“即备舟只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银三百两”，不仅对俘虏优客礼待，就是对清朝阵亡的将军、都统，也派人到处“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
那个“甚得军民之心”的巡抚王有龄，城破自杀，尸首是李秀成单骑到后花园亲自寻见的。
找到尸首后，李秀成用“大清”的“衣帽朝服”把他入殓，后来又“点足五百人”、“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把他的棺木护送回乡。
写到这里，李秀成发表他的感想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惜看英才义士”，“死不与其为仇”。
（同上，第69—72页。
）
批注：
李秀成为什么这样优容礼待那些被俘人员，又为什么这样隆重保护那些坚决反革命分子的尸首呢？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
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
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
李秀成自己说：
“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
”（同上，第56页。
）不是表“功”是什么！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载，李秀成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向他说：
“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尝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
”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
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74页。
）
表“功”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第一件事，叛徒李昭寿“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
（《校补本》，第35页。
）“我亦未责”的话不是事实，但是其表“功”心理，昭然可见。
第二件事，纳王郜永宽等人早就要叛变了，“虽悉其为，我亦不罪。
”还告诉他们：
“现今我主懞（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日由尔便，尔我不必想（相）害。
”后来“这班返（反）臣不义”将慕王谭绍光杀死，“投与李抚台”。
“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
（同上，第92、93页。
）
第三件事，松王陈德风在围城时私通“东门外箫军门”，事泄被捕，“该与我想（相）好，……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
然后保陈得风之命。
”（同上，第104页。
）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猾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在于向反对派递交了降表。
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
收复部军，而酬高厚，余兵不乱四方，民而安泰。
一占（沾）清帝之恩，二占（沾）中堂、中承（丞）之德，万世威名……我生而本无才略，秉直心院（愿），见义而从，别无他也。
……见中堂、中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表真情：
我肯与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
中堂、中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是（是字衍文）好事。
我丧国亡，收齐此众，免乱世民，平我之心，而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将免劳，免费国之财货。
此是被获承恩厚待，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恳请揣之细详，便知的实。
”（此段《校补本》漏钞，当补于第31页。
）
“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
今我在天朝，亦忠其为，其国军亡，我为洪姓之将，外众将兵具（俱）是我辖。
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酬高厚，……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酬旧日有罪愚（于）民。
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同其害民，皆我之罪也。
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
今而扶洪姓为将，今已被拿，本处早日诛刑，承蒙迟究，敢带（感戴）靡涯。
今国败尽，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举，室及（实乃）大清皇上格外之福，万民同占（沾）中堂雨露之恩。
若我能（有）此本事收复，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国法，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
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
恐中堂不信我有此为，仍锁在禁，容我办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两岸好办。
心虔有余。
无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纳，具（俱）办齐全，决不负意。
祈劳高才揣度，否合可为？
”（《校补本》，第112-113页）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
（同上，第119、121页。
）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81页）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节气”，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证实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
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
“既干进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
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有人根据《清史记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说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
”但是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
）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三）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
毛主席说：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0页。
）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里必须避免主观的臆测。
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
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
（《校补本》，第119页。
）“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
“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
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图事速成。
”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赦，仍旧为民”。
（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113—118页。
）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
“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
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酧报。
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
罗尔刚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
（罗尔纲：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5、64页）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
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
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
“我的罪极大了，您老却这样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
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
”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
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
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
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
”李世贤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
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
“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
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
其各肯从成此事。
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
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
“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
“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
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
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
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李秀成彷徨了。
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
“查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
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被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
“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
”（罗尔纲先生曾经在一个注解里说：
“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扰害人民的分子。
……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
”《笺证》四版125页。
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捻匪”是指几个坏分子说的，那么“举手而平”的当然也只是几个坏分子，除掉了几个坏分子，革命队伍更健康了，革命事业更发展了，这样，李秀成“办好两岸”、“先靖一方”的保证又怎么实现呢？
）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
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纣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
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
“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
”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
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
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的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
不杀当然比杀好。
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
这条件就是：
彻底投降，不再革命。
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
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
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
”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的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
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
（《曾文正公全集》，卷20，《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
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
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
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
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
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就不能说，李秀成是发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
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
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
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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