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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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
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
（一）
前言
二十五年前，就是新中国宣布要实现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一年，我下了决心开始研究中国近古和近代人口的历史。
无疑义地人口是造成近代中国贫弱的最基本因素。
为研究明清人口，必须先搞清传统人口调查，一些基本术语的制度内涵的演变（例如明初担负无偿劳役十六至六十岁的“丁”，到了清初早已变成了纳税单位，与壮丁和人口已毫无关系），更必须从多类史料，尤其是北美各馆共有近四千种的地方志，去研究传统官方土地统计数字的性质，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各省区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自然灾害，人为变乱，以及政治和制度上有关人口消长的一系列问题。
在这相当长时期的研究过程中，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就是新大陆几种农作物引进的经过，四百余年间在我国传播的概况，和对我国土地利用及粮食生产的长期影响。
美洲作物传华的问题，我虽已用英文发表了研究的结果，但英文写法偏重分析综合，比较简练，大量有趣的史料都未征译。
近年曾三访祖国，对祖国人口持续性的“爆炸”，使我非常关切，早有撰文讨论之志。
今承邀撰文，百忙之中，翻捡旧荚，勉为此文。
以为香港《大公报》寿，为关心祖国国计民生者参考，并为讨论中国人口问题奠定部分的历史基础。
此文讨论四种美洲作物——落花生、甘薯、玉蜀黍、马铃薯——的方式不尽相同。
前三者方志中记录较多，玉蜀黍尤甚，两三周内完全按时代和地区将所有已搜纪录尽行排列是决不可能的。
即使将二十余年前割记中的相关资料都征引出来也还是不免很大的漏洞。
由于海外的中国方志，连近十余年内香港、台湾影印的计算在内，也不过四千种左右，而国立北京图书馆就有七千种以上。
惟有希望退休之后能在北京补看三千余种前此未曾过目的方志以后，才敢试写“定稿”。
在这篇“未定稿”中，对前三种作物的传播仅作概括式的讨论，只详于俗名的列举。
马铃薯的资料较少，已搜集的传播记录将全部罗列，志书编者们的观察和案语也择要抄录，因为从这些方志编者的观察和案语中，我们最能了解当时土地、食粮、人口之间的矛盾。
（一）落花生
落花生早经植物学家证明是起源于南美洲的巴西，世纪两位西方汉学家都根据万历戊申年版浙江台州内陆的《仙居县志》而断定落花生的传华就是在年左右。
事实上，苏州学人黄省曾（—年）在他所著《种芋法》中已经提到：
“又有皮黄肉白，甘美可食，茎叶如扁豆而细，谓之香芋。
又有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
皆嘉定有之。
”
福州王世懋的《学圃杂疏》，原序撰于万历丁亥年，也有叙述：
“香芋、落花生产嘉定。
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种也。
”
具有确定年份的证据是嘉靖戊戌年的《常熟县志》的物产之中已经列有落花生。
最初引进落花生的地区，应该稍加讨论。
虽然年《仙居县志》和康熙辛卯年的《衢州府志》都是说浙江落花生的种子，是来自福建，但为研究引进的最早阶段，这两种志书都失之过晚。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佛郎机》：
“佛郎机，近满剌加。
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
十三年（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如其名。
诏给方物之直，遣还。
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
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
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
……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
……明年，武宗崩，亚三下吏，……乃伏法。
”
从《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武宗亲讨宁王宸濠，于正德十四年冬十二月丙戌（年月日）至十五年闰八月丁酉（年月日）足足八个月都下驻南京。
落花生非常可能就是年亚三等人带到江南一带的。
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符合嘉定、常熟等最早利植的地区和《常熟县志》及黄省曾的年代。
但这不等于说落花生在历史上仅仅向江南引进一次。
葡萄牙人于年被驱逐出广州之后，便在漳州、泉州和宁波三港非法通商。
既然可以交换物资，落花生也一定向漳、泉、宁波输入。
因此，明末清初确有不少人相信落花生最早传人福建，清代浙江方志很有几种明白地指出“落花生……向自闽广来”。
终明清两代，浙江的花生大都自福建引进，与花生最初由葡人引进到江苏南部并不冲突。
事实上，新作物的引进往往不只一次。
我们都相清楚，世纪解放以前，西方传教士不知向中国内地引进过多少次不同的马铃薯种。
世纪前半期葡人一再把花生传进闽南，较后还有沿海华商主动从日本再引进花生的。
例如乾隆丁卯年的《福清县志》卷二页十八下：
“落花生，康熙初年，僧应元自扶桑携归。
”
从植物学史和人类学史的观点看，不同文化接触时，具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和兵器往往是自始即行交换的。
这当然不是客观规律，但对研究早期中葡关系却甚允当。
这是因为葡萄牙人在拓殖初期极端重视武器和食粮，而世纪初叶的明廷也对欧洲的进步武器非常重视。
因此，除了花生和其它作物外，早在年，也就是葡人抵达广东沿海的后六年，相当数量的“佛郎机铳”已经传进了福建。
官方对新武器一向注意，对新作物往往忽视。
幸而由于落花生植物形状特殊，味美而富于营养，很快地就引起少数江南士子的注意，引进十余年内，即见于著录。
传统中国有关某些植物或作物的文献的质和量，是值得历史学界和植物学界称道的。
有关花生的早期记载是别值得称道的。
但是花生引进以后在中国各省区传播的历史，方志中漏洞很多。
这是因为方志的编纂者大都受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毒素的士大夫，多半墨守成规，注重乡土掌故，忽视生产技术方面的新生事物。
关于落花生传播记载的遗漏，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徽州。
清初上海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页十三下至十四上：
“万寿果，一名长生果，向出徽州。
”万寿果、长生果就是落花生。
叶是非常留心世务的，“向出徽州”一语说明徽州在明代必已早就种植花生。
由于徽商足迹遍天下，有些徽商很早就把花生带回徽属各县。
但是嘉靖年、康熙年、年和道光年各版的《徽州府志》的“物产”卷，对所有新大陆传来的三种重要作物完全不提。
迟迟到世纪年代，因为长期开山种玉蜀黍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河道泛滥，道光年的《徽州府志》的编者才作案语（卷五之二，页三下）：
“案：
昔间有而今充斥者，惟包芦。
如田畔种莳，亦經秫资生类耳。
自皖民漫山种之，为河道之害，不可救止。
旧志所无，不必阑人。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加）因花生种于沙地，与开山无关。
所以此志因“旧志所无”，仍不“阑人”。
徽州对新作物记载的忽略，似乎代表了一般皖南诸府州县。
据我涉猎所及，皖南对美洲作物最早的记载是乾隆年《广德州志》，载有玉蜀黍、番薯和落花生。
美洲作物见于皖南文献如此之晚，肯定是与史实不符的。
兹将落花生较早记载，早期及晚期特殊俗名排列于下：
（一）嘉靖年江苏《常熟县志》，“落花生”。
（二）黄省曾（—年），《种芋法》，“落花生”，产嘉定。
（三）王世懋，《学圃杂疏》（序一五八七），“落花生”，产嘉定。
（四）万历年江苏《崇明县志》，“落花生”。
（五）万历年江苏《嘉定县志》，“落花生”。
（六）万历年浙江《仙居县志》，“落花生”。
（七）万历年浙江《钱塘县志》，“落花生”。
（棣案：
明代方志及著录仅限于此。
福建沿海为花生输入主要地区之一，且晚明及清初浙江方志数种皆曰落花生种自关中。
足徵福建方志遗漏之多。
）
（八）方以智，《物理小识》（年版），卷六，页廿九下至卅上：
“落花生……一名土露子。
”
（九）叶梦珠，《阅世编》（清初），“落花生”，“万寿果”，“长生果”。
松江府属皆有，一般视为珍品。
（十）康熙年湖南《永州府志》，引在道光年《永州府志》：
“落花生，俗亦称人参豆。
”
（十一）康熙年江苏《高邮州志》：
“落花生，名地果，又名滴露生。
”
（十二）康熙年陕西《华州志》，“万寿果”。
（十三）康熙年江苏《扬州府志》，卷七，页十二下：
“落花生，《高邮志》名地果，又名无花果，以不花而实也，即滴花生。
”
（十四）屈大均，《广东新语》（序年），卷廿七，页卅二下至卅三上，落花生当世纪末在广东已相当普遍。
（十五）雍正年广东《惠安县志》，“落花生”，“地豆”。
（十六）乾隆年云南《弥勒州志》，“落地松”。
（十七）乾隆年江苏《淮安府志》，“长生果”。
（十八）乾隆年广东《廉州府志》：
“地豆，一名落花生。
”
（十九）乾隆年广西《梧州府志》：
“落花生……岭南人呼为豆魁。
”
（二十）乾隆年山东《邱县志》：
“落花甜，颇少。
”
（二十一）嘉庆年广西《全州志》，“人参豆”。
（二十二）李调元（年），《南越笔记》（《丛书集成》本）卷一，页一九五：
“落花生……味甘以清，微有参气，亦名落花参。
”
（二十三）嘉庆年广东《雷州府志》，“番豆”。
（二十四）道光年四川《绥靖屯志》：
“延寿果，又名长生果。
”
（二十五）道光年广西《浔州府志》：
“地豆即落花生。
”
（二十六）道光年广东《高州府志》：
“番豆，落花生。
”
（二十七）道光年浙江《武康县志》，引在同治年《湖州府志》，卷三十二，页十四下：
“落花生，一名长生果，温州人设厂种之。
昔无今有。
”
（二十八）道光年广西《博白县志》，“番豆”。
（二十九）同治年湖南《沅陵县志》：
“及第果，又名落花生。
”
（三十）同治年江西《建昌府志》：
“及第果，俗名落花生。
”
（三十一）光绪年广西《新宁州志》：
“落花生一名地蚕。
”
（三十二）光绪年四川《兴文县志》，“白果”。
（三十三）光绪年广西《贵县志》，“相思果”。
（三十四）光绪年甘肃《洮州厅志》，“延寿果”。
计落花生名称之可考者，共有：
（一）落花生，
（二）地豆，（三）番豆，（四）豆魁，（五）地果，（六）地蚕，（七）白果，（八）人参豆，（九）落花参，（十）落地松，（十一）万寿果，（十二）长生果，（十三）延寿果，（十四）及第果，（十五）相思果，（十六）滴露生，（十七）滴花生，（十八）地露子，（十九）无花果。
土名之中，尚有某些区域一音之变，如至今云南各地遍称花生为“花松”，就是显著的例子。
嘉道间，檀萃曾仕云南，所著《滇海虞衡志》可补方志纪录之阙。
卷十，页七十三至七十四（《丛书集成》本）：
“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以其资于民用者最广。
……高、雷、廉、琼多种之。
大牛车运之以上海船，而货于中国。
以充苞苴，则纸裹而加以红签；以陪燕席，则豆堆而砌白贝。
寻常杯杓，必资花生，故自朝市至夜市，烂然星陈。
乃若海滨滋生，以榨油为上，故自闽及粤无不食落花生油。
且膏之为灯，供夜作。
今已遍于海滨诸省，利至大。
惟宜沙地，且耐水淹，数日不死。
长江、黄河沙地甚多，若遍种之，其生必大旺。
……若南北遍种落花生，其利益中原尤厚。
故因此志而推言之。
”
卷十一，页八十五：
“粤海之滨，以种落花生为生涯。
彼名地豆，榨油，皆供给数省。
……江西颇种之。
而吾乡（棣案：
檀萃安徽望江籍）从来未有种之者，由于不知其利也。
……弥勒大种落花松，与草麻以榨油，故其民俗渐丰裕，将来广行全滇，亦大利益也。
”
乾隆年《云南通志》卷二十七《物产》，虽仅云：
“落花生，临安者佳。
”但已视为通产。
棣案：
檀萃的观察颇富预言性。
落花生确自广东逐步向北传播。
如道光年湖南《永州府志》卷七上页四上：
“落花生，俗称人参豆。
……旧志（康熙年）郡境间一有之，今见道（州）、宁（远）、永（明）间沙土遍种，收获甚多，一物可见今昔之异。
”乾隆年《长沙府志》，乾隆年《岳州府志》均已列落花生为当地常产。
太平军兴期间，湖南府州县普遍编辑新志。
世纪及年代间花生的种植在湖南推广到衡州府属的清泉，湘东的茶陵、醴陵一带，湘西的麻阳、沅陵一带，并洞庭湖西常德府属的武陵。
康熙年《西江志》物产部分疏漏极多，对光绪年的《江西通志》还有很坏的影响，物产之部简略特甚。
与长江内地诸省相同，江西普遍编纂府县方志在太平军役期间。
据同治年《南昌府志》卷八页九下：
“落花生，宁州、武宁沙地多种之。
”同治年《建昌府志》，同治年《饶州府志》及同治年的《雩都县志》皆载有落花生。
同治年《铅山县志》卷五页廿七下：
“落花生……种者极多。
”世纪后半叶，落花生种植的利益渐被农民所了解，同治年《瑞金县志》卷二页四十五下所述，可为代表：
“落花生……向皆南雄与南安产也。
近来瑞之浮四里人多种之。
生殖繁茂，每种一亩，约收二三石不等。
其苗可粪田，每年互相更代，且其田不粪而自肥饶，土人云较之种烟，本少而利尤多云。
”
同年《南安府志》卷二页四十上至四十一下，对物产记载极简，但强调了落花生在南康的高度商品化，南康人不少因以致富。
西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诸省方志足堪补充《滇海虞衡志》中综括性的叙述。
（甲）广西省
（一）乾隆年《南宁府志》。
（二）乾隆年《梧州府志》卷三页十五下：
“落花生，……岭南人呼为豆魁……虽亦名豆，实蔬品也。
”
（三）嘉庆年《广西通志》卷八十九《物产》，桂林府，落花生，出全州。
亦见嘉庆年《全州志》，“人参豆”。
（四）道光年《庆远府志》卷八页十六上：
“落花生，食不尽用以榨油。
”
（五）道光年《博白县志》卷十二页廿二上：
“落花生，……近来出产愈多。
博邑农民之利，稻谷外，惟此为最。
”
（六）同治年《浔州府志》卷八页二上：
“地豆，即落花生。
浔州烟草之外，惟地豆最盛。
……每年出息，可抵谷石之半。
”
（七）光绪年《上林县志》，“地豆”。
（八）光绪年《新宁州志》，“地蚕”。
（九）光绪年《富川县志》。
（十）光绪年《镇安府志》，落花生种植相当普遍。
（十一）光绪年《贵县志》卷一页二上：
“落花生……各里业，畲岭者多种之。
……各商采买榨油，每年不下千数万斤，亦土产之大宗者。
瘠土之民，并无谷粒，其完粮完婚之事多藉此。
”
（十二）光绪年《郁林州志》。
（乙）云南省
（一）乾隆年《弥勒州志》，“落地松”。
（二）乾隆年《东川府志》。
（三）乾隆年《永北府志》。
（四）乾隆年《腾越州志》。
（五）乾隆年《蒙自县志》，“落地松”。
（六）嘉庆年《临安府志》。
（七）道光年《寻甸州志》。
（八）道光年《广南府志》。
（丙）贵州省
（一）道光年《永宁州志》。
（二）道光年《遵义府志》。
（三）道光年《思南府志》。
（四）道光年《贵阳府志》。
（五）咸丰年《兴义府志》。
（六）光绪年《毕节县志》。
（七）光绪年《铜仁府志》。
（丁）四川省
（一）乾隆年《广元县志》。
（二）乾隆年《威远县志》。
（三）乾隆年《营山县志》。
（四）乾隆年《潼川府志》卷三页五十五下：
“落花生……艺种之饶，倍于他处。
”
（五）乾隆年《盐亭县志》。
（六）嘉庆年《清溪县志》卷一页五十五下：
“落花生，出大渡河。
”
（七）嘉庆年《金堂县志》。
（八）嘉庆年《什邡县志》。
（九）嘉庆年《宜宾县志》。
（十）嘉庆年《汉州志》。
（十一）嘉庆年《乐山县志》。
（十二）嘉庆年《江安县志》。
（十三）嘉庆年《洪雅县志》。
（十四）嘉庆年《纳溪县志》。
（十五）嘉庆年《夹江县志》。
（十六）嘉庆年《犍为县志》。
（十七）嘉庆年《青神县志》。
（十八）嘉庆年《邛州直隶州志》。
（十九）道光年《新津县志》。
（二十）道光年《邻水县志》。
（二十一）道光年《仁寿县志》卷二页十七上：
“落花生……遍山种之。
九月驱猪食其中，一二百头瘠而往，辄肥而归。
居民以此致富者甚众。
”
（二十二）道光年《南溪县志》。
（二十三）道光年《石柱厅志》。
（二十四）道光年《新都县志》。
（二十五）道光年《荣县志》。
（二十六）道光年《昭化县志》。
（二十七）咸丰年《冕宁县志》。
（二十八）同治年《彰明县志》。
（二十九）同治年《新宁县志》。
（三十）同治年《会理州志》。
（三十一）同治年《筠连县志》。
（三十二）同治年《新繁县志》卷四页二十三上：
“落花生，凡河洲均产。
”
（三十三）光绪年《江津县志》。
（三十四）光绪年《定远厅志》。
（三十五）光绪年《兴文县志》。
（三十六）光绪年《名山县志》。
（三十七）光绪年《奉节县志》。
（三十八）光绪年《黔江县志》。
（三十九）光绪年《叙州府志》卷廿一页六上：
“落花生……各厅县皆产。
”
（四十）光绪年《东乡县志》。
（四十一）光绪年《江油县志》卷十页一下：
“落花生，出沙地。
”
（四十二）光绪年《越西厅志》卷三之二页二上：
“落花生，出河边大树堡。
”
（四十三）民国年《峨边县志》。
（四十四）民国年《遂宁县志》。
（四十五）民国年《宣汉县志》。
（四十六）民国年《武胜县志》。
落花生直到清中叶，确如檀萃所说，究竟是“南果”。
在华北诸省的传播大抵都是乾隆晚期以后的事。
郝懿行《晒书书笔录》外集，《郝氏遗书》本，有以下的叙事：
“京师人张筵，必旅陈肴核，名品甚繁，而长生果居其一。
……余以乾隆丁未（年）始游京师，友朋燕集，杯盘交错，恒擘壳剖肉，炒食殊甘，俗人谓之落花生。
”可见在世纪末，落花生在北京仍是相当珍贵，尚未视同常产。
光绪年《畿辅通志》卷五页十一下，落花生条下。
编者注明是“新增”，并说明：
“今本土西山一带产此甚广。
”光绪年河北《玉田县志》和光绪年《良乡县志》也开绐记载落花生。
光绪年《永平府志》卷二十五页十五下：
“落花生，昔无今有。
”这应该大体上与史实相符。
河南的情形也差不多。
世纪以前，河南志书中记有落花生的也不过是嘉庆年《商城县志》，道光年《尉氏县志》，道光年《许州志》，和同治年《叶县志》数种而已。
山东方面，已检志书中以乾隆年《临清州志》，和乾隆年《邱县志》为较早记载落花生的志书。
临清是运河上的重要商埠，邱县在临清之西不远，现改属河北。
年的《邱县志》卷一页十九下：
“落花甜，颇少。
”尤足反映当时此物在鲁西一带种植甚不普遍。
到了世纪，沿海沿河的沙地，始渐种植落花生。
如道光年《冠县志》，已记有落花生，道光年《观城县志》已记有“落花甜”。
如道光年《胶州志》卷十四页四下：
“落花生……东鄙种者尤广。
”如同治年《黄县志》和光绪年《日照县志》已都以落花生为通产。
山东成为落花生生产和出口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应该仅自世纪初叶始。
生产重心之一是泰安地区。
翻检乾隆年和年两版和道光年版的《泰安县志》，都没有花生。
民国年的《泰安县志》卷四页三十下，才说明：
“近年居民以能辨土宜之宜，种植花生，获大利。
”以致穷乡僻谷，都变成比较富饶。
民国年《福山县志稿》卷一之三，页三上：
“长生果，在昔第充果实，今则随地种植，为出口货之大宗。
”
其他各省不能一一追溯。
总之，花生自年传人中土，迄今已四个半世纪。
虽在各省区传播先后广狭皆有不同，但对我国沿海、沿大小河流及其他沙壤地带的利用。
对民食、油料等方面所起的积累的影响，部分地可以从下表中反映出来。
表一世界花生生产概况（年）
收获面积（公顷）公顷平均产量（公斤）总产量（公吨）
全世界
印度
中国
美国
其他发达国家
资料来源：
，，，．
（二）甘薯
甘薯，现代一般称山芋、红薯、白薯、番薯，源出于中美和南美。
虽然学术界大体认为甘薯的世界性的传播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才开始的，但近二十年来有若干科学迹象使一些学人相信在哥伦布以前甘薯已传人太平洋玻里内西亚岛屿。
甘薯传华的历史，自明末清初即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以清初久任（—年）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的周亮工为代表。
他在《闽小记》中有以下的讨论：
“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
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
盖度闽而南有吕宋国，国度海而西为西洋，……闽人多贾吕宋焉。
其国有朱薯，……其初入闽时值岁饥，得是而人足一岁。
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
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
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
”
另一种说法是根据康熙年和乾隆年两版的《长乐县志》而略加考证的。
施鸿保《阅杂记》（光绪年）卷十，可为代表：
“若闽之番薯，李元仲《宁化县志》[棣案：
指康熙年版]，周栎园《闽小记》皆言万历间闽人得之南洋吕宋，而不著其人姓名。
《长乐县志》则称邑人陈振龙贾吕宋，丐其种归。
其子经纶陈天益八利及种法，献之巡抚金学曾，檄所属如法栽植。
岁大获，民赖之，名曰金薯。
经纶三世孙世元，[世]元子，长、云，次、燮，复传其种于浙江、河南、山东、顺天等处，咸食其利。
世元刊有《金薯传习录》，是闽中番薯始自陈振龙父子，确有明证。
”
闽人郭伯苍，在他光绪年刊印的《闽产录异》中，肯定了施鸿保的说法，并指出番薯始经巡抚明令传播的岁荒之年是年。
事实上，以上两种说法并不冲突。
漳州距吕宋本较福州为近，漳州人自南宋以来即长期与菲律宾诸岛通商。
世纪年代，西班牙开始有效地控占吕宋之后，因食粮商货供应多赖闽商，所以大致上欢迎华人赴马尼拉贸易。
年起，每年去菲律宾华舶二三十艘，商贾人数每年两三千，甚至可达四千人。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吕宋》条，引晚明闽南著作：
“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以长子孙。
”在年歉收之年以前一二十年间，上万的吕宋闽商之中，必不乏注意到像甘薯这类易种广收的新作物的人，而且这些留心民食的人并不限于漳州或长乐。
传播新作物需要最低限度的稳定局面，世纪年代的后半期和年代，西班牙在菲殖民政权和闽商的关系大体可谓稳定。
另外，无疑义地，西班牙殖民者极关心吕宋和菲律宾较重要诸岛的粮食问题。
早在年年春。
西班牙舰队一再想在菲岛中某些小岛播种玉蜀黍，因土人及葡人作梗，都未成功。
吕宋在世纪年代的相对稳定局势之上，必有相当规模的甘薯种植。
前此研究甘薯传华的中外学者都只注意福建沿海，忽视滇、缅、印度这条内陆通衢。
修撰嘉靖年《大理府志》的李元阳，是一位注意新生事物的学人。
在这府志里，他虽没有详细地解释新作物名词，但他毫不模糊地列举薯芋之属五：
“山药、山薯、紫芋、白芋、红芋。
”（卷二，页廿四下）棣案：
山药（）系中国土生，南北皆产，要以河南怀庆府所产为最有名。
山药与栽培的甘薯（）在分类和遗传上并无亲缘关系。
虽然大理李《志》仅列紫、白、红芋并无特别注释，但二十几年前编检全美各主要中文图书馆三千五百种以上中国方志之后，我发现很多晚明、清代和民国的各省府州县厅志中，红、白、紫、黄蓣（芋）、藷（薯）、苕都是指甘薯，而都不指土生的山药。
崇祯年《太仓州志》卷五页卅五上至卅五下，就是较早就明白区别山药和甘薯的：
“案州中山药，为世美味，以东土沙碛匀润，地方使然。
然岁获无多。
如去年奇荒，则种人先流孳，徒见抱蔓。
何不取红山药种，家家艺之，则水旱有恃。
”这“红山药”就是甘薯的俗名。
再如万历年福建《古田县志》卷五页甘四下：
“薯，似山药而大，有红、白二种。
”只要与山药、芋（）对列，红、白、紫、黄芋、薯、苕都可视为甘薯。
直到今日，甘薯最普通的俗称仍是红薯、白薯、山芋。
除了嘉靖《大理府志》外，李元阳还编纂万历二年（年）的《云南通志》。
这两部书是明白记录甘薯的最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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