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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最佳杂文选辑谷风冀雨
2013最佳杂文选辑
目录
1、水、天和知情权——王晶晶
2、从粗鄙到自鄙——徐贲
3、静默的他们……——王石川
4、媒体关心什么——闾丘露薇
5、谁轻谁重——马长山
6、时尚的一口坏牙——孙君飞
7、自律——雷抒雁
8、在历史深处重温苦难——曹旭刚
9、虚实桥梁——宋志坚
10、历史：
让我们看见——鲍鹏山
水、天和知情权
王晶晶
南京人正因他们头顶上的天而抱怨时，长治人刚知道有人为他们脚下的河发愁。
五天时间，从山西省长治市一家工厂逃逸的苯胺，顺着浊漳河跑了一百五十多公里，直到闯入邻居的水库，才被公开宣布通缉。
而这时上游的长治人，照旧在河边放羊，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泄漏事故发生在2012年12月31日的清晨。
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输运化学制品的软管爆裂，八余吨泄漏的苯胺流入河道，仅山西省内受到影响的村子就有二十八个，涉及两万多名居民。
不过，长治市新闻中心办公室主任称，只要污染不出长治边界，就不用往省里报。
不幸的是，奔流的河水可不为人的意志而停驻。
它带着苯胺一路向东，最后流进河北邯郸与河南安阳的水库里，终于露出马脚。
长治市政府在本地人的恍然大悟与下游人的骂骂咧咧中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同一天，九百公里外的南京市民过得也不大痛快。
2013年1月6日早上，城东的居民早上起来感觉喉咙不舒服，玄武湖畔晨练的老人闻到了刺鼻的橡胶味，一位正在开车的女士觉得胸闷头晕。
这些人以为要在不清不楚的浑浊空气中挨过一整天时，答案在当天中午12点出现了。
南京环境保护局官方南京环保发出空气预警，指出当天早上，中石化金陵分公司停电后恢复生产，但脱硫设施没能同步运，导致二氧化硫泄漏出来。
比长治人多了点幸运，南京人在事发后六个小时就得到了答案。
一位媒体人说：
漫天灰蒙叫人抑郁，但叫人看到希望的是，再坏的空气也能实时公开。
长治的水，南京的天，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每个角落、每个人、每分每秒都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人们有权知道自己饮下的每一瓢水是否安全，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是否达标。
不过，在某些人的惯有思维中，这些原本与公众息息相关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让公众知晓。
比如那位声称不出边界就不用往省里报的官员，话里话外像在说：
省长都不知道的事情，老百姓就更甭想了。
这种对上不对下的处理方式，我们并不陌生。
但当突发事件来临时，这套息事宁人的做法只会加深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不信任，让原本良性互动的两者关系陷入僵局。
2005年松花江苯污染事件或许还没有完全被人忘却。
当时，哈尔滨市政府宣布全市停水四天，理由是对市政供水管网进行检修，直到九天后才承认上游化工厂爆炸污染了水源。
恢复供水后，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带头喝下第一杯水，希望能挽回政府失去的信誉。
几年过去，邯郸人没有再用当年那个拙劣的借口。
当水库被长治的河污染，市内出现大面积停水、未知真相的群众开始去超市抢水后，邯郸市政府于当晚发布了通告。
也因为邯郸市政府的不合作，长治守了五天的秘密才大白于天下。
松花江污染事件后，《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实行。
按照规定，突发环境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以及负有监管责任的单位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后，要在一个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报告。
如果有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并造成后果的，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将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法律法规的确有助于归还公众的知情权。
除此之外，这种归还不应该仅仅为了不违反法律规定，更应该出于对公众负责的态度。
这需要执政者的勇气，总有一些人认为，突发事件过后，如果政府第一时间向公众披露信息，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
可事实证明，受空气污染困扰的南京人就没有乱——倒是被蒙在鼓里的哈尔滨人乱了，毫不知情的邯郸人差点儿也乱了。
这也需要执政者的自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对于政府工作而言，公开、透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就是最好的阳光。
说到底，长治的水，南京的天，从来就不仅仅属于某一条河，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
行走在其间的人最应该有知晓它们的权利。
这不仅仅因为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更因为这种知情权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是我们天然应该享有的东西。
从粗鄙到自鄙
徐贲
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
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
不久前，某名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棒棒棒》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
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
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
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
粗鄙是因为羞耻心发生了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被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
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为。
但是，在特殊时期，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
粗鄙不再是不要脸，而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
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后来又把施展才能的领域向了经济。
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有学者说：
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
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
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
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观念，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
某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数千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
有人在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
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梁的权力粗鄙地对待（被蔑视、羞辱、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公民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屁民、草民、屌丝因此成为自鄙的字眼。
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它可以使当事人用适应和习惯矮化的方式，来把矮化的实际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然而，这种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
【原载2012年12月26日《羊城晚报·花地》】
静默的他们……
王石川
日前，有一位工友拍的一张照片震惊了网民：
城市的建设者，他得有多累？
《新闻晨报》的官方评论称：
他们亲手建起了高楼大厦，透过闪亮的玻璃，望着远方贫瘠的家乡。
城市，需要这些可爱的人，需要对他们道一声：
辛苦了，谢谢！
这是一张让人动容的照片，人们不知道照片的主角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甚至看不清他的容颜，但他睡觉的姿势、睡觉的状况——躺在工地高高脚手架上的网兜里，却让人强烈喟叹。
这位农民工一定太累了，不然也不会睡在高空脚手架上。
躺卧在高高的网兜里，充满着一定的风险性，但他睡得那么香甜，也足以说明他累到了极至。
他拼命劳作，也许是为了留守在家的孩子，也许是为了挣钱给父母看病，总之是为了补贴家用。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农民工，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农民工群体的一个缩影——大多数农民工都是这么辛苦，他们过度兜售自己的体力，过于辛苦，以致于忽略了健康和潜在的危险。
这名酣睡的农民工，当时不知道有无做梦，若有，做的是中国梦吗？
城市的繁华凝聚了他们太多的青春与心血，这些农民工卑微而坚韧地生存着，匆匆奔走在一个又一个工地，无论严寒酷暑。
当市民享受着城市的便利时，是不是该发自内心地向他们奉上一份持久而真诚的敬意？
前不久，在重庆的一辆公交车上，一名衣着时髦的老太，呵斥身旁风尘仆仆的农民工，指责其影响市容，你穿得这么脏，就不应该坐公交车，应该自己走路回家！
而在青海省西宁市，一名公交司机也拒载农民工，你身上这么脏，谁愿意跟你挤在一起？
下去，下去。
听见司机大声喊着，这名农民工无奈地下了车。
此时此刻，他的心酸与痛苦向谁诉说！
农民工，是沉默的群体，也是权利贫困的群体，他们没有多少话语权，也不懂得如何表达，人们常常忽略他们的悲苦。
其实，一旦走进他们的心灵，聆听他们的呼声，便可发现他们的诉求与唏嘘。
1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指出，对五省市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研究显示，64%的农民工认为社会非常不公平和比较不公平。
他们认为不公平体现在：
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影响了在城市的工作机会；无法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同工不同酬；工作机会不平等；工作种类不平等；拖欠工资……让人悲哀且心惊的是，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多数农民工虽然气愤但通常采取的措施是，不干了或忍气吞声，只有少数人会选择求助国家机关，采取正规维权途径。
吃亏了却不想、不敢也不会维权，这是多么无奈的群体，又是多么突兀的社会不公！
有学者认为，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民工在城市总体上处于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歧视、文化上排斥、制度上限制的境地。
不少农民工仍然无法融入城市，面临着一道道过高的门槛限制，比如子女的教育如何解决，能不能住上保障房；再比如，在城市里看病和养老，何时才能享受如市民一样的待遇？
最简单的道理，不能在城市建设用得着农民工时，就欢迎他们；大楼建起来了，就一脚把他们踢开。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要考虑解决农民工逐步市民化的问题。
不解决，会给今后经济社会带来很多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
其实，从公民平权的角度看，也应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从照片中这名农民工的衣着看，地点应该在南方，临近年关，这名农民工拿到工钱了吗？
但愿所有的农民工都能及时拿到血汗钱，但愿所有的农民工都拥有制度性保障，活出尊严。
媒体关心什么
闾丘露薇
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面向全中国的官方中文新闻频道的编辑，在决定当天中午或者晚上主要新闻的编排次序时，美国校园枪杀案、河南学生被砍伤案发生在同一天，我会选择放哪一条在头条？
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前者。
如果那天没有发生美国校园枪杀案，只有后者，我会不会把这条新闻放在头条？
也不会，我一定会选择其他的新闻，可能是日本政坛的变动，也可能是中国政府发布了经济增长的新数据，或者还有其他，但是一定不会是河南学生被砍伤的新闻。
为什么？
因为新闻的编排，一定是按照新闻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判断新闻的重要程度？
对我来说，要考虑的是自己工作的媒体所针对的受众，总是要站在那里想：
他们最关心什么？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现实或者也可以被称为是势利的考量，那就是当观众打开电视，当新闻开始播放，观众会不会台？
当读者在一堆报纸封面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美国家长伤心欲绝的场景，还是医院里面躺着的中国孩子，以及身边忧心忡忡的父母？
我相信，我的选择应该没有错，因为中国的受众，真的很关心美国，尤其是美国发生的天灾人祸，因为这意味着找到了一个谈资，或者一个证据，来说明美国人民的生活是如此的凄苦，政府是如此的不堪。
我的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看看《环球时报》上的评论，即便不认同里面的很多观点，也不认同这份报纸一直在传递的价值观，但是必须承认，在这些文章里面，可以看到一部分国人的想法，我甚至觉得，它的成功，在于能够把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公开谈论的一些想法，坦率地说了出来，读这份报纸的人，很多是在里面寻找共鸣。
我常常在国内出差坐飞机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乘客问空服人员：
有《环球时报》吗？
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面总是会浮现杨恒均笔下的那个卖鹅蛋的老太太，虽然生活清贫，但是她还在担心着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人民，因为在她看来，他们比她更苦。
老太太眼中的美国是怎样来的？
为何很多国人谈起这个世界，心目中只有美国？
我想这归功于媒体的塑造。
美国——这个充满了问题的大国，可以作为一个太有说服力的例子，告诉大家，看看所谓的西方，就是我告诉你的这个样子。
但媒体不会告诉大家，即便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人也没有问责政府的声音，那是因为，政府是民众选出来的，有些责任是选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比如持枪的合法化问题，于是，自己承受选择的结果。
如果要改变，也就是继续进行讨论，看这个社会最终能够达成怎样的共识。
我在想，如果同一天，香港发生了河南这样的事情，那美国枪击案在新闻的篇幅上会占多大的比例？
我可以想象，对于香港媒体以及香港民众来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美国发生了什么。
同样的，当美国发生了这次枪击事件之后，美国之外的地方，再大的事情，对于美国媒体和美国民众来说，也变得微不足道。
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本地媒体自然首要关心本地发生了什么。
如果说香港太小，那么对于美国媒体来说，康州死去的孩子，那是关系到所有美国人的事情。
从人道的精神来看，在这个世界上，各地死去的孩子、受伤害的孩子，都让人心痛，也因为这样，山东的大学生为美国的孩子守夜，没有可被批评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在为遥远地方的生命而痛惜的时候，为何不管是媒体，还是我们自己，对于距离我们更近的生命，都显得如此漠然？
我一直觉得残酷，但同样也是事实的是：
一场发生在中国的矿难，或者其他的事故，如果死亡没有达到一定的人数，已经不再会占据媒体的太多版面了。
这些事故，大部分并没有报道的限制要求，而是媒体自己放弃了，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读者也好，观众也好，大家不会有关注的兴趣。
不要怪媒体，因为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
问问自己，如果同一天，中国和美国同样发生了矿难，死亡了同样多的人，你更想在电视还有报纸上看到哪一个场景？
谁轻谁重
马长山
我是一条老狗，忠心耿耿地跟了主人十来年了。
我家主人这两天闷闷不乐。
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
主人，您有什么心事，跟我说说中不？
我凑到主人跟前，好心地问。
嗨……主人欲言又止。
是不是因为您让屠宰场把老牛杀了，良心受到了谴责？
我大胆揣测着主人的心思。
我不愧是主人忠实的老狗，居然猜中了。
主人朝我点了点头。
主人，您应该想开些。
我安慰着主人，虽说老牛是您的朋友，可我们畜生和人类是从属关系，不能平起平坐。
您无论宰了哪只动物，都是在行使人类的权力，不必为此过于自责。
你根本没说到点子上，还在那儿瞎安慰。
主人根本不买我的账。
那您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能跟我说说吗？
说说也好，要不会把我憋坏的。
主人终于开口了，几天前我因为不忍心自己杀老牛，跟屠宰场签了协议，由他们代我杀，我付五十元屠宰费外加一副牛下水，他们把牛肉和牛皮返还给我。
这不挺好吗？
我看这是个双赢的协议。
我恭维主人道。
其实是不是双赢我也不知道。
什么双赢啊！
主人气愤地说，后来我才知道，屠宰场在牛下水里发现了一块大牛黄，卖了两千五百块呢！
这钱您得要！
我一听也火了，根据‘民法’的规定，牛黄是牛的孳息，不是牛下水的孳息。
这钱肯定是属于您的。
我去要了，可人家不给。
主人的眼圈有点湿了。
我知道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那您就跟他们法庭上见。
到时候我也去帮您汪汪几声！
我必须为主人打气。
不行。
主人朝我摇了摇头，我让屠宰场把老牛宰了，心里已经不好受了。
要是法庭把这事儿公开了，街坊四邻一议论，我就更睡不塌实了。
可是，白白丢了两千五百块钱，您就能睡塌实吗？
我急切地问主人，您心里肯定有杆秤，究竟是良心重，还是牛肉重？
当然是良心重。
这还用说？
主人痛苦地说。
我突然发现自己口误了，马上改口道：
对不起，我问错了。
我想问您，究竟是良心重，还是牛黄重？
那还是……牛黄重一些。
主人叹息道。
时尚的一口坏牙
孙君飞
忽然发现，城市的大街小巷流行着一种雷人的风尚。
最早是在电视上看到非洲人喜欢穿鼻环，环环相扣，情调确实异乎寻常，我甚至很傻很天真地担心他们难道真是金刚，这么不怕疼痛？
现在呢？
身边的年轻人不但鼻子穿孔，而且连嘴唇、肚皮、脚踝都无孔不入，仿佛觉得天生的七窍不够用，简直将自己镂空了才好。
看到他们叮叮当当地走过，浑身闪烁着金属的光泽，目瞪口呆的我只能叹息自己老了、土了，被时尚抛弃了。
街上的店名越来越欧化了，一个比一个洋气，许多直接取了英文名字，不经解释和翻译，你根本不知道这些名字的深刻内涵，在市场和时尚方面如何的高屋建瓴。
我曾经看到一个叫欧巴那那的小店，左看右看，前想想后想想，还是不知道这个洋气十足的店名透露出来的是什么信息；进去一看，店里卖的全是中国制造的棉袜子。
这岂不有些搞笑？
我几乎要建议店主改名为欧巴袜袜，至少能够让人猜到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这家小店也许有些故弄玄虚，而有些商店销售的东西足够人颤抖尖叫的。
我见过最典型的一个商店，他们的商品都放在一口口装饰别致的棺材里，不管在哪个方位，你一抬头就看见一个骷髅头，一些鲜血淋淋的恐怖玩具也随处可见。
我看得头皮一阵阵发麻，心惊肉跳，真想建议他们谢绝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前来光顾，但看他们的气势和阵势，利益面前无禁忌，也就免开尊口了。
走到地铁通道，撞见几个妆扮如英国歌手Amy
Winehouse的年轻女孩。
她们文着身，描着粗眼线，一个个顶着蜂窝头，正在行走的人们面前弹唱，也许只是自娱自乐而已，并不在乎能够挣到多少钱。
Amy
Winehouse，这个二十五岁的时尚劲爆的女歌手，虽然一直负面新闻不断，被称做毒后，但也始终是引领潮流的时尚宠儿。
更叫人大跌眼镜的是，她竟同时获得Karl
Lagerfeld和格莱美音乐奖的垂青，而格莱美一向青睐爱、勇气和希望等正面题材。
我们只能说格莱美向怪诞邪气的时尚做了一次妥协，正统的也难免渴望悄悄地堕落一次，正如再卑微的人也崇拜英雄一样，再高尚的人也偶尔偏向。
当Amy
Winehouse嘴里叼上了香烟，格莱美心旌摇荡地凑过来，并递上了打火机，闪亮的火苗自然吸引了世界上无数人的目光。
地铁通道的这些年轻女孩，正是雷人时尚的追随者和消费者，也许她们还在做着一个惊世骇俗的好梦，朝着光辉灿烂的前程一路狂奔。
如果说以前小资是时尚，欧化是时尚，返璞归真是时尚，那么现在呢？
怪诞是时尚，出其不意是时尚，雷倒人不偿命是时尚，概括出一句话：
把一口天生的好牙搞黑、搞坏、搞复杂就是当前流行的某种时尚——连石头和汽车都疯狂起来了，天性时尚的人类岂能不疯狂？
以坏牙论时尚不是我的原创，我们的祖先早已洞悉了时尚的机密。
据考古发现，殷商时期的贵族，他们的牙齿都是烂掉的，没有几颗好牙齿，而普通老百姓的牙齿就比贵族们的好多了，完整、洁白、坚固，吃么么香。
原因是，那时候享用米酒代表着一种时尚身份和高贵情调，稀有而珍贵的米酒只有贵族们才喝得起，但再好的牙齿也经不住天天喝，而且喝坏的牙齿在当时成为一种让贵族们趋之若鹜的怪诞时尚，最后竟产生了一种雕齿的行业，专门将人们的一口好牙搞得七零八落的，让你更牛气冲天地张大嘴巴说话——你看你看，那一口多么时尚的坏牙。
真是雷死人了！
古人以一口坏牙为脱离普罗大众的时尚，跟今人以某种怪诞为雷倒人不偿命的时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技巧上也是没有高下区分的，只是技术越发神乎其神了，时尚的市场更大了，也越来越平了，就像昨天毒后弄了个烟熏妆、黑眼圈，今天早上满街都是山寨版的Amy
Winehouse，私人的形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推广演绎成了大众时尚。
自律
雷抒雁
早些年，儿子当兵复员回来，工作分配到银行当保卫员。
除了守门看户，保卫银行安全外，还要到金库里当苦力将一袋袋人民币扛出扛进，扛上扛下。
有一天，他下班回家不无骄傲地和我说：
爸，你知道我这肩膀值多少钱？
我不解，反问：
值多少钱？
他说：
今天我扛了十多袋钱，大概有好多亿！
我一听，笑了，说：
好厉害的肩膀！
可那钱只和你的肩膀有关系。
归拢起来一个意思，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即使从你手边过，也别打歪心思。
这些话说过去差不多快二十年了，儿子从一个保卫员一步步当上分理处主任，当上一个支行的行长。
我给他说过的话，总在耳边响，想他大约也没有忘。
人之所以要从业，一是社会需要，二是自身需要。
自身需要就是要生活，要有养家糊口的银两。
老老实实工作，干干净净做人。
总会过上好生活。
但是人是有毛病的，各人的毛病不同，这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那么，找工作，就业，就得扬长避短，不适合你干的工作，千万别强为。
比如你嗜酒如命，那么你就千万别开车，不管那工作多安逸，报酬多丰厚，都不能干。
因为它既不利于生，又不利于活。
无利于生活，这不是自找麻烦。
不久前，翻开已经发黄的，上世纪50年代的同学合影，不由得心里感慨唏嘘了半天。
那些青春的影像中，有两个已早早离开人世了。
一个是王姓同学，高小毕业，回乡在农业合作社当了会计，又兼了社里的民兵队长，手里有一支半自动步枪。
那时说起来，真让我们羡慕不已。
可是后来传来不幸消息说，他自杀身亡了。
传得很玄乎，说他躺在炕上，枪口抵住下巴，用大拇脚指头蹬开扳机自杀了。
说起原因，两个字：
贪污。
贪污了多少，怎么贪污，不详。
反正是死了。
另一个张姓同学，中学毕业当了本村小学的一名教师。
但这家伙，心存淫念，糟蹋了不少小姑娘，东窗事发，被逮捕法办，最后判死刑，枪毙了。
显然，并非这两个职业是高危职业，谁干都难免出事，根本问题是我这两位同学自身有毛病，贪财贪色，又缺乏自律，所以干了这一行，用家乡的土话说叫：
头枕茅房墙睡觉，离屎（死）不远了。
故而，古儒讲起一个人一生要先从修身做起，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修身，就是自律，明白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规矩。
然后，才可以进入社会。
人性有许多弱点，受教育，立法规都是为了限制人性的弱点，以免犯错误，既给社会造成灾难，又给自己造成祸害。
自律，就是要限制自己各种欲望，人的欲望总是在膨胀，这叫欲壑难平。
良好的欲望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有好处，恶欲或邪欲，一旦欲火中烧，难免自己玉石俱焚。
自律很重要，但不是人的所有毛病都可以靠自律改造得了的，改造不了怎么办，那你就要有自知之明，不以自己弱点，去干那些容易让你弱点得逞的工作。
这叫扬长避短。
你有贪财之心，就别做财务工作，或与钱财相关联的工作。
有贪财贪色之心，就别千方百计去托人情走门子，甚或去花钱买官。
这等于花钱买牢头，寻着进监狱，或者花钱买子弹，找死。
我不举例子了，多不胜数。
一句话，要做天下事，先从自身起，自律，是人生之先，人生之中都要时时提醒自己的。
人生之后，自然就不必了，因为只有死人不会犯错误，这好像是某个伟人的名言。
在历史深处重温苦难
曹旭刚
民国18年，即公元1929年，在有金周至之称的关中沃野之地——陕西周至县，一个被人称作王胖子的乡镇公务员，受命去乡间赈灾，不承想，被饥肠辘辘的灾民一拥而上，分而食之。
这段让人不忍卒读的故事，并非小说家言，而是《周至县志》中的真实诉说，史家于不动声色中，用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命运，深刻揭示了大饥荒中的人性之殇。
对于现代人而言，这样的椎心之痛，已然在历史的缝隙中渐行渐远、摇曳消散；然而，最近上映的电影《一九四二》，又一次将这种人性中最为惨痛的记忆，重新呈现了出来。
1942年的河南与1929年的陕西相比，仅有地域与受灾人数多寡的不同，但饥荒中苦难的大地、卑微的人命，并无不同。
看完《一九四二》的所有人，几乎都是在一片灰暗的情绪中走出影院的，即便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阳光灿烂，也难以消解这段历史带来的沉重；与之相似的是，陕西地区的老人，每每提及民国18年年馑，也总是一声叹息，难以言说。
1942年的河南饥荒，使得河南300万人不幸殒身；同样，1929年的陕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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