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的商人及其经营状况探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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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的商人及其经营状况探究

清代中期的商人及其经营状况探究

　　摘　要：

清代中期我国商业高速发展，商品经济异常活跃，商人地位日益提高。

此时期也是我国长篇白话小说重要的发展阶段，《歧路灯》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小说假托明朝叙述故事，而以写实手法反映了清代中期的商人及其经营状况。

《岐路灯》中反映的主要商业人物的社会关系异常复杂，其多样化的家庭背景不仅展现了商业的繁荣和商品买卖的活跃，也说明当时从事商品交易已成为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此时期商人的生活状态也较为复杂，突出表现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行走天涯，备尝艰辛；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社交圈子极为广泛、活跃；信仰神灵极为虔诚等。

此外，商人在生意营运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套基本哲理和观念，影响深远。

小说还描述了商人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显著变化。

从中不难看出我国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在这个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商人已经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尊重。

　　关键词：

《歧路灯》；清代中期；商人阶层；商业经营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10）05-0122-06

　　清代中期是我国商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商品经济异常活跃，商人地位也日益提高。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我国长篇白话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红楼梦》、《歧路灯》等相继问世，对当时社会影响巨大，且成为后世研究当时阶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

《歧路灯》为中州人士李绿园所著，该书假托明朝叙述故事，而实际以写实笔法反映了康、雍、乾三朝繁盛的经济状况和多彩的社会面貌，是一部杰出的“描写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普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校本序》，），也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惟一全面真实反映商人生存状态的著作。

最近，笔者翻检该书并将书中有关商人的资料加以梳理，发现该书不仅能够印证许多文献记载，还可以对文献做出补充和订正，弥足珍贵。

现将主要观点缕述于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商人家庭出身的多样化

　　探究清代商人的家庭出身，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变迁和阶级意识转变有着重要价值。

《歧路灯》中共涉及有名姓的商人三十余个，他们当中有作者浓彩重墨、作为全书重要线索来写的王春宇、王隆吉父子，也有在某些时段为突出主题而刻意描述的阎楷、宋云岫等人物，更多的是为映衬内容需要一笔带过的商户如白兴吾、冯三朋、王经千、王纬千、魏屠户、滑九皋、老豆腐等。

细为分析，他们的出身大致可分为四类：

　　1.原为士人子弟。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

”（卷52）在中国封建社会，此两种职业代表的价值取向不同，从业者的身份、社会地位更是相差悬殊。

但科举之艰难，清代士人已深有体会，“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卷24），“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第5册《百岁翁状》），所以为生计而“弃儒服贾”是许多士人的现实选择。

《歧路灯》第三回在描述谭孝移想让王春宇之子与己子合馆读书时提到：

“想起岳丈当日是个能文名士，心中极有承领读书的意思。

”后来又通过春宇与曹氏的对话，进一步说：

“谭姐夫意思，是念咱爹是个好秀才，翁婿之情，是照管咱爹的孙孙读书哩。

”从“能文名士”、“好秀才”可以看出春字的父亲是那个时代中规中矩的读书人，曾取得祥符县学或开封府学的生员资格。

到春宇这一代弃学从商的原因，书中也有提及，即“先君在世，也是府庠朋友”，但是“自幼儿贿的产业薄，一年衣食都有些欠缺。

从街上过，看见饭铺酒肉，心中也想吃，因手里短钱，把淡唾沫咽两口过去了”。

但他又不是一个愿意“倚亲靠故”的人，因此只有自力更生、改换门庭。

这和唐甄“以贾为生”保全自己人格尊严的思想异曲同工：

“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敬礼而周之，其下耕贾而得之，则财无可求之道。

求之，必为小人之为矣。

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辱其身也。

”（上篇?

下）士人弃儒从商在清代屡见不鲜，方志和文集中多有记载，书中也曾借盛希侨门客满相公之口说：

“即如我们生意人，也有三五位先世居过官的。

因到河南弄这个钱，早已把公子公孙折叠在箱角底下，再不取来拿腔做势。

且如生意人，也有许多识字的，也是在学堂念过书的，也有应过考的，总因家里穷，来贵省弄这个钱，少不得吃尽辛苦。

”这不仅道出士人从商的无奈，也印证了在清代社会嬗变和商业发展之际，利益的驱使确实使不少士人加入到商业队伍中来。

　　2.受父辈或亲朋影响而从商。

黄仁宇曾说，明代商人多继承祖业，父子舅甥相继是常态。

清代亦是如此。

小说中王春宇从小本生意做起最终成了一个“大商户”，其子隆吉十来岁便子承父业，“打扮成小客商行款，弄成市井派头”在铺子中记账，是个典型的“经纪人家出身”的二代商人形象。

谭绍闻继妻巫氏也出自经商世家，其父巫凤山与谭绍闻的舅舅王春宇同为曲米街两大富户，都在“生意上发一份家业”。

巫家内侄巴庚是个开酒馆的，“借卖酒为名，专一窝娼，图这宗肥房租；开赌，图这宗肥头钱”外甥钱可仰“开了一个过客店，安寓仕商；又是过载行，包写各省车辆”；干儿子焦丹“是山西一个小商，父亲在省城开京货铺，幼年记姓在巫凤山膝下，拜为干子”。

此外，书中提到的客商王经千、王纬千也是兄弟共同做生意。

在清代文献中，商人“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卷4《与歙令君书》）的事例不胜枚举，究其原因，一则环境熏陶有助于行业认同感的增加；二则亲朋共同为商，可以较他人更为信任；三则有了亲朋指引，从商可以少走弯路，还可以获得资本和人脉等便利。

　　3.外出经商的农民。

农民是小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在土地经营不足以维持生计或者为了追求更大的商业利益时，不少人也会选择弃农经商，或者兼作小本生意以增加收入。

《徽州府志》有：

“郡邑处万山，如鼠在穴，土瘠田狭，能以生业着于其地者，什不获一。

苟无家食，则可立而视其死，其势不得不散而求食于四方，于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商贾也。

”（卷8《蠲赈》）在这“求食于四方”的徽州民众中，农民定然不在少数。

嘉靖年间，直隶人李劳海也说：

“我们河问府地方的人，每年九十月收拾庄稼后，多有出外耍唱戏带卖纽扣并线针等物的。

”（嘉靖十九年四月）可见农民在农闲时外出从事商业行为在华北地区也非常普遍。

小说的故事背景虽发生在理学气氛非常浓厚的中州地区，但书中也提到实学派人物娄潜斋之兄当年“乡里有顷把薄地”，曾“在萧墙街开一个小纸马调料铺儿”，可见农民弃农经商或兼营商业在清代中期并不鲜见。

　　4.出身家奴。

奴仆虽然是中世纪的旧物，但清代依然存在。

与《歧路灯》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红楼梦》就用了大量篇幅描述清代的家奴群体，以揭示封建贵族社会生活的腐朽及堕落。

李绿园在《歧路灯》中虽然对家奴的描写用笔不多，但其用意却与曹雪芹共通。

书中提到开酒馆的白兴吾原来是赌徒张绳祖的家生子。

张绳祖“先祖蔚县一任、临汾一任”，白兴吾是其“一个家生子，名唤白存子”，据说是因为行为不检点，“与了他一个丫头。

他每日弄鬼弄神露出马书中交代，阎楷在谭家做帐房，每年十二两工钱；王隆吉柜台记账，每年十二两劳金；谭孝移力请名儒娄潜斋为幼子导师，每年束金四十两、节礼八两；后来惠养民接任，束金降至二十两，节礼不变。

可见，二十两银子抵得上小户人家一年的收入。

这些都可见证清代中期的商人是一个经济条件相对优越且极易暴富的阶层。

　　4.商人的社交圈子广泛、活跃。

商人是极为活跃的社会阶层，他们交往的对象有官吏、农民、地主、士人、赌徒、市贩、尼姑等等，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歧路灯》就提到：

王隆吉的父亲是商人，姑父谭孝移家是世代读书的地主，业师娄潜斋出自耕读之家，后来成了朝廷官员，同街的宋裁缝是其干爹，算是个小商人，拜把兄弟盛希侨是贵族阔少，夏冯若是“专一在大门楼里边，衙门里边，串通走动”的赌徒无赖。

王隆吉的母亲曹氏，也就是王春宇的老婆，与开银铺的储对楼新娶的老婆云氏、地藏庵尼姑法圆是干姐妹，王隆吉到了地藏庵，连这里有什么可以戏耍的玩意儿都了如指掌，可见他们关系之亲密。

宋云岫上京，除了拜见表兄娄潜斋与同乡谭孝移，还成为京官汪荇洲家中的座上宾，与谭家的家奴德喜等人也是又打招呼又开玩笑，热情亲切。

这些记述无疑对我们了解商人的社会关系大有裨益。

　　5.信仰神灵且极为虔诚。

商人信仰唐时萌芽，宋以后渐趋活跃，清代商人的信仰已经极为普遍。

书中有许多与商人信仰有关的片段：

“王春宇家的厢房，正面就供奉着增福财神；即使生意很忙，正月初四，王春宇也要撇下生意与老婆孩子，与那“同社的人，烧了发脚纸钱，头顶着日值功曹的符帖，臂系着‘朝山进香’的香袋，打着蓝旗，敲着大锣，喊了三声‘无量寿佛’，黑鸦鸦二三十人，上武当山朝顶去了”。

宋云岫在天津发了一笔大财，做得最隆重的一件事就是在“天津大王庙、天妃庙、财神庙、关帝庙，伙计各杀猪宰羊，俱是王府二班子戏，唱了三天”，以此感谢天神庇佑。

那些外地来汴京做生意的山陕商人也是如此，来谭家结帐，到了中午吃饭的点儿，即使主人备好了酒菜，也不敢留下，急着赶去参加关帝庙午刻上梁仪式，因为社首严格规定，“误了上梁烧纸马，要唱三天戏”；罚戏三天固然是不小惩处，但更重要的是“神圣大事，如何可误?

”可见商人信仰虽然芜杂纷繁，但是商人对之是极为虔诚和敬畏的。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武当山朝顶”宋已有之，书中提到的山陕庙又叫壮缪③庙，康熙年间为供奉关羽而建，“每逢圣诞，山陕商民奉祭惟谨”，至今仍矗立在开封龙亭东侧。

　　三、诚信不欺的经营理念

　　经营理念是商人在生意营运过程中形成并秉持的基本信念，对于商人事业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歧路灯》中商人经营理念体现于字里行间，从日常使用的天平、算盘和帐本等工具到对其商品的宣传，从精于谋算、善于营运、隔行如隔山的生意经到重视联合同行与同乡，处处彰显出这个时期商人的精明和智慧。

　　1.天平、算盘和账本蕴含着公平、准确和清晰。

书中第三回提到王春宇家的厢房“抽斗桌上放着一架天平，算盘儿压几本帐目”，这三个物事看似普通无奇，但对于商人来说，它们既是其发家致富的武器，也是其经营理念的一种诠释。

天平代表着买卖公平，算盘代表着计算准确，帐本代表着帐目清晰。

李绿园将这三件法宝放在王春宇家最显眼的位置，既是对其身份的暗示，也预示了王今后必定能够成就一番大的事业。

阎楷是个“正经老成人，居心肫悫，行事耿介”，是遵守公买公卖之诚信原则的典范，因此“焉有不发财之理”；宋云岫“为人心无城府，诸事豪爽”，但谈到生意进帐，精明毕现：

“昨伙计算了一算，共长了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七两九钱四分八厘”，精确程度令人瞠目，难怪娄潜斋也由衷称赞他“将来还有个出息”；还有客商王纬千自滇南过开封，查视兄弟王经千的账目，很快发现“内有谭绍闻借票一纸，银子一千四百五十两，三个月为限，过期不还，照二分半行息”，几年老账能够迅速翻出，大商帐本之明确清晰可见一斑。

难怪兄弟俩共同经营的泰和字号能够在河南开封、北京、云南与湖广湘潭扩展开来。

　　2.重视产品的商业宣传。

我国的商业宣传事业在春秋时期或者更早就已经起步了。

《韩非子》所载“宋人有酤酒者……悬帜甚高”（《外储说上》），是我国最早的幌子广告。

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进步后，清代中叶的商业宣传已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广告可谓无处不在。

庙会上，“酒帘儿飞在半天里，绘画着吕纯阳醉扶柳树精，还写道‘现沽不赊’。

药晃儿插在平地上，伏侍的孙真人针刺带病虎，却说是‘贫不计利”’。

大街上，“饴糖炊饼，遇儿童先自夸香甜美口。

铜簪锡纽，逢妇女早说减价成交”。

店门口，“一个小木牌坊上，写了四个大字‘西蓬壶馆’，下赘‘包办酒席’四个小字。

坊柱上贴了一个红条子，写的本馆某月某日雅座开张”。

饭馆中，走堂唇翻舌搅：

…蒸肉炒肉，烧鸡撕鸭，鲇鱼鲤鱼，腐干豆芽，粉汤鸡汤，蒜菜笋菜，绍兴木瓜老酒，山西潞酒……’一气儿说了几百个字，又滑又溜，却像个累累一串珠。

”书本上，“只见红皮黄签，印的是《爵秩全册》。

一个方签儿，上面印的‘京都西河沿洪家老铺，高头便览，按季登对无讹。

赐顾者须认本铺勿误’四行二十八字”。

从幌子到口头，从招牌到印刷，还有实物、声响、礼单等等一系列宣传方式，都体现了商人为推销产品费尽心思、伤尽脑筋的不遗余力。

甚至新店开业的庆典宣传也丝毫不疏。

拿阎楷书店开张来说，开业前“扫除房屋，裱糊顶槁，排列书架，张挂对联，选择了吉日开张。

先期拜客，多系旧年宿好，街邻走贺，又添书香新知”，广邀四方宾朋前来捧场，大力做好准备工作；开业这一天，“鼓乐喧天，火炮震地，长匹红绸挂满一檐。

悬出新彩黑髹金字两面招牌，一面是‘星辉堂’三个大字，一面是‘经史子集，法帖古砚，收买发兑’十二个小字。

盒酌满街，衣冠盈庭，才是开张日一个彩头。

此下，街坊比舍另出约单，各攒分金，约在十天以后送绫条对联，治礼奉贺，不在话下”。

气氛之热列、场面之宏大，恐怕比之当今也毫无逊色。

　　3.洞悉客户心理。

商人的狡猾精明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们对客户心理的掌握以及灵活经营上。

王隆吉自小在生意场上混，十五六岁“竟是一个掌住柜的人了”，盛希侨路过其字号，他“平素闻知公子散漫的使钱”，于是极力讨好，情愿奉送马鞭，还请到家里做客，想的是“招住这个主顾”。

王春宇也深谙此理，知道生意人“见人家那些子弟胡闹，口中不言，背地里伙计们却行常私自评论。

及至见了，还奉承他。

他只说生意人知晓什么?

其实把他那肠子肚子，一尺一尺都丈量清了”。

这套外愚内精、善于逢迎的本领，更是被大商人王经千运用得灵活自如、不着痕迹。

谭绍闻来揭债，他一见“这样肥厚之家”，“便是遇着财神爷爷”，当即“如数奉上”，哄得大少爷心花怒放；绍闻还钱，他“那肯把这个主顾，一道割断”，狡猾提出以借代揭；几年后，欠息已成“偌大一宗项目”，谭家“日子渐渐清减”，已经快“平不了这坑”时，他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