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如何成长发展以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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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如何成长发展以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为例

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如何成长发展？

———以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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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如何成长发展？

———以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为例-行政管理

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如何成长发展？

———以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为例

胡辉华　陈楚烽　郑　妍

【摘要】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在获得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免受政府控制和干扰的同时也失去了政府庇护及其资源的支持。

在此情境下，那些新生的行业协会似乎只能依靠会员企业的支持才能生存和发展，求助于“会员逻辑”似乎是行业协会的必然选择。

但是，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既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会员，而是依靠类似于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迅速成长，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发展，并在短时间内跻身全国一流社会组织行列。

使命的互益性和企业家精神结合一起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扳道工的作用，而互益创业则是其成长发展的根本动力。

论文描述的成长机制可能是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行业协会生存发展的一个可行方案，论文的研究也可能揭开深化资源依赖理论的序幕。

关键词后双重管理体制　行业协会　会员逻辑　互益创业　成长机制

【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４８６（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２４－２３

胡辉华，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教授；陈楚烽，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郑妍，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行业协会成长的内在机制研究”（１１ＧＢＬ１０５）。

一、问题的提出与个案选择

在社会公众、媒体、从业界、学界和政府长期探讨并基本达成共识的形势下，我国的行业协会即将全面步入“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郁建兴等，２０１３）。

从先行一步的广东省行业协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看，在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行业协会不再有业务主管单位，一地一个行业允许多个协会存在。

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无疑为行业协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也确实如郁建兴等人所说的那样对行业协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行业协会的创立无须政府某个部门的前置审批且不受“一业一会”“一地一会”的限制，其决策不用经过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同意，其运行也不再受业务主管部门的干预。

妨碍行业协会生存发展的障碍被清除了，竞争的业态环境也将激发它们的活力，可以预见，在改善后的制度空间下，行业协会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这种前景为学界和政府所共同期待，尽管他们心中仍然不时泛起疑虑和隐忧。

政府的顾虑来自两个方面：

在没有业务主管单位以后，政府对行业协会的行为难以监管；在“一业多会”的格局下协会的行业代表地位难以确认，即如果一业存在多个协会，那么，哪个协会能代表整个行业的利益？

学术界的顾虑与此相似但略有不同。

郁建兴等人（２０１３）认为，在制度环境改变后，在行业代表性方面，行业协会将发生两种变化，即行业协会在行业利益上的代表不足和会员利益代表上的过度；在组织能力方面，行业协会难以适应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监管方面，政府面临“合规性监管”体制不完善和经验不足问题。

因而，他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一业多会”造成的代表性问题和取消业务主管单位后的政府监管问题，但是，对取消业务主管单位后行业协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似乎一旦外在的障碍被清除之后，行业协会解决了“一业多会”的竞争带来的问题以后自然会茁壮成长，生机勃勃。

虽然郁建兴等人提及在实行“一业多会”之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的竞争将加剧，由此对行业协会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如果组织能力不能适应后双重管理时代协会之间为争夺会员而竞争的局面，行业协会的生存发展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但是，并非所有学者都能意识到取消业务主管部门后，政府不仅面临监管困难的问题，行业协会的发展也将面临新的难题。

因为取消业务主管部门同时意味着行业协会失去了政府部门的直接支持，打碎了政府对行业协会约束的锁链也同时割断了协会与政府之间制度化的联系，行业协会由此获得的自由不一定能抵消由此造成的困扰。

在双重管理体制时代，业务主管部门固然约束、限制和干扰行业协会的运转，后者自主性匮乏固然不利于其生存和发展，但是，政府在财政拨款、信息分享、行业权威、业务指导、组织资源等方面对行业协会的直接支持对其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

行业协会一旦失去了政府这些方面的支持，其运转必定大受影响，甚至举步维艰，陷入困顿（胡薇，２０１３；胡辉华、陈世斌，２０１５）。

对大多数原先由政府部门创办的行业协会而言，由于与政府部门的原有联系尤其是私人关系依然存在，它们不会立即陷入困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与协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疏离，行业协会从政府获得的资源将逐渐减少，终将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难题。

而对那些在后双重管理时代新成立的行业协会而言，由于它们缺乏与政府部门的天然联系，政府部门既然对行业协会无权管理，对其行为不负监管责任，也就没有义务对后者提供任何直接的支持。

即使是不费分文的行业信息，政府部门为了避免麻烦也不会提供给行业协会。

因此，在后双重管理时代，新生的行业协会得失各半，希望与艰难共存。

在不能依靠和借助政府的情况下，那些新生的行业协会似乎只能依靠会员企业的支持才能生存和发展，求助于“会员逻辑”似乎是行业协会的必然选择。

“服务会员是行业协会的立足之本”，这在学术界、政府及从业界几乎是一不证自明的普遍真理和颠扑不破的普遍原则，国内外学者似乎也普遍接受这一教条。

然而，受西方学者影响的国内学者忽视了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与西方的差异，在结社传统不发达的中国，行业协会果真能够如西方那样依靠会员而求得发展吗？

如果结社的土壤不够肥沃，不足以养育行业协会，那么，在后双重管理时代，行业协会的出路在哪里？

本文以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为对象，通过分析它的发展道路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是《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的决定》颁布后成立的协会。

由于该“决定”明确要求“行业协会商会在‘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主会务’的‘五自’原则上，实行无行政级别、无行政事业编制、无行政业务主管部门，真正实现民间化和自治性”。

因此，自成立伊始，该协会即处于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也就没有业务主管部门。

但该协会到２０１０年，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实力雄厚，作用发挥突出，在全国物流行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组织：

拥有１６个专业工作委员会，７个专业服务中心，５个专业服务平台，１个媒体网络系统（包括５个网站、５个刊物、１份报纸及一个微信公众平台），１个全国规模最大、专业技术力量最强的物流研究设计院，１个华南物流经理人俱乐部，１个业余岭南艺术团及一个泰国办事处，工作人员达１９７名（其中物流研究设计院１５０人），并被评为广东省首批５Ａ级全省性行业协会，被国家民政部表彰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多次荣获国家、省党政先进称号。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取得的成就、成长的速度和强劲发展的势头异乎寻常，不禁令人刮目相看。

那么，这样一个民间化自治性强的协会是如何做到在短时间内跻身全国一流社会组织行列的？

本文第一作者先后三次访问该协会，其中一次与第二、三作者一起对协会马秘书长做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访谈，文中的资料主要来自这次访谈。

本文作者还有一次获准参加该协会举行的会员代表大会，参与观察代表大会和理事会会议，并与会员企业做过小范围的交谈。

除上述来源外，本文其余资料来自协会提供的文件、协会网站、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和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

二、文献综述及分析框架

解释行业协会成长发展的理论主要有公民社会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

学术界由这两个理论发展而来或分属于这两个理论的观点在国内国外各有侧重。

国内学者普遍将行业协会的组织特性、行动逻辑与成长发展置于国家与社会或政府与协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下，而国外学者则将行业协会的诸种问题归结为集体行动或结社行动问题。

研究中国社会组织的学者２０多年来的学术成果最为集中地关注于社会组织成长发展的外部环境。

大部分学者似乎都接受了许昀（２００９：

３５）的假设：

“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点可以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背景中寻找结构性原因。

”因此，国内学者如同海外中国ＮＧＯ研究者一样并与之一道深陷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论争”（张紧跟，２０１２）。

这一“结构论争”的理论意义在于：

一方面突显了社会组织成长发展的“政治意义”（纪莺莺，２０１３）；另一方面突显了制度空间或“制度环境”（俞可平，２００６），即双重管理体制对社会组织成长发展的直接影响。

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一致认为，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直接妨碍、制约和限制了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顾昕等，２００６；王名、刘求实，２００７；乜琪，２０１２；游祥斌、刘江，２０１３），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组织呈现“依附式发展”（康晓光等，２０１１；张华，２０１５）的特征：

社会组织越依附外部环境发展得越好，依附性而不是自主性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原因。

行业协会是最早进入研究中国社会组织的学者们视野的社会组织（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４；Ｎｅｖｉｔｔ，１９９６；Ｕｎｇｅｒ，１９９６），人们发现：

一方面，行业协会的依附式发展能够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法团主义特征，可以被用来论证法团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贾西津等，２００４；马秋莎，２００７；孙春苗，２００８；徐建牛，２０１０；张长东、顾昕，２０１５）；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法团主义———尤其是使这种法团主义制度化的双重管理体制———是造成当代行业协会依附式发展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贾西津等，２００４；江静，２００６；孙春苗，２００８；汤蕴懿，２００９；徐家良，２０１０）。

影响行业协会成长发展的另一个为学者们所关注的原因则是社会资本，不少学者注意到行业协会集聚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会员的集体行动，有助于行业协会发挥应有作用（耿曙、林瑞华，２００７；徐建牛、孙沛东，２００９；谢思全、陆冰然，２００９；石碧涛、张捷，２０１１）。

换言之，社会资本虽然不直接决定行业协会是否能够得到发展，但对行业协会的运作方式与发展方向有着重要影响。

学者们由此进入了对行业协会内部运作的分析，认为内部运作或“策略性行动”可以争取到更大的制度空间或自主性，从而为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创造条件（吴军民，２００５；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８；汪锦军、张长东，２０１４；王伟进，２０１５）。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国外研究行业协会的学者则从行业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影响行业协会成长发展的客观因素，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ｏｎ）的“集体行动”和帕特南（ＲｏｂｅｒｔＰｕｔｎａｍ）的“社会资本”是用来解释行业协会运作和发展的基础性概念。

受奥尔森影响的学者强调“选择性激励”对行业协会运作和发展的重要性；而受帕特南影响的学者则强调社会资本对行业协会运作和发展的重要性。

前者的著名代表是菲利普·施密特（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Ｃ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和沃尔夫冈·斯特里克（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Ｓｔｒｅｅｃｋ），后者的代表则是詹姆斯·雷弗利（ＪａｍｅｓＲｅｖｅｌｅｙ）和西蒙·威利（ＳｉｍｏｎＰｈｉｌｉｐＶｉｌｌｅ）。

施密特和斯特里克的著名长篇论文提出企业结社行动在原则上必须解决奥尔森式的困境，这样，行业协会就必须服从“会员逻辑”和“影响逻辑”：

“一方面，商业利益社团必须构造自身并采取行动为会员提供足够的激励以从他们那里吸取适当的资源才能保证其生存（如果不是成长的话）；另一方面，它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组织化以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它们能够接触到公共权威并对之施加适当的影响，同时并因而从这种交换中吸取适当的资源（例如，认可、容忍、让步、援助等）以使它们生存发展。

”（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Ｓｔｒｅｅｃｋ，１９９９［１９８１］：

１９）会员逻辑要求行业协会提供选择性激励以换取会员的支持；影响逻辑要求行业协会影响政府决策换取政府的支持。

这两方面的支持不可或缺，它们是行业协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从而也从根本上影响行业协会的组织特性（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范华登（ＦｒａｎｓＶａｎＷａａｒｄｅｎ）进一步将“会员逻辑”和“影响逻辑”合称为“交换逻辑”（Ｗａａｒｄｅｎ，１９９２）。

虽然有不少学者强调交换逻辑内部平衡的重要性，但理查德·多纳（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Ｄｏｎｅｒ）、本·施耐德（ＢｅｎＲｏｓｓ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罗伯特·班尼特（ＲｏｂｅｒｔＪＢｅｎｎｅｔｔ）、弗兰兹·特拉克斯莱尔（ＦｒａｎｚＴｒａｘｌｅｒ）、格哈德·休默（ＧｅｒｈａｒｄＨｕｅｍｅｒ）等学者更强调会员逻辑对行业协会生存发展的直接影响（Ｄｏｎｅｒ＆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０；Ｂｅｎｎｅｔｔ，２０００；Ｔｒａｘｌｅｒ＆Ｈｕｅｍｅｒ，２００７）。

雷弗利和威利对解决上述集体行动困境的奥尔森式方案提出质疑，他们认为，选择性激励并不足以排除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其利益协调机制也不足以克服会员因规模大、异质性强而形成的利益差异。

通过对比一家成功的和一家失败的行业协会，他们发现，新西兰羊毛经纪人协会（ＮＺＷＢＡ）“接近于一种‘紧密的网络’，会员在这种网络中的强社会联系产生出高水平的规范性承诺，它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并有助于会员之间争执的协调”（Ｒｅｖｅｌｅｙ＆Ｖｉｌｌｅ，２０１０：

８４９）。

与之相对比，新西兰港口雇主协会（ＮＺＰＥＡ）显示出相当低水平的合作行为，退会的威胁司空见惯，规则受到会员们公开嘲笑，由于缺乏信任，只能任命巡回检察官来监督。

所以，社会资本是新西兰羊毛经纪人协会成功的原因，而缺乏社会资本则是新西兰港口雇主协会失败的原因。

选择性激励对行业协会来说是其生存发展以及强大与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行业协会的生存发展取决于是否拥有高水平的社会资本。

施密特和斯特里克、雷弗利和威利所代表的观点反映的是在西方公民社会已经发展成熟的前提下行业协会生存发展的模式，前者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后者以社会人假设为立论出发点。

虽然他们的观点对立，但是，他们都从行业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中寻找其成长发展的原因，这一点与国内研究完全不同。

总结国内外对行业协会成长发展的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制度环境和集体行动的角度寻找行业协会成长发展的影响因素，也有学者意识到行业协会内部运作对其成长发展不容忽视。

自主性、会员逻辑、选择性激励、社会资本和策略性行动等概念揭示了影响行业协会成长发展机制的不同侧面，也提示人们注意到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是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有益探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本参考框架和前进方向。

其次，学者们普遍认为，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主要取决于外部关系。

国内学者认为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决定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国外学者则认为会员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决定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

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实质上一样①，都主张行业协会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依附式发展，但是，依附于政府的发展模式是不正常的，而依附于会员的发展模式则是理所当然的。

似乎除了依附，行业协会不存在其他选择，其发展道路必然受制于外界，其发展好坏也只能以外部关系来说明。

最后，无论是合理的行业协会管理体制还是选择性激励，只是行业协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们能够解释发展得不好的行业协会为什么发展不好，但不能解释发展得好的行业协会为什么能发展得好。

质言之，破除了其发展的阻碍因素不等于就获得了促进因素，郁建兴等指出“双重管理体制的突破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破不等于立”（郁建兴等，２０１４：

１０７）；雷弗利和威利则对选择性激励的解释效力提出了批评。

由此可见，现有理论无法解释在相同制度环境下为什么有些行业协会发展得好而另一些发展得不好的事实。

由上述结论本文可进一步推论如下：

（１）在后双重管理时代生存的行业协会，自主性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其发展的差异性，但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外部环境仍然影响其发展的特征。

行业协会的外部环境既包括它与政府的关系，也包括它与会员的关系，还包括更为宏观的外界因素，例如产业发展状况、志愿结社传统等。

（２）外部环境虽然重要，但毕竟只是作为条件而存在，它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组织，而组织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外部环境对组织影响的大小取决于组织的应对。

因此，分析行业协会的发展道路必须将行业协会的内部运作作为主要因素来考虑，内部运作包括行业协会的战略谋划、内部治理和领导。

（３）由于行业协会在法理上是会员结社的产物，会员的支持是行业协会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同时，行业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比其他外界的关系更重要；因此，虽然行业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外部关系。

但是，会企之间的关系由于其特殊地位而对行业协会的发展模式产生独特影响，会员逻辑、选择性激励和社会资本是描述会企之间关系的关键概念，然而考虑到社会资本的稀缺性，它对分析行业协会的发展暂时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我们就得出分析行业协会成长发展的理论框架：

本文将从外部环境、内部运作和会企关系这三个维度来考察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在后双重管理体制下为什么能够得到迅猛发展。

三、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的成长之路

（一）外部环境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筹备成立时，正逢广东省政府酝酿突破双重管理体制、大力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之际。

筹备者出于创办新型行业协会的目的，一直等到《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的决定》颁布后才正式成立。

之所以要等待，是因为这份政策文件将正式实施行业协会管理体制实行“无行政业务主管单位”的改革。

这样，在筹建之时，筹备者就有意识地希望协会（后文凡未特指一律用“协会”指代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政府还是对协会提供了支持，例如，注册所需的３万元钱就是经信委给的，经信委还愿意给协会办公场地，虽然筹办人“想了很久还是拒绝了”。

参与筹办并在后来被选为第一任秘书长的马仁洪回忆说：

“协会成立了之后，在成立的初期还是得到了政府的一些指导和推动，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这个还是离不开的。

”他特别提到登记管理机关对协会的推动和支持：

民政部门给我们的指导是一个关键，当时（广东省民政厅）刘洪厅长在我们这里设了一个工作联络点，是厅长的一个工作点，给过很多指导。

民间组织管理局也给我们很多指导，那时黎（建波）局（长）管的，虽然一分钱都没给我们，但是在指导上对我们的发展、方向、怎么样规范自己，反正就那三件事：

服务、诉求、自律，这六个字对我们来说这个指导起了关键作用。

（访谈资料。

资料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０９）

协会比较幸运地成为改革试点单位，民政部门在组织发展方向上的指导很及时也很到位地帮助协会从一开始就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但除此之外，协会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过其他实质性的帮助，在财政、人员、组织之间关系和决策等方面协会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为一家从创立之初就突破了双重管理体制束缚、与政府完全脱钩、民间化色彩很强的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一般来说与行业本身的发展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为行业是行业协会的生存基础。

广东省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大省，但是ＧＤＰ排在全国前列，其宏观经济结构的特征可用“两头在外”来描述：

原材料需要拉进来，产成品需要卖出去，物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一手牵着生产、一手拉着消费，对广东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广东毗邻港、澳，辐射东南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这些因素促使广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物流大省，全省物流总额达１６２万亿（２０１２年全国物流总额为１７７３万亿元）并以每年新增４千多亿元的速度增长。

随着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广东物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协会也迎来了无限的机遇。

因此，物流大发展的良好业态对协会来说是最有利于其成长发展的外部环境。

（二）内部运作

协会的内部治理与众多行业协会一样，有完整的治理结构和健全的治理机制，由理事会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秘书长负责执行理事会决策并管理日常事务，监事履行监督义务。

与众不同的是协会采取了非常独特的内部治理模式，即“轮值会长制”：

每一届选四个会长，一个会长轮值一年，在不轮值时仍然是会长，但轮值会长主持全面工作一年。

从成立至今，协会的四个会长一直未变，其中两个会长来自国企，另外两个会长来自民企。

轮值会长制的长处在于：

首先，解决了会长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

在兼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会长一做四年，就难以保证他对协会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因为在角色紧张和冲突之时，他必定牺牲协会；如果只做一年，协会遭遇的风险就会减少。

其次，一年一个会长，会长之间会员就有了比较、有竞争，为了面子，每个会长再忙也会想尽办法腾出时间和精力搞好协会。

再次，在协会需要会长出面时，如果一个会长有事不能到场，另外一个会长可以补缺，这样，可以做到在重大事情上都由会长出面而不至于失礼或让人感到受怠慢。

最后，来自国企和民企的会长各占一半，协会的代表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清晰地意识到组织使命对组织发展的重要性、清晰地理解自己的组织使命是什么使协会在战略的层次上与大多数行业协会拉开了距离，也确保了协会的发展有明确的方向，避免了盲目性和不得要领。

马仁洪说：

我们知道一个行业协会的使命，知道行业协会要站在全国、全球的角度谋划发展，发展过程中要去创新、突破，创新突破过程中立足的还是服务、诉求、自律，办好物流企业之家，拿出更多的时间改善环境，给全省创造发展的空间。

（访谈资料。

资料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０９）

协会以服务、诉求、自律为基础，以创新突破为动力，立足全局谋划发展的战略其价值并不在于它有多新颖，也不在于它有多正确，而在于它的明晰性。

只有清楚明晰的战略定向，协会才有可能持之以恒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协会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在清楚明确的战略指引下，协会开展的业务活动更为集中地聚焦于行业而不是个体会员的层次。

马仁洪将协会的业务活动总结为三个方面：

创造环境、整合资源和策划项目。

他说：

我们协会在会员服务上是创造环境，为所有的不论是否是会员都能享受到的一个发展空间。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整合资源，通过整合资源让一批会员受益。

……（第三）我们策划项目，这是我们协会现在谋划了一条路，我们无中生有，策划项目，这种项目的策划让很多的会员从中都受益。

（访谈资料。

资料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０９）

例如，协会主导完成的“苏皖赣四省物流大通道”项目可以降低３０％的物流成本。

由于成本下降，就有了利润空间，这种服务就不是为一个企业服务创造财富，而是为一大批企业创造财富。

协会还提出了“第三代物流园区”“智慧仓”“金融物流超市”等领先一步的概念并付诸实施。

通过此类宏观超前的项目，协会不是服务于个体企业，而是推动行业发展；不是消极被动地满足会员企业的需求，而是引领行业从低端向高端升级。

协会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创造新的机会，做增量、拓空间，突破了行业协会的传统运作模式。

（三）会企关系

协会现拥有会员达１７００之众，是一家会员规模庞大的行业协会。

由于协会的业务活动主要针对和围绕行业而不是个体企业，因此，协会没有像其他行业协会那样把服务会员企业当作工作的出发点、工作的中心和重点。

这不能说协会忽视为会员服务，抛弃了为会员服务的宗旨，相反，“办好物流企业之家”一直是协会始终坚持并贯彻的办会宗旨。

但是，仔细观察协会与会员企业各自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企业之家”不是迎合会员之家，而是吸引会员之家。

协会有意地建构了一种不同于常规的会企关系格局：

它通过服务行业而服务企业，协会为会员提供的具体服务少，面向个体会员的服务少，但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创造条件的工作多，因此，它与会员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