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现代城市化特征及原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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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现代城市化特征及原因

我国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特征及原因

摘要：

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不同阶段城市化概况，从经济结构以及深层机制上对城市政策的制定进行了新的剖析。

关键词：

城市化城镇化城市化进程

一、城市化简介

1、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urbanization），又称为城镇化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辞海》对此的解释是“指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的过程。

表现为城市数目增多、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提高。

”总的来说，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

2、我国近代城市化概况

早在宋朝时期，我国就有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宋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虽然经历了元代外族入侵的重创，但至明朝已然出现了以私人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

进入近代以后，进入近代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开始在中国出现，但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城市化也呈现出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模式。

首先是入侵带来的脱离自身独立发展的殖民地色彩，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不得不根植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其次是商业化先于工业化导致城市工业难以吸收过剩劳动力，城市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有限。

再次是自然灾害和传统“小农经济”瓦解的天灾人祸夹击下农民被迫涌入城市谋生，带来消极的城市化效应。

二、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

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百年以来政局动荡、战争不断的混乱局面，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全新时期。

但纵观建国六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其过程也非一帆风顺，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化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49~1957年：

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发展，全国上下于一片废墟之中呈现出“百废待兴”的状貌。

据国民政府内政部1947年编印的全国行政区域简表，1947年全国共有69个设市城市，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调整新设，1949年底城市数增加到136个，建制镇2000多个，城镇人口4900万。

1949年至1952年三年历史上又被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一时期的城市化率从10.64%上升到12.46%，城镇人口增长率为7.5%。

这一时期对交通运输建设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建设的大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城镇对劳动力的吸引。

此外，农村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恢复。

劳动力结构改变同产业结构改变基本同步。

加之尚未对城乡人口流动进行控制，因此人口增长率较高。

1953年到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其突出特征是进行了156个重点项目的建设。

这一时期，我国新设城市八座，并形成了一批工业基地。

尽管此时的城乡经济发展还没有显露出严峻的问题，但这一时期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导向无疑对后来的社会经济、城市政策和人口政策等埋下了伏笔。

首先是产业结构重型化。

“一五“期间，国家的建设和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规模巨大、用现代技术装备的重型工业。

重工业投资是轻工业的7.8倍，占工业总投资的85%，增长速度是轻工业的2倍。

在工业部门内部，投资又集中在直接生产部门，导致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

其次是高强度的积累方式。

为了支持重工业超前的战略，中国1952年和1957年的积累率分别为21.4%和24.9%，分别高出人均GNP200美元的大国模型和标准模型1.3/4.6和4.8/8.1个百分点。

这一积累方式通过“农产品国家定价的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又对城市居民和企业低价销售，用以维持大工业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大工业利税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基金”。

1954年出台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就是为了这一积累方式设计的。

此外，城市人口相对经济发展超前增长。

“一五”期间，以人均GNP为标志的经济变动同城市化水平及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变动的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到了1957年，人均GNP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反而提高了，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增加率达到五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导致城市人口反常的主要原因是非经济因素导向下的人口增长。

2、1958~1965年：

城镇人口大起大落时期

这一时期经历了三次上升下降过程，分别是：

1958~1959年，国家经济过热增长，与此同时城市人口迅速上升；1960年~1963年，经济全面下降，城市比重也迅速下降；1963年~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城市人口比重有所回升，但仍未恢复到前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也有学者将1966年到1979年的停滞时期同这三个时期合并成为“城市化定型时期”，但笔者认为将1966年后的十余年单独划分为一个时期有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并且保持了时期划分的相对均衡，因此仍采用划分为四个阶段的观点。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全面加剧了国民经济中业已失调的比例关系。

这一年在全国2195个城镇中安排了工业建设项目。

由于片面强调超英赶美，工业上“以钢为纲”，提出全民大办工业，使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在脱离农业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出现了由“爆发性”工业化所引发的超高速城镇阶段。

从1958年到1961年，我国新设城市33座。

1957年到1960年，城镇人口以年均10.4%的速度递增，共增加了2352万人，年均增长1000多万人。

1960年底，全国市镇人口达到13073万人，比重高达19.75%，是1981年以前的最高峰。

非农产业人口由12210万人增加到13731万人，年均增长760.5万人，比重达20.7%，是建国以来的最高点。

这种过热增长在1959年达到了经济所能支持的极限，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及人民公社的建立，农业受到很大损害。

尤其在1959年和1960年工业产值达到顶峰的时候，农业产值却跌到了谷底。

由于这时期的经济再也无法支持过热的增长，政府被迫从1960年进行调整：

①减少工业项目，压缩投资规模；②压缩城市人口。

1960年到1964年城市人口净减少3788万人；③减少市镇数量，提高建制镇标准，建制镇常住人口标准由过去的2000人提高到了3000人。

1962年到1964年，建制市从208座减少到169座；④1963年国家又决定缩小市郊范围。

1963年城镇总人口降低到11646万人，比1960年减少1427万人，下降了10.9%，非农产业人口降到11584万人，比1960年减少2147万人，下降15.6%。

出现了我国城镇的第一次低潮。

经过这次调整，城市人口比重又回到1955、1956年的水平，城市化基本上同经济保持了一个合适的比例。

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到1965年城镇人口又回升到13045万人，基本上恢复到1960年的数量，比重达到17.98%，但仍比1960年低1.77个百分点。

非农人口还未恢复到1958年的数量，只有12122万人，比1963年增加到538万人，比1960年仍少1609万人，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

1963~1964年，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城市化水平的下降趋势也趋于缓和，并逐渐稳定下来。

这一时期出台的城市控制手段，标志着与工业化战略相配套的城市政策的形成，并成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制约、相互关联的完整体系，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控制方式替代了经济自发的形成方式，成为我国城市政策的鲜明标志。

这些影响深远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有：

户籍制度、用工制度；不建城市或以极低标准建设城市的做法；“三线工程”的实施等。

从1958年建立户籍制度开始，中国城市化就在城乡隔绝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之中运行，这种运行机制同中国特定的工业化道路选择密切相关，构成了中国城市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主要特征。

3、1966~1978年：

停滞发展时期

1966年到1978年是中国城市化停滞的时期，由于“文革”开始，这一时期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镇化运动，以及严格限制农民转变身份的城市政策。

工业停滞，城市建设几乎停止，投资强度降低到历史最低点。

在工业建设方面以备战为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有利于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国防，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业的吸收能力。

1978年城镇总人口为17245万人，尽管在总量上较1966年有所上升，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到1978年才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

非农产业人口的比重，仍比1966年低0.8个百分点。

1966年~1976年“文革”期间，约有2000万城市青年和干部被下放农村，而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则从1960年起就几乎完全停止了。

1976年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前阶段的鼓励生育政策一道对我国后来的人口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1979年~1998年改革开放下的高速城市化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实施，原有的计划体制逐渐瓦解，积压了近30年的经济潜力得以释放，经济建设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

（1）1978年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极大地激发了农民被平均主义长期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出现超常增长。

（2）1985年农副产品派购制度的改革，放开了畜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的购销价格，给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粮食购销中，计划份额缩小，市场份额扩大，有力地支持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民脱离土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3）1978年以后，随着农户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农村的过量劳动力开始进入非农产业，而城市国企仍处于限制农村劳动力的状态，双层夹击的矛盾无形中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使就业结构同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的矫正。

1984~1985年间，乡镇企业总产值年增长40%~50%。

1979年~1985年，乡镇企业为农民提供了5700万个就业岗位。

1979年开始，在农业超常规增长的带动下，国民经济全面繁荣，到1985年城市人口从12862万增加到17547万人，城市人口比重从13.3%上升到16.8%。

至1998年底，我国市镇总人口为37942万人，比1978年增加了20697万人，增长率为120%。

城镇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8年的30.4%，上升了12.48%，大大超过自1951年-1978年28年来城镇化发展的进程。

5、1999年至2010年城市化日趋成熟时期

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经济的飞跃式发展，我国的城市化势头更为迅猛。

到2006，我国城镇人口达到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

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4.9%。

根据最新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公示的数据，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

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此外，考虑到乡村近7亿人中有2.5亿左右在城市务工，我国的实际城镇人口率已在60%以上。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成熟，许多新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更有学者认为由于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变迁将会削弱城市发展的原动力，表达出对中国出现逆城市化浪潮的忧虑。

三、借鉴历史对城市化改革的思考

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城市化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城市也不可能无限膨胀下去。

随着城市的繁荣，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尖锐，城市人口过分密集导致的土地、水资源等相对稀缺的人地矛盾激化问题，农民工进城挤占城市原住民公共基础设施问题和候鸟式的迁徙引发的交通运输问题，城市面貌单一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问题，产业布局趋同导致的重复建设问题以及地方保护主义与区域一体化问题等已经引起研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以史鉴今，始于近代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冲击下的中国城市化，在一开始就由于缺乏稳定自主的经济环境而丧失发展先机，而后经历近百年的战争和动乱，在亡国阴影下更难以谈及城市化。

建国以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清和意识形态上的过失又使得城市发展几经颠簸，并为后世留下许多难题。

长期以来，我国将城市政策作为强行干预经济的手段和应对结构失衡和人口问题的消极措施，改革开放后又片面地以城市化率和城市建筑物建造作为政绩指标，导致上述各种问题。

历史实践表明，经济与城市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关系，城市化并非人口比率的一个简单数字，而是牵涉到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众多方面的复杂体系。

只有科学及可持续地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配套合理城市政策，充分协调好经济与城市的关系，才能使城市化进入一个和谐、良性循环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行龙.近代中国城市化特征.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章恒.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及趋势.资料通讯.1999年第9期

[3]赵燕青.战略与选择：

中国城市化道路回顾.城市规划.1990年第3期

[4]罗海汐.警惕中国出现大规模逆城市化浪潮.前沿参考.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