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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

第三节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

一、文艺复兴运动与人文主义教育

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就已经孕育产生了。

14至16世纪,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了资本主义的萌发。

当时,腐朽的封建势力和宗教统治已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这一斗争在文化教育上的反映,就是欧洲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

它是继古希腊、罗马文化繁荣之后在欧洲出现的第二个文化高峰时期。

文艺复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从表面上看,是在回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但其真实的意义是要利用古代文化中反映人性和人的世俗成就的思想去对抗神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并以此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和世界观,从而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作舆论准备。

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提倡的那种新的文化和世界观被称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即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用到教育上,人文主义教育即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

研究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世俗人文学科新思潮的人则被称为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这一运动的主要思想旗帜,被用来反封建神学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

它要求解放人的个性,恢复人的价值,发展人的能力,反对宗教对人的发展的禁锢。

这一运动促进了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发展。

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资产阶级又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向封建统治发动了进攻。

新教反对旧教的斗争有较广泛的群众性。

这一斗争动摇了罗马天主教廷对欧洲教会的统治,使教会从属于国家,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成长与独立,并对欧洲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人文主义教育改革发端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波及尼德兰(约当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地)、法国、英国等国家。

其代表人物有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教育家维多里诺(1378-1446)、尼德兰思想家伊拉斯谟(1469-1536)、法国的思想家、教育家拉伯雷(1494-1553)、蒙旦(1533-1592)、英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等,他们都在不同的国度里探索、实践,著书立说,阐发希腊罗马教育之所长,汲取中世纪城市大学之精华,把一种清新、活泼的学风带进了学校。

维多里诺的“快乐之家”令人耳目一新,伊拉斯谟的《愚人颂》、拉伯雷的《巨人传》、莫尔的《乌托邦》,更是表达了人文主义教育改革的先声。

归纳这些教育改革家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人文主义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教育目标上,反对僧侣主义教育,提出身心和人格和谐发展的培养目标。

这当然不是单纯的对希腊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的恢复,而是植根于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基础之上。

因为随着政治斗争的激化、生产的发展、新航海的发现,这时资产阶级上层所要培养的人已不再是僧侣和僧职人员,也不再是参加奴隶主政治的雄辩家,而主要是社会、政治、文化、商业方面的积极活动家乃至冒险家。

因而人文主义教育家们提出,儿童和青年所受的教育,应该是使教育的有关的各个方面和谐发展。

他们要求学校注意体育,以培养儿童和青年健康的身体;注意美育,以发展受教育者的审美能力;注意广泛的科学知识,以培养他们具有丰富的才能;还要注意德育,以培养服务于他们的地位、名誉、权力的品质,如勇敢、意志、克制、爱国心等等。

2.在培养对象上,扩大了教育对象,反对体罚和侮辱儿童,强调尊重、爱护儿童。

在一些人文主义者所办的学校中,除贵族子弟外,还有平民子弟参加,受教育的面扩大了。

针对教会学校宣扬的人生来有罪的谬说和普遍流行体罚儿童的状况,人文主义教育家们宣传要热爱儿童,指出儿童个性和谐发展的必要性。

他们要求密切师生之间的关系,尊重儿童的自尊心,强烈反对对儿童施用体罚,反对抑制儿童才能的那些教育和教学的方法。

他们要求父母、教师以身作则,重视儿童独立自主的精神,建议用儿童的荣誉心、竞争心去替代用体罚作为推动儿童学习的手段。

3.在教育内容上,反对“神道”之学,提倡人文之学。

为了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把年轻一代培养成为他们所需要的有教养的人的要求,人文主义教育家们提出对学校教学内容应加以扩充。

中世纪以来,学校的教学内容,只限于“七艺”(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理论)。

而在这“七艺”当中,“后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理论),向来不受重视;前三艺又渗透着神学的性质。

现在由于科学的发展和新的学科的出现,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就应该相应地加以扩充,如增加历史、道德哲学、自然、物理、地理等学科。

尤其是注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与作品的研究。

4.在教学方法上,破除经院学风,提倡新的教学方法。

为了打破中世纪教会学校崇尚繁琐考证、压抑学生主动性的传统的教学方法,人文主义教育家很重视对学校教学方法的改革。

如反对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提倡发挥主动的学习精神;反对机械地、枯燥无味地对学生进行教学而主张教学要启发儿童的兴趣与学习的积极性,多运用直观方法;反对一味强调死记硬背,提出学生应理解所学的知识;此外,有的人还主张有关的学科,应结合起来进行教学以及运用参观、访问和旅行之类的方法,等等。

人文主义这些改革的要求和实践,比起中世纪的僧侣主义教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的最大的功绩是使千百年来被中世纪僧侣视为异端的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在课程中取得了合法的优势地位,经院主义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震动。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教育实践往往落后于教育理论。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改革实践只是在少数杰出的教育家的学校中获得体现,并且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而在大部分学校中,仍然是死记硬背枯燥的古典拉丁文,体罚严重。

同时,人文主义教育也有着它本身内在的缺点。

因为这一教育一般是建筑在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照搬和模拟的基础上,向前看与向后看之间的矛盾在教育领域中表现为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

人文主义思想家、教育家既想从希腊、罗马的自由思想中取得解放的力量,又因珍视希腊、罗马的文化,以致言必称希腊,事必以罗马为师,而且越到文艺复兴的末期,这种崇古的倾向越占上风。

学者们在阅读古代经籍中出现了舍本逐末的现象,大家一味贪求博学和摹仿文体,鄙视现实实用的学问,其结果导致了古典主义的泛滥,在教法上又回到了繁琐主义的老路上去,重新把大批青年人引入故纸堆。

在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的形势面前,这种教育当然是必须进一步改革的。

总之,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使欧洲各国的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是,所有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端,它还没有普及到所有的学校中去。

教育仍然是少数统治阶级的特权。

二、人文主义者对教育理论的探索

文艺复兴运动也对欧洲教育理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多人文主义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都非常关心青年一代的教育,进行了新的教育理论探索。

下面分别介绍其中最重要的几位。

(一)维多里诺的教育实践

维多里诺(VittorinodeFeltre,1378-1446)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实践家。

他18岁入巴都亚大学,获得文科学位,又研究数学。

学业结束后,在巴都亚教文学、数学达20年之久。

嗣后又到威尼斯进修希腊文,并在那里办了一所学校。

几年后,便开始了创建孟都亚宫廷学校的生涯。

维多里诺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学者。

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教书、办学,与师生相处极为友好。

他刻苦锻炼、严格地锻炼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卓越的骑手、舞蹈家和剑术师,为了使身体能抗拒严冬酷暑的侵袭,他冬夏穿着同样的衣服,冬天也只拖着一双凉鞋,因此平常很少生病。

维多里诺还善于用理智控制激情、情欲,一生保持童贞。

维多里诺的教育实践主要有:

其一,建立人文主义学校,为儿童创建快乐优美的学习环境。

孟都亚宫廷学校的校园优美,其建筑物恢宏瑰丽,维多里诺命名学校为“快乐之家”,学校获得了巨大声誉。

远近富豪贵绅子弟慕名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甚至有从德意志前来就学者,除贵族子弟外,尚有穷苦但颇具天分的学生。

最盛时,学生多达七十多人。

教育贫苦学生是他的理想,为了使他们能够毕业,维多里诺让这些学生在他家里食宿。

其二,注重和谐发展,设置广泛学科。

孟都亚学校的教育目的,是使学生的身体、智力和道德得到和谐发展,继承古希腊的“和谐教育”的传统,把身体的锻炼和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注重发展个性,造就为社会服务的有高度责任感的公民。

他认为儿童的个性是不同的,嗜好也迥然相异。

他要求教师的教育应跟随自然的教导,课程包括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著作。

其中除文学外,还包括历史和哲学、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体育。

其三,精心组织户外活动,改革教学方法。

维多里诺很重视学生的户外活动,除经常组织学生到周围自然环境中散步、游玩外,还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其中包括骑术、剑术、角力、跳舞、赛跑、跳高、踢球等。

他还改进了传统的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进行教学,运用游戏、练习、参观等方法,并采用直观教具。

在毕业时,组织学生去外地旅游。

其四,重视道德教育。

维多里诺认为宗教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认为没有宗教教育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

所以他把宗教教育的课程仍列为必修课,坚持读奥古斯丁的著作,每天做早祷,每月去教堂做一次忏悔,严格遵守斋期。

体罚废除了,但不放任自流,学生做错了或违犯规矩,要受到惩罚。

(二)伊拉斯谟的教育思想

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1469-1536)是16世纪早期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和杰出的教育理论家。

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一个教士家庭。

幼年曾在兄弟会办的学校里读书。

1492年投身宗教界,当了一名教士。

1493年他去巴黎大学学习神学,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对希腊文和古典文学的研究。

伊拉斯谟曾去过欧洲许多国家,访学并从事写作,并结识了莫尔等一批人文主义者。

1509年以后,他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神学和希腊文,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传播新学的教师,对于激发英国人文主义思想起了不少的作用。

伊拉斯谟的代表作是《愚人颂》(1511),他论及教育问题的著作还有:

《论正确的教育方法》、《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论儿童的文雅教育》、《论少年早期的文雅教育》等。

伊拉斯谟的教育思想主要有:

1.批判陈腐的经院主义教育,提倡个性自由、和谐发展的世俗教育

早在巴黎大学上学期间,伊拉斯谟就对校内迂腐的学风、无聊的说教,感到失望和深恶痛绝。

后来,他在他的名著《愚人颂》中,对这种已失去“启蒙”作用的学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他通过“愚人”登台演说的形式,以大量事实,以犀利的笔触,对教皇、僧侣和经院派哲学家,一一进行了讽刺和嘲弄。

他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教会的愚民行径,嘲讽天主教会对教育的垄断;抨击经院哲学的迷妄以及中世纪教育的种种弊端。

指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是“愚蠢”,而经院学者挂着“哲学家”的招牌,实则是一些“蠢学家”。

那些文学家“表面上被认为是学问最渊博的那些人”,实际上“他们可能是一些最可怜、最有奴性、最可恨的人”。

伊拉斯谟在抵制陈腐的经院教育的同时,对教育、教学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他认为人性本善,坚信自然是仁慈的、博爱的。

如果以古典文学陶冶人性,其发展必定是向善的。

他并不反对宗教,但他反对宗教的“原罪说”,认为宗教信仰绝非是情绪的、神秘的,宗教乃是人类的理智作用。

为此,他提倡个性自由、和谐发展的世俗教育和教学。

提倡人的自由意志和个性自由发展,认为只有自由和快乐、知识和理性才能构成道德和良心的重要因素。

他所理想的是一个治理有序、和平相处的国家。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极为重视教育、教学的巨大功能。

他说:

“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的教育。

2.主张培养明达善良之人,强调后天教育与学习的作用

伊拉斯谟认为教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培养明达善良之人。

他说:

“人不是生而为人,而是教养之人始为人……是理性使其为人。

”道德规范约束教育的发展,教育的目的融于道德的目的之中。

他主张儿童的教育要从早期开始,甚至从襁褓时期,就要趁儿童思想尚未形成之机,使他们的心灵充满有益的思想,因为“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在早年学习的东西那样根深蒂固”。

因此,教学的任务就是要在青少年的头脑里播下虔诚的种子,使青年人热爱并认真学习自由学科,习惯于基本礼仪,为生活做好准备。

伊拉斯谟很重视儿童成长中后天教育和学习的作用。

他指出个人发展应依赖于三个因素:

第一,自然,即“部分是先天接受教育的能力,部分是对美德的天生爱好”,这种天性、禀赋,显然是遗传因素;第二,教导,即“教育和指导的熟练的应用”;第三,练习,即“放手运用我们自己方面的能动性,亦即自然赋予的能动性,并借训练促进这种能动性”。

他认为此三者的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自然”强而有力,辅之以“教导”和“练习”则更为有力。

3.重视文雅学科的陶冶价值,注重语文内容的教学

伊拉斯谟重视古典学术和人文学科,尤以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主;认为古典语文和古典文献中包括了人类各种重要的知识。

因此,他积极提倡研究古代文化,学习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他认为古代希腊、罗马是人类的黄金时代,欧洲的社会、政治、宗教的改良都应以希腊、罗马为楷模。

他相信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人的著作有助于人类摆脱愚昧,有助于人类道德的提高,甚至可以改良社会,净化基督教。

他强调古典文学对教导和练习的价值,要求学生孜孜不倦,陶冶其间,日久天长,就会改变气质,成为完美的人。

由于珍爱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伊拉斯谟因而也很重视儿童古典语言的学习。

他认为教学始于语言。

而学习语言首先要理解语言表达的内容,因此,他主张大量阅读优秀作品;其次,才是学习文法和表达技巧。

他反对死记语法规则。

4.认为学习既需要勤奋努力,又需要培养浓厚兴趣

在学习方面,伊拉斯谟更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学习既需勤奋努力,又需要培养浓厚的兴趣。

首先学习态度要勤奋刻苦。

他说:

“在我而言,我所知道的学习方法,不外是艰辛的一项工作,献身于学习的精神,端赖于坚忍不拔的意志而已!

”即学习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勤奋刻苦。

其次,伊拉斯谟非常重视儿童的学习兴趣,他认为儿童对事物的兴趣不可摧残,儿童的学习若缺乏兴趣的伴随,是难以坚持的。

所以他奉劝教师要研究儿童,不要想象他们的兴趣与成人一样,不要指望他们有像大人一样的行为举止。

他指出,有些人根本不考虑儿童的年龄,总想让他们一下子变成大人。

他们总爱以自己的能力去衡量和要求孩子们幼小的智能。

他告诫教师要记住,你的学生眼下还只是一个孩子,而你自己从前也曾经是个孩子(这一思想对18世纪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很深)。

因此,他要求教师在教学时,要适合学生的年龄,用使学生感兴趣的方法,把所学知识展现在学生面前。

5.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主张师生友爱和睦

伊拉斯谟很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优秀教师对教学工作至关重要,要选择优秀教师任教。

为此他主张,国家和教会应提供充足的、合格的教师,来促进教育事业。

认为整顿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其重要性决不次于整顿一支军队”。

进而,他对教师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他主张教师对儿童“首先要爱”,决不能使他们感到畏惧,要以一个自由人可以接受的指导性或批评性的话作为我们的棍棒,我们的纪律要温和的而不是惩罚的,即使使用惩罚也要以尊重学生的方式进行,他坚决反对对儿童进行恐吓和体罚。

(三)拉伯雷的教育思想

拉伯雷(FrancoisRabelais,1494-1553)是法国人文主义教育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曾受过经院教育,当过教师,后在著名的蒙特皮列医学校里研究医学,做过医生和解剖学教授。

拉伯雷在他的著名的教育小说《巨人传》中,对封建主义教育作了有声有色的讽刺,而高度赞扬了人文主义教育。

拉伯雷的主要教育观点是:

1.对中世纪封建主义教育进行了讽刺、鞭挞。

小说里描述了国王高朗古杰请了许多经院派学者和牧师来教育他的儿子高康大。

这位特殊的学生——高康大生下来就大喊大叫要喝东西,一喝就喝了一万七千头奶牛的奶,用了一万二千匹布给他做衣服。

一位最优秀的经院学者奥罗芬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给他的学生教字母,而后又用了50年的时间教高康大研读经院主义的文法和修辞学教科书,其学习成绩竟如此“优异”:

“在试验时不但能把它们全部背出来,甚至还能颠倒背诵。

”在经院学者的安排下,高康大的生活方式是:

早晨起床很迟,起来后塞下一顿很饱的早餐;早餐后进教堂照例做多次弥撒,然后做半个小时的功课;又去午餐,餐后做打牌游戏,喝酒,然后就午睡三个钟头;醒来后又喝酒,最后又是一顿丰盛的晚餐。

由于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有益”的课业活动的结果,使高康大变成一个“十足愚蠢、呆钝、忧郁和奇怪”的人物。

2.对人文主义教育加以赞扬、肯定。

鉴于如此糟糕的教育效果,国王赶走了这些经院学派的教师之后,又请来了一位新式教师——坡诺克拉特。

拉伯雷就在这位新式教师对高康大及其儿子潘德格尔罗施行的新教育的例子上,展开了一幅人文主义教育的宽广图画:

高康大的生活方式和他的整个的教育根本改变了,他起床很早,锻炼身体,用大部分时间受智力教育,同老师一起散步,还留下不少时间从事有意义的活动。

他参加各项体育活动,学习各类科学,勤读各种书籍,时常跟教师谈话,利用实物教材,观察自然现象,还进行参观、访问。

除此之外,他们还接受美育,学习音乐和唱歌。

这样,高康大和教师的全部教学“变得如此愉快、轻松,富有吸引力,以致觉得与其说它像学生似的学习,不如说它像国王似的消磨时光。

3.提出了人文主义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则。

从拉伯雷小说里所叙述的见解中,可以看出他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丰富内容。

他指出了以下的一些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

注意体育的练习;重视广泛的智力教育;在教学方面注意教学的吸引力,估计到学生的兴趣和采用新的教学方法(直观教学、谈话、参观访问、旅行);提倡美育等。

(四)蒙旦的教育思想

蒙旦(又译蒙田、蒙台涅MichelEyguemdeMontaighe,1533-1592)是另一个杰出的法国人文主义教育家。

他在其以优美著称的《散文集》里,陈述了他对教育问题的许多进步思想。

蒙旦尖锐地讥笑经院哲学的学究气和教条主义。

他说:

“迂腐之徒用自己的见识涂抹了人类的健康理智。

”他把学生已能背诵但未经深思熟虑的知识称作“从书本里抽出来而放在舌尖上的知识。

蒙旦要求发展学生的思考力、自动性和积极性。

他很重视体育,把着重点放在骑士的训练——游泳、击剑上,他还要求把体育同智育紧密地联系起来。

蒙旦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蒙旦的教育观点来说,他算是洛克和卢梭的先驱者。

然而因为蒙旦比他们早生了一百多年,所以许多为他们所发展的进步思想,在蒙旦不过是发其端而已。

(五)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教育思想

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1478-1535)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学者。

他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法官家庭,就学于牛津大学,英王亨利八世时,历任国家重要职务,后因被诬控为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

著有《乌托邦》一书,于1516年出版。

该书对当时英国的国民经济和政治制度做了最彻底的批判,指出社会生活的基本罪恶是私有财产,并且描绘了一幅社会主义的轮廓图。

莫尔生活的时代,正当英国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羊毛生产日渐发达。

同时从15世纪末叶起发生“圈地”过程,小农的土地被大地主侵占,并被改作育羊的牧场;农民稍有反抗,就被判处绞刑,使得农民过着乞讨的生活。

莫尔用“羊吃人”这句名言,刻画了英国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期间所运用的野蛮手段。

1.教育思想的社会学基础

莫尔是历史上试图描绘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人。

他称他所描绘的幸福之岛为乌托邦,是“乌有之乡”。

由此产生“乌托邦”一词,用以标志最初尚未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

其基本特征是: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消灭差别。

具体是:

莫尔所描绘的乌托邦由若干城市联合组成,每一个城市都附有经营农业的土地。

除了担任社会职务和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以外,所有成年人,无论男女,都从事生产劳动。

基本的生产单位是家庭,每个家庭都从事某种一定的手工业生产,专门的农村居民是没有的,所有乌托邦的人,都必须轮流进行两年的农业劳动。

莫尔想用这种方法来消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

由于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寄生现象,所以一切生产品都很充裕,可以根据国民需要来分配,所有人的劳动以六小时为限,空闲的时间用来从事科学和艺术的活动。

由于莫尔提出“乌托邦”还在中世纪,资本主义尚在黎明时期,在他的社会观里,还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公爵政权的保留;做肮脏工作的奴隶的存在;理论性的宗教等。

2.主要教育观点

一是首倡普及义务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

在莫尔的乌托邦里,很重视教育问题。

莫尔指出,乌托邦的所有儿童,都会接受带有普及义务教育性质的良好的初等教育,岛上的男女公民在工作之余,都可以进图书馆和博物馆自修,他要把科学和艺术变为全体劳动者的财产,使“乌托邦的公民精通一切当代的学问”。

二是规定广泛的学科,提倡直观教学和本族语教学。

在学校中,除了阅读和写作外,也教授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辩证法和自然。

在数学方面,提倡直观教学和本族语教学。

乌托邦人广泛应用直观教材,全部教育都用本族语教学。

三是重视成人教育,主张消灭体脑对立。

乌托邦人热爱古代希腊的文化和哲学,乌托邦对从事科学艺术研究工作的人,采取由教师介绍和人民选拔的办法。

如果学生学习成绩欠佳,就把他从学校中叫回去,改任体力工作。

相反地,许多由自修而获得高深学问的手工业者,却可以转入“学者阶级”。

四是重视体育和劳动教育,主张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乌托邦岛上的学校重视体育,而且采取了雅典的体育制度,以体操和军事练习发展健美强壮的体格。

学校还重视劳动教育,儿童在学校里,一面学习农业基础知识,一面被领到郊外的田野里去实际观察别人怎样从事农业劳动,自己也参加劳动,有教劳结合的进步思想。

本节小结:

正像恩格斯高度评价的那样,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在这次伟大的变革中,许多人文主义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都非常关心青年一代的教育,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有的还亲自从事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也为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教育家夸美纽斯教育思想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古代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夸美纽斯及其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著述

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nius,1592-1670)是杰出的捷克教育家,近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先驱。

1592年3月28日,夸美纽斯出生于拉摩维亚一个属于“捷克兄弟会”的磨坊主的家庭里,早年就失去父母,成为孤儿,16岁起由“兄弟会”担负其学费,受完中等教育(在普利洛夫拉丁学校上学)和高等教育(在德国的赫尔朋大学、海得堡大学上学),受到新教教派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1616年大学毕业后,被选为兄弟会的牧师,并主持兄弟会的学校,且被推为普利洛夫学校的校长。

1618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当时夸美纽斯积极参加了反对德国贵族和天主教会残酷镇压捷克人民和迫害新教徒的斗争。

战争爆发后,他和兄弟会的其他会员同时遭受反动势力的迫害,有几个月被迫躲居于崇山森林之中。

战火中,夸美纽斯失去了他多年的心血——全部书稿和珍贵藏书,瘟疫又夺去了他妻儿的生命,在祖国与家庭连遭不幸的日子里,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社会政治性学术著作——《世界的迷宫与心的天堂》,揭露了贵族的贪婪、教会的黑暗、侵略的罪恶和人世间的不平。

1627年,德国皇帝下达了迫害新教徒的法令,为坚持新教信仰,兄弟会3万户居民于1628离开祖国,赴波兰的黎撒城。

当他们离开捷克时,曾在边境的山顶上面向祖国跪下,失声痛哭。

1628年,在捷克兄弟会迁居于波兰时,在黎撒城,夸美纽斯又主持已改为古典中学的兄弟会学校,长达13年之久。

在此期间,夸美纽斯由于所写的几本有关教育的著作的出版而享有世界声誉。

这些著作是:

《语言和科学入门》、《母育学校》、《大教学论》、《物理学概论》、《泛智先声》等。

1641年,英国国会邀请他研究所谓“泛智”问题。

他到英国后,由于英国发生内战,使他的关于泛智的研究工作中断了。

1642年,夸美纽斯因希望当时的瑞典政府能够帮助捷克人民取得独立,便应邀到了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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