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节 亚洲的工业化与代表性工业化国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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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二节亚洲的工业化与代表性工业化国家
第二节亚洲的工业化与代表性工业化国家
一、亚洲的工业化与地域格局
（一）亚洲工业化的时空过程
起源于欧洲的近代工业文明在产业革命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以来，通过殖民、对外侵略、资本输出和贸易等途径，向包括亚洲在内的非欧洲地区扩散和渗透，致使人类社会在短短的两百多年时间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
与欧美不同，亚洲的工业化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历程。
亚洲有很大范围内属于季风气候区（尽管成因有不同），在自然界的恩惠下，亚洲很早就产生了高效率的农业，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和自给自足型的农业社会，从而形成了缺乏交流、对土地高度依赖和保守的经济社会特质，这些显然不利于工业文明的产生。
至于冷湿气候和贫瘠土壤条件下的欧洲，其经济社会则建立在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易基础上，地理大发现、重商主义、产业革命都与其贸易和对外侵略紧紧联系在一起。
亚洲的工业化是在由帝国主义列强建立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起步的。
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和技术来自宗主国，工业开发集中于为宗主国服务的资源开发和初级产品加工领域；产业间缺乏关联；有限的盈余在资本主义垂直分工体系下被列强剥夺，无法积累工业化所需资本和技术；由于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也无法形成市场基础。
除了早在19世纪后半期完成明治维新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于20世纪初完成产业革命之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真正的工业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亚洲的工业化道路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过程，经济起飞展现出从日本→亚洲“四小龙”（简称NIEs）→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中国、越南、印度的空间扩散过程，而起飞出现的先后顺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步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时期。
1.进口替代工业化
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简言之就是用国产化工业品替代进口品，是为减少对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依赖，从发达国家的竞争攻势中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建立本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而采取的“内向型”工业化战略。
进口替代通常采取保护与鼓励齐头并进的措施，一方面对国外的产品设定高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另一方面对国内产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进口替代一般经历消费品国产化→中间产品国产化（原材料、零部件）→资本品国产化（生产设备）的依次递进过程，这往往需要很长的发展过程。
进口替代工业化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等亚洲国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不久却遇到其局限性。
首先，亚洲国家除极少数二、三个大国外，其余各国国内市场普遍狭小，工业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其次，即便进口替代取得成效，那也只是消费品的国产化，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对外依赖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加深，从而严重影响对外贸易的收支结构。
总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未能取得预期成果，于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2.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把所生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向国外出口，以此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即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在亚洲，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NIEs在60年代、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自80年代以来以此采取了这一战略。
60年代使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成为可能的国际因素是：
世界经济的空前繁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体系下世界贸易的自由化，交通通讯等克服空间距离的技术大发展，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寻求低成本生产基地等。
通常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又是在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干预下进行的。
为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采用了降低汇率、提供出口补贴和出口信用、设立出口促进机构、建设出口加工区等诸多政策支持措施。
在国内，支持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最主要的资源莫过于劳动力的大量供应。
亚洲历史上搞生产率水田农业普遍使亚洲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庞大的人口规模，普遍重视教育的文化特性，使这些劳动力即使在贫困状态下也力求受到教育，低工资、勤劳、适应能力强的劳动力，是东部亚洲实现工业化的最重要的资源。
到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中国等国家也开始开放国门、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
其内外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同60年代非常相似，不同的是：
由于冷战结束，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和投资更加自由化；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更为活跃；机电一体化革命和IT（信息技术）革命为后起国家的工业化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和新的活力等。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一时期同属亚洲并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日本、NIEs等经济先行起飞的国家和地区正进入新一轮产业升级阶段，遂把国（区）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或生产工程向邻近后发国家转移，从而为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外部机会。
依靠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发展制造业，以此带动经济起飞；起飞之后内需扩大再拉动经济增长，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外向型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
在此过程中，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如表6.2.1所示，在20世纪后半期，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率大大超过了GDP增长率，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出口拉动作用更为显著，充分证明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成效。
3.新一轮混合型战略
实际上，许多亚洲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并非那么简单，在不同产业领域和统一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是互为转移的，表现出“混合型”战略特点。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再度工业化”（相对于改革开放前）过程也表现出两种战略并存的特点，如其劳动密集型纺织工业和率先完成进口替代的家用电器以及电子通信设备工业倾向于出口导向，而资本密集的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材料工业和汽车等工业则处于进口替代阶段。
只不过与改革开放之前不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广泛参与了这一进程。
在新一轮混合型发展战略中，信息技术（IT）革命牵动了亚洲新经济的发展。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曾一度给亚洲未来蒙上了阴影，国际上甚至出现了“东亚奇迹终结”的论调。
然而出乎预料的是，亚洲经济很快从危机中复苏，再一次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
促使亚洲走出危机的主要力量为出口，特别是IT关联产品的出口增长。
IT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IT经济化，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亚洲经济发展以及其未来走向具有深远的意义。
目前，IT产业在亚洲的发展的主要特征是：
（1）正成为世界性的IT关联设备供给基地。
如今，IT关联设备生产成为亚洲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
如以IT关联设备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率为例，NIEs与ASEAN四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已大大超过日本、美国和EU。
据OECD的资料，1997年在世界IT关联设备总产值中，日本、NIEs、ASEAN四国和中国（不包括香港和台湾）分别占22%、14%、6%和4%，亚洲10国（地区）合占46%。
在迅速扩大的IT关联设备需求和亚洲供给能力增强的背景下，亚洲的IT贸易额有大幅度提高，在1996-1999年间，IT出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全部出口平均增长速度。
如在1999年，电气、电子设备的出口贡献率在NIEs达70%以上，在中国（不包括香港和台湾）达50%以上，即使在ASEAN的出口总体呈负增长的1998年，其中电气电子设备的出口仍然保持了正的增长。
（2）IT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较快，移动电话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
亚洲IT经济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IT服务市场在急剧扩大。
其中，移动电话的爆发性普及尤为引人注目。
在1995-1999年期间，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移动电话用户数以年平均75%的速度在增加（除日本外）。
如今NIEs的普及率已超过日本，中国（不包括香港和台湾）、ASEAN四国和印度虽然普及率目前尚较低，然而却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
在亚洲，互联网的普及率也在急剧扩大。
美国是世界上互联网普及最早的国家，其大规模普及发生在1995年，不久这一波浪很快波及到亚洲国家。
1998年，除韩国之外的NIEs的人均普及率已超过日本，中国（不包括香港和台湾）、ASAEN和印度虽然普及率目前较低，但增长速度却惊人，如中国（不包括香港和台湾），互联网的用户1998年为210万人，而到1999年激增到890万人。
（3）印度和菲律宾正形成世界水准的软件产业。
亚洲不仅在IT关联设备生产上占据重要地位，其软件开发也在迅速发展。
近年来，印度和菲律宾的软件产业以年平均50%以上的速度在增加。
1999年，印度软件产业销售额达57亿美元（预计2000年可达87.5亿美元），软件出口额达4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0.5%。
菲律宾的软件出口1996年达2.1亿美元。
两国所产软件大部分向发达国家出口，印度软件的60%以上为对美国出口。
（二）亚洲工业化的地域格局——亚洲太平洋地区城市走廊与功能性城市体系的形成
1.亚洲太平洋地区城市走廊的形成
20世纪最后20-30年的亚洲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
在此过程中，亚洲地区内部（主要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联系、金融联系、对外直接投资联系等均得到加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深。
然而在亚洲广大的区域中，真正参与这一进程的区域是有限的，奇迹主要发生在对外联系便利的沿海地带，尤其是那些人口规模大、具有优良港湾的大型城市，以致形成东起日本东京，向西经韩国汉城，中国的北京、上海、台北、香港，到东南亚马尼拉、曼谷、科伦坡、新加坡直到雅加达的西太平洋城市走廊。
2.资本输出城市（后工业城市）
东京、汉城、台北属于此类城市，现已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国际金融结构、高级的企业服务业高度集中的资本输出城市。
在后工业城市中，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发散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内容。
反映在各自的城市景观上，则是智能化高层办公楼密集的CBD（中心商务区）云集着国际性金融机构和大公司总部；有高租金的大型公寓和商业设施，集中众多的研究与开发设施，还有以高收入阶层为对象的休闲娱乐中心等。
3.大量吸收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城市
以上海、曼谷、雅加达为代表。
这些城市成为各自所需国家乃至本地区中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中心。
在这些城市的周边，兴起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出口加工区或工业开发区，大片的郊区农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
在住宅开发和工业活动急速向周边扩散的同时，建筑业、贸易业、金融业和各种企业服务业却日益向市中心集中，高密度的CBD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兴起。
4.以国际交易为主要经济内容的地区中心城市
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代表。
这两个城市曾经均为英国殖民地，以自由化经济为背景早已确立了作为地区性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使城市经济的发展迅速跨越边境向周边地区扩张，形成著名的“增长三角”和“珠江三角”。
如今，两大城市圈已扩展到100km的范围。
二、亚洲唯一的发达工业化国家——日本
（一）自然条件概述
日本的国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四大岛及其附近的3900多个岛屿所组成，这些统称为日本群岛的岛屿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呈狭长的弧形。
国土面积约37.8万km²，其中四大岛面积占95.4%。
由于国土南北狭长，并与子午线斜交，使日本同面积相近的国家相比，所跨经度和纬度均多，这对日本的地理环境及地域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日本是多山的国家，国土的70%为山地和丘陵，平原狭小。
主要山脉与岛弧平行，山脉高耸险峻，位于本州中央飞驒山脉海拔高度超过3000m，有“日本阿尔卑斯”之称，被誉为日本的“屋脊”。
火山众多，是日本山地的另一个特色，全国约有200多座著名火山。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山对于日本人的精神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平原，一般由河流和海水搬运来的沙土堆积而成，零散的分布在河流下游或沿海一带。
在入海口处形成冲积扇或三角洲。
平原分为台地和低地，最大的关东平原面积也只有1.68万km²，但却对其经济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日本高密度经济社会的形成，是与可利用的平原狭小密切相关。
受地形的影响，日本的河流短小湍急，多峡谷、瀑布，不利航行。
信浓川和利根川是日本最长的河流，但也分别只有367km和322km。
日本属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终年温和湿润。
日本是世界屈指可数的多余地带，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1000–2000mm之间，与干旱气候面积广大的同纬度其他国家相比，是少有的森林国家，其森林覆盖率达66.8%。
日本国土大部分属于温带，年平均气温较高，无霜期较长。
除春夏秋冬四季外，日本还有春夏之间的梅雨期和秋冬之间的秋霖两个雨季。
自古以来，春天樱花的开花日预示农田作业的开始，秋季枫树的红叶日和落叶日则告示冬季的来临。
纵贯本州岛的脊梁山脉两侧的太平洋一侧和日本海一侧之间以及沿海与内陆之间的气候，均有显著的地域分异。
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区：
①以冬季降雪为特征的日本海沿岸。
②易出现梅雨期大于和干旱的九州地区。
③降水少、终年多晴天的濑户内海地区。
④降水多、深受黑潮影响而温暖的南海地区。
日本海一侧冬季降雪多，是世界著名的“豪雪地带”。
这是因西伯利亚气团经由日本海时加温加湿，并遇到与之几乎垂直的中央山脉而被迫抬升所致。
大雪给生活在日本海一侧的居民带来诸多不便，而且时常会引起农业灾害、雪崩或融雪洪水等灾害，有“白魔”之说。
为解决冰雪封天的冬季的生计，自古以来，日本海一侧各地相继发展起手工业，其中很多手工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地场产业”。
这些地区的除雪技术也较发达。
大雪除带来灾害以外，一方面雪成为山岳地带水力发电的重要能量资源，因有“白炭”之誉；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利用雪资源开辟滑雪场，发展旅游业，也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日本是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既有地震灾害、火山灾害、土崩灾害等缘于地质地形的灾害，也有风灾、低温冷害、干旱、大雪等气候灾害，这是由其国土自然环境特性所决定的。
日本地处西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活断层广布，火山众多、地震频繁，故有“火山、地震国”之称。
境内有86座活火山，相当于全世界的1/10。
而且日本固有的地形条件和气象条件结合在一起，有着进一步加强自然灾害之破坏程度的特性，如地震、火山、台风和大雨除了引起直接破坏外，还常常引发火灾、山崩、洪水、泥石流等二次性破坏。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使人口和经济高度集中于狭小的平原地带，也使自然灾害更具危害性和破坏性。
治山、治水、海岸加固等国土保护和防灾制度建设等，向来在日本的公共投资中占有重要份额。
虽然日本高度重视对其狭小的地理环境的保护，但是长期的经济开发活动仍然不可避免地使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具体表现在：
①天然林的树种构成发生了变化。
日本的住宅多以木制房为主，高速增长时期为满足旺盛的住宅需求，砍伐天然林后大规模的营造了速生的杉树、丝柏等人工林。
自1966年以后虽然森林总面积未减少，但森林构成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然林共减少了210×104hm²。
而人工林在涵养水分、腐殖土壤等自然生态上的作用却远不及天然林。
②农用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在战后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原本并不充裕的农业用地迅速转化为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和道路用地。
在过去的40年间，农地减少了约110×104hm²。
③城市化和人工海岸减少极大的破坏了野生生物的生息。
战后为高速增长的工业和城市人口提供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也为确保海岸域的安全，日本在内海和内海湾地带建造了大批海岸保护设施，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工程。
海岸线的过于人工化，极大的改变了自然海岸，从而破坏了鸟类和鱼类的生息环境，海岸的水质净化机能也因此而受影响。
如今在东京湾，约20%的海面已被填埋，几乎看不到自然海岸。
④战后的汽车社会化和由此带动的高速公路的建设，不仅以其噪音、振动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造成公害，而且也破坏了生物的行动圈和自由移动。
（二）经济发展轨迹
1.明治维新与近代化
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一直是个落后的闭关自守的封建农业国家。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近代化开始启动。
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开放政策，大量引进欧美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并为之不惜费用和人才的投入，全面普及教育也是明治时期的重要国策。
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约70年间，日本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4%-5%，超过了欧美工业先行国家水平。
2.对外扩张与工业化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
在“殖产兴业”政策下，日本走了一条由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纺织、钢铁、造船、化工等近代工业。
然而日本的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富国强兵”政策，却使其工业化始终与对外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1915年的日俄战争、1931年以后的侵华战争和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等，成为日本对外掠夺资源、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占领市场的手段。
战争刺激了与军事密切相关的钢铁、车辆、造船、电机、化工等重化学工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日本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而成为工业国，工业结构也从轻纺工业为主转向重化学工业为中心，1942年重化学工业化率达到66.9%。
然而，与军事化高度相关的工业化却延缓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日本国内，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了工人与农民的强烈不满。
由于资金、资本、劳动力被强制性的投入到战争，使经济脱离了正常轨道，最终陷入全面崩溃，及至遭受战争惨败的结局。
3.二战后经济恢复与高速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陷入崩溃境地。
空袭造成了近22%财产的损失，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海外的原料、燃料供给渠道被切断。
为恢复荒废了的经济，日本采取了集中发展煤炭、钢铁、化肥的倾斜生产方式，但仍举步维艰。
使日本经济起死回生的重要转折点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
美国把日本作为朝鲜战场的军事补给基地，一改对日本的各种限制，允许和鼓励其发展工业，骤增的军事订货为亟待恢复的日本提供了宝贵的外汇，为进口原料、燃料开辟了道路，加之美国给予的各种形式的巨额“援助”和“贷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到1955年，日本经济已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从195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1973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
在这18年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超过了同期美国和西欧的增长速度。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地位明显上升，1964年加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富人俱乐部”之称），1966、1967、1968年经济规模分别超过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高速增长时期的完全就业使日本成功消除了二元结构，持续的设备投资和不断地技术革新使其产业获得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出口以超过GNP增长率一倍的速度增长。
4.石油危机以后的结构调整与低速增长
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给日本带来巨大冲击。
面临严峻的形势，日本一方面推动经济的省资源、省能源化；另一方面依靠技术革新成功地使其产品、特别是出口商品实现高附加值化。
日本是世界上最快地从石油危机阴影中走出来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巨额的贸易黑字和日元升值背景下，致力于扩大海外投资，加快了经济国际化步伐。
然而经历了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后，整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发展缓慢，至今未走出“平成萧条”。
5.今天的世界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的GNI（国民总收入）达4.337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人均GNI达34210美元，仅次于瑞士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位。
1999年，对外贸易额达7304亿美元，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经常收入黑字高达1069亿美元，经常收支黑字连年积累的结果，使日本的对外纯资产已达83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在工业生产领域，钢铁、造船和汽车的产量与质量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跻身于世界前列，如今高附加值、高技术密集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和其他电子工业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在物质生产和经济规模方面，日本已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的“追赶、赶超”历程。
国民生活在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公平的收入分配、享受安全和便利的日常生活方面，可以说已相当“富裕”。
然而由于城市过密、住宅价格昂贵、实际生活费用支出高等各种因素，使国民实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同其他国家经济实力相比有一定出入。
（三）经济发展的因素
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如此快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大奇迹，曾引起世界经济界和史学界普遍关注。
究其原因，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加以定论。
至少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因素可以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分析。
从国际看，共有三方面原因：
①和平；②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下，世界贸易空前扩大；③资源、能源的稳定供给（两次石油危机除外）。
从国际看，又可分为自然条件、经济要素和社会制度3个方面。
自然条件：
①适宜的气候（温暖湿润）；②海岸线长、倜然良港多，充分利用海洋国家的优势（通过船舶的大型化和专用化，大量进口海外优质、廉价资源）；③高度利用国土（填海造陆等）。
经济要素：
①人口与劳动力：
丰富低廉，教育水平、技术水平高，勤奋、忠实；②资本：
高储蓄，高效率，建立间接金融制度；③技术：
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技术，不断进行消化和改良；④市场：
自由、竞争性市场；⑤产业组织：
国际性大企业，与革新性中小企业建立灵活分工体系；⑥政府：
引导，保护，公共投资。
社会制度：
①战后改革：
缩小军费开支；民主化措施（实施垄断禁止法，解体财阀，进行农地改革，推行劳动民主化）；②社会因素：
中流意识；自由社会（言论自由，信息发达）。
（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二战后，为尽快复兴经济，在美军占领下首先进行农地改革，并采取“倾斜生产方式”，重点发展电力、煤炭、钢铁、肥料等基础工业。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随后的越南战争，为日本创造了“特需”，纺织工业得以迅速恢复。
农业、煤炭工业和纺织工业，主导了战后复兴期经济发展。
农地改革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劳动改革则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神器”进入日本家庭，家用电器生产因此兴起。
战后的自由竞争环境刺激了广泛的投资，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带动下，钢铁、石油化工、造船和汽车等运输机械等“重化学工业”得到快速发展。
但是由于劳动人口从农村不断涌入城市，农业开始了衰落。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依靠最新设备投资而获得国际竞争力的船舶、钢铁等产品则走向国际市场，出口成为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动力。
重化学工业内部重心也开始有所变化，电气机械和运输机械等加工组装型部门的增长速度超过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原材料部门。
20世纪70年代的两度石油危机动摇了日本工业中重化工业的根基，促使日本转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兴的微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于产业，不久在汽车、电子等加工组装型工业领域建立起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变化的突出特点是，汽车、民用电子、通信设备等加工组装型工业成为主导产业，产业从大规模批量生产型向高度加工、知识密集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电子通信产业，推动生产工程的自动化水平。
这一时期也是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
究其原因：
一方面由于企业规模扩大和企业经营活动日趋复杂化，对企业服务业的需求逐渐增大；另一方面，由于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和社会需求日趋多样化，刺激第三产业不断发展。
而且，随着信息化进程加快，原来由企业在内部完成的各项业务，如研究与开发、信息处理、设计、工程、软件等职能出现外部化趋势，经营服务业因此得以发展壮大。
（五）产业区位与国土结构的变化
国土结构可简单地理解为国民经济的地域构造。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影响国土结构的最直接的因素，莫过于企业的区位行为和居民的空间移动（包括居住地的移动和日常通勤、购物等移动）。
而政府主要通过公共投资（道路、铁路、港口、机场、通讯网等基础设施）的区域配置计划和产业区位政策里影响上述经济主体的空间移动。
在日本，前后分五次制定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各时期的产业区位政策，通过作用于企业和居民的空间行为而间接地发挥了作用。
1.经济复兴期——地方圈的复兴与原有工业地带的恢复
二战后的经济复兴是从地方圈开始的，先是农村因农地改革而有较大发展；而对煤炭的倾斜生产使北海道、九州等煤炭基地的经济有了起色；东北、中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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