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吐蕃系列吐蕃王朝时期的西藏属不属于中华文化圈范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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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吐蕃系列吐蕃王朝时期的西藏属不属于中华文化圈范畴

细读吐蕃系列——吐蕃王朝时期的西藏，属不属于中华文化圈范畴？

展开全文细读吐蕃系列：

动辄兴兵数十万，吐蕃军队是如何解决后勤问题的？

吐蕃王朝在迎娶两位唐朝公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和亲的案例？

吐蕃王朝对外扩张的基础因素吐蕃和大食的交集吐蕃王朝的妇女地位问题吐蕃王朝赞普被谋杀的比例，为何如此之高？

佛教是松赞干布引入西藏的吗？

从史料记载上看，这是种误读！

西藏墓葬习俗与藏传佛教间的逻辑关联长久以来，藏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都是个公认的事实。

但最近几十年，随着西藏问题成了一个工具，一小撮蜗居在印度的人，开始和某些国际势力苟合，声嘶力竭宣扬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化，不隶属于中华文化圈。

在他们嘴里，从吐蕃王朝开始振兴的西藏历史、文化自成一格，完全与中国无关。

试图通过否定二者间，千百年来形成的，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来宣扬所谓“西藏历史地位未确定”的论调。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吐蕃时期的文化和中华文化圈，到底有没有联系。

咱都是文化人，说话必须有理有据。

我们先给中华文化圈的内涵，定义五个关键性的要素：

汉字、儒学、律令、中国科技及中国化的佛教。

以上五个关键性要素是中华文化圈迥异于，印度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的标志。

如果吐蕃时期的藏文化，与上述五项不相吻合，则印度那一小撮人说的有道理。

如果相反，则他们言论便是罔顾黑白，别有用心。

一、文字方面汉字是古代东亚地区通行的文字，也是东亚诸国外交国书的共享文字，同时还是东亚国家书写史料、贵族教育的标准文字。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时长安国子监盛况空前，各国留学生人数在8000余人，吐蕃诸酋长所遣子弟亦在其中。

这些留学生回国后，不但带走了中国的典籍、经卷、绘画、法律，也带走了汉字。

他们回国后，在其国内进行文化传播时，也以汉字教学为基础，导致中华文化圈内汉字书写的广泛流行。

可以说，汉字是学习中国文化最基础的要素。

因此，也有中国文化圈称作“汉字文化圈”。

藏文创立的准确时间目前尚无定论，但始自松赞干布时期已是定论，敦煌藏文文献记载，“吐蕃往昔无文字，此赞普（松赞干布）之时方创始。

”贞观九年（635年）前后，唐使冯德遐初次造访拉萨，对吐蕃文化方面的观感为，“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

因此，藏文创立晚于635年的可能性颇高。

但随着唐蕃交往日深，大量吐蕃留学生入长安求学，他们对汉文化和汉字的掌握极为熟稔。

《新唐书》里对吐蕃使臣仲踪的描写是“少游太学，颇知书”。

唐中宗时，金城公主的迎亲使悉腊，能在君臣做文字游戏时，顺利联句说出“玉醴由来献寿觞”的句子。

甚至有吐蕃的使臣太过仰慕中华文化，实在不想再回国，跟国内传话说自己死了。

（“和蕃使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奏言:

吐蕃先遣使来此迎公主兼学汉语,今欲放还吐蕃。

伏望报之,云其使已死。

”）不过，各国留学长安国子监学习中华文化，也不是没有副作用。

有些学生回国后，凭借对唐朝政治、军事的熟悉成了领兵的大将，让唐军极为头痛，这也算唐朝一个幸福的烦恼吧！

《册府元龟》对此明确的记载：

“武周朝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四夷多遣子入侍。

其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轩等，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戎礼乐，其后竟为边害。

”如果单从文字角度上说，吐蕃结合梵文和向雄文创立了藏文，确实与汉字迥异。

但汉藏属于同一个语系，早已是语言学界的定论。

德国学者朱利叶斯·克拉普罗特，之所以在1823年就提出“汉藏语系”的概念，并不是因为汉藏文字相似，而是基于两种语言间，基础词汇借用、引用极多，存在明显的同源关系。

同时，在敦煌藏经洞内保存的古藏文文献中，发现有汉藏双语对音编译的《千字文》、《汉藏对照辞语》、《汉藏对照辞汇》等书籍。

这些书籍，显然是汉语学习或翻译汉文经卷的工具书。

因此，不能因藏族有自己独立的文字，便将其排除在中华文化圈之外。

日、韩、越、缅，都发展出了独立文字，但它们也同样属于中华文化圈范畴。

二、儒学方面中华文化圈的思想体系，到唐朝已是儒学一家独大。

其长幼亲疏伦理的指导原则，也成了政权的统治依据，儒学经典成了东亚各国学校的教科书。

如：

新罗国学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毛诗》为学本。

日本大学寮则学习《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皆通方能毕业。

明经熟论不但是博学鸿儒的身份象征，还是各国朝廷遴选人才的标准。

越南史料《大越史记全书》中记载：

“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

黎文盛中选，进侍帝学。

”由此可见，即便越南独立后，仍奉儒学为官学，科举考试也是中国式的。

吐蕃自松州之战停战后，便派出首批留学生入学长安，“遣酋豪子弟，请人国学以习诗、书”。

此时，文成公主尚未出嫁，吐蕃便迫不及待的派人求学，可见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之情。

这些不远万里求学长安的年轻学子们，能学到也只有儒学的经典了。

而随着唐蕃两国文化交融的紧密，单派少量学子求学，以不能满足吐蕃对知识的渴望。

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已经和亲入蕃的金城公主，通过吐蕃使节向唐廷要求抄送《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

以上四部儒学经典，如果是金城公主私人学读，肯定不需要通过使臣上表的官方渠道获取。

既然是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传达，必然是吐蕃王室的需求。

这也就意味着，或许吐蕃也开办了以儒学为基础的国学，要么就是吐蕃贵族群体，对儒学经典有很高的市场需求。

同样，在敦煌古藏文卷子中，已经发现有藏文译本《尚书》、《战国策》、《孔子项托相问书》等书的残卷。

经国内学者王尧、黄颢研究后发现，该藏文译本的翻译相当准确、流畅，且能融会贯通，并不十分拘泥于原文字句。

可见，吐蕃在8世纪时，已相当熟悉中国的经典文献和传统法制。

三、律令方面唐朝的律令，泛指唐颁布的“法律”及“制度”，即所谓的“法制”。

其内容包括“律、令、格、式”四个部分：

“律”为刑法；“令”为行政法及制度上的规定，不附罚则；“格”为君主制敕汇编所形成的法典，为律之补充法，一方面具行政法规性质，另一方面为统治者的需求及社会转变，对律、令、式作修正补充；“式”为天下诸司办事的细则，亦即为今口行政法规，还包括军事法、民事法、诉讼法的规范等。

从目前史学界对唐朝律令的研究结果上看，唐朝律令中”格”的部分，远多于律、令、式，由此也体现了所谓“法自君出”、“君在法上”的思想，标志着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体制的形成。

因此，律令实际上也可引申为国家的官僚组织与制度设计等内容。

由于，唐朝是当时东亚国力最强盛、典章制度最完备的国家。

因此，东亚各国多引用唐朝律令作为基础范本，使得东亚的法制及国家体制有着共同的特征。

反观吐蕃，自松赞干布时期所制定的“钦定六大法”和“纯正大世俗法”中，均出现了“若使生身父母受苦，今生来世得报应”、“对母待之以母，对父待之以父”的律条，和吐蕃固有风俗“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据于父，出人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相悖，可以看出明显受到了儒学经典《孝经》思想的影响。

另外，藏文《赞普传记》中记载，松赞干布厘定了吐蕃官员的品位等级，“其官章饰有五等，一谓瑟瑟（玉）、二谓金、三谓金饰银上、四谓银、五谓熟铜，各以方圆三寸上装之，安膊前以辫贵贱。

”这种用排定官员品阶的方式，明显袭自唐律。

《唐会要·章服品第》记载:

“王及三品以上，若二王后，服色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色用朱，饰以金；七品以上，服色用绿，饰以银；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饰以愉石……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饰以铜铁……”。

虽然目前，关于吐蕃王朝法律条例的文献留存较少，但从目前已经发现的文献记载来看，吐蕃不论在法制上，还是在国家体制上，都与唐律有许多相近之处，有些则明显师从唐律略作修正而来。

藏纸制作工艺四、科技方面吐蕃王朝在借鉴唐朝科技方面，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了，而是哪些不是自唐输入的问题。

在《旧唐书》里，记载着吐蕃乘入朝祭奠李世民的机会，向唐“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

因此，吐蕃的织造、酿酒、谷物加工（碾、磨）以及纸、墨的制造技术，都是由唐输入。

另外，吐蕃的天文、历法、阴阳学、算学和医学的科技树，也是由唐朝移植过来的。

吐蕃王朝早期没有明确的纪年规则，作为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吐蕃，一直“以麦熟为岁首”。

但随着文成公主进藏，汉藏文化交融的加深，吐蕃开始引入汉族天干地支的纪年方式，但最开始只引入了地支，而没有天干。

所以，敦煌本吐蕃文献《吐蕃大事纪年》，只以十二生肖（地支）纪年，十二年便有一个轮回。

这种极简单纪年方式，给后代藏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困扰，纪年轮次时间太短，导致很多历史事件容易产生混淆。

但十二生肖（地支）的纪年方式，引自中原是毋庸置疑的。

否则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十二种动物一般无二，排列次序都不曾有异，中间还夹着一个叫龙的，谁也没见过的东东！

不久后，吐蕃对粗陋的地支纪年进行了升级，用阴阳和五行的组合代替了中原的天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阴阳五行地支”纪年方式。

这样就和中原天干地支一样，六十年一个大循环。

而到了，唐蕃最后一次会盟（长庆会盟）时，吐蕃已经模仿唐朝，创制了年号。

矗立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上，便镌刻着：

“时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年冬十月十日，双方登坛，唐廷主盟。

”流行在雪域高原上的藏医，看上去似乎是个独立的诊疗系统。

但其实，藏医和蒙医一样深受中医的影响。

藏文文献曾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涉及医学物品有:

“治疗四百零八种病的药物，医疗法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件、配药法四部。

”《贤者喜宴》则记载，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分别携带了《汉公主大医典》和《月王药珍》进藏，经过藏地医师翻译后，这两部医术成了藏医的基础性文献。

藏医理论中，木、火、土、金、水的五行概念和把脉的“寸”、“关”、“尺”，显然是引自中医，且藏医古医方中也可看到，“分”、“寸”、“汤”、“藿香”、“芍药”、“丁香”、“通草”、“当归”、“莜麦”药物名称。

藏医诊脉吐蕃其他科技上，借鉴唐朝的案例实在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

可以这样认为，吐蕃王朝时期藏族人生活中，所有的方面都和唐朝的科技有关。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千百年来藏族同胞才会乐于幻化文成公主，将唐蕃文化科技交流的益处，归功在公主的身上。

五、佛教方面藏传佛教作为佛教三大分支之一，确实和南传佛教、汉传佛教有很大区别，但如果说它自成体系并独立发展而来，就有点无知了。

作为三大佛教分支中最晚出现的一支，藏传佛教在发展的初期，深受汉传佛教思想的影响。

这种影响之大，甚至差点颠覆了从天竺传来的系统，而使西藏佛教思想改宗汉传——禅宗。

之所以会有此事发生，首先源于传入西藏佛教经典中，汉传佛教的经卷数量最多，也最完备。

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了360部佛经（《贤者喜宴》），并引入了寺院建造法制及寺院法规。

金城公主入藏后，又从唐朝引入了1000部蓝纸上写以金字的佛经。

前文在提及汉字影响时曾说过，吐蕃贵族子弟多留学长安，对汉字的掌握能力极佳，这为汉传经卷译成藏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当桑耶寺建成后，寺中便建有专为汉僧参禅殿、汉经译场及储藏汉经的经书库。

吐蕃王朝第一次国家译经时，首先翻译的也是汉地佛经。

从目前存世的藏经《登伽目录》所列举的27类经文中，第六类《大乘经译自汉土者》、第十八类《大乘疏译自汉土者》便有汉地佛经共31种。

等到吐蕃占领敦煌（沙州）后，敦煌的汉僧摩诃衍（大乘和尚）被延请入藏，信受弟子达5000多名。

赤松德赞的皇妃没庐氏、赞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诸大臣夫人30余人，均在听受禅宗之法后出家。

即便是赤松德赞本人，也对汉传佛教的禅宗思想有深厚的兴趣。

他除了延请摩诃衍（大乘和尚）入藏传法外，还不断以驿马飞书的形式向身在沙州的向高僧昙旷（昙旷年老不能去西藏）请教。

吐蕃驿马飞驰之间，将西藏的桑耶寺和敦煌连在了一起。

这些书信上的一问一答，最终凝结成了著名的《大乘二十二问》。

藏文史料《布敦佛教史》中记载，“吐蕃民众均喜摩诃衍所云，并学其道，其门徒广为发展”。

《贤者喜宴》则干脆写道，“由于吐蕃僧众多学摩诃衍的禅宗之道，致使桑耶寺都断了香火供养。

”由于禅宗思想的巨大号召力，天竺佛教派系与汉传佛教派系间，爆发了佛教内部的“顿渐之铮”。

最终，在吐蕃王室的裁决下，天竺学派受到了保护，汉传的禅宗退回沙州继续传播。

因此，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吐蕃僧诤记》一书中，这样写道：

“唐朝对吐蕃佛教寺院和教义的形成，作用是如此不可忽视，以致整个藏传佛教界，都永久地保持汉族最初影响的烙印”。

综上所述，我们用漫长的篇幅，介绍了中华文化圈的5种基本要素。

在汉字、儒学、律令、科技、佛教五大要素中，每一种都有无数案例可以证明汉藏文化的交融，以及藏文化学习借鉴汉文化的过程中成长。

因此，二者间的师承关系不容置疑。

当然，藏族在学习汉文化过程中，并不是一味模仿，而是结合吐蕃国情需要适当进行调整，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

但无论如何，藏文化从属于中华文化圈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正是很多汉族人在接触了藏文化后，感觉亲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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