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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宋代科举上请制度

宋代,无论是在解试还是省试、殿试时,如有遇题目不明之处,可以进问题意,这就是流行于两宋科场的上请制度。

但科场上请并非源于宋代,唐时就有。

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8中记载:

唐礼部试诗赋,题皆不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

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

宋代科举上请虽沿袭于唐代,但是唐代科举考试曾允许举子怀挟书册进入场屋,以便查阅疑惑,②故而上请的情况较少。

迨及宋代,贡院条制明确禁止怀挟入试,③并要对举子逐一进行搜身检查。

④因此,科举上请主要盛行于宋代。

科举上请制度是宋代科场管理的重要内容,至今学界尚无人论及。

故笔者不揣浅陋,就宋代科举上请的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宋代科场上请的缘起

北宋初年,在殿试时,就有举子上请的情况。

《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云:

淳化三年,是岁,诸道举人凡万七千余人,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

内出《卮言日出赋》题,试者不能措辞,相率叩殿槛上请。

关于此事在不同的文献中略有出入。

洪迈《容斋随笔》中载:

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

洪迈指出上请者为首的是孙何,宋太宗并亲自为其陈大意。

宋会要辑稿?

选举七》:

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卮

言日出赋》《射不主皮诗》《儒行论》题时御出赋题,孙何等不知所出,相顾惶骇,阁笔不敢措词。

人教之上请,因相率叩殿槛乞指示。

帝初不为言,既所请再三,始为陈其大义焉。

南宋人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中又云:

本朝廷对取士,用赋而不示其所出。

自省试命题亦然。

真宗以《卮言日出》试士于廷,孙何等不究厥旨,赋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请所出与大意。

真宗不以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谓:

卮,润也。

”是岁以何为状头。

其后诸生上请有司揭示,皆始于此。

相较之,《宋会要辑稿?

选举七》与《四朝见闻录》的记载更为详细。

不仅道出了淳化三年(992年)御试题目,除了《卮言日出赋》,还有《射不主皮诗》《儒行论》等题,从“孙何等不知所出,相顾惶骇,阁笔不敢措词……帝初不为言,既所请再三,始为陈其大义焉”。

“孙何等不究厥旨,赋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请所出与大意。

真宗不以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等

语句中可以看出,贸然上请可能会遭遇一定的风险,孙何昧死攀殿上请,好在皇帝不以为罪,并亲自为其揭示大意。

《四朝见闻录》中误把太宗当作了真宗,③叶氏认为:

“其后诸生上请有司揭示,皆始于此。

”恐误,与前文《石林燕语》所言上请制度乃沿袭唐代礼部故事相抵牾。

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淳化三年确是宋代上请制度的最早记录。

在随后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科场上请被正式写入了《礼部贡院条制》,这就为科场上请者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晁迥等言:

“准

诏详定《礼部贡院条制》……或举人有所请问,主司即与解说……”并从之。

但好景不长,随着科考人数的增加,举子考场上请的情况也就多了起来,十分不利于考场秩序的维护,仁宗天圣时上请制度开始发生了动摇。

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巡铺官员孔延鲁就建议仁宗皇帝,废除上请之制:

未试前令主司晓谕举人,不得上请,仍雕印试题,分明解说,就试卷内散。

仁宗以“文闱取士,条约已多,只令依旧例施行”。

⑤婉拒了孔延鲁的意见。

这就意味着科场上请制度的推行受到了部分大臣的质疑。

臣僚们的质疑显然影响到了皇帝,在天圣五年的殿试中,内出《圣有谟训赋》《南风之薰诗》《执政如金石论》三题,进士吴育等人以题目渊奥为由上请。

仁宗仍犹豫不决,终还是

“录三题所出经疏以示之”。

⑥又天圣八年,仁宗在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时值当年进士,对御试题目亦是不解,以“圣题渊奥上请”,帝虽“宣谕久之”,仍“录所出经疏示之”。

至景?

v中,随着反对科举上请的声音越来越多,朝廷不得不宣布科举“不许上请”。

景?

v元年(1034年),始诏御药院:

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结)[绝]之,更不许上请。

景?

v元年,首次下达了举子科考“不许上请”的禁令。

⑨为了防止举子上请,规定御药院雕印其所试三题的出处,并据出义理,至考试日,“各赐一纸”,特别强调“更不令解元上请”。

⑩“自后进士各伏其位,不敢复至殿庭。

可见,宋代科场上请,自大中祥符四年合法化以来,就饱受争议,经历了仁宗天圣时期(1023〜1032年)的动摇,再到景?

v元年在众臣僚的一片质疑声中,朝廷明令科举“不许上请”。

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官刻、私刻、坊间本等刻书业发展迅速,逐渐取代了以前的手抄本。

省试、殿试时,御药院会将事先雕印好的试题及解说散发给举子,即“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这就大大减少上请的人数,为罢废上请制度提供了条件。

其二,举子上请较为烦渎,有失尊严之体。

科考之时,举子

由于题意不明,反复向考官上请进问题意。

一方面使得考官们

 

重影响了科场考试的严肃性,干扰了举子考试的顺利进行。

天禧三年(1019年),杨亿时任同知贡举,④有举子上请题意,就引发了一场笑话。

范镇《东斋记事》载:

杨文公知举于都堂,帘下大笑,真宗知之。

既开院,上殿,

事',臣对以‘有疑时,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

”真宗亦为笑之。

南宋人岳珂则认为此事发生在欧阳修任知贡举时,而嘉?

v二年(1057年)正月六日癸未,“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⑥即此事发生在嘉?

v二年。

欧阳文忠知贡举,省闱故事,士子有疑,许上请。

文忠方以复古道自任,将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变文格,盖至日昃,犹有喋喋弗去者,过晡稍阒矣。

方与诸公酌酒赋诗,士又有扣帘,梅圣俞怒曰:

“渎则不告,当勿对。

”文忠不可,竟出应,鹄袍环立,观所问。

士忽前曰:

“诸生欲用尧舜字,而疑其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

”观者哄然大笑。

文忠不动色,徐曰:

“似

此疑事,诚恐其误,但不必用可也。

”内外又一笑,它日每为学者言,必蹙额及之,一时传以为雅谑。

余按《东斋记事》指为杨文公,而徒问其为几时人,岁远传疑,未知孰是。

然是举也,实得东坡先生,识者谓不啻足为词场刷耻矣,彼士何嗤。

无论此事发生于天禧三年,还是嘉?

v二年,都反映出了举

子在上请时常常会惹出不少笑话,试想“帘下大笑”“观者哄然不同,上请闹出笑话的事例:

潭州试经童试官,举经头一句曰:

“三千大千时一。

”闽童诵不通,因操南音上请曰:

“覆试官不知下头有世界耶,无世界耶。

”闻者大笑。

更有考试官,在举子上请时故意戏谑,北宋文人刘,博学有俊才,然滑稽,喜谑玩。

熙宁中,任开封府考试官,出临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

“此卦大象如何?

”刘曰:

“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

”又有请曰:

“至于八月有凶,何也?

”答曰:

“九月固有凶矣。

”⑨考场的不严肃性,肆意戏谑,严重影响到了场屋中举子答题时的文思、心态,不利于科举的公正选拔。

正是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量,宋代科场上请,隐藏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严重干扰了场屋秩序的正常运行,朝廷不得不下令“不许上请”。

然而,景?

v时期的上请之禁,虽较为严格,但分发雕印试题出处的做法,过于刻板,并不能完全解答举子们考试时所遇到的疑惑。

景?

v元年以后,科场上请并没有完全废

止,为了保证科举考试能够真正选拔出有用之才,朝廷通过规范

上请内容等方式,施行了较为灵活的上请政策,即原则上不许上

 

通性,有利于科举制度的完善。

二、宋代科场上请的若干规定

 

若干制度的规定。

其中包括对上请者上请时所处位置、试题音韵、题意以及试题本身谬误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一是对上请者所处位置的规定。

从景?

v元年朝廷下令“不得上请”,到宝元二年(1039年)不过数年而已,上请已有明

显松动。

首先体现在上请者位置的变化上。

宝元二年十一月四日,晓示,不令上请。

或疑虑须得上请,止在厅砌下,不得逼近帘帷。

”①仁宗从之。

又诏:

礼部自今诗、赋、论题,并以注疏所解揭示之,不许上请。

或题目有疑当请者,仍不得近帘。

可见,省试、殿试时诗、赋、论题以注疏的形式揭示,一般情况不准上请,但有“疑处”,也可上请,只是不得逼近都堂上的垂帘。

这既维护了权者的尊严,又满足了举子“上请解惑”的需要。

事实上,对于上请时“不得近帘”的规定执行并不严格。

治平四年(1067年),礼部省试题为《公生明命赋题》,举子

许少张,诣帘前上请云:

“公生明者,公正生明,公而自明非自明之明。

”他的提问还得到了时任司贡举的司马光的极力认可。

③可见举子“诣帘前”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的。

到神宗熙宁八年

1075年)时,进一步明确规定:

诸发、转运、提举司及州学人吏……已就试,不得上请,如

有差误,引断不行,许白巡铺官引赴帘前,白试官改正。

从景?

v中“不许上请”,到宝元二年时原则上不许上请,

但如实在需要上请,则“不得逼近帘前”,再到熙宁八年时,允许上请者在告诉巡铺官的情况下“引赴帘前,白试官改正”。

这一系列上请者位置的变化,表明科场上请实际上并没有禁绝。

直到南宋后期,对举子上请时所处位置仍有严格的规定,吴自牧《梦粱录》卷2《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云:

三月上旬,朝廷差知贡举、监试、主文考试等官……其士人

 

举等官于厅前备香案,穿秉而拜,诸士人皆答拜,方下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

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随手上卷。

二是对试题音韵上请的规定。

官赋中如有疑混声的情况,允

许上请。

庆历四年(1044年),翰林学士宋祁等言:

 

意便用。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乃依“旧条”,“应赋官韵有疑混声者,许上请”。

⑦此外,由于出题人自身的原因,

如主文用俗音,故须上请,⑧主文者在出题时,“不明其字之出

 

三是在题意不明或有歧义的情况,允许上请。

庆历四年有诏:

 

宋人孙奕在《示儿编》中介绍了一个因题意不明,举子“上

 

庐陵董克正,以其父参政当国,避亲就别院,考官周孟觉因以二月一日试出《中和节》诗,董上请云:

“何谓中和节?

”周答曰:

“上元已过,上巳未至,今日所以为中和也。

”董即体其

意曰:

“上巳时将近,元宵节已过,仲春方骀荡,今日是中和。

其父董德元(1096〜1163年)时为参知政事。

由此可推知此处讲述的是绍兴二十四年的事。

董克正不明“中和节”之意,故上请进问题意,考官为其作解释。

四是试题本身如有谬误之处,举子亦可上请。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第8云:

尝有教官。

出《易》题云:

“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

”举子不能晓,不免上请。

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金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

又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

”亦是福

建本所遗。

朱在《萍洲可谈》明确指出出题考官是姚?

v,元符时期正任杭州州学教授:

姚?

v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

”先是,福建书籍刊本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

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

大惭,曰:

“?

v买着福建本!

”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迅速,随着书籍量的增加,书籍流通加快,有利于人们更方便地掌握书籍,但另一方面,刻印版若不精确校正,易滋生讹误,贻误后学。

正如上文所言“福建书籍刊本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

综上,宋代科场上请之制沿袭于唐代,淳化三年开始施行于殿试中,大中祥符四年正式将上请写入贡院条制中,使得科举上请合法化。

景?

v元年,随着反对上请者日渐增多,朝廷正式宣布科举“不得上请”。

但此后并没有完全罢废上请之制,而是通过一些规定进一步规范了科场上请制度。

但总体上而言,随着考试时雕印了考试题目的出处、义理,加之上请者会冒一定的风险,上请不当会遭受处罚。

上请人数大为减少,这样就有利于场屋秩序的管理,保障了考试的公平。

三、宋代科场上请的影响

科举上请是科场管理的重要内容,其影响利弊互存。

举子上

请会冒一定的风险,上请不当可能会遭受责罚,相反,上请得当,特别是其提问受到了考试官的青睐时,无疑就增加了其在科考中的筹码。

宋人王?

在《默记》卷上云:

晏元献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

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

最后,一目?

g瘦弱少年独至帘前,上请云:

“据赋题,出《周礼司空》,郑康成注云:

(如今之司空,掌舆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

)若如郑说(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汉司空也。

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

”元献微应曰:

“今一场中,唯贤一人识题,正谓汉司空也。

”盖意欲举人自理会得寓意于此。

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

欧阳修为天圣八年的省元,时晏殊,谥号元献,权知贡举,故上面所讲之事为天圣八年礼部举行的省试。

欧阳修在上请时提问得当,得到了知贡举晏殊的肯定,在心理上就提前予以了认可。

类试的事例还有,治平四年,司马光任知贡举:

京师省闱以《公生明命赋题》许少张安世,时为举子,诣帘前上请云:

“公生明者,公正生明,公而自明非自明之明。

”主司恶其语,赘斥去之,君实走厕,回问诸公何为而喧,同列告以其故。

君实默然谓帘外官,请适来上请,先辈相见,再问之,少张问如前语,君实云:

“诸公不晓先辈意所说极当,当依次第为文。

”君实退,与诸公言:

“诸公谓此同人上请耶?

”诸人方诮其上请疏谬,君实微笑曰:

“是公非上请也,乃来考试吾辈尔,

今日命题《公生明》冷淡无体贴,如用离娄之明,则便是自明之明,吾辈可不领略而去。

”及得许公程文读至依违牵制云云,抚

案曰:

此非作《公生明赋》乃公生明断案也。

”遂为南省第一。

由材料可知,上请不当会受到主司的斥责,司马光十分欣赏举子许安世的上请提问。

不但在同僚面前大加赞赏,当读及其程文时,更是抚案大赞,遂定许安世为省试第一名。

然而,上请也有可能为科举作弊提供温床。

正如国子监博士杨?

U所言:

一些卑陋之士,抱存侥幸,“编写套类,备怀挟”,他们一进入场屋,就以上请为名,群趋帘前,趁混乱之际,“私

相检阅,抄于卷首,旋即掷弃”。

①绍定二年(1229年),有臣僚言贡举词赋命题不明确,导致士子上请,烦乱经义,故朝廷下令:

“考官明示词赋题意,各房分经考校。

”②

周密在《癸辛杂识》后集《私取林竹溪》亦云:

林竹溪希逸字肃翁,又号?

e齐,福清人。

乙未,吴榜由上庠登第,凡三试,皆第四。

是岁真西山知举,莆田王迈实之亦预考校。

西山欲出《尧仁如天赋》立说,尧为五帝之盛,仁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题为极大。

实之云:

“题目自好,但矮些个。

”西山默然。

林居与王隔一领,素相厚善,省试前,林衣弊衣邀王车,密扣题意。

王告以必用圣人以天下为一家,要以《西铭》主意,自第一韵以后皆与议定,首韵用三极一家,次韵云:

“大圣人之立极,合天下为一家。

”四韵尧宅禹宫,大铺

叙西铭。

至是西山局于无题可拟,乃谓实之曰:

“日逼,无题奈何?

”王以位下辞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题进,并题韵之意大略,西山击节。

至引试日,题将揭晓,循例班列拈香,众方对越,闻王微祝云:

“某誓举所知,神其鉴之。

”是时乡人林彬之元质亦在试中,上请,以乡音酬答,亦授以意,亦预选云。

端平二年(1235年),作为考官之一的王实之先是从知贡举真德秀处得知试题内容,首先泄题给友人林竹溪,引试日,有举子林元质上请,以乡音提问,王实之辨认其为乡人,遂私相授意。

是岁,林竹溪、林元质皆中第。

这是典型的通过上请徇私舞弊的现象。

严重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概言之,上请制度是科场管理的重要内容,宋朝政府实行相对灵活的上请政策,方便了场屋秩序的维护,有利于科举制度的完善。

虽然上请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病,但这毕竟不是常态,加之宋朝政府对上请内容的一系列规定,科举上请一般在可控的范围内运行。

由前文可知,在上请的实际操作中,举子和考官都有一定的变通性。

举子在存“疑惑”时,仍可上请进问题意,甚至可以质疑出题者,考试官也没有完全拘于“不许上请”的条制,在合乎“规矩”的情况下,尽量为举子陈其义,积极发掘有才之士,保证“实学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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