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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历史语音学百年回顾与前瞻

汉语历史语音学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2011级汉语言文字学110501032149杨莎娜

摘要：

本世纪初，发源于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言地理学、语音学传入我国或应用于我国的音韵研究，我国现代音韵研究长足发展，本文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音韵学的发展历程，找出规律，摆出成果，展望未来。

关键词：

音韵学汉语历史语音学理论传统

1、传统音韵学的成就与其局限

传统音韵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其最高成就。

第一，在《切韵》研究方面。

陈澧首创反切系联法，重建了《切韵》音系的声类、韵类系统。

由于古人反切设计上的偶疏、个别音类的混并、《切韵》增订过程中误增的小韵、重纽的存在等因素，陈氏的结论还有一些缺陷，但反切系联法仍是后人利用一个封闭的反切材料重建某一音系的音类的基本方法。

陈氏的方法，从语言的系统性着眼，利用一种语言自身的材料去重建它的原貌，实质上就是内部拟测法。

第二、在语音学史方面,莫友芝撰写了《韵学源流》。

此书虽不完备，但叙述原委，评论得失，理明事简，精辟处颇多，仍然是前无古人之作。

传统音韵学在其他诸如声类、普通语音学等方面，也取得非常高的成就。

第三，在古音学方面，即周秦语音的研究。

在韵部方面，章炳麟提出了队部；其弟子黄侃又把入声韵部单列出来，形成阴、阳、入相对应的系统。

这样，除后来王力提出了微部及钱玄同把黄氏萧部的入声独立出来（成为幽、觉两部）外，黄氏的研究成果已和现代的成果相差无几了。

传统音韵学能在19、20世纪之交取得这么高的成就，绝非偶然，而是前人研究方法、成果的不断积累及这门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比如周秦韵部的研究，自明末顾炎武起走上了比较科学的道路，经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诸家的不断努力，才为章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纪容舒《唐韵考》所用的反切排比法，无疑对陈澧有启示。

在语音学史和语音理论方面，不要说传统的等韵学已有千年的历史，就是从类似《韵学源流》的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算起，也有二百多年了。

而传统音韵学发展到了顶峰，也就走到了终点，因为它的各种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而且无法克服。

比如，多数人看不到或不承认语音的历史演变。

明末陈第虽有“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卓见，可惜没能引起后人的注意；又如，传统音韵学不去想或很少想语音发展演变的规律是什么，因此也没能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传统的方法基本上是考据，从文献出发又回到文献，绝少利用活的语言。

陈澧就说过：

“唯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

”传统的学问也不可能利用物理学、生理学上的成就，对语音的性质、发音机制做出准确的说明、分类，更没有一套简便、明确的记录音素的符号。

2、二十世纪的现代音韵学

正是在传统音韵学走到尽头，西方中国古音的研究刚刚起步之时，我国自己的现代音韵应运而生了。

一、向现代音韵学的转变

可以说，高本汉（1889—1978）是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人。

1926年他的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发表，1940年中译本出版。

1923年以来，高氏接连刊发了《分析字典》、《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诗经研究》、《汉语的词族》、《中国的文字》，向人们展示了他研究汉语上古音的成果。

1954年发表的《中、上古汉语语音学简编》则是他几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

高氏《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部分发表于1915年。

在该书中,高氏全面整理了《切韵》音系的声、韵、调类，全面构拟了音值；不仅利用了日、朝、越汉字音，还利用了20个方言点的汉语语音，其中有十几个是他亲自调查的。

在上古音研究中，他分析谐声偏旁，利用《诗》韵，从构拟声母和韵尾的音值到完成全面构拟。

所以，不论从时间、规模、影响上讲，高本汉都堪称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人。

我国许多学者也为现代音韵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词中，指出了旧研究方法的三个缺点，提出音韵研究要利用现代方音、中外译音等材料、方法；还提到了可参考藏文，复辅音问题，高本汉的研究；1924年林语堂发表了《古有复辅音说》，1931年李方桂发表了《切韵∙的来源》,都是既借鉴于高氏的方法又对其修订的；1933年出版的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代表了中国现代音韵学初创时期的最高成就，是借鉴而非照搬、且有许多独到之处的典范。

它首次利用了汉藏对音。

后人高度赞誉罗氏“是‘能够穷源究委地利用一批可靠的材料把它所代表的方音系统给拟测出来’的第一个中国语言学家”，罗书“既是一部历史描写方言学的著作，也是汉语西北方言的语音发展史”。

二、民国中后期的音韵学研究

这一时期的其他工作，包括许多方面，本文只简单例举其中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1.音韵学通论著作的编撰出版。

这以前只有钱玄同的《文学学∙音篇》，基本上仍属于传统的，并附属于文字学。

而现代性质的通论，以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概要》为最早；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具有总结性质；王力《中国音韵学》，在后来的影响最大，该书上古、中古的拟音都用高氏的。

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导论》虽初版于1949年，但其早年的讲稿“大体依据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加以编排”，而自1926年以后，“开始浏览国外语音学书籍”，“加进了不少新的理解,另编讲义”，可见也是早期的，接受现代理论方法的著作。

2.方言调查。

高氏调查的方言点虽不少，但偏重于西北一带，这是因为他认为《切韵》音系代表长安方言。

我国学者为了摸清第一手材料，纠正高氏，为研究汉语历史语音作准备，作了大量工作。

我国现代方言学自此开始，它与现代音韵学是相互作用、相互推进的。

1923年沈兼士发表了对方言研究的三点意见：

应由旧的目治重文字转向耳治重言语；由片面考证转向系统地实行历史与比较的研究；由孤立地转向利用一切相关学科（包括发音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

这其实也是进行汉语历史语音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1928年发表的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

北京大学规定的以国际音标作记音工具、赵元任制定的五度标调法、赵元任、罗常培用的与《广韵》音相比较的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3.中古音的研究，主要是切韵的音类（尤其是声类），有孙文昱、曾运乾、陆志韦、等。

用到了统计法、概率法、音位学（对立互补）等新的理论方法,周先生还使用了《广韵》反切之外的多种材料。

用传统方法的学者，也注意从音理（声韵配合及总体分布）去观察分析，周祖谟的《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全面研究了一个仅早于《切韵》几十年的音系，注意了上古来源、较近时代的韵文用韵、音类的纵横系列关系，构拟了音值。

该文对人们认识《切韵》音系有极大的帮助。

赵元任《中古汉语的音韵差别》中的拟音，基本上是高本汉的体系。

陆志韦《古音说略》中关于知章组音值的构拟，证据充分，注意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表现了应用新方法、新材料的灵活性。

其他研究不一一详述。

4.上古音的研究。

除前述林语堂、李方桂的工作外,王力建立了微部，使周秦韵部的研究臻于完善。

陆志韦有《古音说略》。

董同和的《上古音的表稿》是当时上古音研究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有很高地位。

庄组源于精组在该文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三、汉语语音史学科的建立

传统音韵学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剔选出大量的史实，也不乏精辟的发展观念。

到本世纪初，发源于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言地理学、语音学传入我国并应用于我国的音韵研究，现代音韵学产生且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们对作为语言本质属性的语音有了唯物的认识，有了描写记录的方法和观念，有了对语音系统的发展研究的立足点和视角。

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脉络有了逐步理清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支持、提倡，以及现代音韵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个正确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科——科学的语音史得以产生。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出版，标志者汉语语音史学科的诞生。

传统音韵学对语音的研究只限于汉字音类的归纳，时代上也只限于切韵和周秦两段。

语音史着眼于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进行语音系统的描写和构拟。

随着语音史学科的诞生与发展，诸多学者在这个学科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些工作，虽不是汉语历史语音学本身，但为这一学科准备了理论、材料，培养了人才。

五六十年代之交,学术界对5切韵6音系的性质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对提高人们的认识、促进音韵学的发展起了极好的作用。

其中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研讨得最为深入细致，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这一时期通俗的通论著作有唐作藩的《汉语音韵学常识》。

通俗的理论文章有丁声树的《谈

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

此外，一些普通语音学著作中也有历史语音学的内容。

四、新时期音韵学的蓬勃发展

1.音韵学通论著作的蜂出和论文的激增。

较早出版的著作，有1979年李新魁的《古音概说》，邵荣芬的《汉语语音史讲话》；从原始到近代汉语语音都有所论及的有陈振寰的《音韵学》；分量、理论、材料都较充实的有李新魁的《汉语音韵学》；王力晚年出版了《汉语语音史》，在方法、材料、体例以及内容侧重等方面都与《汉语史

稿》很不相同。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多种古今字音对照工具书，方便了人们、特别是非专业读者的使用。

曹述敬、谢纪峰等编的《音韵学辞典》搜罗宏富、寻检方便，是开创的新书类。

张渭毅辑成了音韵学论文目录。

音韵学的论文，内容上，从传统的上古、中古、等韵三大块到各个时期的汉语语音，从理论、方法到应用、校勘、检索；性质上从通俗到专深，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2.汉语语音史的全面探求。

上古音是传统研究的重点，这一时有了飞跃。

一是注重与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从而使人们无论对周秦语音的性质、结构，还是音值、演变，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二是音值的深入探索。

人们对同一韵部的主要元音应相同，没有太大异议。

三是对韵部、声调的分时代、地域的研究，对押韵单位、谐声关系的统计分析。

综论性著作，最重要的是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王力的《诗经韵读》、《同源字典》也很重要。

郑张尚芳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有多篇是解读上古汉语文献中音译的外族语词的），他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重视。

关于远古音，此前只有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的绪论中有过探索，此时有严学窘、金有景关于原始、远古汉语的初探，郭锡良、赵诚、管燮初、陈振寰、马如森等关于商代语音的初探。

汉代音，清人有“汉魏音”，是资料的汇集；罗常培、周祖谟对韵部作了深入研究；而此时，对声类、调类，对《说文》、《释名》等专书语音的研究都有了；对韵部的研究,也有新作发表。

魏晋南北朝音，以前有于安澜的《汉魏六朝韵谱》；此时，周祖谟把他和罗常培研究工作的未竟部分——魏到陈时的韵部研究全部发表，刘广和等利用梵汉对音研究六朝音，成就不菲。

等等。

3.理论建设的可观进展。

过去的几十年，汉语历史语音学的理论建设是十分有限的。

1981年，岑麒祥的《历史比较比较语言学讲话》出版，这是一本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利于初学的好书。

理论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徐通锵。

他在《历史语言学》、《语言论》两本书中，全面阐述了源于西方近代语言学的、现代国内外其他学者研究出的、以及他本人孜孜探索出的理论和方法。

在他与叶蜚声合著的《语言学纲要》中，也有历史语音学的内容。

4.学术队伍的状大和对外交流的加强。

这虽不是学科本身，但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学科的兴旺发达。

1980年成立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还经常邀请国外学

者参加，或与有关的国际会议合并。

全国从事音韵学教学与研究的人越来越多。

新时期以来，对外交流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

3、展望新时代的汉语历史语音学

我们期待的新世纪的汉语历史语音学，是对以往音韵学、汉语语音史学科的整理、综括与提高。

它是史论相结合的学问。

1、理论建设的任务急重。

首先要明确语言的基本矛盾运动,就是求简与求区别的矛盾运动，简与别的平衡不断被打破又不断被重建的过程。

这一过程主要由语言内部的自动调节实现，也有人为的调节与干预。

这是语言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也是我们从事理论建设思维的总指针。

其次，我们要看到理论与方法，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的联系与区别。

我们要充分利用科学研究普遍适用的方法和历史语音学的方法以及为理论建设而优先要作的各项实践。

总结规律，上升为理论，指导整个汉语语音史的研究。

2、音史研究的决疑补缺。

包括对周秦语音、《切韵》音系、正音史的研究等。

语音史研究的最大困难，还是材料，包括语料和史料的不足。

但还是有潜可挖的，如方志、野史、国外史料、有待出土的文物文献等。

再就是要善于透过词汇、语法现象发现语音问题。

例如拟声拟态词是语言的普遍现象，它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来表现语义的细微差别；我们对汉语历代连绵词也应认真研究。

又如上古的某些连绵词及某些语法组合，可能是译音。

三、崇高的目的——为国家、民族的昌盛。

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它的兴衰，直接影响到民族心理。

语言是基本的交际工具，它的效率，直接影响到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我们应当用汉语历史的语音学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的语文政策提供依据。

如以语音标记使某些语法形式化等，最终实现汉语文字的拼音化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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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作藩、杨耐思.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J].语文建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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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朋林.从传统音韵学到汉语历史语音学[J]．琼州大学学报，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