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乡五中校志.docx
《安乡五中校志.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安乡五中校志.docx(4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安乡五中校志
安
乡
五
中
校
志
(初稿)
2007-10-18
目录
开头语
第一章,追溯原安乡五中的曲折发展历程
第一节、在大跃进运动中艰难创建的理兴垱附中
第二节、理兴垱附中因成绩优异而被命名为“安乡三中”
第三节、十年“文革”历经磨难的安乡三中
第四节、改革开放后,恢复、振兴的安乡三中
第五节、决策失误日趋下滑的安乡三中
第六节、败中求胜力阻下滑的安乡三中
第二章,回首原安乡五中阔步前进的足迹
第一节、安乡五中的前身——自力发展的向阳中学
第二节、安乡五中在电教的鲜花中诞生、成长
第三节、安乡五中由理科一枝独秀到文理兼优
第四节、安乡五中在赞誉的氛围中稳步前进
第三章,新安乡五中在争创省级示范性学校的道路上前进
第一节、旧三中、五中向新的安乡五中转变
第二节、安乡五中全力奋斗,争创省示范性学校
一、学校环境逐渐优美宜人
二、教学设备逐步齐备先进
三、教学管理日趋科学完善
附录一安乡三中行政干部一览表
附录二安乡五中行政干部一览表
附录三安乡五中管理制度汇编
附录四安乡五中理解学生学科竞赛获奖一览表
附录五安乡五中教研成果、论文发表一览表
附录六安乡五中知名校友一览表
附录七安乡五中各类活动图片汇集
安乡五中校志
1999年下期以后的安乡五中是由原安乡三中(校址:
黄山镇理兴垱码头)和原安乡五中(校址:
安全乡董家垱码头)合并而成。
原安乡三中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原安乡五中成绩斐然,声明遐迩。
新的安乡五中诞生伊始,就已取得了更加出人意料的成绩。
第一章追溯原安乡三中的曲折发展历程
第一节在大跃进运动中艰难创建的理兴垱附中
安乡县在1942年下期才始办“安乡县立初级中学校”,即今安乡一中。
解放后,1956年又于下渔口码头(今下渔口镇)创办了“安乡县第二初级中学”。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安乡县政府在教育战线的大跃进,就是同时创办了“理兴垱完小附中”和“三岔河完小附中”。
安乡三中的前身即“理兴垱完小附中”,于大跃进运动开始的1958年下学期开始创办。
1958年下期始招两个班,1959年、1960年又各招了四个班。
理兴垱完小附中三个年级齐备,共有10个班次,就已成了一所初具规模的初级中学了。
但由于是戴帽子的附中,所以行政上隶属于理兴垱完小领导,上级没有另派校长,仅在1959年下期增派了一名教导干事专管中学部的工作。
1960年下期,县文教科下文明确教导干事余则文同志任中学部教导主任,于理兴垱完小仍是一个单位,同属党的一个支部领导。
1958年和1959年,极左思潮开始在教育战线泛滥,浮夸风刮得厉害,表现在教学上,就是违背教学规律,忽视打基础,反对循序渐进;轻视书本知识,大搞停课劳动,自编教材上双高课。
1958年下期招进来的中一、中二班,进校后不久就连续停课一个多月搞劳动,后来又采取轮班上课、轮班劳动的办法,大烧耐火砖和青砖,开办水泥厂、印刷厂和粉笔厂等。
烧耐火砖要用黄山头山上的云片岩和金刚泥,那时又不通车路,学生便只好从各生产借来十几条船,经明堂湖、赵氏垱、九溪湖等湖面辗转搬运,有时人静更深的半夜都还在搞运输。
报上宣传,那时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据说教材适应不了“飞速发展”的形势,上级指示把所有教材都封存起来,强调老师自编乡土教材。
有的语文老师变了一两个星期,两节课就给上完了。
教材编不赢,有时就把学生的作文当作乡土教材。
一个学生写了这样一首诗:
“昨日我上黄山头,到处一片光秃秃;今日我上黄山头,只见到处铁水在奔流。
”这样的诗竟然成了上好的乡土教材,说它是充满豪气,反映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气息,并在全校各班推广。
1959年扩招了四个班后,校舍不够用,学生便一面借用民居上课,一面参加建校劳动。
砖是自己扳自己烧,板砖的任务分配到班,各班天天都有体力较强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和泥、板砖。
学校的操场都成了晒砖厂。
砖干后,在操场上就地请窑师砌好后烧烤。
板砖用的河沙也要自己去运。
每天天刚亮,总务主任就用广播筒把学生从梦中叫醒,让班主任带着学生拿着洗脸盆到离学校一里多路远的福林一队去端沙,每天早晨跑三趟,吃了晚饭还要跑三趟。
安乡三中初创时修的三栋南北向,叠着做的平房的每一块砖都留有师生们劳动的汗水(这三栋平房直到1996年才相继拆除)。
1959年下期,继续刮浮夸风。
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学校办起了猪场和鸡场。
猪是从公社“万头猪场”借来的,共两百头。
学校没有猪栏,就在操场上开了一条两米宽的大转沟,把猪关在里面。
鸡是勒令学生从家里带来的,一人一只,就用鸡笼关在教师的廊檐上。
在迎接检查的那几天,猪嚎鸡鸣,声闻几百米,学生上课是徒有其名了。
1960年由于天灾人祸,粮食越来越少。
按照当地粮食定量的水平,一般的学生每个月只能从家里背来十几斤到二十斤大米。
年轻人正式长身体的时候,就这点粮食根本吃不饱。
有的学生吃饭不顾“家底”,只图眼前“富贵”,一个月的粮食不到半个月就吃光了,以后的日子只好整天整天地挨饿。
有时饿得慌了,冒着被学校批评处分的危险,到附近生产队的田地里偷东西来充饥,春天的蚕豆角,油菜荭,夏天的菜瓜,秋天的红薯、洋姜等等。
老师有时察觉了学生的这些不良行为,本来非常的气愤,但一看学生们面带菜色,也就无可奈何的原谅了他们。
在青黄不接的四五月间,有的生产队即使按上级规定的粮食标准也发不出口粮来,只好用黄豆、蚕豆、大麦来充数。
家里无米,学生只好带着蚕豆来上学了。
学校食堂为了方便学生,在上甑时用广播筒通知学生:
“上甑啦!
”同学们便用自家带的钵、罐盛着蚕豆去蒸。
在开饭时同学们到食堂去端各自的“饭”。
本来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一叫那蚕豆的气味一喷,食欲便立时全无。
可不吃又耐不住,只好一粒一粒慢慢咽,上课时也不时地吃,老师看见了也不以为忤。
有的学生一连好多天吃不到一粒米,饿得骨瘦如柴,浑身浮肿,有的连走路也摇摇晃晃的,只好请“病”假躺在寝室里。
这样的病人,一个班每天少说也有十几人。
老师也知道学生是什么病,但自己的粮食也有限,自己也是半饿着肚子给学生上课,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学生的困难呢!
1961年上期,中一、中二班学生毕业,这是理兴垱附中的第一届毕业生。
他们虽然经过停课劳动,过的是苦日子,对学习有很大影响,但学校除搞劳动外,学习还是抓得很紧的。
所以,这一届学生的升学考试成绩仅次于安乡一中,名列全县第二。
第二节理兴垱附中因成绩优异被命为“安乡三中”
1961年浮夸风受到批判之后,学校开始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按照上级指示,学校把那些年岁较大的学生精简回去参加农业生产,把原中三、中四、中五、中六四个班合并为中三、中四班(初三年级),中七、中八、中九、中十合并为中五、中六班(初二年级),61年下期另招两个初一班,按序为中七、中八班。
学校这时已开始大抓教育质量,原理兴垱完小教导主任潘永斌同志已被文教局明确指定负责抓附中的教学工作,他向学生提出了“力争全县第一,地区闻名,第二炮比第一炮打得更响”的口号。
为了把学习成绩搞上去,他经常深入课堂听课,检查学生作业。
他还创立了一种“问课”制度,每天早晚自习,他都要抽问几个学生,了解教学效果,倾听学生对各科教学的反映。
在全校的期末统考中,对教学效果好的老师给予奖励,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发奖学金。
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学校的教学工作开始逐步走向正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同时调动起来了,教育教学质量开始稳步上升。
1962年上期中三、中四班毕业,升学率果真超过了安乡一中,名列全县第一。
当时全县共有四所中学:
一中、二中、三岔河附中和理兴垱附中(城关还有一所民办的“勤工中学”)。
除一中是完全中学外,其余三所都是初级中学。
据可靠消息,县文教局原打算把三岔河附中命名为三中,可就是因为这次升学考试的成绩,改变了县局领导的原来打算,1962年下期,理兴垱附中被安乡县政府正式命名为“安乡县第三初级中学”。
简称“安乡三中”。
1962年下期,谢能敏同志来三中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谢能敏校长继续狠抓教育质量,狠抓升学率。
1963年上期谢能敏同志亲自抓毕业班的工作。
这是的毕业班中五、中六班由于学生流失较多,便合成了一个班,由校长统管,另安排四个任课老师当班主任,一个老师管一个组,做到每堂课都有老师听课,使学生的学习气氛空前浓烈。
这一届升学考试的成绩又取得全县第一。
1964年七,八班毕业,升学考试再创佳绩,就连我校老师,学生都认为没有希望的学生,这次都考上了。
由次可见安乡三中的教学质量确实使非同一般了。
安乡三中在全县连续响了四炮,虽在全县出了名,却也挂了招。
1964年下期搞“社教”前哨战,开始触及所谓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
潘永斌主任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办学思想,老师们也在自己作检查的同时,又给他提意见,帮助他“提高认识”。
从此,谁都不敢再冒风险去抓教学质量了。
但事情并没有就次完结。
1965年社教工作队进驻三中,先把当权派全“挂”起来,让他们人人放包袱,“过关下楼”。
潘永斌同志并不是校长,连党员也不是,只是一个副教导主任,因为他过去为抓教学质量出了很多主意,就说他是实权派,也要“过关下楼”经过多次大会小会,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才勉强过关。
不抓工作没有错,积极工作反有罪,当时的是于非就是这样的颠倒着。
社教运动在安乡三中整掉的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办学思想,整掉的是正常的教学秩序,是领导和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与责任感。
文化革命前的安乡三中,能连续四年名列前茅,这一成绩的取得并非是偶然的。
一是有一个懂得教学规律的领导班子善于抓教学。
能在整个校园内酿早出一种浓烈的学习气氛;一是有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当时三中的教师阵容很整齐,象语文老师有熊兴晖.吴华让.余子元.姚本才.陈耀国,数学老师有黄继炳.徐鼎新.朱善之.彭浩民.王瑞祥,物理老师有李芳洲.李光远,化学老师有朱子训,外语老师有李泽钧,安乡县教育界的老前辈颜昌益老师也在三中任过教;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传言的,安乡三中地址处黄山余脉,夹在虎渡。
淞滋两水之间,而三中的学子均是这一山两水间安金.安福.安造.安全.安生.安文等乡镇的子弟,趟上了地理之灵气。
文化革命前安乡三中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不少都是服务社会的骨干力量。
如:
中一班的左宗武在诬害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在80年代曾以国家级专家身份多年出国支援过非洲等中小国家的建设;中二班的张云香曾供职于省公安厅;中三.中四班的黄道村1984年就已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熊兴斌曾任我县县长助理;中五,中六班的陈元宝。
曾任过乡.镇的首脑,潘庆江曾任过本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前松曾任过本县副县长;中十三班的龚德湘曾任解放军某部团长,张经发曾任邵阳地区某县县长。
还有三中毕业的张芳柏曾供职过组织部,彭训安曾任本象教育局长,周用金是现任的常德市副市长。
第三节、十年“文革”中历经磨难的安乡三中
1966年“5.16”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
社教工作队继续留在学校领导“闹革命”。
在工作组的唆使下,中十三班的一个学生贴出了第一张把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和有权威的老师的大字报。
接着种十六班七名学生在工作组的授意下,又联名给一贯严格要求学生的余子元老师贴出大字报,罪名是打击迫害贫下中农子弟。
公社党委也立即发表公开信,表示“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于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运动,一场群众斗群众的斗争就这样在三中校园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66年下期至1967年上期,继续停课“闹革命”。
学校停止招生,毕业班暂缓毕业。
这时四清工作队已撤走,当权派不久也靠边站了。
这时学校仍有9个班,即毕业班十一,十二,十三班,二年级十四,十五,十六班,一年级十七,十八,十九班。
老师对学生不敢管,也无法管。
学生来去任其自便,床铺课桌任其打烂烧毁,无政府主意思潮达到了顶峰。
不久学生中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老师中也形成了两派。
同观点得学生组织与同观点的老师组织很自然地挂上了钩,同另一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大字报每天都有新的内容,墙壁上贴可一层又一层。
大搜查的台风经常刮,哄人听闻的新闻经常有,打派仗的辩论经常进行,给师长戴高帽游行的斗争会经常召开。
老师人人自危,生怕说走了嘴被对方抓住辫子。
人与人的关系处在极度的紧张之中。
这些所谓的革命派。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心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与自己对立的一派则是保护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仅革命派。
于是两派之间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想致对方于死地,自己一派独掌本单位的革命领导权。
其实这些革命派,革命者们都是些被当时中国的领导者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所裹挟,被人利用而不自知,受其蒙蔽反而狂热不已的愚昧之辈。
1967年下期复课“闹革命”。
中11、12、13班毕业,又招进了4个班,即20、21、22、23班,这时学校有了10个班的规模。
名为复课,实际上是“闹革命”的时候多。
学生经常外出游行,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常参加公社组织的批斗大会;经常到外面去搞“破四就旧,立四新”。
课堂纪律简直已塌糟,“革命老师”哪能管得了“红卫兵小将”!
1968年下期继续复课“闹革命”。
14、15、16班毕业之后,又招了3个班,即24、25、26班。
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队进驻三中。
“贫宣队”继续执行“左”倾路线,进校不久就支持一派掌了权,压制着另一派。
10月底,全县四所中学得老师集中到县一中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得学习班,学校只留一两个“革命老师”维持学生纪律,用广播给学生上大课。
在学习班上,受压得哪一派连续被揪出7人-----潘永斌熊兴晖杨瑞生姚本才余子元熊尚远李贤素。
一一斗倒斗臭,戴上白符号,实行群众专政。
其余得老师看到势头不对,只好纷纷“仅戈一击”“将功抵罪”。
这样三中得领导大权就完全落到了势派得手中。
1969年初,搞教师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被群众专政得七位老师留在安乡一中农场搞劳动改造,听候处理。
不久学制开始改革,原编班级中断。
中小学由过去得十二年改为九年,由过去得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直到74年下期才又改为秋季招生)。
这一年采用贫下中农推荐的办法,招了一个高中班,称为高一班(一年级),又办了四个初中班,称为初一班(二年级)和初二初三初四班(一年级)。
因公社占用了理兴垱小学的校址,便把小学业搬到了三中来,改校名为“安造公社理兴垱九年一贯制学校”,行政尚由县管改为社管。
这已年没有教材,语文课主要上毛主席著作和九大文献,其他各科个目找旧书上课。
1970年继续实行春季招生。
高中招一个新班,初中招了三个新班。
这时的三中成了名副其实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五个年级,初中两个年级和高中两个年级都开了班。
班次虽然多,但住房并不挤,因为大多数学生跑通学,完全安排得过来。
1971年以后,小学搬了出去,三中又办成了一所完全中学,但行政上仍属社管,所以校名又改为“安造公社理兴垱中学。
”从1969年至1972年的四年间,学校仍然以搞政治教育为主。
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必须坚持。
“革命打批判”必须投入,能改造思想的劳动也必须参加。
学校在全国掀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鼓励学生背毛主席原著,《矛盾论》.《实践论》成本成本地背。
老师抓政治学习很大胆,抓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却心有余悸,生怕给框上“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大帽子。
老师们为了表明自己是突出政治的,无论上什么课都用毛主席语录引路,先学一条适合自己所讲内容的语录,然后才开始讲课。
学制缩短了,再加上学习时大多数时间又去突出政治了,所以学生们学到的知识那就是少得可怜,中学生的牌子,却只有小学生的文化底子。
那时三中曾留下这样一个真实的笑话:
一个高中班学生向其班主任吴老师写一张请假条,开头应写“吴老师”三字,可是老师的“师”字他一下写不来,想起了思想的“思”,但“思想”两字中又记不清哪一个是“思”,哪一个是“想”,思考了一会,毅然认定“想”字就是“思”,于是把“吴老师”三字写成了“吴老想”。
吴老师收到这张请假条后,真是哭笑不得,只有深深地叹息。
后来这位吴老师便得了一个“吴老想”的雅号,现在退休了,但老同事们遇到一起,仍呼此雅号来戏谑于他。
1973年搞“批林整风”,社会上对学校忽视文化科学知识的行为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
教学上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
学校开始了重视听课和检查作业,注重了培训教师。
73年暑假县教育局还组织各公社高中老师到县一中集体备课,搞观摩教学。
招生办法也稍有改变,由完全的凭推荐入学改为推荐也考试相结合。
对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老师过去并不是不想抓,而是不敢抓,看到学生基础那样差,都感到很内疚,感到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觉得对不起学生。
现在既然领导上在转弯,教师们自然便放开手脚,抓起教学质量来了。
当时的高六班.高七班的学习空气迅速高涨起来,新招的高八班也很不错。
但不久,河南发生了马振扶事,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又害怕了,大家顾虑重重,都不敢当班主任,不敢管学生了,都怕同类的时间会轮到自己头上来。
以后报上又宣扬黄帅和张铁生的造反“英雄事迹”,鼓励学生反潮流,也就是反领导,反老师,号召学生“头上张角,身上张刺”,不当“小绵羊”。
这样一来,老师们一个个又变得谨小慎微,不敢抓纪律,不敢抓学习,出力不讨好的蠢事谁也不愿再干了。
当时学校有个初14班,班上有许多调皮王。
他们上课时任意下位同别的学生打闹,老师不敢管;上课时横躺在双人课桌上装睡觉,老师不敢管;上课时模仿越南影片《森林之火》中的男巫,将一件衣服脱了盖住头,口中念念有词,浑身颤抖,逗得哄堂大笑,老师也不敢管。
当时高9班有个精神病的学生,病发了就打同学,骂老师。
一次他骂一位老师,老师只好回房关门不理他,他便在外捶门叫骂,谁人也劝止不住。
对于这样一个明显的精神病患者,上级知道后,竟说他是“反潮流的闯将”,让整材料上报,真是天下奇闻。
从上面的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宣扬黄帅和张铁生,对教学秩序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
接着报纸上又宣传学“朝农”.学“棋盘”,大搞开门办学。
这时学生又把书本抛开,在离校足有五里远的十溪湖大搞围湖造田,开辟学农基地。
学校又把各班分成农技班、机电班、卫生班、文艺班、伺养班等。
农技班除了办好农学基地,种好实验田之外还经常分到各大队,向老农学习泡种、育秧、植棉的技术。
机电班则学开拖拉机,聘请公社农机站的拖拉机驾驶员当兼职老师,还经常把他们请到学校里来酒肉款待。
卫生班是学习但赤脚医生。
学生经常配合公社卫院下大对去搞防疫,或直接到大队当实习赤脚医生。
文艺班则学排演节目,学校特地从澧县请来一个唱戏的。
每天教学生翻筋斗,练功。
伺养班的同学则是伺养牲猪,每天寻野菜、切菜、煮猪食,喂猪。
当时谁也没想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今后还能派上什么用场。
“读书无用”论的流毒在很多人心中都扎下了根。
所以很多同学走只想学一技之长,以便今后谋生因此,机电班在当时很吃香,而分到农机班和伺养班的学生则认为倒了大霉。
他们说:
“我们出钱帮学校干活,还不如回生产队去捞点分工。
”因而情绪很低落。
第四节,改革开放后,恢复、振兴的安乡三中
1976年10月,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教育战线也瞬间出现了喜人的局面。
专业班迅速取消,学农基地也退还了公社。
长期套在教师身手的精神枷锁被解除,人的精神焕发,心情舒畅。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工作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教师的劳动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
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观念遭到了批判。
由于进一步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老师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
这一切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
湖南省规定反未超过25周具有高中毕业证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均可报考。
为了满足在校毕业生和在理兴档中学报名参加高考的社会青年的迎考复习的要求,学校组成大专、中专两个辅导组,自编、油印学习资料。
在校学生在课堂上复习;社会青年组织起来,晚上在操场上分为文、理两组、由学校指定的辅导员上大课。
由于学校抓的到位七七年高考揭晓,全县近20所社办高中,按造公社理兴档中学被录取23人,居全县第1。
1978年高考政策继续放宽,凡“老三界”的高中毕业生,不受年龄婚否的限制,均可参加高考,但要经过生产大队或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同意。
有些基层组织就以一些莫须有的理由阻止老三届学生报考。
学校和公社教育办知熟后,立即从各方面做工作,排除一切干扰,使得许多有志青年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1978年高考揭晓,在理兴垱中学报考的考生被录取88人,居常德地区第一名。
(这一年在安乡一中报考的考生被录取者只有41人。
)1979年高考也考的非常理想。
1978年,学校停招初中班,初中学校由公社选址另建。
1979年最后一个初中班毕业后,“安造公社理兴垱中学”实际上成了一所由十二个班的高级中学了。
1979年下期,学校依旧收归县管,收复了“文革”前的老校名,只是取消了“初级”二字,仍简称“安乡三中”。
1980年由于失误,逼使许多尖子生外流,致使这一年高考,安乡三中上线人数不够理想,被高校录取的只有18人,一着失误,许多问题也就跟着凸视而来。
首先是被三中录取的新生,特别是优等生不来校报道;在校就读的优等生有的也被别校挖走,如罗月华同学借故与老师顶牛,跑到安乡五中去读。
当时跑到五中,一去就读的有二.三十人。
还有许多骨干老师也在秘密和别校联系,准备调离。
其次是领导班子难以形成校园核心,在老师们目中威信不高,领导和教师之间经常发生矛盾。
如某领导一次在会上批评某老师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了第二胎时说:
“不执行党的计划生育就是反革命”!
某老师反驳相讥:
“某校长,你已结婚十几年,生育五个儿女,哪你岂不是成了历史反革命吗”?
话未落音,便引起哄党大笑,使严肃的会议在尴尬中草草收场。
第三是地方党委和三中领导关系不和谐,不支持学校工作。
石灰上的流子在校园内横冲直撞,上课时间,三五成群的来校打求、争吵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这种现象由于未能及时有效制止。
以致愈演愈烈发展到87年,还冲进教室,拖拽正在上课的老师。
全校师生激愤异常,自发地冲进到理兴垱码头,高喊“惩戒破坏我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小流氓“严惩殴打我校老师的凶手”!
“还我们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
安乡县工安局理兴垱派出所的领导,面对激愤的学生,不但不能进行有利的疏导,反而借口阻断了交通鸣枪威胁,学生情绪更加汹涌,险些发生斗殴冲突。
学校领导怕事态扩大,力劝学生回校,事态方才平息。
1981年上学期期初,县教育局决定调安造联校长万正兴同志来三中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万正兴同志对三中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怎样领导三中,无从下手,只好先和老师们聊天,找学生们谈话,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经过两三个月的了结情况,对三中的整治计划有了一个基本轮廓。
他考虑到:
、要想稳定老师、同学们的思想。
老想靠另到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是不行的,只有把学校的高考成绩上去了,才能鼓舞老师们的勇气,增强同学们的信心。
可是1980年的高考上线人数只有18人。
比邻的五中却有48人。
两所规模相同的学生,高考差距竟有30人之多。
这想要在短期内走出低谷,和五中并驾齐驱,光靠加班加点的硬拼硬打不是最好的办法,或许另辟蹊径,才有柳暗花明的可能。
二、他想到的蹊径就是重点抓文科。
现在国家在高考招生计划中,理科人数多,文科人数,理科人数是文科的好几倍。
社会上重理轻问的观念也非常严重,成绩优秀一点的都是优先报理科,只有自人理科成绩毫无竞争力的学生才去报考文科。
就是比邻的五中,高考人数虽多,但多的也是理科,文科生被录取的一年也只是一、两个,有时一个也没有。
在理科上三中和五中相比,已无优势可言,那就只有另辟战场,把重点放在文科上,如果能在文科上有所突破,方可与五中一争长短。
万校长经过深思熟虑,确定攻取方向之后的第一步就是阐明自己的观点,争取多数人的支持。
先开完领导小组会,争取领导小组成员支持自己的主张,以便形成共识;然后开全体老师会,说服老师赞同自己的意见,拧成一股绳,努力奋斗;再召开高三学生会,万校长和他们讲战国时孙膑给田忌出注意,用自己的劣等马对人家的优等马,用自己的优等马对人家的二等马,用自己的二等马对人家的劣等马,三塞两胜而夺冠的故事。
又结合高考实际,帮助同学们分析说,各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