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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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

第七章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

自近代以来，中国在真正意义上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与国际竞争，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中国由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的过程。

伴随这一历史进程，中国由“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对外开放战略，向“全面融入国际市场、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的开放战略逐步演进。

在2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中国采取的是主动性、渐进性和政策性的开放战略。

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经济循环，进而带动国内经济增长。

20多年的外资、外贸、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显著的联合推动作用，中国融入国际分工的进程表现出较明显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特征。

通过20余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进入工业品加工制造大国的发展行列。

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开放面临着质的变化，即由主动性开放向被动性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国际分工环境也出现了不同以往的诸多新特征，经济全球化、要素分工和贸易投资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

研究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国内新情况，探讨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新进展，并适时进行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对于我们主动应对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的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回顾与评价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初始环境

和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个独特的环境中开始对外开放的，这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分工演进和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历史进程，表现出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国际方面，经过战后30余年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已基本完成，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实现了工业化。

产业间国际分工格局已基本形成，各国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欧盟）集中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发展中国家集中发展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20世纪80年代初，在结束了由布雷默森林体系崩溃和石油危机所导致的70年代世界经济混乱和长期萧条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开始步入新一轮长期增长的轨道。

而1979年12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东京回合谈判的完成，使得国际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幅度降低，国际贸易得以在更加自由化环境中快速发展。

由于商品和要素国际间流动能力增强、流动成本降低，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意义上的国际化生产得以实现，跨国公司开始进入区域一体化、甚至全球一体化的经营阶段，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分工开始由国家层次向企业层次、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初现端倪。

国内方面，在经历了50－70年代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费尔德曼－斯大林模式”发展阶段后，中国的实现了加速发展重工业的预期目标。

为这一目标所付出的代价则是：

（1）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林毅夫，1995）；

（2）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相割裂的二元经济结构得以强化；（3）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畸重、轻工业畸轻，产业结构背离比较优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4）受到高度保护的产业和企业缺乏基本的国际竞争能力。

再从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尽管通过30年的发展，中国工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已经基本达到了产品专业化的层次，但联系分工的交换不是市场交换，而是国家计划。

这种分工不是市场所认可的分工。

而且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与工业中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相对应的不是丰富多样的产品，而是贫乏的产品种类和短缺经济，显现出整个国家分工发展的不平衡和低水平。

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在这种独特的环境中开始的，即国际分工已经开始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而国内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是由计划推动的、是完全背离比较优势的。

这种独特的环境使得国内市场根本无法与国际市场直接对接，国内的专业化生产根本无法直接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只能走渐进式的道路，由计划分工逐步向市场分工和国际分工发展。

二、中国对外开放的三个阶段与分工演进

1、80年代的适应性和渐进性发展阶段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建立经济特区，以优惠政策引进外资开始的。

在积累经验、逐步推广的政策指导下，从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省委报告，到1989年3月25日至4月12日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一次会议决议，中国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岛5个经济特区，确立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地区等三个沿海经济开放区。

十年中，一个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组成，由沿海向内地递次推进，多层次、有重点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经济体制改革，而对外开放在其中则更多的是起着一种建立示范区和参照物的作用。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开始了由计划分工和国家调拨向市场分工和市场交换的转变。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们调整了资源配置方法，释放了经济发展潜力，并为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合适的基础。

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中国推行的是进口替代与鼓励出口并举的贸易政策。

进口替代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实现工业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促进本国工业发展，推动工业化进程。

鼓励出口的政策目的，初期主要是为了解决外汇短缺问题，随着开放进程的逐步加快，通过利用本国和世界两种资源，利用本国和世界两个市场，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战略思路逐渐形成。

由于独特的初始环境，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是从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开始的，并以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出口为主。

随着计划分工向市场分工的转变，迅速将分工角色调整为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这种调整是自发的、由市场机制所决定的。

在整个8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产品。

从分工的角度看，在80年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经历了两个阶段。

初期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完全利用本国要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以产品形式参与国际分工。

随着外资的试探进入和逐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转向由外资企业主导的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进行“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开始以要素形式（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

这种要素形式的分工参与，是和国际间要素流动性增强、国际分工开始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的，是由外资所带动的。

由于中国可参与国际分工的产品层次较低，以及进入中国的外资层次较低，我们参与要素分工的只能是劳动力要素，并且是较低层次上的、劳动的横向差别较少的劳动力要素。

再从利用外资的角度来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吸引外资的整体规模有限，主要来自于港澳台地区。

由于我国开放环境的不完善，以及可参与国际分工的产品层次较低，外资主要投向宾馆、旅游、餐饮等服务业和房地产业，以及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电子产品等轻工行业，层次也较低。

按投资类型分，在宾馆、旅游、餐饮等服务业的投资是市场导向型的，外资的进入是由于中国在这些部门发展极度落后；在制造业的外资是要素导向型的，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其它资源。

在80年代，外资进入中国的作用在于，在沿海（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发展了“三来一补”型的工业，推动了加工贸易的发展，使中国以要素和资源优势开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对国际分工的参与，一开始就从产品分工迈入了要素分工，跟上了国际分工发展的步伐。

在8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政策初衷是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以技术设备为主的进口商品结构充分反映了这一政策倾向。

然而，从现实结果看，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是出口部门而不是进口替代部门。

同时，在进口替代部门中，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是受到较少保护的行业，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而那些获得大量保护的行业却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汽车就是典型的案例。

这种现象说明，在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的情况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政策已经过时。

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发展的背景已经大不相同，中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必须走开放和国际竞争与合作之路。

纵观整个80年代，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在计划分工向市场分工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分工取得了长足发展。

同时，对外开放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计划分工体系的解体，推动了分工深化和专业化发展，加快了体制改革的进程。

通过80年代的改革和开放，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坚定了对外开放的信念，确立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向。

2、90年代上中期外资推动的快速发展阶段

如果我们把80年代的对外开放看作是夯实基础的过程，那么，90年代是中国开放型经济获得高速、全面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开始逐步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在国际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国际分工的细化，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加强。

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世界需求的持续增长，同时触发了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

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调整生产布局，实行全球一体化的经营，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成本竞争型制造业逐步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国内方面，1989年6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对外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

在90年代上中期，中国实施了浦东开发战略，建立了洋浦经济开放区、苏州工业园区等一批外向型工业园区，外经、外贸、外资政策也作了更加有利于开放的调整，对外开放的地域范围从经济特区扩大到沿海开放城市，进而扩大到沿边、沿江地带直至内陆省会城市、地区，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部、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这一系列扩大开放举措的背后，则是外资的大规模进入。

80年代外资政策的成功和出口部门的优异表现，使得中国在90年代转向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和贸易政策，并把出口导向战略实施的重点放在引进外资上，利用外资带动出口成为中国开放政策的核心。

不仅实施了力度更大、配套性更强的外资政策，而且，引进外资的多少被作为对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

同时，也在外资的产业方向、内外销比例方面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引导外资投向出口部门。

这一时期的外资主要来自于港澳台地区，中小外资企业占主导地位，主要分布于资本含量相对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廉价资源和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进行出口生产，转移的技术也主要是适用性技术，几乎没有一流技术和研发技术进入转轨。

有相当数量的外资，以占领国内市场为目标，进入传统的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如化工、化妆品、洗涤剂、通信产品），通过成熟技术的转移，带动了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

这种外资构成，与中国的开放范围、以及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国内大量的、横向差别较少的劳动力，也尚未达到能够为处于较高分工层次的外资进行专业化配套的分工发展水平，这种分工水平决定了外资所能采取的专业化生产方式，进而决定了外资的类型。

外资的大规模进入推动了出口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对外开放迅速发展，更促进了中国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首先，外资促进了我国出口导向工业的发展，提高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规模。

其次，尽管外资主要的是劳动力需求型的，但相对于国内技术水平和现实的国内国际市场需求来说，90年代上中期外资的技术水平是先进的和适用的。

这提高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使中国从80年代以较少横向差别的劳动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到以资本含量相对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意味着较多的劳动差别）参与国际分工。

再次，市场导向型外资通过成熟技术的转移，改造了我国传统的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促进了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结构优化。

借助外资的力量，我们在这些传统行业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水平已与国外无明显差异，开始有能力参与国际分工。

3、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推动的深入发展阶段

在经历了十余年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发展积累，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大多数领域实现了市场化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

已经从短缺经济、卖方市场进入了过剩经济和买方市场，大部分产业的生产能力饱和并渐次出现过剩，同时国内储蓄能力增强，长期的资金短缺状况发生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扩张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

在出口方面，实现了出口规模扩大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同步发展。

这些宏观经济现象所折射出的是，中国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开放型经济环境，在技术水平、生产能力、产业配套、专门化劳动力要素等方面具备了与跨国公司优势要素结合的基础，已经有能力参与较高层次国际分工，对外开放开始向纵深发展。

中国90年代中后期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带有明显的跨国公司推动的特征。

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出明显的新经济特征、产业结构升级特征和生产全球化特征，发达国家制造业资本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由于中国良好的开放环境，较完善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体系，制造业跨国公司大举向中国投资。

与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小规模、试探性的对华投资不同，90年代中后期的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具有大规模、系列化和战略化特征，是从全球产业布局的战略高度实施的，融入了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

在投资动因方面，跨国公司看重的不是优惠政策和简单劳动力的廉价优势，而是中国市场的潜力和具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在投资类型方面，跨国公司投资主要属于市场开拓型投资；在投资方式方面，跨国公司投资主要采用独资企业或外方控股的投资形式；在投资的产业分布方面，跨国公司主要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联系广泛而深入的产业，如汽车、石化、电子及通信设备等；在分工定位方面，对华投资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在产业关联方面，对华投资逐步从生产环节向研发和服务环节扩展；在时空关联方面，对华投资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

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推动了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使中国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其一，跨国公司把中国纳入了其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真正使中国的国内生产开始逐步成为国际生产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国内专业化分工开始逐步成为国际专业化分工，中国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

其二，大型跨国公司所处的产业，一般都是生产链长、生产工艺复杂、中间需求广泛的产业，这正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所要大力发展的产业，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而且，通过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促进了整个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特别是中间环节）的分工细化和专业化发展。

其三，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化生产需要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配套，在中国的自身努力和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促进作用下，中国服务业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仍然不能满足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服务业现代化已成为制造业能否实现质的升级的关键。

其四，跨国公司贸易投资一体化所带动的产业积聚，使我国的部分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在部分产业（如电子信息业）上建立了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体系和中间产品市场，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并具有国际领先的竞争能力。

最后，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先进技术转移、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示范效应，也间接促进了中国整体分工水平的提高。

三、对外开放战略的中国特色和成功经验

从开放思路和开放战略的角度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的对外开放，有两大特点：

一是主动开放，二是政策性开放。

所谓主动开放，就是我国对外开放步骤的安排、开放时序的把握，开放程度的掌握，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与体制改革相类似，我国的对外开放也是走的一条“渐进”的道路，采取是“梯度开放”战略。

从经济特区的创办到沿海港口城市开放，再到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及至90年代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的开放，逐步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内陆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格局。

在开放的内容上，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改变原来的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封闭式发展模式，以自身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贸易，参加到国际经济的循环中去，在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寻找发展机会，从经济开放中获得比较利益，从而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其基本措施主要有：

（1）吸引外资，鼓励或引导外资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2）鼓励出口，以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获取支付进口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的外汇；（3）采取各种保护贸易的政策和措施诸如关税、配额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以逐步培育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如上所述，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总之，开放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与主动开放相联系，我国以往的开放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开放的特点。

一是地区政策倾斜。

从经济特区的创办到沿海港口城市开放，再到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及至90年代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中央政府无不给予特殊的经济政策和优惠。

在开放政策上，主要表现在外贸权限、外资审批和外汇留成比例方面，赋予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区不同等级的优惠政策，实现了差别待遇。

二是采取包括减免税收、降低地价等各种优惠措施鼓励外商来华投资，给予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

从分工的角度看，这种主动开放、政策性开放的开放政策带有明显的渐进性分工调整的含义。

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一种自给自足、计划分工的环境，通过逐步开放，我们实现了由计划分工到市场分工的渐进性分工调整，实现了由自给自足的国内分工到融入国际循环的国际专业化分工的渐进性分工调整。

与前苏联的改革不同的是，前苏联采取的是推倒重来、直接在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中进行分工调整的“休克疗法”，是先开放后学习，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市场分工。

而中国的道路则是先学习后开放，先试点后推广。

先在计划体制最弱的地方（农村）进行市场化改革，实行市场分工，先在最具比较优势的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然后通过对试点地区、试点行业、试点部门市场分工经验的获得、国际分工经验的学习，扩大开放领域。

在开放中充分重视、利用了外资的示范、推动作用。

这种渐进性的开放和分工调整，限制了风险范围，保证了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冲击，避免了开放和分工调整中系统崩溃的风险。

同时，这种开放战略也伴随着高昂的学习成本和调整成本。

它使得我们在渐进性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出现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部门发展不平衡，出现了开放部门和保护部门的利益冲突等问题。

但总的来看，中国20多年的渐进性改革开放战略是成功的，和收益相比成本是可接受的。

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中，经济的动力来源于开放部门和改革部门，这诱导政府采取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改革措施和更加开放政策，去解决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从而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表现出诱致性制度创新的发展路径。

第二节国际分工新趋势与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是20世纪末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空间结构，而新经济则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时间结构。

在此影响下，国际分工出现了许多新特征，贸易投资一体化迅速发展，竞争愈来愈具有全球性的含义。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将继续加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国际分工的影响也将充分显现。

加入WTO后的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国际分工发展新趋势

关于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新特点，我们在第三章进行了初步探讨。

这里，再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1、国际分工不断深化，逐渐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

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交易费用的下降，并由此促使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国际分工从产业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化。

这种分工发展趋势在20世纪末已经充分显现，并在21世纪初继续发展。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开始提速，跨国商品、服务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迅速扩大，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市场的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可以从跨国公司生产价值链上独立出来，通过分工协作专业化于某一环节、某一部件的生产，并在分工中获得小范围的规模经济。

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跨国公司需要将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放到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地点，跨国公司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分工成为了国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国际分工也就愈来愈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

在要素分工的环境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已经不再是简单加工工业与复杂加工工业之间的分工，以及劳动密集型工业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之间的分工，而是垂直专业化分工，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序或劳动密集型零部件生产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的生产之间的分工，甚至是设计与制造的分工，即产品研究和设计在发达国家进行，产品制造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的“加工厂”。

国与国之间的优势更多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

国际分工形式的改变也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的产地，而是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按要素分配也全球化了。

2、要素流动条件不断成熟，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日趋完善

随着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营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少，通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使得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协调变得便捷可行，竞争也在迅速加剧并愈来愈表现为全球竞争。

这种环境的变化，迫使企业朝着灵活、高效、反应迅速的方向不断变革。

为此，跨国公司开始进行战略调整完善其国际生产体系，开始从简单一体化转向复合一体化方向发展。

跨国公司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分布，不再局限于一国的地理范围，而是以全球市场为操作平台，实现研究与开发、生产制造、采购与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的全球网络一体化分布和全球优化配置。

不但要从各国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的成本和质量差异中获得好处，以降低各个环节的成本，而且要通过培育全球范围的协同优势，增强自己对全球不同市场需求变化的响应与控制能力，全面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

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走专业化道路，集中资源以加强核心竞争力。

在生产价值链的技术开发、产品制造、市场营销三大环节中，跨国公司更多的是抓两头：

一头抓技术创新、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推广、新产品的开发和升级；另一头抓产品销售渠道，在品牌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上不惜重金。

对制造环节则仅保留核心增值部分的自主生产，大量的生产加工环节通过外包的形式、加工贸易的形式进行全球生产和采购。

3、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发展

随着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与国际合作方式日益融为一体，并表现为贸易投资一体化。

在要素分工环境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力量，从整合全球资源的角度出发，将其产品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都放到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地点，使得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逐步向公司内贸易、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发展，加工贸易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这种贸易形式的转变是与国际直接投资、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密切相关的，是贸易投资一体化的。

跨国公司全球资源整合、分工优化配置的过程，就是跨国公司所“经营”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过程。

通过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不同环节进行了分工，实现了产品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的全球优化配置，国与国之间的优势被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

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是和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分工转移紧密相连的，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国际间产业转移的过程。

在这种格局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