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朝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体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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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朝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体制

论元朝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体制

------读《元朝十八讲》有感

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

历史学

班级：

1401

姓名：

***

学号：

**********

论元朝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体制

------读《元朝十八讲》有感

摘要：

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建立，是13世纪震撼世界乃至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事情；而忽必烈所创建的元朝，既是蒙古帝国的主体延续和帝国宗主，又因实行“汉法”而进入中原传统王朝序列。

特别是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一种独特的外汉内蒙的复合二元体制为中国历史所独有，也为元朝勾勒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

忽必烈经济政治文化外汉内蒙复合体制

纵观中国五千年悠悠历史，朝代更迭，江山易主：

有些被历史所湮没，有些却仍然名垂史册，正如《沁园春雪》一词中所歌颂那般：

“江山如此多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我们赞叹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雄韬，我们敬佩汉武帝统一中国的武略，我们铭记成吉思汗缔造蒙古帝国的伟绩。

正因为出于对蒙古帝国的强烈兴趣，我阅读了由李治安老师所著的《元史十八讲》一书，受益匪浅。

全书共分为18个专题，分别从经济，政治，体制等数个方面多角度剖析元朝历史，详细介绍了蒙古帝国的兴衰状况及对中原的影响。

其中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是：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至少从外壳上已经有了许多汉法的因素，而核心部分仍然是蒙古本位，从而构建起独特的内蒙外汉的政治文化二元复合体制。

”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他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又对中原汉文化“兼容并蓄”,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宏图伟业，更使了中华民族也绽放出五彩之光。

而我接下来也将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论述这种蒙汉二元复合体制。

（一）经济

——【1】农业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纵使一个国家的强盛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但唯有从经济这一环节入手，才能真正问鼎中原。

蒙古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但随着于汉人的朝夕相处中，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乃至行为习惯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忽必烈在统一南北之前曾反复告诫平定南宋的统帅伯颜：

“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也。

“这实质上反映了忽必烈主持的统一南北战争是一场以谕降为主的政治军事行动，故也使得南方免于战火纷扰，南宋原辖区发达的农耕经济得以幸运的保留，这也成为了元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特别是忽必烈推行的“安业力农，宜安本业”的政策更有利的保护了江南高度发达的自然经济。

中统二年八月，忽必烈设立劝农司，这也是元代劝农机构的雏形，后又继承汉代经验设立大司农司专管全国农桑水利，下设四道劝农官及知水利官巡行劝课，“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数艺。

”是他们职责所在。

元代的路府州县官员被统称为管民官，为了表示对劝农桑的重视，忽必烈严明赏罚地方官的劝农成效，将劝农与管民官的政绩考课直接挂钩。

至元七年，忽必烈还实行独特的劝农措施——立社。

在乡村五十家立一社，选择高年晓农事者担任社长。

立社之后还设庠序，崇孝悌，在乡村兴办社学，提倡儒学的孝悌伦理。

这一政策不但针对汉人民众，就连探马赤军也要立社。

这也是忽必烈统一以来，蒙汉二元文化相互渗透的一个重要标志。

他不仅接受儒家文化，同时也大力提倡这一伦理规范，极大地推动了南北方的融合。

鱼回复农业生产相配套的水利事业也成就非凡。

中统二年，忽必烈令王允中和杨端仁组织开凿怀孟路的广济渠，引沁水经济源，河内，河阳，温县，武陟五县到黄河，全长677里，灌溉民田3000多顷。

次年，他又任命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全国的水利兴建，后又来到西夏中兴修复疏浚了唐来渠和汉延渠，使久遭战祸的河套水利设施又可灌溉良田万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十余年的努力，劝农桑的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工业，增前数倍。

”元代江南农业在南宋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浙西一带的圩田及沙涂田常能获取高于一般田的十倍收益。

仅平江路圩田“共计八千八百二十九围”江浙地区继续充任全国主要粮仓和财赋地区。

这一系列的成就，都与忽必烈因地制宜，注重结合南北方差异这一政策密不可分。

——【2】手工业

元代的手工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总体上技术进步不少，如棉纺织业的兴起和普及，青花瓷的烧制，晒盐法的推行，火器制造等等。

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属青花瓷器的烧制。

元代青花瓷在胎体采用传统的瓷土和高岭土二元配方基础上，加入了从中亚进口的青蓝钴料绘制纹饰烧制而成，故其兼容汉地传统元素和中亚伊斯兰元素，堪称文化交融的完美结晶。

而元代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者，由驱奴私属，签发的匠户和罪犯配役三部分组成，而服役的主要是匠户,冶户和盐户。

民营手工业涵盖纺织，陶瓷食品，造纸，印刷等行业，以个体手工业者占大多数，他们率多被签为匠户。

南宋遗民郑思肖说：

“诸州置机房，抑买江南丝，白役机匠，鞭挞别色技艺人，亦学攀花织造缎匹，期限甚严，······北人深叹江南技艺之人，呼曰巧儿。

”这种北来的匠户制和官府手工业，与南宋私人手工业难以兼容，因此为了更好地控制手工业的发展，忽必烈采取将江南手工业者一概编入匠户籍册的手段，强行侵占人力和市场，逼迫他们为政府服役，这一行动一定程度上却妨碍了民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3】商业

以游牧起家的忽必烈认识到了商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作用。

出于嗜利和财政需求的目的，他实行“重商”和“重市舶”两大政策，直接带来了江南商业经济的繁荣，甚至出现“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而从当时南宋宫廷琴师王元量诗更可佐证：

“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集。

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师依旧使铜钱。

”从中亦可得知元世祖依旧采取南北分治的手段，杭州城内的关子，会子等纸钞，铜钱照样流通，随元军而来的北方商人已经和南方商人正常交易买卖，商业繁荣的景象可见一斑。

海外贸易可谓是元朝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

元代的海外贸易的海港，贸易伙伴，中外海船的来往，基本贸易等都承袭南宋。

元朝在泉州设立了第一个市舶司，随后又在庆元，上海，澉浦增设了三个市舶司，大体上也是参照南宋旧例，依例抽分。

这也极大的鼓励海外贸易的发展，增加政府海关收入。

至元三十年，忽必烈命令中书省制定了整顿市舶贸易的二十三条法则，它奠定了元朝政府管理海外贸易的基本框架，使元代的市舶贸易在继承南宋旧制基础上走向成熟，也推动了以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

元朝大规模的漕粮海运，大规模的海外征伐均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无论是漕粮海运由江南官员朱清，张瑄倡导主持，海外征伐的军士，亦或船只及技术同样主要来自江南，故此三者可算是南方的人力，财力等为元朝统治者所用的典范，集中体现了蒙汉二元的特点。

（二）政治

——【1】行政机构

忽必烈即位后模仿宋金等制度，设置中书省扎鲁忽赤和必阇赤长。

中书省宰执设左，右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四员；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两员。

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是中书令，模仿唐宋旧制由皇太子兼任。

同时遗留了大蒙帝国扎鲁忽赤——即设置断事官，掌政刑之属。

至于军事方面，忽必烈又模仿宋，金制度，设立枢密院以总兵戎，实质为元朝最高的行政机构而这些朝廷枢要机构是基于蒙古帝国时期汗廷大断事官和必阇赤长，吸收汉法宰相制度而逐渐发展。

地方机构主要为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宣慰司和路，府，州，县。

行省制无疑是忽必烈和元帝国留给后世中国的一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也可谓后世地方机构之典范。

“行省”原是行中书省或行尚书省的简称，实际也体现蒙，汉二元，行省名称及官职设置与魏晋隋唐的大行台和金朝的行尚书省十分接近，其实质内容直接按照窝阔台以后燕京，别失八里和阿姆河三“行断事官”模式建立。

而这些机构人员的选择均体现蒙古游牧官为内核，汉官为躯壳的性质。

上述种种都彰显了蒙汉二元政治文化复合体制的特色。

行省制的创立开创了13，14世纪中央与地方权力机构的新模式，而对于13世纪以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吐蕃等首次进入中国版图，中央政权的统治开始深入到吐蕃在内的边疆地区。

——【二】军事制度

“马背上的民族”当之无愧担的上“骁勇善战”的称号。

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恢复经济的同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高效有序的军事体系，充分发挥其军事特色。

怯薛制，亲兵制，军户制是大蒙古国三大基本军政制度。

忽必烈沿袭成吉思汗的旧制重建万人怯薛，分为四部分，名归“四怯薛”。

前四汗时期，通常是集宫内服侍，禁卫亲兵和朝廷机务及差遣三项职能于一身。

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怯薛的地位虽有所下降，但怯薛参政仍为普遍，甚至直接影响元廷御前决策和中枢机构运作。

在设立怯薛组织之外，忽必烈还创设以汉族兵员为主的诸卫侍卫亲军。

这一组织隶属于枢密院，除守卫大都，上都之外，还需镇戍朝廷的直辖区“腹里”，有时又从中央常备精锐部队奉命赴地征战。

元朝又沿袭宋朝传统，所有军队都实行军户制，军户制属于世袭兵役制。

为了政治需要，忽必烈增设镇戍军，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四个军种。

蒙古军即蒙古草原大千户将军，兼有军事行政双重职能。

探马赤军是从诸蒙古千户抽调混编外出征伐的军队，直接归属朝廷和枢密院管辖。

汉军则是由原降蒙金军，投附蒙古的北方地主武装以及签发中原汉人组成的军队，新附军则是由投降元朝的原南宋军队组成、

——【君臣关系】

宋朝以主户，客户附籍，租佃关系纳入国家户籍中，而元朝则实行职业户计，全民当差服役：

将百姓分为蒙古人，色目人。

汉人，南人四色人种。

诸色户计大多来自被征服百姓的强制编组供役，不可避免的带有草原游牧民至上和其他职业户仆从的色彩。

忽必烈还将这种主奴化的关系推衍于君臣之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

”他将草原的主奴从属习俗带入官僚系统中，应用于君臣关系中，不仅体现官府对人身依附的加强，更为后代明清之际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言而总之，忽必烈即建立了蒙古国式的万人怯薛，由创设了汉人的亲军，同样维持宿卫军的二元格局。

而在主力方面既保持了蒙古军队的精锐力量，又增加了汉人力量，以克服自身不习水战，不清地势的弊端。

无论从政府机构的设立，亦或军事制度的革新，乃至君臣关系的发展，蒙汉杂糅的特色颇为突出，元代疆域辽阔，司法“各从本俗”，针对汉人和南人主要是传统的汉法，针对蒙古人则使用草原扎撒。

因此外围多属于汉法，核心内容多半是蒙古游牧习俗的精髓。

（三）文化

——【宗教】

在游牧民族中，“腾格里”是他们共同的信仰，腾格里即天，祖祖辈辈敬畏腾格里的力量，认为人死之后的归宿就是上天，这应该是它们部落的原始宗教信仰。

在元朝入主中原后，最早接触的便是旱地的佛教，但仍坚持的宗教基本政策是兼收并蓄。

元朝诸帝对对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仍然抱着尊重保护和宽容的态度，包括从西域和中亚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等。

元代西域人大多崇尚伊斯兰教及基督教，遂构成了对汉文化的某种牵制或竞争，又兼藏传佛教几乎成为元朝的国教，蒙古统治者开始找到了与汉地佛教有亲缘联系且可与汉地先进文化相抗衡的另一种较强势的“吐蕃文化”。

他们选择了一条特殊的“外汉内蒙”的政治文化模式，借此最终保持了蒙古文化本位。

——【儒学发展】

儒学和科举是保留南制因素最多，也是最能体现汉文化优长的一个方面。

兴办儒学和书院一向是汉地王朝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传统政策。

忽必烈执政期间不遗余力得积极兴办儒学和书院，例如：

至元六年七月，忽必烈应张文谦等人的奏请首先在中央设置国子学，后又增设国子监，掌国子学之教令。

地方上，他于中统二年特诏各路设置提举学校官，选拔30余人博学儒师回位。

这些都是重建中原官办儒学的举措，将中原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学逐渐渗透到蒙古帝国内，以改变其不重视儒学文治的偏向。

除了设立相应的学校机构外，忽必烈还仿照中原传统：

实行儒学教官的制度化。

儒学教官最早可追溯到秦汉的五经博士，但直至两宋才逐渐形成制度。

元朝在基于前朝基础之上，路府州县各级设教官；路设教授，学正，学录，散府以及上中州设教授，下州设学正，县设谕令。

这可谓是一套自成体系的教育制度，有利于儒学的传承。

——【道学北传与杂剧南移】

书院的半官学化，又是南北制融汇交织演变的一个典型。

书院原本作为朱熹等自由讲学，弘扬义理的场所，是一种独立于官办儒学之外的民办学堂。

入元之后，书院被逐渐纳入地方入学教育体系，具有“半官方”的性质。

虽然江南地区及北方的书院数量增多，但私学传统被扼杀，由北方儒户制携带来的保护与被保护的主从关系亦渗入其间，再次体现出“半去胡俗，半用华仪”的特点。

一谈到元朝的文学艺术，最引人瞩目的非杂剧的兴盛莫属。

杂剧最早溯源至两宋的勾栏，后在演唱中又吸收了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元素，将对曲，念白，舞蹈相融合而形成了杂剧艺术。

最早兴起于北方的山西，河北和元朝大都等处，伴随着元朝定都燕京之后，杂剧的演出中心又移至元大都。

元朝入主中原后，由于江南工农商经济的良好发展，随之兴盛的是市民阶层的出现，因此元代杂剧传到南方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一方面当地居民争先演绎，另一方面又与当地南戏互相交流和取长补短，也为明代及后世戏曲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元杂剧的南移，也是元代汉地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四）结语

元统一中原后，原有的南北政权各自制度相对于国家整体制度而言，遂转化为南北方要素，并呈现了南北方要素相互兼容与吸收的特点。

根据萧启庆教授的研究，元朝统一南北后的整合成果主要表现在：

全国交通驿站网，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促进全国市场的形成，贸易的发达导致南北方经济的互补，道学北传与剧曲南流则是南北统合的最大收获。

无论从政治，经济，亦或文化方面，都深深烙刻上了蒙汉二元的印记。

这一融合不仅有利于巩固元朝的统治，更有利于实现多种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从而顺应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潮流，更促进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精神实质上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精神，而元朝正是这两者结合的最好诠释。

作为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它将中国的疆域版图扩张到前所未有的边界，同时又是一次强大的民族性格上的输血，让固步自封的汉人认识到自己的缺点。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纵使历史的年轮悠悠前进，辗出或深或浅的痕迹，但属于元朝的那一个标记，终将被历史所铭记，因为它足够永恒；元朝所创造的丰功伟业，终将会永垂青史，因为它足够辉煌；元世祖忽必烈的飒爽英姿，终将会被世人垂吊，因为它足够卓越。

参考书目：

1：

《元史十八讲》李治安著

2：

《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萧启庆著

3：

《元史》中华书局

4：

《元朝史》韩儒林著

5：

《忽必烈传》李治安著

6：

《中国通史》白寿彝，陈得芝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