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大型纪录片《汉字五千年》文字版 第七集 浴火重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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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大型纪录片《汉字五千年》文字版第七集浴火重生
纪录片《汉字五千年》
第七集浴火重生
1860年，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结束。
在与英、法两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首次明确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并且承诺在官方文书中，不再用“夷狄”来称呼西方人。
条约中对于中外文字也有明文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具有五千年生命历程的汉字，就在这种极为屈辱的情况下，与养育它的民族一起，开始了栉风沐雨的现代之旅。
【汉说文殊死也】
公元1867年，大清同治六年，这一年由春及夏，北京城“天灾”不断，春季大旱，瘟疫流行。
阴历六月初十，黄沙遮天蔽日，紫禁城内有两个时辰几乎昏暗如黑。
一时间人心惶惶。
按照传统的认识，天灾都是由人祸引发的。
候补直隶知州杨廷熙上奏折说：
“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同文馆的性质，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外语学校，设立外语学校和气候异常，显然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它是导致“天灾”的原因呢？
梅兰芳的老师齐如山，早年曾是“同文馆”德文专业的学生，他的《回忆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人们的情绪。
“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
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
”
几千年来，华夏文明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挑战，【唐乾陵陕西乾县】即便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也充溢着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历代王朝一直以“朝贡”来理解国际交往，作为天朝上国，它从来不操心与外夷沟通的事情，那是朝贡者的责任。
天朝没有了解夷文夷语的义务。
而此时，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唯我独尊的汉字同那个懦弱的王朝一起，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进入人类不同文字相互交流的平台。
1861年一月十三日，恭亲王奕昕上了一份奏折，请求设立同文馆。
其中提出，如果想了解各国的情况，必须得先熟悉它们的文字，这样“方不受人欺蒙”，“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着共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
然后，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几个十三、四岁以下，天资聪慧的儿童来学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
当时上这份奏折的目的是，希望晚清政府在和西方打交道的时候，要有外语人才，要通过学好外语避免在对外交往中受蒙蔽。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奕昕已经同英、美等西方国家有了很长交往的经历。
但是在奏折中，却把英语和美语列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从这里可以看到，清政府当时大多数高级官员，对于国外或者说对世界的局势还是非常地陌生。
1862年六月，同文馆正式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学堂，同文馆的第一批学生只有十名八旗子弟。
由于奕昕认为，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法美从而阴附之。
所以，在此后三年时间里，同文馆以只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聘请英国传教士教授英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
稍后一点，1866年，恭亲王奕昕就奏请同文馆里边设一个学天文算学的地方，所谓天文算学要一些什么人来学呢？
就是当时在科举上已经有了相当功名的一些读书人来学习。
这一项建议看来十分合理的要求，却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奕昕上奏折的第二天，同文馆大门上就出现了“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的揭帖，揭帖显然是出自读书人的手笔。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开玺】
因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学习孔孟之道，读孔孟之书，学习孔孟之道。
现在让这些人去学习外国的一些文学，一些科技，当时他们叫“奇技淫巧”，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于中国孔圣人的一种侮辱，也是对于中国儒学的一种侮辱。
1867年阴历而月二十六日，当时的“士林领袖”、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上奏章公开驳斥奕昕的主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开玺】
他认为，立国之谋，尚礼仪而不尚权谋。
根本之道，在人心而不在技艺。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中国的国民，大清国的国民，都能够激发忠君爱国的忠信的气节，那就可以抵御外侮，而不必向外国学习，尤其是不必向外国学习一些制造枪炮船舰的具体的技术。
在奏折的最后，倭仁痛心疾首地表示，即使万不得已非学不可，也不能由科举出身的秀才举人们去学。
因为鸦片战争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知的愚民有半数受到蛊惑，全凭读书人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
现在让国家培养的栋梁之才去向洋人学习，“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倭仁上疏十八天之后，1867年阴历三月初二，奕昕向皇帝上奏折，不点名地斥责倭仁等人，“空言塞责，取誉天下”。
他特别提到，七年前，当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京师危在旦夕之时，士大夫们“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
这无异于指斥倭仁为“空言误国”，的无能之辈。
倭仁真的是一个无能的人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
倭仁这个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他是一个蒙古八旗的人。
但是也考取了科举的进士，就是科举里面的秀才、举人、进士，最高的就是进士，他的传统学问是，特别是宋明理学，非常有造诣，所以号称“理学大师”。
以中国传统的价值基准来衡量，倭仁凭借自己的能力突破科举难关，并成为朝廷重臣，无疑已是优秀的人才。
那为什么倭仁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呢？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徐建新】
有一位日本学者曾经指出，在1750年那一年在中国出版的出版物，比当时西方出版的书籍的总量都要多。
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他们穷极一生，都倾心于研究经、史、子、集之中，来寻求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社会问题的解答。
两千年前，正是这套方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汉王朝，华夏子民的荣光一直延续至今。
一百年前，正是这套方法，缔造了欣欣向荣的“康乾盛世”。
清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规模。
基于这样的经验，倭仁和他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当时的立场，有相当合理的成分。
但显而易见，传统的思想方法难以面对现实的世界。
1867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在自己的府邸，恭亲王奕昕当面和倭仁发生了争论。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郭方】
奕昕的反驳就是，我办同文馆，为的是富国强兵，你这一套礼仪和道德如果能富国强兵，那就请你来办。
回来甚至上奏到西太后，请倭仁统管同文馆。
结果，倭仁听了，被这一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好认输败下阵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西方，已经不再是我们历史上常常碰到的，像游牧民族等等这样一些势力，西方已经是经过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成长起来的，现代化的一个新的势力，无论在政治体制上，在经济体制上，在军事制度上，可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当然，倭仁从这个古籍，从外面这个的政治文化中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
几千年来，承载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汉字，突如其来地面对了比自己强大的文明，不论愿意与否，使用汉字的人们，不得不抬眼看世界。
来自西方的语言、文字，就像一面镜子，汉语和汉字第一次有机会，从另外的角度端祥自己。
这一对比，不仅是汉字命运大转折的前奏，更是文明命运大转折的前奏。
汉字，中华文明面临数千年未遇到的历史洒变局。
【唐广韵途道也】
1895年，在天津的一条名叫大狮子的小胡同里，白洋水师堂总办严复正夜以继日地翻译一本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英国论文集。
官居四品的堂堂水师学堂校长，如此面对夷字夷语，当然需要卓越的勇气年超乎寻常的眼界。
那么，这样一种跨时代的伟大见识为什么会在严复身上体现出来呢？
1840年，在称霸全球的野心勃勃推动下，英国军队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沉醉了数千年的田园梦，被永远地击碎了。
就在这次刻骨铭心的战争中，两广总督林则徐深刻感受到英夷水师的威力，【林则徐故居福建福州】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现代海军的构想，但道光帝在奏折上的朱批却是“一片胡言”。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推】
林则徐是当时最开放的，但是当他的幕僚跟他建议，我们跟英国人打仗，只要准备一些长竹竿就行了，为什么呢？
他说一观察下来，英国人的关节是不能弯曲的，是直的。
所以打仗时候把他拨翻在地，他就爬不起来，然后束手待毙。
是这样的林则徐觉得有道理，还居然向道光皇帝提出这个建议来。
所以当时林则徐虽然比较开放，也没有摆脱中国这样传统授予他的条件。
十五年后，英法侵略军再次从海上进攻，最后直入京城。
在圆明园痛苦的哀号声中，迟钝的满清政府开始意识到近代海军的威力。
以往“以夷制夷”的国策被“师夷长技以制夷”所取代。
从从19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清政府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此时距林则徐提出的建立近代海军的建议，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年，，而就在这二十年间，蒸汽舰已经开始取代帆舰，西方的海军又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开玺】
洋务运动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起中国自己的一套军事工业体系或者民用工业体系，那么同时又要派遣留学生，包括架设电线，解决通讯问题，修建铁路，解决交通运输问题。
还要兴建新式海军抵御外侮。
那么实际上洋务派，它搞洋务运动一个根本目的，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要求富求强。
严复成为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批学员，【福州船政局旧址福建马尾】当时船政学堂开设的课程有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
在这里，严复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并开始学习英文。
第二年，二十三岁的严复作为首批海军留学生中的一员，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他的同学中，还有日后成为著名海军将领的邓世昌、刘步蝉等人。
【天津博物馆研究员林开明】
他在国内受的教育是封建的那种科举教育，《四书五经》这样的科举教育，但是一到外国，接触了西方的一些著作，资本主义民主的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哲学思想，这下对他的触动很大。
1879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回国不到一年，即被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罗致麾下，先后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和总办。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完全西式装备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北洋海军提督旧址威海刘公岛】严复的同学邓世昌、刘步蝉也以身殉国。
【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
后来更不行了，跟日本打仗打败了，这个给中国震动太大了，这个向来看不起日本，日本的文化是我们传过去的，它把我们打败了，这个震动很大。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
包括了清政府很高层的官员，比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人，过去我们相学了洋枪洋炮，大军舰，武器制造。
这些东西我们都有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战争中就失败了呢？
我们差那些呢？
差什么呢？
失败是无法回避的血淋淋的现实，看来构建富强的国家，仅有“坚船利炮”还远远不够。
那么中国落后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所有志士仁人的目光急切地投向了我们的近邻日本。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水野明】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学西洋，它三十年就把西方的大枪、大炮、造船拿过来，一下子就把中国打败了。
西方的科学已经几百年了，它三十年就把它拿过来了。
中国文化几千年，它三百年都拿过去了，这个民族厉害啊！
它要学你很快。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898年，严复历时三年翻译的《天演论》一经面世，立刻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梁启超读了《天演论》后感慨道，“夫竟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进步立止也”，他认为，正是由于从秦汉以后，“一统垂裳”的社会结构，中断了竞争，因而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造成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弱与停滞。
北洋水师在大海中覆没，传统王朝的威望，传统政府的威望，在龙的土地上覆没了。
有识之士开始面向西方世界，寻找救国强国的方略。
从1900年开始，短短十年，至少有一千五百九十九种介绍西方思想、政治、文化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对外国文字的大规模翻译，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尚无先例。
任何文字都是文明的载体，汉字一旦开始与别的文字大规模交流，就不仅仅是文字间的相互转化。
当前所未有的信息、思想注入汉字时，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便不再是被动地承受，而是要主动地迎接了。
【汉说文同合会也】
公元1905年9月2日，一纸诏书把十万读书人金榜题名的理想化为泡影。
这一天，慈禧太后颁布政令，废除在中国运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
由此，中国历史走进了一个新的分水岭【进士题名碑北京孔庙】。
仅仅在四年前，1898年10月9日，11月1日，慈禧太后还曾两次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为什么垂帘听政的老佛爷会出尔反尔呢？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
中国的政治统治结构，应该讲是一个闭合的金字塔结构，皇帝、贵族、官员和平民。
如果没有外力入侵，这个体制在当时的农业社会里面，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和谐和稳定。
那么，科举制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果废除了科举制度，那么这样一个新的体系，将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把儒家文化挤向知识体系的边缘。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结构里最重要的“粘合剂”，可能会慢慢地干枯了。
关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为难的并不只是慈禧，早在清朝初期康熙皇帝已经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
并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考试【康熙废八股文考试诏书】，但在三年后，在大臣们的强烈要求下，康熙皇帝又恢复了八股文考试。
而这一次；连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们也前来敲响丧钟。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实权官员递呈《请废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
“洋务运动”的失败，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满清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
面对日益恶化的政局，已经没有人能作出理性地分析。
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六年后大清王朝终结，“金字塔”的砖块在滑落。
科举一经废止，儒家思想不再是统治中国社会的核心，各种新思想如同雨点般无遮无挡地击打在传统中国的躯体上。
于是，新一种危机随风而来。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这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废科举是为中国的各类人才的选拔成长扫清了障碍，这是它的优点，主要值得肯定的。
但是问题是废了科举以后，怎么样才能真正有利于人才的成长跟选拔，当时还来不及制定制度。
因为废科举的同时是应该兴教育，办新式学校。
但是这个过程，中国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
这新教育也有一些新问题，新学堂和留学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新式的知识分子，新式的知识分子比过去在科举体制下面，旧式书院培养的人要多得多，可是现在社会上由于经济的发展还不是那么快，就没有能够给他们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和工作岗位。
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就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表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这是洋务运动的主将李鸿章晚年的一段话。
虽然他的言论不排除有推卸责任之嫌，但这段话也道出了，清末士大夫们的失落和无奈。
现在破烂不堪的纸房子，终于现出了原形。
但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破房子的性质，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中国无关。
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身处一条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船上，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开始了艰难的求索。
1917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写作。
一时间石破天惊，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胡适讲话录音】。
胡适认为，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也都进行过“文学革命”。
当时，欧洲各国放弃了古老的拉丁文，改用新兴的市民语言。
这不但造就了现代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和德语，而且使文字真正成了表达思想的工具。
【美国昔林斯敦大学教授周质平】
接下来有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论》的发表，陈独秀先生的文章是比较激烈，说要打倒“山林”的文学，要打倒贵族的文学，要建立贫民的文学。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的。
而且“文学革命”这四个字，其实胡适自己并没有用过这四个字，他还是用比较谦虚的，把它叫作“刍议”，就是说是一个不成熟的意见。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的巨大压力，一直处于“救亡图存”的风云中，民族自信心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文言是半死的文字”，“文字革命”这样动人的口号，的确具有摧枯拉朽的功能。
在众多的评论中【胡适口述自传打印稿】，最让胡适“受宠若惊”的的来自一位古文大家的赞赏，这位名噪一时古文大家，就是当时正担任北大教授的钱玄同。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教授何成轩】
钱玄同当时思想上属于复古派，辛亥革命以后，他还认为清朝已经被推翻了，应该恢复汉族的古制。
1912年他担任浙江省教育司科员的时候，他还穿上“深衣，玄冠”上下班，别人看起来都有点古怪，像个出土文物。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
1917年，又发生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的闹剧。
这一系列事变使钱玄同大受刺激，中国的贫弱显然不是通过推翻某一个皇帝就能解决的，【钱玄同故居浙江湖州】很可能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钱玄同谈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乐宁】
在当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大家都觉得好像中国文化的积弊，中国社会的很多毛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旧文化。
而旧文化之所以能够这么顽固，毒孽之所以这样之深，是因为汉字。
所以要想扫除旧文化，要想使中国人们精神面貌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应该从废掉汉字入手。
【瑞典汉学家教授罗多弼】
当时中国文化的文字语言，是一种许多方面真的非常死板的文言文，在受教育的时候，当时的学生小孩，他们也学的文言文，不是一个让他们随便发挥他们自己的本事的语言，相反，他们就一定要效法，也模仿前人所说的。
当时的文化领袖们，几乎都在这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陈独秀说：
“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蔡元培称：
“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改用拉丁字母了”；而鲁迅则写道：
“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能自己死”。
【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嘉璐】
汉字适合我们的语言，这些是经过八十年，人们才慢慢了解了，你让我们的先驱者们，应该说伟大的先驱者们，在那个时候，要用笔战斗的时候，去这么深入研究，太难为前人了，不应该责怪。
同时也正是因为他们当年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促使后人不断地思考探索研究，转了一圈，才对我们的汉字有更深入的了解。
1931年9月26日，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在海参崴举行，大会以瞿秋白撰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为基础进行讨论，提出“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大众的工具之一”，大会确定汉字改革的方针是“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此后，民国政府也作过种种简化汉字和汉字拼音化的努力，但时局动荡，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具备，所谓的文字改革也不过是社会天空飘过的云朵。
而汉字真正面对大众，成为大众的文字，还要等待另一个时代的来临。
【汉说文归女嫁也】
1949年10月1日，汉字以待罪之身进入新中国。
一个月前，就在人们沉浸在对新中国的憧憬之中的时候，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特意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来了“文字改革”的建议。
10月10日，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任常务理事会主席，此时距新中国建立仅仅过了十天。
【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
我们的确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不认识字，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先进的国家，不能有那么多的文盲。
那么多的文盲，你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扫盲，那么国家发展就太慢了。
所以当时希望用一个方法，很快地使多数人能够受到文化教育，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
1951年，毛泽东主席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应该说，关于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先进与落后的评价，是那个时代世界语言学界的共识，毛泽东只是接受和表达了这一共识。
但是，革命领袖的巨大影响力，使汉字拉丁化直接来到了社会实验的田头。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文字改革的专门报告，谈到汉字未来的命运时，他曾说过，“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
当前确定的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
”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
当时的语文学家，把文字改革的进展分成三个阶段，是一个进化的三个阶段，最古老的，最落后的的文字，是所谓叫形意文字，第二种叫意声文字，第三种才是拼音文字，也叫字母文字。
那么从这样一个系列，可以看到文字的进化过程，它是一个逐渐地淘汰的过程。
而西方的文字就处于一个先进的状态，而中国古文字被认为是落后状态。
如果中国要迅速地赶上西方，也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从文字入手，拿文字开刀。
值得欣慰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最理智，同时也是切实可行的文字改革方案。
正如著名作家茅盾所希望的，“至少我们的孙儿、孙女这一代，能够两条腿走路，听报告做笔记，用拼音字母写，会比汉字写得快。
如果可能，还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机，这样该是多么幸福呢。
”
从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但对于古老的汉字而言，多了拼音字母的注释，相当于多了一枝掌握汉字的拐杖，至于英文打字机的使用所带来的文字效率问题，英文极少直接交流，所以还无法对汉字产生影响。
汉字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1979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教授，应邀去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香江的繁荣，令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感慨万千。
但就在会议期间，一位外国专家公开宣称，只有拼音文字才能救中国，因为汉字无法进入计算机，这让钱伟长教授的情绪跌到了谷底。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教授张普】
中国话说，什么事太难了，我们说比登天还难。
法国人要说什么事太难了，就是“CeatChinoin”,它的意思是，这是中文，这是汉字，太难学了。
我们跟日本专家在一起，我们都属于汉字文化圈，所以它的那个汉字也是需要编码。
我们曾经在一起交流，当时日本人就说，汉字进入计算机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全世界的文字进入电脑就都解决了。
1946年，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很快计算机技术在西方社会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
1979年，国门大开，有识之士突然意识到未来必将是计算机的时代。
改革开放的领航人邓小平也不失时机地指出，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但由于当时所有的计算机软件，都是用拼音文字设计和编写的，只能处理拼音文字。
所有，在全球竞争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前景如何，汉字似乎成了关键。
1980年，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
半个世纪前那场废除汉字的狂潮，似乎风云再起，而这一次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有扑面而来的信息时代推波助澜。
汉字真的成了振兴中华的绊脚石了吗？
1981年6月27日，钱伟长教授发起成立了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于电脑汉字输入法问题的研究，并亲自设计了“钱氏汉字电脑输入法”。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教授张普】
我们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成立的时候，除了钱伟长先生他是理事长以外，还有一个副理事长支秉彝，他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在牛棚里面，在茶杯盖上，研究汉字编码。
他别的书不能看，要了一本《新华字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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