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与伦理的融合分析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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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伦理的融合分析论文

工程与伦理的融合分析论文

20世纪60年代，作为伦理学王国的新锐力量，工程伦理学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逐渐积累、发展和蓄势，工程伦理学在西方已进入起飞阶段。

但工程和伦理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对于工程是否需要伦理辅佐这一基本前提，却始终存在多元化声音。

拥护者有之，反对声浪也不弱。

有学者尽管承认技术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都凸显人的意志，工程师一旦选择和应用技术，就必须为其担负一切伦理责任，但却辩称“工程师只是实现企业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即：

工程师只是依照雇主意愿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应用于实践，哪怕工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也非工程师所能控制，更非工程师良善的本意，而应当归咎于现代工程的巨型化和组织机构的官僚化。

汉斯萨克塞就是这一论点的坚定支持者，他将“中性的工具”看作“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的手段。

另有学者批评工程伦理的概念被从业者误读，使得本属非伦理的工程行为披上了伦理外衣。

最突出的表现是：

工程师常把提高技术效率误解为评价自身在道德上表现为善的重要维度。

还有学者认同工程伦理的必要性，但在工程伦理的研究内容上，与主流派别存在较大争议。

例如，约翰莱德就主张工程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不应当包含工程学会所制定的伦理准则。

再如，__佛罗曼则坚持“工程师的基本职责只是把工程干好。

只要工程具有合法性，不论其在道德上是否遭遇拷问，工程师都应当不折不扣地履行职责”。

他把伦理素养等同于个人良心，认为工程师的道德观念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如法律规范和工程标准具有客观性和操作性。

因此，他主张应该依靠法律条文、技术规章和政治程序而不是伦理道德来解决工程中的社会问题。

以上论述说明：

一方面，工程伦理学发展至今，已经累积了极为可观的研究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助于疏通为“技术至上论”所淤塞的系统思维通道，不再将工程与伦理隔绝为完全不同的两个阵营;另一方面，在工程伦理学发展状况仅处于刚刚“起步”而非“起飞”态势的中国，让业界人士接受工程伦理理念并践行之，尚存较大阻力。

只有从根源上理解工程与伦理的密不可分性，才能促进工程界理解、接受并肯定工程伦理学的重要价值，并将工程决策与伦理考量集合起来，落实“为大多数人设计与建造”的理念。

工程伦理首先是一套道德原则，这套原则涉及到个人承诺、专业权利和职业理想，被从事工程的人们所认同;然后才是一门学科，其学科目标即是将该原则应用于工程实践且经过实践检验。

工程伦理作为社会实验的实践性特征以及作为伦理准则的规范性特征，其本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伦理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具有专业知识、自主性、威信及利他主义特征的工程师，而是工程共同体。

一方面，虽然工程师是工程决策的参谋者，工程的提供者、阐释者，工程活动的设计者、执行者以及监督者，其“发动机”作用无可替代，但工程偏重“集体性活动”。

工程活动的主体是工程共同体，由投资人、工程师、管理人员、工人及其他利益群体组成。

工程伦理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工程参与者与工程活动家所面对的相关伦理问题。

另一方面，工程伦理学的研究起点是工程师职业伦理（关于工程师的伦理），即基于狭义视角研究工程师在职业活动中对雇主、公众、环境、社会所担负的责任。

工程主体的多元化构成使得工程伦理研究应从广义视角予以考虑，即“关于工程的伦理”，注重对工程共同体的决策伦理、管理伦理和工程活动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伦理问题之研究。

（2）工程伦理有助于实现“把好的工程做好”的善举，主要包含两个层次：

一是指引工程向善的方向发展。

工程活动强调以人类利益为导向，应用科学原理最优化地将自然资源转换为工程产品。

它并非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宗旨的应用科学知识的求解过程，而是一个摸索和试错的过程，是非善恶等伦理问题渗透其中。

工程本身并不直接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善。

工程伦理涉及“义务、权利和理想”等价值判断，能为工程师面对善恶摇摆时的伦理抉择提供道德法则。

二是促进良善工程的实现。

在面临道德问题时，工程人员易遭遇难以正确识别道德问题的尴尬，时常陷入伦理抉择的两难困境。

而工程伦理恰恰在培养工程人员道德敏感、道德抉择等方面效果显著。

（3）工程伦理包含一定的规范和原则。

《牛津英汉百科大辞典》界定“伦理是道德规范”，是“人际关系中所共同遵守的规范”。

相应地，工程伦理对于工程从业者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吁求，必然建立在工程人员的认知机制与工程活动的实践原则之上。

工程师可由判断力（Urteilskraft）将伦理法则适用于个案，或依据实践智慧（Phronesis）对不同境域加以审慎衡量。

工程伦理规范言明了工程人员应利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善尽其责，达成增进社会福祉的目的，发挥服务和保护公众，教育、激励、支持负责任的专业人员，提升职业形象等重要作用。

（4）工程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可从3个过程加以解读：

一是主体性主导——祛魅。

人类的工程活动凭借工程从业者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所展现出的各种属性，如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等，努力实现“世界从神圣化迈入__、从神秘主义跨进理性主义”的祛魅过程。

二是工具理性凸显——迷失。

祛魅使得人类主体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工程从业者通过精确的功利计算，以最为高效的方式达成目标，这既增强了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和求真意蕴，同时将价值理性降至从属地位并消退了求善意蕴，使得人类陷入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与狂妄自大之中。

三是价值理性回归——返魅。

极度劣化的生存环境以及惨绝人寰的工程科技灾难使人类更理性地审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梦想，基于价值理性回归的返魅促使人们承担环境伦理责任以谋求可持续发展这一终极理想。

人们经历“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方能发现真正利于永续发展的原则。

（5）工程伦理学不仅类属理论伦理学，更契合实践伦理学的本质。

一方面，伦理学基于人类社会实践集道德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解决于一体，在助推伦理理论建构与发展的同时，促进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

另一方面，工程伦理并非机械地将常规伦理理论应用于两难困境，而是建构于工程实践性和伦理规范性的互渗互溶，聚焦于工程从业者遭遇到的境域伦理考量，凭借工程师明智的道德判断力和坚强的伦理意志力，达成“工程是一种社会实验”的实践性目的。

（6）工程伦理还应被视作对工程中所涉及伦理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一门科学。

“伦理”既包含个人道德观念和“栖居之所”以及人们相处时的行为规范，还涵盖学科的理念，即对人类道德现象进行理论研究的“伦理学”。

与之相对应，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内容聚焦于5个方面：

①研究建立工程伦理体系的核心和基础问题;②工程活动各阶段面临的价值与道德冲突和整合问题的分析，引起领导者、管理者以及工程师对工程活动中伦理课题的关注;③工程技术领域的典型伦理问题探讨;④对工程全寿命周期可能遭遇的多元冲突加以伦理审视;⑤明确工程从业者理当具有的道德素质和理应遵循的伦理规范。

对工程伦理本质的探讨，突破了“个体工程师角度”这一狭义工程伦理的局限，更倾向于“工程共同体视野”这一多元化主体的广义视角。

但是，广义视角下工程伦理学的内涵并非仅限于此。

综上，工程伦理是指工程共同体以可持续发展为旨归，基于保护公众健康、安全、福祉及环境责任承担，对全寿命周期内涉及到的工程伦理问题加以伦理考量和道德抉择的规范和准则以及对其进行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学科。

工程师在践行伦理规范上的积极努力，既增强其妥善处置系统性伦理难题的选择向度，又不断提升其道德自治的敏感意识。

职业伦理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

工程对伦理的呼唤，伦理对工程的辅佐，既是工程职业内在的应然要求，亦是工程实践活动的实然需要，同时是工程价值和工程目标得以彰显的必然途径。

2.1伦理意识使工程师“负责任地”扮演职业角色

“工程”是个多义的概念，通常被看作功能、学科、工作、职业等。

其中，“作为职业的工程”这一阐释影响深远。

职业是从事相同工作的个体自愿组织起来，以超越法律、市场、道德以及公众所要求的道德允许的方式，公开侍奉同一道德理想。

工程师作为工程伦理的重要对象，须确保“促进一种负责任的工程实践”。

工程对于时代的影响力以及对社会大众的说服力，都建立在工程师可靠的职业素养和人格修养之上。

诚实正直的工程师提供了一种“值得被给予信任”的良好职业形象。

伦理责任与特定的社会身份相联系，即具有何种社会角色，就应承担与此角色相适宜的责任或义务，否则极易陷入“责任黑洞”的虚无之中。

职业伦理之所以必要，源于当人们运用“能他人所不能”的专业技能提供服务时，就必然要承担对使用其服务者的关照责任。

工程师应承担的责任已不限于技术层面，更应触及伦理深度。

在工程界推行工程伦理的目的在于增进工程从业者的伦理认知与实践智慧，督促他们自觉维护并增进其人格正直、职业尊严和社会声誉，提升伦理敏感性，以自动自发之心态自由地践行伦理规范，以“多数人满意的服务”承担社会责任，从而实现增进社会福祉的更高理想。

2.2伦理理论指导工程师审慎对待两难困境中蕴藏的伦理问题

对工程本质的把握和对工程特点的理解，是工程伦理在工程共同体中能否得以推广的决定性因素。

不同从业者对于工程的理解各异，加上他们的教育经历各有不同，这决定了工程伦理的接受难度和实践程度随境域存在极大差异。

“技术中性论”虽然符合人们对于工程的直观感受且反映了部分事实，但并不全面。

约翰斯塔迪梅尔主张“技术既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手段，也是伦理、政治与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

“技术价值论”认为技术负载着特定社会中人的价值，包含着善恶、美丑、好坏等的价值判断。

正如M.邦格（MarioBunge）所言：

“技术在伦理上并非中性，它涉及伦理学，且游移在善恶之间”。

人类社会并非装载“中性”人工物的包裹，相关群体的利益与损失、倾向与立场、价值观与世界观必将体现在技术身上。

更为重要的是，塑造一个文明而富饶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专业技术。

Augustine的观察更为深入：

大多数工程师之所以会陷入伦理困境，并非其道德修为上的瑕疵和不足，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缺乏伦理敏感性，尚未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工程问题背后，其实蕴藏着丰富的伦理诉求。

这说明：

工程界和伦理学界对工程伦理所表现出的“双向冷漠”和“相互轻视”，并非工程与伦理先天绝缘所导致的“工程从业者仅仅听说过工程伦理但却认为它遥不可及甚至根本就毫不相干”。

恰恰相反，现实工程内含复杂的伦理问题，而人为割裂工程与伦理的有机联系才造成这一困局。

这有力地证明了既不存在与伦理完全绝缘的工程，工程中也没有“纯粹”的伦理问题。

Martin等：

“学习工程伦理学的核心目标就是逐渐练就良好的道德判断，即能够熟练而准确地辨析出工程伦理问题并妥善处置”。

“辨析出工程伦理问题”，一方面说明伦理作为相对独立的维度对工程而言是不证自明的，另一方面也寓意道德问题往往与其他问题相互渗透，从而使得一切有关工程伦理问题的探讨都不再是“空想主义”般的妄想，而是有的放矢式的辨析。

2.3伦理规范保障工程本质价值得以彰显和工程目标均衡实现

社会进步和文明演变正在悄然改变工程的本质，不仅建造工程所需的技术正在脱离人类的控制，而且自然也因为人类活动的频繁显现出无力支撑难以为继的窘境。

工程与人类生存更为紧密的关联，使得从业者将伦理元素纳入工程决策的考量之中成为必然。

一是技术进步帮助人类掌握了改天换地的能力，技术由简单工具转而成为建立“工程王国”的法宝，对技术加以伦理反思势在必行。

二是工程师的职业角色正在转型：

以前工程师扮演向雇主和顾客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的角色，而现在工程师必须站在更为宽泛的公众层面，以同时对社会和环境“双重负责”的方式对整个社群负责，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应运而生。

三是工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人类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工程内含着某些超出工程发起者事先预料的结果，必须有伦理规范加以规约。

工程职业群体的显著特征是职业伦理规范的制定、发布和遵守。

工程师作为工程主要从业者，践行伦理规范且承担伦理责任是工程师职业的应然要求。

作为工程职业的一种集体规约和郑重承诺，伦理规范以“一种行为标准”的方式公开侍奉一种道德理想。

好的伦理规范应同时兼具忠告（Admonition）与规定（Requirement）两部分内容。

它通过清晰地描述不受欢迎和无法接受的行为，能够增加工程师对职业行为进行思考的可能性，会使发生自欺行为更困难;它对所有从业者都强加某种道德义务，在不容越轨的“红线”下鼓励从业者在实践中尽力遵守;它既能督促从业者自觉选择伦理行为，又能提供给从业者以适宜方式化解伦理冲突的手段和方法。

工程专业成员需认识到，其工作对人类的生活品质具有直接且深远冲击。

因此，工程师们应当提供诚实、无私、公平、公正的服务，致力于保护公众的健康、安全与福祉。

当然，遵守伦理规范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地遵守规定与避免伤害，而是要求工程师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促进人类的福祉，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工程师个体的狭义伦理转向工程整体的广义伦理上来。

工程既能济世、富国、利民，又是一种以“艺术地建造”为核心的独立社会活动，是包含技术、经济、社会、伦理等多重要素并对其加以“系统管理”和“集成创新”的活动，需要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所构成的复杂网络中重新认识工程。

正是基于工程活动本身价值复合的本质及工程目标多重考虑的需求，伦理要素应该作为工程活动中的基本要素，伦理内容理当成为工程内涵中的根本内容，伦理标准必须作为工程评价的必备标准。

工程伦理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工程的存在影响到社会和公众的权益。

确保工程在全寿命周期符合社会价值，是有良知的工程师义不容辞的伦理责任。

但是，作为雇员的工程师，会将为雇主获取最大化利润作为首要选择，而置公众福祉于次要地位，这种满足生存需求的理性选择无可厚非，这也从另一侧面更加凸显了通过自愿加入工程社团与志愿恪守工程社团所订立的伦理规范，使其伦理抉择具备高度自控的重要性。

技术进步在提升工程品质的同时，也给工程共同体提出新的挑战：

现代工程复杂多变的建造过程所产生的违和感、自然环境不断遭受工程侵占的焦虑感、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逐渐工具化的虚无感。

这些困扰工程共同体的悖论，共同吁求伦理与工程的深度融合。

（1）工程共同体需要贯彻“知情同意”原则。

既然工程是工程师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公众为试验对象所进行的社会试验，那么首要义务是保障人类受试者的安全并尊重他们同意的权利。

在此基础上，预估可能的外部不经济，将自主参与权归还给项目所在地居民。

（2）工程共同体要树立“预防性伦理”的观念，运用“主动性责任”（PositiveResponsibility）避免陷入伦理困境而无法摆脱，即主动践行“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对工程有可能带来的危害保持高度警惕。

（3）充分发挥工程社团或行业协会的作用。

作为工程师的自治组织，工程社团不仅要制定出“职业成员共同承诺”的伦理章程，以供工程共同体如何从事职业活动寻求伦理指导，而且要为积极检举揭发企业不良行径的工程师提供道义上甚至实质上的救助。

（4）重塑积极的工程文化，承认工程师应当获得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一线工程师的收入水平，让公众理解“工程在本质上是创造与创新的职业”，从而有助于工程师自觉扮演“当责者”。

（5）大力推行工程伦理教育。

一是在高校加强工程伦理学的教育，引导“毛坯工程师”提升发现工程中存在伦理问题的敏感性;二是在工程企业内部开展职业培训，借助工程实践问题帮助现场工程师逐步跃升至道德自觉的更高境界;三是净化社会风气，为工程建设营造“讲诚信、重责任”的营商环境。

工程伦理既是对工程实践所涉及的道德判断、道德冲突和道德决策的研究，又是工程师必须具备的独特职业伦理和个人伦理。

工程伦理视野将拓展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工程创新产生的社会伦理问题、科技创新的飞速化带给人类的技术伦理问题以及气候变暖形势下工程建设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等广义工程伦理问题。

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将伦理与工程加以融合，逐渐从一种前卫理念转成为被工程界接受和认可的普适观念。

我国属于工程伦理研究领域中的“后发者”，工程活动中忽视甚至蔑视工程伦理的现象还普遍存在，继续纠结于“工程”与“伦理”的二元性，不利于大力推广工程伦理学。

承认“工程伦理”的一元性是利于发展的正本清源之举，能够极大地实现工程与伦理的互促增长：

一是从伦理到工程：

运用伦理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工程伦理学，以伦理道德引导和助推工程实践的良善发展;二是从工程到伦理：

探寻工程发展对伦理道德的影响，树立崭新的伦理思想。

对工程实践中涉及到的道德自治、两难困境和伦理决策的研究，使得工程与伦理的融合成为必然

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