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定量分析》3-经济增长理论领域的税收研究.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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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定量分析税收定量分析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张瑞锋张瑞锋Session3税收定量分析session3经济增长理论领域的税收研究从经济学的诞生开始，经济学家们就意识到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对经济增长中税收作用的研究也同时起步。

经济增长理论的持续发展不断为税收研究提供着新的平台。

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发展到最新的内生增长理论，税收研究的思想也不断演进。

本章主要介绍税收相关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并对相应的各种税收研究模型进行分析和评述。

1税收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对其中税收作用的研究也同时起步。

古典经济学家都信奉“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无论供给有多大，都会有相应的需求与之相平衡。

因而在他们眼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增加供给。

Smiht认为经济增长表现为一个国家所生产的总产品的增加，这又由两个因素所决定，一是一国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生产工人与其他人口的比例。

其中第二个因素通常变化不大，因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Smiht发现，劳动分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大的作用，专业化的分工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而劳动分工的深化离不开资本的支持。

即经济增长起源于劳动分工，而产生分工的必要条件则是资本积累。

因此Smiht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资本积累而实现。

可以看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

社会所有个人的独立投资形成了资本积累，而他们投资的动机来源于预期利润。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必须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较高的预期收益率从而促进投资和资本积累。

要做到这一切，一个良好和宽松的投资环境就是必不可少的。

很显然，税收不应该设定的过高，否则将直接降低预期利润而打击投资。

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级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直接减少投资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税收都是经济增长的阻碍。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设定税负水平的原则应该是能低则低。

理想状态是废除所有多余的政府职能，设立一个只具有必要国家职能的的“廉价政府”，从而将税负保持在较低水平，进而增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2税收与凯恩斯学派对凯恩斯学派来说，税收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政府通过制定合适的税负政策可以调节总需求，保持短期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

问题是，如果我们要考查税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如何研究呢?

凯恩斯学派的重点是短期分析，而不涉及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也无法回答这一问题，随后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正是提供了一个研究长期动态影响的框架。

3税收与古典增长理论3.1Solow-Swan模型与税收在Solow一Swna模型中，财政政策是外生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只能通过储蓄率的传导来实现，即财政政策改变了储蓄率，而储蓄率又影响到经济增长，由于在稳态时sf（k*）=（n+）k*，在短期内储蓄率的上升会产生短暂的高增长，但是当经济再次达到新的平衡路径以后，人均增长率再次为0。

这就意味着储蓄率只具有暂时增长效应，与此相应任何财政政策都不具备长期增长效应。

在短期内，财政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是储蓄率，但是税率和储蓄率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财政政策对储蓄率的作用途径是未知的，因此Solow一Swna模型中财政政策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间接而且不明确的。

3.2Cass-Koopmans模型与税收在Solow一Swna模型中，储蓄率是决定短期增长以及稳态资本存量的关键参数，而这一参数是外生给定的，这样的结果显然不能了令人满意。

CasS（1965）和Koopmnas（1965）在储蓄率的内生化上取得了突破，他们利用Rmasey（1927）的方法，采用永续效用函数考虑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从而将储蓄率内生化，建立了最优增长模型（Cass-KoopmnasOptimalGrowthModel）。

他们得出储蓄率是利润率的函数，因此税收政策可以通过降低利润率影响储蓄率，从而对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下面，我们来介绍这个模型。

与Solow-Swan模型相比，Cass-Koopmans模型中家庭的储蓄和消费决策是通过效用最大化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储蓄率不是固定值。

如果在Cass-Koopmans模型中引入资本所得税，那么由于税收改变了储蓄的回报，就有可能影响到消费者储蓄和投资的决策，进而改变储蓄率，影响短期中的经济增长。

资本边际回报率由于征税使得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下降，会打击消费者的投资需求，从而减少储蓄降低经济体的资本存量，最终稳态产出水平由k*下降到k。

但是当经济达到稳态之后，即资本的边际回报等于资本使用的成本时，资本积累将会停止，人均产出、资本和消费将不再发生变化。

如果假定技术进步率为，那么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增长率完全由决定，与税率无关。

3.3新古典增长领域的税收研究由Solow-Swan模型以及Cass-Koopmans模型可知，税收政策只有短期和水平效应，而没有长期增长效应。

这一结果也限制了新古典增长理论领域的税收研究。

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税收的福利效应、税率变化的短期增长效应及其对稳态资本劳动比的影响。

在Solow-Swan模型中，影响福利以及稳态资本劳动比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储蓄率，储蓄率的上升可以给经济带来短暂的高增长。

如果政府财政政策能够改变储蓄率的话，就意味着税率变化也具有短期的增长效应。

我们知道资本所得税会降低实际利率，如果储蓄率也随利率变动的话，那么资本所得税就会对储蓄率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一思想由Boskin（1978）等提出，通过引入储蓄的利率弹性，开创了利用Solow模型分析税收影响的研究。

Boskin（1978）分析了征收资本所得税引起的福利和收入分配效应，发现了储蓄的利率弹性的重要作用。

通过选择不同的弹性值，不仅可以降低稳态时由于征税引致的福利损失，还可以将收入从资本所得转移到劳动所得，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的状况，Boskin还利用美国的历史数据估计了储蓄的利率函数。

不过以今天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来看，不可能确定一个稳定的总储蓄的利率函数。

因为储蓄方程必然与现在和将来的收益预期相关，而且和无限时间维的需求函数有关，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对它进行准确的计量估计。

因此在Solow-Swan模型给出的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对税收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到了1981年，几乎同时，Brock和Turnovsky（1981）、Chamley（1981）和summers（1981）都引进了和Cass-Koopmans模型类似的框架分析税收的影响。

他们引入了理性预期的假设，认为消费者会追求在永续时间内消费效用总和的最大化。

将消费者在不同时期的效用折现，通过求解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就可以确定消费水平，进而也确定了储蓄水平。

通过使用效用函数代替储蓄函数，就避开了对储蓄利率函数的研究，从而突破了Solow模式的局限，推进了税收研究的方法。

Chamley（1981）采用了和Cass-Koopmans模型完全相同的模型框架分析资本所得税引致的效率损失。

发现相较于一次总付税（lump-sumtax），资本所得税所产生的额外负担和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成正比。

如果将资本所得税改为一次总付税，那么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最大的收益，而在短视的情况下只能获得理性预期情况下收益的60%。

Summers（1981）通过消费者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得到了征收不同税收时的储蓄函数，并比较了稳态时期的经济水平，他发现如果用劳动所得税取代资本所得税，可以使得稳态时期的消费水平显著增加。

而Brock和Turnovsky（1981）在Cass-Koopmans模型单部门的基础上考虑进了政府、公司，从而扩展成三部门模型。

他们的模型有以下三个特点：

所有家庭和厂商的需求和供给函数都是行为最优化导出；始终具有理性预期；所有市场不断结清。

在这三个条件的均衡也被称为“完美预期均衡”。

由于Brock和Turnovsky（1981）中存在三种部门，因而可以考虑各种形式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进而可以模拟真实世界中的税收结构。

他们发现，由于税收结构的不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均衡资本结构，从而影响着政府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他们的结果也说明在理性预期，行为最优化的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税收政策，提高稳态时的资本劳动比率。

在20世纪70、80年代，税收研究在新古典增长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但突破了Solow-Swan模型中储蓄率固定的限制，并且从单部门模型逐渐向多部门扩展。

不仅如此，新古典增长模型还是基本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这一学派与流行供给学派一起构成了影响巨大的供给学派。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以及一般均衡理论的完善，税收理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新古典增长理论。

下面将介绍著名的供给学派的税收研究。

4税收与供给学派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而使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对此无能为力。

于是，作为对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革命供给学派诞生了。

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是：

凯恩斯学派的“有效需求管理”政策不能使经济摆脱“滞胀”，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总供给而不是总需求。

只有解决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及其使用效率等“总供给”问题，才能使经济重新恢复活力。

因而他们主张政府应该全面减税，以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和劳动，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根据对供给学派及其税收政策解释的不同，供给学派又分为基本的供给学派和流行的供给学派。

基本的供基本的供给学派给学派将古典与新古典经济理论运用于政府决策，在此点上无异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为Feldstein。

Feldstein（1974）使用Kaldorina储蓄函数研究税收的效率问题，即研究存在对应于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两种收入的不同储蓄率时的情况。

他发现纯粹资本税（利润税）不仅减少资本所得，也减少了劳动所得，而储蓄的利率弹性则是决定这一过程的重要因素，在某些弹性组合下，资本税引起的收入减少可以主要转嫁到劳动所得来负担。

Feldsetni（1978）则研究了征收资本所得税引致的福利损失。

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基本供给学派主要关注税收引致的经济效率问题，他们认为征税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主张降低税率。

不过由于基本供给学派主要人物都是经济学者，其影响也主要在学术领域，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吸引广泛注意的不是基本供给学派，而是流行供给学派及其政策主张。

流行供给学派流行供给学派最重要的建议就是降低税率。

他们认为，滞胀之所以会出现，完全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后果。

如果需求毫无节制地扩张，其后果将只是货币发行的扩张以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如果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影响到投资增长，那么必然会使得产出下降，生产陷入停滞。

因此要促进经济增长，必须以扩张供给作为核心政策。

而边际税率对于投资又具有导向性作用，如果经济具有低边际税率，那么厂商将会乐于投资，生产也会得到不断的扩张。

所以在他们看来，减税就是最重要的经济政策。

流行供给学派的先驱是Mundell，但是他只是在70年代初期抨击通过增税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而主张一方面应紧缩货币供给量以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应该实施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而且减税之后政府的税收未必减少，因而不一定会增加政府预算赤字。

但是他并没有专门发文论述这一问题，之后也没有继续相关的研究。

流行供给学派最著名的人物是Laffer，1974年，他在一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出了著名的Laffer曲线，即一条反映税率与税收收入关系的曲线：

起初，当税率在“正常范围内”时，政府收入会随税率的提高而增加，并达到最高点，接着，当税率提高到“禁区范围”时，税收收入开始下降。

因此，Laffer及其他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从禁区范围内削减所得税税率将大大扩展经济活动及所得税收入，并促使人们照章纳税。

流行供给学派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由于他们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来自于华尔街，并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他们的政策主张，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81年，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