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特权群体因罪自杀问题再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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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特权群体因罪自杀问题再研究
漢代特權群體因罪自殺問題再研究
——從唐《獄官令》的一條令文談起
2016-04-1216:
09:
47 《文史》 張忠煒
從“壹刑”或“刑無等級”①的提法來看，法家主張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社會②；從史書記載的商鞅治秦事例來看，如太子犯法而“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③，他確實也有貫徹此意願之實踐。
但問題的另一面是，“二十等爵”從法律上賦予有爵者特權。
比如，從睡虎地秦律中可以看出，有爵位者（指第二級上造爵以上）是被賦予免除刑罰（肉刑）適用的特權④；又如，從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西漢初情况而論，有爵位者可按一定條件减、免、贖刑罰⑤。
隨着漢文帝刑罰改革的施行，黥、劓、斬左右趾等肉刑大體被廢除，不僅封建時代所謂的“刑不上大夫”徹底喪失存在的事實依據⑥，就連秦以來上造以上爵位者享有的免除肉刑特權也喪失其存在基礎。
但因身份不同而享有不同的法律權益，在帝制時代的中國依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那麽，對帝制時代新身份秩序建立的理論探討及實踐進程，似乎也就成爲考察秦漢及此後時代法制史的一個切入點。
所以，漢代特權群體因罪自殺問題，就成爲筆者考察的着眼點之一。
實際上，中外學者很早就關注漢代的自殺現象。
比如，鎌田重雄、何四維等海外學者説道：
高級官僚、諸侯王等特權群體享有以下特權--他們可以以自殺方式來免除應受的刑罰之苦與羞辱；何四維引用鎌田重雄的論斷説道：
（特權群體的）自殺多少都帶有强制性，不遵從（自殺）此作法是極度不符合常規的；並且，他還認可鎌田的論斷：
强制性自殺這一做法的由來，在很大程度上與賈誼的奏議相關⑦。
他們的某些論述，似乎也影響了瞿同祖⑧。
彭衛從社會史的角度，以漢代的自殺方式、自殺現象的類型、自殺反映的社會問題以及自殺出現之原因等爲切入點，對漢代自殺這一突出的社會現象進行研究。
就問題的討論涉及層面而言，彭文要較此前關於漢代自殺的論述詳贍，對自殺原因的探討也較此前深入許多。
近年來，又有不少關於先秦、秦漢自殺的論著出現。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臺灣學者黄明烈的《先秦兩漢社會之自殺論述研究》。
作者更多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入手，對先秦、兩漢典籍中記載的自殺現象，進行迄今爲止最爲全面、細緻的研究。
無論是資料收集，還是分析、解釋，都具有里程碑意義。
書中的“統治階層的自殺”一章中，他充分注意到自殺與身份層級的關係，對漢代特權階層（主要是諸侯王、三公九卿及宗室）的自殺進行考察⑨。
從前輩學者及彭衛、黄明烈對漢代自殺問題的探討可知，留給後人繼續探索、發掘自殺問題的空間有限。
但轉换研究視野及角度，亦即將漢代特權群體因罪自殺的問題作爲個案，來考察當時人對新身份秩序建立的理論探討及實踐進程，那麽，對漢代特權群體因罪自殺問題似乎也會產生新的認識。
加之受唐《獄官令》“諸决大辟罪皆於市”令文啓發，故筆者在本文中擬以對此條令文的解析爲切入點，在對比律、令的基礎上突出彼此間的“背離”；並以此作爲反思漢代自殺問題之契機，對因罪而死的漢代特權群體進行資料統計，提出這種身份型自殺是死刑行刑方式之一種的論斷；又結合賈誼《治安策》中“養臣下有節”的論斷，對漢代這種身份型自殺的原因進行探討；此外，還結合《魏書·李彪傳》所見，推論此條文編入律典之大概年代。
至於論述是否合理，還請方家不吝指正。
一、問題的提出
新、舊居延漢簡發現、整理、公布之前，較早且明確涉及自殺問題的是唐律令。
。
《唐律疏議·斷獄》中規定：
諸以金刃及他物，可以自殺及解脱，而與囚者杖一百；若囚以故逃亡及自傷、傷人者徒一年，自殺、殺人者徒二年。
若囚本犯流罪以上，因得逃亡，雖無傷殺亦準此。
[疏]議曰：
“金刃”，謂錐、刀之屬。
“他物”，謂繩、鋸之類。
可以自殺及解脫枷、鏁、杻，雖囚之親屬及他人與者，物雖未用，與者即杖一百。
若以得金刃等故，因得逃亡或自傷害或傷他人，與物者徒一年；若囚自殺或殺他人，與物者徒二年；若囚本犯流罪以上，因得金刃等物而得逃亡者，雖無殺傷，與物者亦徒二年。
⑩
律文大意是説：
如將錐、刃等金屬器物及繩、鋸等他物給囚犯，囚犯因之自殺或者是解除枷鎖刑具的，給予器物者將被杖打一百；囚犯如憑藉這些器物逃亡，以及戕害自己、傷害他人者，予者將處以徒刑一年，（囚犯）自殺、殺人者則處以徒刑二年。
如囚徒本來犯流罪以上的，憑藉這些器物逃亡，即便是没有傷人、殺人，亦比照此規定（即徒刑二年）懲處予者。
從律文中可明確看出，國家法律是嚴禁囚犯自殺的。
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基於以下考慮：
囚犯因危害國家或他人權益獲罪，理應受到國家法律的公開制裁、懲罰；一旦自殺，懲罰、受刑的對象不復存焉，國家法律的威嚴及震懾力將會受到影響。
然而，在“斷罪應斬而絞”條律文中，特别是在相關《疏議》部分，却揭示出問題的另一面：
諸斷罪應絞而斬，應斬而絞徒一年，自盡亦如之。
失者减二等。
即絞訖别加害者，杖一百。
[疏]議曰：
犯罪應絞而斬，應斬而絞，徒一年。
以其刑名改易，故科其罪。
“自盡亦如之”依《獄官令》：
“五品以上犯非惡逆以上，聽自盡於家。
”若應自盡而絞、斬，應絞、斬而令自盡，亦合徒一年，故云“亦如之”。
“失者减二等”，謂原情非故者，合杖九十。
“即絞訖别加害者”，謂絞已致斃，别加拉幹、折腰之類者，杖一百。
（11）
這條律文涉及執行死刑不如法罪之刑罰，嚴禁改易囚犯按法應處之死刑。
需要注意的是“自盡亦如之”一句。
《疏議》取《獄官令》文字加以說明，但因係節文而無法窺見其全部，故將此令文之全貌引録如下：
諸决大辟罪皆於市。
五品以上犯非惡逆以上，聽自盡於家。
七品以上及皇族，若婦人，犯非斬者，皆絞於隱處。
（12）
無獨有偶，《天聖令》中亦有此令文：
諸决大辟罪皆於市。
五品以上犯非惡逆以上，聽自盡於家。
七品以上及皇族，若婦人犯非斬者，絞於隱處。
（13）
出處不同的兩條令文，在文字上幾乎無别。
内容也規定得相當清楚：
處决大辟罪之一般原則是在“市”這一場合公開行刑；但五品以上且所犯非惡逆罪以上的，則聽任其自盡於家中；七品以上以及皇族，或者是婦人，如所犯非斬首刑者，則采取隱蔽而非公開的行刑方式。
除去婦女犯非斬刑而絞於隱處外，不論是聽五品以上官自盡於家中，還是七品以上及皇族絞於隱處，恐均與恤獄、寬刑之目的無甚關聯，而應是特殊群體享有的權益之一，帶有明顯的政治意義在其中。
仔細對讀“與囚金刃等物”等律文與“諸决大辟罪皆於市”令文，我們會發現這一看似相悖但又共存的律令規定，亦即一方面是國家法律嚴禁囚犯自殺，一方面是賦予特殊群體自殺的權利，從根本上來說正是源自於犯罪者身份的不同。
那麽，唐律令中的這種規定，是否有其歷史淵源呢？
答案是肯定的。
居延漢簡中編號爲E.P.S4.T2：
100簡中，就有類似唐律“與囚金刃等物”的規定：
以兵刃索繩它物可以自殺者予囚，囚以自殺、殺人，若自傷、傷人而以辜二旬中死，予者髡為城旦舂。
（14）
簡文大意是說：
如將兵刃、繩索及其他可以自殺的器物給囚犯，囚犯以之自殺、殺人，或者是戕害自己、他人並在二旬保辜期内死亡的，給予器物者將被處以髡鉗城旦舂刑。
與前引“與囚金刃等物”條比對，推定簡文爲漢律律文當無疑，雖然尚不清楚其歸屬於何律；至於簡文所見漢律是節引、還是全引，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還無法斷定。
與唐律規定的全面、細緻相比，簡文漢律似稍顯粗疏而不周全，兩者表述之中心思想却並無差異：
嚴禁囚犯自殺。
漢、唐律禁止自殺之條文雖相似，但唐令“諸决大辟罪皆於市”一條，畢竟展現出漢、唐的不同：
在現有漢律及漢令的所有文字中，似未見賦予特權群體自殺之規定。
我們如僅注意到法律表述這一層面的話，將遺漏甚至忽略更有意義的歷史事實：
漢律雖然嚴格規定禁止囚犯自殺，但漢代因自殺而死者决不在少數。
漢簡所見禁止自殺的律文，或許如冨谷治所説的那樣，恰是由於自殺現象頻度之高（15）。
更重要的是，在對漢代的自殺者，特别是特權群體自殺者，進行資料統計、分析後，我們會非常驚奇的發現：
漢代特殊群體因罪而采用自殺方式來結束生命，究其實質而言近乎法定刑罰序列中的腰斬、棄市等死刑。
那麽，該如何界定這種自殺的性質？
要解答這些問題，就要從漢代特權群體自殺數量的統計、分析入手。
二、漢代特權群體因罪自殺的統計與分析
之所以要從特權群體統計入手，是因爲“與大量的官吏自殺個案相比，史書對普通百姓自殺的記述單薄稀疏，量化分析尚難進行”（16）。
而且，這樣作也是基於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將特權群體因罪自殺的這一社會現象，放置在腰斬、棄市等法定刑罰序列的大背景下，凸顯自殺在當時法定序列之外的存在意義。
這一點尤爲重要：
彭衛等學者確實對自殺有數量統計，但他們的統計僅僅是就自殺而論。
在筆者看來，在圍繞自殺進行量化統計時，注意到自殺現象存在的大背景，這是更全面認識問題之關鍵所在。
在正式展開量化統計之前，有必要先就資料説明一下。
此處所討論的漢代特權群體自殺，確切地説，主要是西漢諸侯王、百官公卿等群體，只有諸侯王一項兼及東漢事例。
反映在資料上，主要以《史記》、《漢書》所載《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表》以及《百官公卿表》爲量化依據。
基於特殊原因，東漢特殊群體之自殺統計暫付諸闕如。
首先，來看一下“漢代諸侯王因罪自殺表”。
在“漢代諸侯王因罪自殺表”中，需要補充説明一些重要情况：
第一，參與“七國之亂”的諸侯王，除吴王劉濞爲東越所殺外，其餘諸王史書雖多記載爲“誅”，但據其他引文可知均是自殺而死（詳後）。
第二，安平王劉續之死。
黄巾起義時，安平王劉續爲黄巾軍俘獲，是朝廷出錢將之贖回。
朝廷在商議是否復其國時，朝臣中就有不少争議，安平相李燮因反對復其國而獲罪。
最後，雖復安平國，但“王果坐不道被誅”（17），至於如何行刑記載不詳。
故而，除西漢吴王劉濞及東漢安平王劉續兩例外，表中所列兩漢諸侯王因罪而死者，即便是通常所説的謀反等重罪，無一例是采取公開殺戮的行刑方式。
表中所列諸侯王獲罪自殺的事例，主要集中出現在兩個時段内。
一是“七國之亂”。
參與“七國之亂”的諸王，多因此獲罪自殺。
二是漢武帝時期。
此時諸侯王獲罪而死者，所犯之罪多“有名無實”，更多的帶有其他意圖；漢政府爲加强中央集權，强化了對諸侯國的控制。
實際上，這可以說是漢代諸侯王獲罪背後的政治用意（18）。
即便是東漢明帝時的大獄“楚王英”案，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意圖大體上亦是如此（19）。
因此，在這些諸侯王獲罪事例中，冤假錯案的數量恐不少，正如史書所載：
“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
”（20）
其次，再來看“西漢百官公卿死罪受刑方式表”。
在“西漢百官公卿死罪受刑方式表”中，除少數事例獲罪原因不清楚外，其餘諸例獲罪原因史書多存。
從公卿死罪受刑方式來看，大體上可得出以下初步認識：
第一，漢武帝時官吏受刑較多，且多是公開行刑。
比如，丞相劉屈氂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厨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21）。
尤其是巫蠱之禍，公卿百官受牽連而死者更多（22）。
第二，官吏獲罪多受政治鬥争影響，故一旦有政治上的争權奪利，官吏因之而死者决不在少數。
昭帝時的輔政之争，宣帝時的霍氏之敗，受牽連而死的高級官僚爲數不少。
第三，除劉屈氂、晁錯等特殊事例外，丞相、御史大夫等“三公”獲罪多自殺而死。
再次，來看一下“《漢書》諸表死罪行刑方式統計表”。
西漢諸侯王因罪而死者約二十二人，除吴王劉濞爲東越所殺及淮南王劉長情况特殊外，也就有了表中第一欄“諸侯王”自殺者二十人之結果。
自殺所占比重之高，尤其應引起注意。
即便是將劉濞及劉長視爲非自殺而死者，自殺在諸侯王因罪而死的統計中也仍然高達91％。
表中第二欄“王子侯”一項，自殺者三人，主要是“坐殺人”而死，一例因謀反而死。
處以腰斬刑者，因祝詛上而死。
處以棄市刑者，主要是殺人罪，間有“首匿群盗”等。
在現有的清楚行刑方式的資料中，自殺所占比重爲20％。
表中第三欄“功臣、外戚、恩澤”項，自殺、腰斬及棄市各占一定比重，分别是33％、41％、26％。
“百官公卿”一欄中，自殺所占比重約爲67％，處以腰斬、棄市刑的共占33％。
除“百官公卿”欄資料外，《漢書》諸表中可明確行刑方式者約八十六例。
自殺、腰斬及棄市所占比重，分别是47％、26.5％、26.5％。
從這個統計結果來看，自殺比重之所以偏高，顯然與諸侯王高自殺率相關，故未必能反映出真實的情形。
那麽，如將諸侯王自殺數據除外，僅以“王子侯”及“功臣、外戚、恩澤”爲據，重新進行統計各自之事例及比重，或許要比前者（即47％的自殺率）更具説服力。
在這兩欄中，自殺、腰斬、棄市各有二十、二十三、二十三例，所占比重分别爲30％、35％、35％。
這個統計結果，接近“功臣、外戚、恩澤”欄的統計結果，相對來説可能會更符合當時的實際情形。
三、身份型自殺的性質界定
以上就漢代特權群體因罪而死進行統計，本節主要討論身份型自殺的屬性界定：
是將之視爲刑罰序列中的不成文一等，還是視爲死罪行刑方式之一種？
對此，上文行文中多少已表露出筆者的觀點：
這種身份型自殺是死罪行刑方式之一種，而非法定刑罰序列中死刑的不成文規定。
之所以這樣説，是基於此認識：
雖説有的身份型自殺是政治鬥争（或政治迫害）的結果，如渤海王劉悝、大司馬董賢等人；但從筆者收集、列表的那些事例看，不少身份型自殺是源於罪，是觸犯法律而被定罪，理應受到法律的懲治。
只是出於特定的政治用意，不按既有刑罰規定處置，而以自殺這種形式來結束其生命。
從某種情况而言，這不過是死刑執行方式上的差異。
一旦將之視爲刑罰序列中的不成文一等，就不得不面對潛在的問題：
自殺刑到底對應的是什麽罪？
如此一來，與自殺關聯的將不再是身份而是罪。
一方面國家嚴禁（犯人）的自殺行爲，一方面又規定罪與自殺的對應關係。
這是不是太過於矛盾呢？
故而，筆者才將之視爲死刑執行方式之一種。
下面着重就自殺與罪的關係，以及自殺的强制性問題，進行些必要的舉證、分析。
從“漢代諸侯王因罪自殺表”中可以看出，參與“七國之亂”的諸王，在漢政府平叛後，都受到應有懲罰而被“誅”死。
問題在於，除吴王劉濞被東越斬首外，其餘諸王是怎樣處刑的呢？
從法律規定來説，謀反罪應處腰斬刑。
對此，《二年律令》有清楚記載：
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及守乘城亭障，諸侯人來攻盗，不堅守而棄去之若降之，及謀反者，皆要（腰）斬。
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其坐謀反者，能偏（徧）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
（23）
簡中的“諸侯”，起初或是針對異姓諸侯王；自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亂後，“諸侯”顯然是針對同姓。
清楚“諸侯”涵義的可能變化，會爲理解簡文掃除障礙：
凡據守城邑亭障反叛、歸降諸侯王，或職在守衛城邑亭障，當諸侯國人來攻盗時而不堅守、逃亡，或者是歸降諸侯，以及謀反者，都要處以腰斬刑。
（犯以上罪者的）父母、妻子兒女、同產兄妹等，不論大小一律棄市。
那些因謀反而坐罪者，如能捕獲反者，或者向官吏告發，則免除其應受連坐之罪。
史書所存的相關事例亦可印證上述律文。
漢武帝時期，因謀反而腰斬者，就有親陽侯月氏、若陽侯猛、東城侯居股、重合侯莽通、德侯景建等數人（24）。
因謀反使家屬受牽連者，如淮南王劉安“謀反”而“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甚者弟衡山王劉賜也在應“坐收”（25）之列。
坐謀反而先告除罪的事例，著者莫過於衡山王子劉孝。
衡山王“謀反”陰謀漸敗露時，劉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故先行向官府告發謀反者，“（劉）孝先自告反，除其罪”（26）。
從以上所舉事例看，謀反及坐罪的律文規定是被嚴格遵行的（27）。
那麽，參與“七國之亂”的諸王，是否被處以腰斬刑呢？
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等三人均自殺而死，對此史書是有明確記載而無需多言的（28）。
關鍵在於其他諸王。
《漢書·吴王劉濞傳》載“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史記·吴王濞列傳》則言“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是否受刑而死並不清楚。
要解决此問題，必須注意“誅”字。
一提及此字，總想到懲罰，或者是誅殺。
正因爲此，誅常被視爲殺戮的泛稱。
從這個角度來説，《史記》、《漢書》記載本質並無差異，是説膠東、菑川、濟南等因反獲死。
但不論誅也罷，還是死也罷，就膠東、菑川、濟南王而言，此處均是以自殺代稱的面目出現。
實際上，此種情形在漢初並不罕見。
文帝時，濟北王劉興居謀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
如參以它處記載，就會發現“誅”之指代：
“虜濟北王興居，自殺。
”（29）不僅此例如此，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等人，《漢書·諸侯王表》中亦清楚寫作“誅”，而實際死亡方式也是自殺。
所以，《漢書·景帝紀》載：
“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熊渠皆自殺。
”（30）不僅諸侯王獲罪而誅的情形如是，百官公卿獲罪而誅者也有類似事例，只是不能將“誅”完全等同於“自殺”（31）。
確定自殺者應受之刑與受戮方式，顯然是繼續深入探討的關鍵一環。
刑罰本來就帶有强制性，而作爲最嚴重刑罰之死刑，更是以强制性的法律制裁，剥奪犯罪人的生命權，最終消滅其再次犯罪的能力。
作爲死罪行刑方式之一種的自殺，大體上也是帶有强烈的逼迫性質的。
雖説漢代諸多自殺（包括因罪自殺）事例中，是出於對自尊人格的認同而浸透着尊嚴感和榮譽感（32），但它畢竟是以人的生命、生存爲代價，故不少情况下當事人是在嚴厲逼迫中不得不采取的無奈之舉。
膠西王劉卬、將軍薄昭等事例，可充分、有力地説胡這一點。
“七國之亂”敗局已定時，漢將軍弓高侯頹當遺膠西王書，“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
不降者滅之。
王何處，須以從事”。
這是否當時的原話已不可知，但形勢之緊迫、語氣之嚴厲，却一覽無餘地表現出來。
膠西王劉卬向漢軍請罪一幕，史書細緻而逼真地記載道：
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
“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
”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
“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王頓首膝行對曰：
“今者，晁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
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
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
”將軍曰：
“王苟以錯不善，何以不聞？
乃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
”乃出詔書為王讀之。
讀之訖，曰：
“王其自圖。
”王曰：
“如卬等死有餘罪。
”遂自殺。
（33）
膠西王雖爲宗室之一員，因參與叛亂而爲階下囚；面對漢軍將領，不得不“肉袒叩頭”、“膝行對曰”。
膠西王雖以晁錯削藩爲發兵藉口，但弓高侯頹當直接進行反駁，認爲發兵是别有用心。
弓高侯之所以這樣定性，恐怕仍是源自景帝的詔書。
詔書内容爲何已無從知曉，嚴厲譴責應該是情理中事（34）。
一般歸降者可赦免其罪，但禍亂之首就不能如此了。
故而，弓高侯讀完詔書後，撂下“王其自圖”一語。
皇帝既未赦免自己的罪行，又未明確應得之懲罰，更没有寬恕其罪之表示。
那麽，此時膠西王卬的自殺行爲，表面上看是自行結束生命，背後則是那種無形的逼迫：
除去自行了斷外，還有其他辦法？
如將膠西王的例子視爲無形的逼迫，那麽，文帝對薄昭的逼迫顯然算是有形的。
薄昭爲文帝之舅，亦爲文帝腹心之臣。
他代文帝書責淮南厲王，更可見其顯赫之地位。
對於薄昭之死，《史記》中無記載，《漢書》中則略載。
《外戚恩澤侯表》載：
“（文帝）十年，坐殺使者，自殺。
”《文帝紀》載：
文帝十年，“將軍薄昭死”。
這兩處記載並無什麽特别處，特别處在於後人的相關注說：
鄭氏曰：
“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
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有罪，故言死。
”如淳曰：
“一説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
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
”師古曰：
“《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
鄭説是也。
”（35）
《史記》、《漢書》中的“鄭氏曰”，是何人所作之注已不可知。
鄭氏認爲薄昭殺漢使者而死，如淳則引一新説表述其死因，顏師古則據史表支持鄭氏説。
從某種情况而言，筆者並不關心薄昭獲罪之原因，關心的僅是他究竟是怎樣死去的。
對此，鄭氏説法稍顯荒誕不經，但似乎並非是向壁虚構。
《資治通鑒》則將之納入正文，亦可顯見鄭氏説的可信：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
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36）
以《漢書》鄭氏注及《通鑒》爲據，多少會爲分析薄昭之死提供便利。
薄昭因殺人而犯死罪，但其特殊身份及地位，自不能依國法直接論處。
文帝頗費周折地表達意見：
先是讓公卿同薄昭飲酒，其間公卿或暗示他應自裁，但薄昭不肯；没辦法，文帝又想出個法子，讓群臣穿上喪服吊唁、哭祭之。
這種怪異的舉動，表面上是吊唁死者，但對活着的人來説，潛含的話語可能是：
怎麽還不自裁了結？
這種暗示比“王其自圖”直截了當，當然也更具逼迫意味。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自殺作爲死刑行刑方式之一種，雖説是自行了斷、結束生命，但有形、無形的逼迫多與之相隨，儘管在程度上有强弱之分、在形式上也有明暗之别。
不論是下獄前自殺，還是下獄後自殺（37），在維護自尊的人格方面雖有異，但别無他法的選擇自殺以抵償罪過，從實質來説似乎並無根本不同，多少又與漢代“養臣下有節”有關。
四、“養臣下有節”論
“養臣下有節”可能不是賈誼的話語，却因其《治安策》而被載入史書：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
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
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38）
高帝功臣繫獄者周勃並非第一人，如韓信、蕭何等人均因“罪”受械，但就事件影響而言，周勃繫獄的影響在當時明顯大些。
身居列侯的周勃被人上書告發欲反，從封國逮繫長安並受獄吏侵辱。
文帝以“莫須有”罪名折辱功臣，確實收到震懾功臣集團的目的，但所造成的影響却備受後人詬病（39）。
賈誼爲此專門上書勸諫文帝，丘浚則將其視爲古代“詔獄”之始，更可顯見此事在當時及後來的影響（40）。
那麽，賈誼究竟是怎樣看待大臣受刑的問題呢？
欲明了賈誼對大臣受刑的觀點，就必須先考察他的禮法關係説。
賈誼認爲禮與法各有效用：
禮的功能在於教養以避免犯罪，法則是對已發生犯罪的懲罰。
正因爲此，在一般人看來，法的效用顯明易見，禮的效用“生難知也”。
對此，賈誼援引湯武與秦王的事例，反駁禮誼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罰的説法，認爲如以禮義治民，民受教養而和親生，故國家長治久安；如以刑罰治民，民受刑罰而怨積，故禍將及身、子孫誅絕。
所以，“定取舍”之審與不審，亦即禮、法孰先孰後的問題，實在是關係國家的興亡成敗：
“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在賈誼看來，應以禮義治國爲本，先禮義而後法律，但絕不廢棄法律。
賈誼上述觀點多是延續先秦儒家思想而非新見，却推動了帝制時代新身份秩序建立的理論探討及實踐進程。
賈誼的大臣受刑論之核心是“尊尊貴貴”，形式上則是禮遇大臣而養厲其節。
他以“投鼠忌器”爲喻，説道：
里諺曰：
“欲投鼠而忌器。
”此善諭也。
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
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
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禮不敢齒君子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
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所以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
被戮辱者不泰迫虖？
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虖？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
“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句，是我們必須注意的關鍵。
所謂“體貌”，顏師古注曰：
“謂加禮容而敬之。
”簡言之，即禮遇、尊敬大臣，砥礪其名節。
那麽，爲何要“體貌大臣”呢？
從這段文字看雖也可略知一二，但全面的認識則需結合下面引文：
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駡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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