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课外读本专题五3人民版必修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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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课外读本专题五3人民版必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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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乔冠华
（2）
正 文
一言难尽乔冠华
（2）
六、陈毅喊：
乔老爷快上轿哟·毛泽东授意写“5·20声明”
仅仅过了9个月，1954年4月，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又召开了。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的国家会议。
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近200人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代表团中除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等知名人士外，乔冠华和龚澎也双双在其中。
当时陈毅曾填词《满江红》赠周恩来，词中有“板门店，谈未歇，日内瓦，话重说，挽唇枪舌剑、议倾坛席”之句。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苏、美、英、法、柬埔寨、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有莫洛托夫、杜勒斯、艾登、西哈努克、皮杜尔等著名政治家，乔冠华随从周恩来在各国代表团中穿梭往来，挥洒自如，不待说以撰写国家评论“起家”的“老乔”，在会议期间起草、整理文件就成为他承担的一个重要工作；而龚澎则和黄华一起在会议新闻中心，每天向等候在那里的各国记者发布消息，回答各种质疑、提问，也就某些事件发表评论，尽管有时会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和刁难，但都出色地给予回答和驳斥，引起记者和评论家们的普遍赞叹。
当地和国外的许多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乔冠华又随陈毅副总理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史称十四国老挝会议。
这次会议是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后，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的一次重大国际会议，时年48岁的乔冠华再次出任中国代表团的主要顾问。
在出发前，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照例集中于钓鱼台国宾馆，熟悉文件，分析形势，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
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仍是军人本色，他早早守候在院子里，非等大家到齐了才在会议上露面。
乔冠华一到，陈毅走前几步，亮开洪钟似的嗓门说道：
“乔老爷来了，乔老爷下车要快上轿哟。
”陈毅说“上轿”的意思是让乔冠华尽快开展工作，准备文件。
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还有章汉夫、熊复、吴冷西、王炳南、宦乡、张彦、曾涛、陈叔亮等人。
乔冠华又是文件起草班子的主要成员，他负责“拉总”。
在整个会议前后，许多重大问题都由陈毅先提出主要观点，然后大家反复研究讨论，最后文件的定稿，是由乔冠华整理、修改而成。
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乔冠华和代表团其他同志，配合陈外长勤奋工作，在复杂尖锐的14个东西方国家参加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中，又一次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
在外交口，毛泽东赞赏乔冠华写的文章。
六十年代中期，一次主席给非洲一位国家元首写贺信，由于主席工作忙，要外交部的同志先起草初稿，写毕，主席阅后不满意，谓之曰：
“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后，主席点名叫乔冠华重写。
在世界上引起重大反响的1970年“5·20声明”，大概由于工作对口关系，也是毛泽东授意乔冠华起草的，据说，“老乔”受命后，在他家当晚的餐桌上，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他就拿出了这篇气势磅礴文章的初稿。
乔冠华所深爱的妻子龚澎，也是外交口内引人注目的人物。
关于龚澎的风采和能力，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怀念我最好的朋友龚澎》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见到龚澎是1933年在燕京上大学的时候，不过，究竟是怎样相识的却记不清了。
她是一个忙人，积极投身各项爱国活动，而我那时并未意味到学生运动对抗日斗争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尽管当时的忆痕是模糊的，却久久难以忘怀，我想这是由于她的性格是如此富有活力、朝气蓬勃。
1942年，我和龚澎重逢于重庆，不久，我随丈夫去了英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不敢回到中国去，我感到自己不会被人理解。
同时，我要获得去中国的签证是困难的，不过，我还是办成了。
我事先给龚澎写了信，1956年4月间，我果然来到北京。
在北京，我又见到龚澎，经过长谈，搞清楚许多问题，消除了很多疑虑，但不是全部。
对我来说，受龚澎之邀到她家里畅谈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总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事。
通过龚澎，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接见了我。
这一年即1956年，因而成为我的转折点。
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中国是在前进，整个国家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些年来，我曾多次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情况和世界形势。
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所有的知识，不论是什么，全都归功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诲；而且通过龚澎，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龚澎的品貌才学，无疑对乔冠华的外交生涯有重要的帮助，同时，龚澎的过人才华，也使他本人成为外交界的佼佼者。
许多女干部注视着龚澎。
公认她是外交部女干部的楷模和“先锋人物”。
在五、六十年代，乔冠华和龚澎先后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助理，成为周恩来在外交战线的两名得力助手。
七、“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龚澎之死·陈毅在卧病中大笑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陈老总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火烧英国代办处，砸了缅甸使馆、印度尼西业和印度的使馆，各种荒唐事层出不穷。
就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
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
远远看见他的熟人，为不使他难堪，就绕道掩面而过，不和他打招呼。
“老乔”还这样对“造反派”说过，“让我在背街小巷口里卖吧，在大街上可能碰到外国人，他们认识找……”
这期间，乔冠华的家“被抄”，室内墙壁上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反分子龚澎”的大标语，龚澎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
她冷笑着说：
“让它们留下作纪念。
”抄家的人要她背语录，她就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
“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
”龚澎坚定地说：
“不要写任何东西，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进家门。
”
龚澎对周总理、陈毅有深厚的感情。
当那位私自召集全部大使、司长以上干部开会号召大家起来“造反”的老干部被捕时，她冲上去给这个人一记响亮的大耳光，爱憎何等分明。
1968年底，乔冠华恢复工作。
但是在他恢复工作不久，一个致命的打击向他袭来。
1970年春天，平日身体就不大好的龚澎由于动乱的影响和强烈的心理刺激，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脑溢血，住院治疗的二个月内，乔冠华日夜陪伴着龚澎，凄凄惨惨的……
周恩来到医院探视，并亲自为龚澎号脉，详细询问她的病情，参加会诊，还指示组成抢救小组。
当脑颅被打开后，昔日美丽的龚澎已不成样子，深深的刀痕，厚厚的绷带，脸色蜡黄。
周恩来说：
“我不愿意看到龚澎这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后我不来医院看她了……”那时马叙伦先生作为“植物人”已活了十二年，为了保住龚澎，周恩来特意要他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去医院了解马老为什么能活那么久，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
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终因抢救无效，1970年9月20日，56岁的龚澎逝世了。
龚澎去世，外交部的干部十分怀恋她，乔冠华和龚澎虽然都是才华出众，但夫妻二人性格却不尽相同。
乔冠华锋芒毕露，如果外交部里的“老实人”在处理微妙的外交关系不尽如人意时，“老乔”的批评总有点尖酸刻薄，不免使人难堪；而龚澎稳重、谦和，也决不“恃才傲物”，在外交部人缘颇好，正因为龚澎各方面都如此出色，有一段时间，“老乔”竟对自己的夫人有些许妒嫉之意。
不管怎样，聪明、美丽的龚澎是妻子，在龚澎去世后一年多时间里，乔冠华哀痛欲绝。
他是个感情外露、起伏很大的人。
他与数十年的结发夫妻感情很深，许多年来，不论龚澎在外交大政方面的评估，还是她在生活中的和风细语，乔冠华大多言听计从。
如今这位志同道合、息息相通的伴侣永远地逝去了。
有时，在繁忙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晚上，他就拿着放大镜仔细地一张一张地观看龚澎的相片，他的感情不能自禁，边看边哭，甚至嚎啕大哭，就是邻居听见了，他也不加掩饰……
一次，半夜时分，人们都巳酣睡，“老乔”孤苦难忍，他打电话给邻居符浩：
“我很寂寞，我受不了了，老符，你若有空就过来聊聊吧……”
一连串的打击，使乔冠华的身体垮下来，1971年夏天，他患肺结核住进了医院，很巧，陈毅也在同一处住院，他们在一起不仅谈了国际形势，也谈了许多“文革”的问题。
对于陈在“文革”中的不公正待遇，“老乔”愤愤不平，建议陈老总找毛主席，彻底澄清事实，陈毅摇摇头说“‘止谤莫如不言’，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
”
乔冠华哀思未尽，在1971年的秋季，他又亲身经历了几件大事。
乔冠华恢复工作以后，他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9·13”事件。
1971年9月13日，外交部大门口人们进进出出，如往常，但外交部部级领导层已得知林彪、叶群等人乘一架叉戟飞机于13日夜外逃，第二天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峻，不像以往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感的气氛中进行的……
中午，姬鹏飞代部长惊异地看过“特急电报”，用一种不寻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
“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乔冠华听罢，脸上显出了微笑。
就在9月13日这一天，周恩来将乔冠华和《人民日报》的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9·13”事件的声明。
在讨论中，乔冠华首先想到被林彪迫害得很惨的陈毅，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乔冠华与陈老总私交甚厚。
议事完毕，不待休息，他特意赶到301医院，向陈毅报告这一好消息。
乔冠华喜形于色但却小声告诉陈毅：
“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么？
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报应到了！
到了！
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明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
陈毅坐直身子，睁圆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乔，良久，从“老乔”脸上从未有过的喜悦他凭直觉猜出了七、八成，惊喜地问：
“真的么？
”
乔冠华狡黠地眨眨眼笑着说：
“我只能相告，还不能回答。
”
陈毅听罢开心地笑了。
当天晚上，乔冠华在家中开怀痛饮，酒兴正浓时，邻居符浩也因兴奋不眠前来畅谈。
“老乔”见符浩哈哈大笑，“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
”符浩笑着问道，“有什么好节目？
”乔冠华转身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洒，高高举起，眨眨眼，连声说道，“当然有，当然有。
”
两人边谈边饮，说古论今，即兴赋诗，兴致极高，乔冠华听罢符浩吟出一首唐诗,沉思片刻，突然将手中茅台一饮而尽，说道：
“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
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且看新意如何？
”他斟满一杯酒，端在手中，兴奋地站起身，边走边吟：
“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
”吟毕，他又是一饮而尽，豪兴冲天。
后来郭沫若看到他的这首新《塞下曲》特意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
“‘月黑雁飞高……’，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轴一幅，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
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
”
过了几天，中央将“9·13”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新《塞下曲》吟给陈老总听，陈毅听罢连声叫绝！
两人相对放声大笑。
令人难忘的紧张的“9·13”事件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第二次来华访问，他这次来北京取代号为“勃罗二号”，乘坐的则是“空军一号”总统座机，比上一次舒适多了。
基辛格此行除了“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外，他还代表总统来谈判尼克松访华后的中美联合公报。
乔冠华是“联合公报”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他随周恩来会见并接待了基辛格一行。
当谈判取得进展，大体告一段落，10月26日上午9时，基辛格要回美国了，周恩来把他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周对他用英语说：
“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他说话，说明总理的心情十分愉快。
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与基辛格的对话已然不是严肃的会谈，而是轻松活泼的聊天。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
眼下联大正对此进行表决呢？
”
基辛格不待思索地一笑：
“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
“那么，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乔冠华眨眨眼。
基辛格略作深沉地扶了一下眼镜，思索片刻后说：
“估计明年差不多了。
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
乔冠华仰头哈哈大笑，依然那般豪爽：
“我看不见得吧！
？
”
原来，就在刚才基辛格即将离开钓鱼台之际，周恩来悄声告诉乔，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周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送走基辛格后，乔冠华想象博士在空中飞行时一定会接到美国来电，他听到中国已进入联合国这一消息将会怎样？
是惊讶，是懊丧，还是尴尬？
“老乔”在品味着给博士写一首有趣的打油诗。
八、“让乔老爷做团长”·人生的顶点·生命的正午
就在乔冠华送走基辛格的当天，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关于联大决议的电报。
同时，吴丹邀请我国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
这次联大表决结果，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
当时估计是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因此，三天以后，《人民日报》才发表《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的社论，四天后，即10月29日，中国才发表政府声明。
得知这一喜讯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讨论联大决议问题。
国民党的代表已经悄然离去，联大的席位出现空缺，我们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
用现在的眼光“回头看”，“去不去”这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无须进行反复的研讨。
但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氛中，人们认为联合国这个机构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是受美苏两霸操纵的不民主讲坛。
当时，外交部经过反复讨论，主张不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
当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询问此事时，周恩来汇报了外交部讨论的意见。
毛泽东不假思索，明确指示：
“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
参加联大的方针确定后，谁为第一任中国赴联大代表团团长，“上面”在几个人物之间考虑了一阵，“老乔”闻讯后，吵着要带团前往，一副非他莫属的架势，对此，外交部同仁颇有微词：
“‘老乔’才高八斗，但事事争先，‘好事’总是他，未免太不客气了……”
正在酝酿期间，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明领导下，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进入了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同时，“时势造英雄”，乔冠华的外交生涯也进入了人生的巅峰。
乔冠华紧急受命，欣喜异常，他废寝忘食地准备着联合国之行的各种文件、资料。
他珍惜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外交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他珍借自己在摆脱厄运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就任命他为首次赴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这个荣誉和机会。
首要的一件事是他连续数夜赶写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他还是老习惯——在吸雪茄烟和畅饮茅台酒之间，凝思挥毫。
乔冠华无比振奋，思绪翩翩，回首三十年代，他在香港、重庆写国际述评，何等不易，他是以一个“小人物”的身份来抨击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派，他的文章有时被挤掉，有时还要用“曲笔”，遥想建国初期，他作为伍修权的副手，第一次出席联大控诉不可一世的美国，又是何等艰难；而今天，他乔冠华又要去联合国，这一次则是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的，他将代表新中国八亿人民登上联大讲坛，面对全世界畅所欲言，何等翻天覆地！
何等扬眉叶气！
乔冠华率团赴联大的前两天，当时已患病的陈毅特设家宴为他饯行，驻法国大使黄镇也来作陪。
11月8日晚8时，即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在幽默风趣的谈话中，指出了这次重大外交活动的要点：
“送代表团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
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
“不要怕说错”，这就给了代表团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利与勇气。
毕竟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登上联合国讲坛，而且一坐下来就是以常任理事国的面目出现，不少情况是未知数，要拿出魄力啊。
11月9日下午，由乔冠华率领的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
在北京机场，出访的中国代表团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四千多群众的热烈欢送。
当时的“大左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自然也赴机场欢送。
在机场送行的有驻京外交使节60多个国家的代表，这些代表中有许多人和乔冠华认识，就连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也到机场送行，这是开了先例的。
送行的规格确是最高一级的国家代表团的规格。
11月11日上午，代表团飞抵纽约，第二天乔冠华即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他感谢联合国的欢迎，并说：
“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还没有齐全，对联合国当前的情况也还不十分熟悉，所以也许不能立即开始像所期望的那样积极活动。
”乔在谈话中还希望联合国大会能发挥万隆会议精神。
这种灵活、坦诚和充满协调精神的外交姿态，使刚刚到来的中国代表团博得了舆论界的好评。
同时，国民党代表的“预言”也不攻自破，这个“预言”是“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
”
随后几天，乔冠华又到纽约鲁瓦医院探望当时在养病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他还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
给乔冠华开车的外国司机惠特曼说：
“他是一个和蔼、友好的人，我来了以后从来没有见过他皱眉头。
”
11月15日美国时间上午10时30分，被大会主席马利克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走进大会议会厅就座。
也许是巧合，或是有意安排，中、美代表团首次相逢是在联合国大会议厅的走廊里。
在大会会场外面铺着绿色地毯的走廊里，布什正在大厅边上的一张桌子旁打电话，当乔冠华走过他的身边时，他伸手出来同乔握手。
“早安，部长先生。
”布什说。
“早安。
”乔冠华微笑着回答。
这第一次会晤是友好的，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使曾力阻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美国人感到尴尬，而美方在这里与中国代表握手相见，的确要比在会议大厅众目睽睽的正式场合之下，要自然、轻松多了。
大队的摄影记者蜂拥而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坐上联合国席位拍下历史性镜头，乔冠华坐在中国代表团排头第一位的席位上，他微笑着，是那种自信、潇洒而又有点得意的微笑。
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欢迎仪式盛况空前。
本来，十五日的全体会议是以“世界裁军会议”为议程的全体会议而召开的，但是许多会员国都把时间用来发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演说。
大会主席致欢迎词后，五十七个国家的代表相继登台致欢迎词，欢迎仪式进行了整整一天，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言词热烈，发言时间也很长，就是另一个核大国法国的代表也做了这样的发言：
“中国在我们当中就坐了属于她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况终于结束了。
”正如日本《每日新闻》所说“大家都露出了‘我千万不要搭不上巴士（公共汽车）’的态度。
其中也有苏联的代表马立克，他在上午大会休息时，走到乔冠华座位旁边几次握手。
匈牙利代表用中国话致贺词，中国人以外的人，用中国话发表演说，这还是联合国创立以来首见的事。
”
最后登上讲台也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正式登上联大讲台的是乔冠华。
他修长的身材，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手持一份雪白的发言稿，于严肃中又昭示着某种正义，他健步走上讲坛，全身充满了活力，他容光焕发，目光明亮而锐利，充满着自豪和信心。
他在讲坛上站定以后，首先颇有风度地向主席台上的大会主席轻轻点头致意，这是他准备发言前的历史性的一瞬，就在这一瞬间，全场突然于静默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他（和他代表的新中国）受到了长达半分钟的欢呼。
他两次高举起右手微笑着向大会表示谢意。
乔冠华在发言中抨击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谴责了前美国、日本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在裁军等问题上维护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他在讲话中有时躬下身子，双手按在案前，他的语调中肯而略带严厉，更显其发言的份量。
当乔冠华发言结束时，热烈的掌声长时间地回荡在联合国大厅。
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二十二个提案国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围着他，向他频频握手表示感谢。
国外各大新闻机构对乔冠华代表中国首次在联大的发言给予高度评价，“老乔”本人的活动及其热情外向的性格特点也成为各新闻机构争相报道的热点。
外电报道的一则小花絮是：
在大会的另一个议题里，乔冠华驳斥了苏联代表的裁军提案，当苏联代表马立克又登上讲台无力的挥臂为自己辩解时，坐在台下的“老乔”，竟面对自己的对手辛辣地放声大笑！
马立克目瞪口呆！
在联合国大会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乔冠华一直在笑。
有时是开怀大笑，得意舒心的大笑，那笑声表现了新中国进入世界讲坛的豪情，那笑声从他那宽阔的胸膛里冲击而出，形成阵阵声浪。
而大笑之后，他的脸上似乎有一层深深的玫瑰色，只要你贴近他，领略过这种大笑，不论你持何种观点，大都要为“老乔”这种大笑所感染、触动。
更多的时候乔冠华是在微笑，含蓄而又近乎神秘的微笑，一切的艰辛、奋斗和成功，一切的学识、思考所带来的理想和自信——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凝聚了、汇合、反映在他那动人的微笑上。
由于“老乔”的微笑或大笑都具有那般不可抗拒的魁力，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是《乔的笑》。
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及其活动影响之大，使纽约市长也不甘落后，他特意宴请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纽约一家大报报道的新闻标题则是“大国家，大人物。
”外电对乔冠华发言所作的高度评价以及对他本人的关注，自然首先是有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其坚强的后盾；是因为他发言内容的有力和正确；是毛泽东、周恩来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胜利的结果；同时，乔冠华本人的风度和魅力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乔冠华是代表新中国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首次登上联合国讲坛的。
他在裁军、中东、印巴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中肯而有力的发言；他在答谢、招待各国代表团的宴会上；他在往来穿梭于数十个国家代表团的活动中，他那种不卑不亢、谈笑风生、充满自信又挥洒自如的泱泱大国风度，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讲坛的威信。
一位哲人说过：
“每个人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
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跃的精力达到了平衡的境界，发出灿烂的光芒。
”可以说，1971年11月，乔冠华在二十六届联大的活动是他“人生的顶点”，“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这是他“生命的中午，发出灿烂的光芒。
”由于乔冠华的才学和他在本届联大的出色活动，自1971年至1976年的历届联大，中国政府都派出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
“老乔”对新中国外交工作功不可没。
乔冠华回国后，周恩来表扬他，外交部同仁钦佩他，“大左派”江青自然抢在前面，她大耍手段万般赞誉……一时，鲜花、美酒、喝彩、英雄、“老乔”似乎“全方位”的成功，他走起路来，更加潇洒、更加矫健，天天神采飞扬的。
就在乔冠华春风得意，处于“人生顶点”之时，世上自有慧眼金睛、未卜先知者，此人不是他人，竟是“老乔”的公子，这位公子头脑冷静，他不动声色地对一位老同志这样说：
“别看他现在这样红，他早晚要犯错误。
”
九、“基乔会谈”·“历史漩涡中的婚姻”·“戳穿迷人口号的大师”
联合国的外交活动结束不到两个月，1972年2月21日，中国外交又迎来了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
乔冠华与基辛格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是最为艰巨的会谈。
毛泽东主席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那些天，乔冠华无暇陪伴尼克松参加丰富多采的活动，他与基辛格躲在钓鱼台的国宾馆细细地推敲公报里的每一个字。
乔冠华对于同美国人打交道并不陌生，四十年代他在重庆和美国人周旋过；朝鲜战争期间他是板门店谈判的高级顾问；两个多月前他又在联合国面对美国人大显身手……
在联合公报的会谈中台湾问题又是最困难的问题。
虽然公报的框架在去年十月已由周恩来和基辛格肯定，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也在那次会谈中大部分解决，但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都是针锋相对的。
当时，基辛格与乔冠华的会谈被称为“基乔会谈”。
2月22日，基乔会谈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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