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瓷鉴定漫谈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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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鉴定漫谈下

古陶瓷鉴定漫谈（下）

　　二、科技检测　　　　笔者一直提倡传统鉴定和科技检测相结合，两条腿走路更能把握方向。

目前科技检测陶瓷有许多方法，比较流行和切实可行的有如下三种：

（一）热释光

　　它是指固体在受辐射作用后积蓄的能量在加热过程中以光的形成释放出来的一种物理现象。

这种现象是一次性的，也就是固体在受辐射作用后，只有第一次被加热时才会有光被释放出来。

在以后的加热过程中，除非重新再接受辐射作用，否则将不会有发光现象。

　　对于陶瓷来讲，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晶体，如石英、长石和方解石等，这些晶体长期受到核辐射（如a、β和γ）的作用，积累了相当的能量，因此若把陶瓷加热，将可观察热释光现象，热释光的强度与它所接受的核辐射照的多少成正比。

由于陶瓷所受的核辐射是来自于自然环境和陶瓷本身所含的微少的放射性杂质（如铀、钍和钾40等），其放射性剂量相对恒定，因此热释光的强度便和受辐射时间的长短成正比。

在陶瓷的烧制过程中原始的热释光能量都会因高温而全部释放掉，就像是把“TL时钟”重新拔至零点。

此后陶瓷重新积累TL信号，所以最后所测量得到的TL信号，是与陶瓷的烧制年代成正比，这就是热释光断代的基本原理。

20世纪70年代，英国发明的可以检测陶瓷的烧成年代，误差在50年左右，这种方法的最大缺点是需要取样，对文物造成伤害。

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科学家发现，外部不确定因素，如机场安全检查的照射和医用X光机的照射等等会对年代检测的准确性造成误导；再如出土的陶瓷如果长期暴晒或者处于低温烘烤（如农村火炕）状态下，也会对年代检测的准确性造成误导；另外，如果是未经烧成的老底拼接的陶瓷，取样测试的老底也会造成对整个器物准确年代的误导。

所以在正式检测机构出示的报告书中，均言明：

检测结果仅对取样部分负责，而且要保证样品部分未受到上述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干扰。

要学会读报告书，最好找相关的负责专家帮助分析，方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上海博物馆专门主攻的热释光技术，据博物馆的专家讲，随着检测数据的增多，已经能够认识外界干扰因素造成的误导。

（二）无损检测器物的化学成分

　　中国历史博物馆早在20世纪就引进了上千万元的国外先进设备，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刚开始对付仿古瓷器很有效，在胎釉中发现明显的现代化工原料，可以轻而易举地断其为仿品，如前几年镇江向家林闹得沸沸扬扬的定窑案件，曾经到历史博物馆检测，发现有现代化工原料，从而被轻而易举地断为现代仿品。

但是最近几年仿古者也学聪明了，能够调整胎釉配方，使之完全符合古代配方的理化数据。

所以要学会看检测报告，如果报告说有现代化工原料，是现代仿品，你就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

但是如果报告说与古代配方符合较好或者没有发现现代化工原料等等，并不能说这件东西就是老的，而是意味着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测和鉴定。

因为成分符合古代的，就把这件东西说成古代的，这在逻辑学上也是说不通的。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物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科学家与逻辑学》，就是针对某科学家根据成分检测而得出元代青花的错误结论，上海博物馆的陈克伦馆长对笔者说过：

“当时我就劝过那位科学家，如此推理是不符合逻辑学的，会犯错误的，但是他不听。

”所以当你得到一份肯定的成分检测报告，不要过于高兴，后面还要继续鉴定。

　　（三）无损检测陶瓷的年代

　　其原理是通过检测釉子的老化系数判定该器物的新老。

釉是一层玻璃质的物质，烧成后随着岁月的消失会朝着非玻璃质转化，通过检测计算可以判断出大概的烧成年代。

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釉的陶瓷测不了，老胎后挂彩测出的是最后的烧成年代，一律告知是现代的。

目前中陶古艺术品鉴定技术开发中心可以检测，笔者看过他们检测的程序，对付高仿颇有成效，有两件检测结果让笔者佩服，一件是接老底的瓶子，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接痕，但是检测结果告知底是老的，瓶身是新的；还有一件瓶子，明代的底足接了个清代的瓶身，检测结果也明确告知其大概的准确年代。

他们的检测有一定的误差，分不出永乐、宣德，也分不出雍正、乾隆，只能分出大概早中晚的时代，但是对付高仿已经足矣。

为了保险起见，笔者建议做此项检测时，可以同时做成分的检测，双保险，更有说服力。

　　现在社会上不少机构在搞科技检测，笔者提醒大家要货比三家，避免上当，记住：

凡是宣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一定要提高警惕，真正的科学家都知道，肆无忌惮地宣称、百分之百的肯定是伪科学，就像医生看病一样，再高的名医也不可能答应百分之百看好你的病，而到了江湖郎中那里，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包治百病。

　　三、多余的话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鉴定人才主要在博物馆和文物商店里。

仿古陶瓷生产均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成的。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变化，市场经济开始与计划经济竞争，随着“收藏家”队伍的扩大，号称有7，000万人的收藏爱好者为那些下岗后自主就业从事仿古陶瓷的生产者提供了喜人的商机。

面对新形势的发展如何做到“与时俱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原则，应对火暴的收藏热潮，则是每个研究工作者均应该认真思考的实际问题。

笔者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试谈如下，欢迎各界人士“拍砖”。

　　希望新闻媒体报道文物真假问题采取慎重态度，尤其对个人捐献的事情，应该认真听取博物馆专家的意见后再报道。

文物鉴定是个十分专业又十分复杂的专业，有些文物的真假，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解决。

如国外梵高的一幅真迹，一直被当作赝品耻笑了35年，直到今年才被平反为真迹，估价达千万美元。

再如黄庭坚的《砥柱铭》，当年连乾隆皇帝都不认为是黄庭坚的真迹，当今专家仔细研究后得出新的观点，应该是黄庭坚54岁时的作品。

还有故宫清宫旧藏许多瓷器，有明代仿宋代官窑的，乾隆皇帝不但认为是宋代的，而且还在上面刻了御制诗。

当代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后，逐一纠正了乾隆皇帝当年的错误。

由此可知文物鉴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正因为如此，我国制定第一部《拍卖法》时，对拍品的真赝问题采取了极大的宽容。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切忌别把自己当成专家去做评判。

最近几年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似乎均与新闻媒体的不当报道有关。

如镇江向家林的“定窑国宝”事件，向家林口称家传数十件定窑国宝瓷器，要捐献一部分给镇江博物馆，博物馆邀请专家鉴定后得出结论：

“全是赝品”，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向的捐献。

事情到此为止，本可以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了。

可是新闻媒体突然横空出世，以“报国无门”为向鸣不平，更有媒体，左一个探索，右一个探秘，让不明真相的观众如坠雾中。

忽悠到后来，终于“英雄出世”，演出一场滑稽剧，一个贫困县的文管所长拍案而起，动用四万人民币以捐献奖金的形式收购了在潘家园地摊花几百元就能买到的4件仿古瓷器。

再如200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国宝献汶川”事件，如果某些媒体事先能够咨询一下相关部门的专家和学者，也不至于闹到去人民大会堂开新闻发布会了。

类似的事件还有不少，似乎均与媒体记者的不专业有关。

笔者认为，如果是有人宣称自己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媒体对这样的命题报道，最好先请数学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认定后，再做宣传报道为妥。

如果记者想步入收藏行当，笔者认为先读读小说《大玩家》，可能比读上十部鉴定书籍更能丌阔视野，专业性、复杂性、真善美和假恶丑在这部书中都有反映。

　　收藏爱好者都有经验，收集藏品，千万不能听故事，越是离奇的故事，背后隐藏的玄机越深。

传统鉴定更不能听故事，尤其是某某制造的故事，更要提高警惕。

美国和日本曾在民国时收藏磁州窑龙纹花口瓶和梅瓶各一件。

学术界一直有真赝之争，近80多年来，花瓶之真赝的争论，一直十分激烈。

国内外著名的陶瓷学者，包括许多著名的鉴定专家，均加入到讨论中。

赝品之说即来源于一个绘声绘色的故事，美国陶瓷学者如黛维德先生曾经指出该瓶为赝品，举世震惊。

理由是他曾经在北京见到过仿制该瓶的陶瓷仿造者的外甥，此人讲曾目睹整个制作过程。

冯先铭先生在世时也认为是赝品，还对笔者讲过，可能也是相信了这个故事。

最近几年有收藏者在窑址找到与其藏品完全一样的画龙纹的瓷片，这件事情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

笔者在前几年曾经接待一位收藏家参观故宫博物馆陶瓷馆，这个收藏家指认展柜中的一件新石器彩陶罐，认为是赝品，而且信誓旦旦地说见过某某制造。

笔者告知他，这件藏品有档案记载，是考古工作队的发掘品，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早在1954年就已经入藏故宫博物院。

彩陶的仿制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事情。

看见笔者出示给他的原始卡片后，他才心悦诚服，连说：

“还要好好学习啊!

”改革开放以后，仿古陶瓷的高水平确实令人防不胜防，但是熟悉陶瓷工艺的收藏者都知道，任何一件陶瓷都不会出自一人之手，《天工开物》就有“一道瓷器，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之说。

拉坯、刻花都非一日之功炼成的，再加上配料、配釉、炼泥、烧成、彩绘等等，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件理想的作品。

当今的所谓做高仿的，实际上都是组织者，集中各路高手“方克成器”。

而且这些人或者像黄云鹏那样，把仿制品都标上号，卖的就是仿制品；或者干脆一声不吭，闷头发财。

至于那些叫喊某某是他做的仿制品的人，务请大家提高警惕。

有句俗语说得有意思：

“咬人的狗不汪汪，汪汪的狗不咬人。

”

　　改革开放以来，收藏走入千家万户，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大众参与的事业，一部分收藏爱好者著书立说，有许多甚至令专业人士自叹不如，如王德安考证青花人物故事，文化底蕴深厚，言之有据，成果喜人；再如裴光辉研究陶瓷和书画，注重原始文献，文笔犀利，逻辑严明；还有胡雁溪侧重研究民窑和外销瓷器，有颇多新发现。

另有一部分收藏爱好者和古玩商业工作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如路东之鉴定陶器；张德祥、马未都鉴定家具；高阿申鉴定民窑瓷器；王敬之鉴定田黄以及活跃在古玩市场的各路高手，鉴定各类藏品均有独到之处，他们均是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甚至付山过高昂的学费醒悟后，总结出一套应对当前市场而行之仃效的“绝招”。

反观博物馆的号业工作者，一部分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少部分年轻工作者则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与时俱进”。

《文物法》规定了“城宝于民”的国策，博物馆已经形成国有、企业和私人三种，全国火暴的古玩市场已经带动了各地的经济发展。

“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如何落实剑文物鉴定事业上，应该是每一个关心该事业发展的人认真反思和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