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龙虎镜浙江博物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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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龙虎镜浙江博物馆

越地长歌第三单元

会稽刻石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江南，东下会稽，祭大禹陵，以望南海。

左丞相李斯奉命为文颂秦德、罪六国、明法规、正风俗，亲自以小篆书写，刻石记功，立碑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就是著名的会稽刻石。

刻文四字一句，三句一韵，庄重凝炼，是铭文的代表作。

宋代以后，刻石散佚。

至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绍兴知府李亨特用旧藏《会稽刻石》申屠駉原拓本重刻，现藏在绍兴文管处，碑高八尺七寸，宽四尺四寸，上刻篆书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还有用隶书撰写的题记三行，计六十字。

汉“朱乐（le四声）昌印”

朱乐昌印出土于浙江杭州老和（hē二声）山东汉墓中，由此可知墓主姓名为朱乐昌。

汉代印章承袭秦印制度，白文印用边框。

白文即阴文，印文镌刻成凹状，钤出的印文是红地白字，故称为白文。

汉代以后印文字形日益方满化，栏界消失。

因此汉印篆体有别于秦印自然书写的意味，大都讲求方平正直，布局谨严，更显庄严工致，典雅质朴，为后世篆刻家所取法。

汉建平三年弩机

弩是中国古代具有较强杀伤力的武器，弩机是木弩的铜质构件，装置于弩的后部，由牙、望山、悬刀及郭等部件组成，郭是机身，牙以钩弦，望山是瞄准器，悬刀为扳机。

弩机的使用始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秦汉及魏晋时期。

此弩机制作规整，后端阴刻铭文，其中有建平三年的纪年及造机机构、弩机强度和重量的描述。

弩机刻铭始于战国，大多表现年号、制作和监作机构的职官名称以及弩机本身的信息，东汉及三国时期尤为具体，体现了官府手工业缜密有序、分工协作的管理体系。

东汉铜虎子

东汉铜虎子，出土于宁波东汉墓。

晋人葛洪的《西京杂记》云：

“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

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

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

”虎子之名即源于此。

这件铜虎子造型较简单，器身作平底茧形，圆口上翘，背部设提梁，线条简洁，没有虎形装饰。

虎子在汉代至南北朝的墓葬中多有出土，以青瓷虎子多见。

目前已发现的铜虎子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土墩墓中，略作虎形。

汉铜凫尊

尊是商周时期盛行的青铜容酒礼器，器形以圆尊和方尊为多见，也有模拟鸟兽形象的，如鸮尊、龙虎尊、羊尊等，统称为鸟兽尊。

凫尊是鸟兽尊的一种，以器形似凫形而得名。

凫为水鸟，俗称野鸭，能出入于水中而不溺。

所以以凫形为酒器，后人以为有饮酒时以礼自防、免于沉湎败德的意思。

汉甘露二年铜灯

汉代铜灯以构思奇巧、造型独特见长，以功能分，有座灯、行（xíng）灯和吊灯等，此为铜行灯，另有称为拈灯，也是持行照明之意。

该灯浅盘平底，中心立一烛釺，下有三蹄形足，灯下有承盘，盘底刻铭文，其中有“甘露二年”的纪年。

整体小巧朴素，体现了汉代青铜灯具制作精巧、实用方便的特点。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金文拓本的纪年，此类行灯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中期。

原始瓷明器

这组原始瓷明器，共有十六件，其中有陶屋一件，塑马七件，生活模拟类的灶、釜、勺、盖罐，灯各一件，圈舍类的畜（是chù）圏（juàn）和畜舍各一件。

成组的模型明器随葬，在汉代墓葬中较为流行，尤其是中原地区，以体量高大、组合完备、内容丰富著称。

南方地区出土的明器模型，则相对小巧简略。

这组模型明器制作质朴，胎质较粗糙，但是保存完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方汉墓模型的组合模式和制作工艺。

汉原始瓷水井模型

平展口沿，无颈斜肩，直桶腹，大平底。

口沿面划（是二声）饰波浪纹，肩部划饰连续的“M”纹。

肩腹交界处划刻三道弦纹。

原始瓷胎，较粗松，呈砖红灰褐之色。

出土于杭州老和山汉墓。

此件水井是用于随葬的明器，汉墓中常将生活模拟的水井与灶、釜等炊器一同放置，从一定角度描绘了汉代社会日常生活场景，对了解汉代物质文化有一定的帮助。

东汉原始瓷灶

整器呈船形，灶首起翘，并有一圆孔，似作出烟用。

灶面置高低不平的二釜。

尾部开一灶门。

器中空，二釜与灶身粘接。

胎呈砖红色，施青黄釉，有多处剥落。

在汉代明器模型组合中，炊器和饮食器具占有很大比例，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折射，反映了古人事死如生的观念。

六朝铜鐎斗（是一声）

鐎斗是古代的青铜炊具，容量一斗，故称鐎斗，也称刁斗，鐎斗盛行于战国及汉魏六朝时期，多用于军中温酒或其他饮食，有“昼炊饭食，夜击持行”之说，唐诗“行人刁斗风沙暗”，也是描述军旅生活。

此件六朝鐎斗器身呈盆状，盆口有流，下承三足，临空着地，以供堆放柴火加热。

腹侧一长柄，便于提握，也有的柄端作龙首形或兽头形，更为精巧美观。

西晋骑马俑

此件器物由马和骑俑两部分构成。

坐马体壮膘肥，昂首站立，竖起两耳。

前腿向后微缩，后腿前靠作蹬跃状。

马背上跨坐一男俑，俑头戴圆冠，粗眉大眼，鼻如蒜头，阔口闭唇，大耳宽肥。

男俑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身体挺直，双臂张开，左手执圆盘，右手空握。

该骑马俑与安徽合肥出土的骑兽人物灯及湖北鄂州郭家档古墓群出土的人骑麒麟铜灯座造型相似，推测此器为灯座。

唐会稽县印与金山县印

隋唐以后官印以朱文代替白文，尺寸较汉魏时期有明显增大，多为五至六厘米见方。

朱文即阳文，印文镌刻成凸状，钤出的印文为朱色，故称为朱文。

若以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故隋唐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印文线条均匀，疏朗空灵，既不同于汉魏时期的方正取势、印画满布，也不似宋元以后“九叠篆”的屈曲盘绕，而是不拘成法，自然真率，且整体协调统一，气势浑然，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据史料记载，唐代制度规定须上缴废印，一律送至礼部员外郎，先在厅前的大石上碎其字然后销毁，故传世唐印极少。

1958年出土于绍兴的唐“会稽县印”，和1968年出土于安吉的唐“金山县印”，两印均置于铜质盝顶印盒中，由此可知唐代官印的保存形式。

会稽县始设于南朝陈永定年间，析自山阴县，两县同城而治，同为会稽郡首县。

隋唐时山阴县七度置废，并入会稽县，元和十年以后两县并立方才长期稳定，隶属越州。

北周与隋所置金山县在今四川、甘肃、越南等地，江苏金山县则在清代始建，唐代改金华县为金山县，即今浙江金华县。

故推断出土于安吉的唐金山县印为唐代金华县官印。

唐开元八年钟

铜钟为宗庙祭祀乐器。

器身作圆筒形。

器顶为一两端饰龙首的蒲牢。

器身近顶部及口沿处饰忍冬纹。

钟体中部偏下铸出两个饰有莲瓣纹的撞座。

器身镌刻铭文：

维大唐开元八年岁次庚申七月廿七日戊寅朔清信弟子赵仪等率化造洪钟一口用铜一十三斤永充供养。

其余皆为供养人名。

这种式样的礼佛用小型梵钟主要流行于长江以南，自南北朝以迄明、清，历代相沿不绝，并对日本产生较大影响。

唐三彩马与三彩骆驼

三彩器是在陶胎上施黄、赭、绿、蓝和紫等颜色的釉，故称唐三彩。

唐三彩色调富丽，图案优美，尤以塑造的各种舞俑和马俑更为生动。

盛于初唐，多作为明器随葬。

三彩马和三彩骆驼是唐三彩中常见的品种，这两件三彩器皆立于长方形底板之上，三彩马神态安静，口微启，配有马辔和马鞍。

背部有梳理整齐的毛。

三彩骆驼似在仰天长鸣，驼峰一左一右摇动，尾巴向旁弯曲。

两者皆手法简练，造型生动，细节处理完善，反映了唐代雕塑艺术的水平。

唐越窑青瓷墓志

墓志呈方形，四角微委，面微拱。

正面釉下刻14行字，反面亦竖刻三行。

胎质灰白，较粗，正反面均施青绿色釉，反面釉面不均。

有裂。

正面刻278字，反面刻36字。

其中有大和六年的纪年。

唐代墓志以正方形盝顶式的石质墓志为主，尤其是两京地区，材料、尺寸和刻饰都有严格的等级。

但在南方地区相对松弛，更由于越窑青瓷的发达，因而出现了不同形制的青瓷墓志，如方形墓志、龟座墓志、墓志罐等，形式多样，富有创意。

西晋越窑青瓷猪圈

猪圈为圆筒形，直口方唇，口沿下饰凸弦纹，围一周栅栏。

圈内蹲踞一猪，竖耳睁目，形神毕肖。

通体施青釉。

猪圈为汉代以来墓葬中的常用明器，最初多为陶制，魏晋以后南方青瓷迅速发展，以瓷塑为多，圏（juàn）型有圆有方，猪的造型千姿百态。

该猪圈制作简略，形象鲜明，是西晋时期越窑青瓷明器的典型作品。

西晋越窑青瓷鸡笼

整体为横置的圆柱体，上面装饰成起脊、出檐、翅角的瓦屋顶。

两侧以细劲弦纹刻划长方形窗棂。

其中一侧出两孔，与中空的器内相通。

一孔空，另一孔露出捏塑的鸡的前半身。

整器上部施釉，色泽青黄，有脱釉现象。

西汉大乐（lè）富贵蟠螭纹镜

桥弦钮，伏螭钮座，外围双线方格，方格内有铭十五字为：

“大乐富贵得所好，千秋万岁，延年益寿”。

方格每边连接T形纹，与L形纹相对，又对四角V形纹。

以V形纹为中心，饰有盘曲的蟠螭纹四组。

铜镜上的TLV纹，历代都称为规矩纹，使用自西汉早期，盛于西汉末、新莽和东汉早中期，经考证这种规矩纹源于战国时期的博局纹。

蟠螭纹是春秋战国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西汉蟠螭纹镜是在战国同类镜基础上发展过来的，保留了战国镜的许多特征，在西汉前期十分流行。

西汉见日之光草叶纹镜

圆形钮，四叶纹外方钮座，座外方格内每边刻篆体二字铭，连为“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方格四角对称伸出双瓣苞花枝纹，居中各为一乳钉。

乳钉上为桃花苞纹两侧各一对称单层草叶纹，外缘为内向十六连弧纹。

草叶纹日光镜是西汉汉武、昭、宣三朝极为盛行的一类铭文镜镜背纹饰表现自然、天象和祈愿，草叶苞花为自然；圆镜喻天，钮座成方为大地，镜钮为天地中心，是古人的宇宙观；铭文则是对镜质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汉长（chang）宜子孙禽兽规矩纹铜铜镜

圆形钮方钮座，座上布列八颗乳钉，乳钉之间铸“长宜子孙”铭文；座外饰规矩纹，间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外圈又为镜铭“汉有善铜出丹阳，取出为镜清且明，左龙右虎各四旁，朱雀玄武须明阳。

”四神规矩镜是汉代王莽前后出现的新镜种，西汉晚期开始流行，盛于王莽，下限至东汉中期，与当时盛行的谶纬学说和阴阳五行思想有关。

东汉车马人物画像镜

圆形钮圆钮座，四乳钉将主区的纹饰分为四区，两组均为一神二侍，中间有题榜“忠臣”；一组为二神人，旁有题榜“孝子”，另一组为二马驾车。

外缘饰短斜线纹、禽兽画纹各一周。

神人车马画像镜，最早见于东汉早、中期，盛行于中、晚期。

其图案变化多样，各区配置的神人车马恣态形制各不相同。

画像镜的车马形象非常生动。

骏马或昂首飞驰，或回头嘶鸣，驾车之马有三匹、四匹、五匹、六匹、八匹等不等，车轮有八辐到十二辐不等，车舆也有高低不同。

这种轿式马车，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东汉墓画像石刻的马车却十分相似，具有典型的江南风格。

东汉西王母舞蹈画像镜

圆形钮圆钮座，四乳钉将主区的纹饰分为四组，两组为神人静坐及左右侍，其一题款“东王母”，另两组为四马驾车和舞人图案。

题款“东王母”当为“西王母”之误，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在汉晋时期非常流行，画像镜中表现的西王母题材，是描写周穆王乘八骏大车到瑶池拜会西王母的故事，反映人们对神仙世界的强烈企慕，具有浓郁的道教神仙方术色彩。

东汉环绕式兽钮神兽镜

圆形兽钮，外围连珠纹。

主题纹饰作高浮雕，有四神兽，似天禄、辟邪、飞廉和龙雀之类，分守四角，将纹饰分为四组，作放射形排列。

外区有凸起的半圆和方块枚相间排列,每一方块有铭文一字，左旋读：

“吾作明镜，幽湅（lìan）三商，雕刻万疆，四气象元，六合设张，其师命长（是chang）”，多减笔，或省偏旁。

铭文外围以锯齿纹。

镜外缘纹饰亦分两圈，内圈有两组,一组是六龙驾云车飞驶，车前神人御龙，车中端坐天神东皇太乙和羽人。

另一组纹饰是羽人骑龙、羽人驾青鸟、羽人乘霞。

两组纹饰相隔处，有神人捧日和神人捧月。

纹样虽细，但极其精致，是东汉镜中最为富丽的一类。

东汉龙虎镜

圆形钮圆钮座，主纹为二虎二龙，相间排列，龙虎两两夹钮对峙。

主区外围刻有铭文，为：

“尚方作镜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子孙备具乐（le）未央。

”外缘饰二周锯齿纹夹一周双波折纹。

该镜以高浮雕工艺为表现手法，把龙虎刻画得栩栩如生，极为传神。

龙虎镜自东汉早期开始流行，经东汉、三国魏晋等时期，逾时长久，流传广泛，是中国青铜镜文化中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一个种类。

东吴重（chóng）列神兽镜

圆形钮，镜背满饰浮雕形神兽图案，外缘一圈铸镜铭。

三国时期长江流域铜镜业兴盛，吴是最重要的制镜中心，东吴镜代表了当时铜镜发展的高水平，其中画像镜和神兽镜代表了南方铜镜的特色，尤其是神兽镜产量很大，纹样排列方式多变，造型简洁，形象生动，富有想象力。

唐十二生肖海兽葡萄镜

伏兽钮，镜背纹饰采用浮雕技法，分内外区，内区饰四瑞兽攀援葡萄枝蔓，瑞兽姿态各异，仰俯伸展自若；外区饰一周葡萄串，均匀布列，葡萄串内侧饰十二生肖一周。

海兽葡萄镜主要盛行于盛唐武则天时期，其时对外交流广泛，中西艺术风格融合，画面中枝条柔长，花叶舒展，果实丰硕，瑞兽吉祥灵动，葡萄富贵长青，十二生肖庄严护卫，寓意深远，妙趣横生，更显唐镜质朴典雅，制作精良。

唐蟠龙镜

圆形圆钮，镜背龙身盘屈，流云回绕。

龙纹曲颈回首将宝珠状钮吞于口中，四肢曲张有致，各有尖利三爪。

国内出土的唐代蟠龙镜多为单龙纹，日本正仓院所藏则为双龙。

龙纹作为古老的装饰主题，在唐代也极为流行，用于铜镜以歌功颂德、辟邪御物。

同时可见唐代铜镜图案的构成，突破了从镜钮到边远同心圆的层层布局，运用散点和适合的章法，布局简洁明快，完整和谐。

唐宝相花镜

圆钮，宝相花钮座。

钮座外饰有不同形的两种宝相花各四朵，相间环绕，葵花形边。

宝相花一般以莲花为主体，集中了莲花、牡丹、菊花的特征，经过艺术处理而组合的图案，观之富丽圆满、雍容华美。

大量运用莲花图案与佛教艺术兴盛相关，魏晋时期达到极盛，到隋唐时则运用更广，形象更趋于完善丰富，因而宝相花成为唐代花卉纹饰中运用最广泛和最具生命力的纹样。

东汉越窑双系（xì）罐

东汉越窑双系罐，直口圆唇，斜肩球腹，平底内凹，肩部对称置双系并弦纹二道。

青釉素色，下不及底，有少许开片。

风格典雅素净，设计繁简得当，线条自然流畅，体现东汉越窑青瓷以简为美的审美取向。

东晋越窑青瓷唾壶

该器盘口束颈，扁腹平底，为南朝典型的唾壶形制。

唾壶是古代承唾之器，体型轻巧美观，卫生实用。

青瓷唾壶流行于六朝时期，故在当时墓葬中常有出土。

三国、西晋初期的唾壶盘口较大，圆球腹，高圈足，形状似尊。

东晋的唾壶腹扁而大，口领均高，无底足。

南朝至隋代的唾壶器身较扁，盘口增大，有得还配以壶盖和托盘，更符合卫生要求。

东晋越窑青瓷鸡首壶

鸡首壶是指带有鸡首状流的盘口壶，又名鸡头壶或天鸡壶，创烧于三国时期，经魏晋南北朝到隋代的发展演变，盛行一时，唐初为注子所取代而消失。

魏晋时期越窑青瓷工艺迅速发展，造型生动，样式繁多，鸡首壶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器型。

越地古人视鸡为禳灾除凶、祛除百病的神灵之物。

东晋鸡首壶器形高大，昂首高冠，双目圆睁，鸡口圆张。

鸡尾演变成弧形柄，上接盘口，下连肩部，更宜实用。

盘口沿等距离饰四点褐彩，也是东晋时期的流行做法。

西晋越窑青瓷狮形器

　　狮形器是西晋越窑的常见产品，整器做成一头卧伏或站立的雄狮，背部通常安一个圆管，与器身通，也有的在背部骑一胡俑，头戴圆筒状高冠，冠与器身通。

器物做成狮子形，被古人看作具有辟邪功能，此外，佛祖有“人中师子”之称，在佛教流行的西晋时期，狮形器多少带有佛教艺术的意味。

西晋越窑青瓷篮

此种器身镂孔的器物，流行于三国西晋时期。

过去被称为“镂孔罐”、“薰炉”、“香熏”、“提梁香熏”等。

研究表明，这种器物明显不属于“罐”、“薰炉”、“香熏”，而是装饮食用具的篮和筐的模型，是专用于丧葬的明器，其中，有提梁的是篮，有耳或无耳的为筐。

西晋越窑青瓷堆塑罐

堆塑罐由五联罐或塔式罐演变而来。

东汉的五联罐上部置有5个盘口小罐，中间一罐比四周的粗壮高大，与器腹相通，其余四罐皆不通，有的仅在肩腹部饰几道弦纹。

此后飞鸟、瑞兽、胡俑、佛像、寺院等堆塑逐渐出现，并不断趋向繁复。

有的堆塑罐上，铭有“会稽出始宁（níng）（始宁两字连读）用此丧葬”等文字，这既说明了它明器的属性，又以“此”字暗示了它在当时没有名称。

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器物往往被称为“谷仓”。

但南北各地历代的陶瓷谷仓，皆造型逼真、特征明显，所以堆塑罐绝不是“谷仓”。

它显然是被作为佛教的崇拜物、载着祈福的愿望葬入墓中的。

黑釉熊形灯

灯盏柱下作熊形，额部铭“大吉羊（xiáng）”三字，两肩下斜，腿脚曲于腹前而坐，怀抱吃食状，腹部留一圆孔，自顶口至膝部有攀援的鼠形动物。

模拟动物形态是越窑早期青瓷造型中最具特色的形式，器形设计别具匠心，对表现对象观察细致敏锐，能够抓住动物造型的基本特征，在胎体捏塑、施釉和烧制水平上都有较高的要求，故使器物生动传神，立意新颖，观之赏心悦目，令人爱不释手。

东晋瓯窑青瓷羊形器

瓯窑青瓷羊形器，该羊昂首平目，颔须下垂，四肢曲弯作伏地状。

整体骨肉丰满，神态安详，形象生动，意趣深远。

古人认为羊性情驯良，形容清俊，“群而不党，跪乳有家”，是一种祥瑞动物，故青瓷器多以羊等动物造型为特色，西晋时期的瓯窑器在产品种类上与越窑有类同之处。

区别在于瓯窑青瓷胎色灰白，釉色淡青，并善于运用褐彩装饰，相得益彰。

三国瓯窑青瓷堆塑罐

瓯窑烧造始于东汉，主要分布于温州永嘉境内，瓯窑产品在种类上与越窑有许多相类同的地方，主要的区别表现在不同的胎釉，由于当地瓷土含铁量较低，表现出胎白釉淡的特点。

堆塑罐是当时非常盛行的一种随葬用品，瓯窑的堆塑罐题材内容和形式上与越窑的产品大体相同，此件瓯窑堆塑罐肩上塑立等距离四小罐口，其间分别捏塑有伎乐、杂耍、吹奏人物、狗熊玩耍等内容，手法稚拙，形象生动，色泽清亮，玻质感强，是瓯窑器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