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边政与边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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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边政与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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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边政与边患

高仙芝贪婪残暴西国离心酿祸乱

唐太宗时期（公元627—649年）通过几次大的战事，唐朝基本上控制了西域葱岭以东地区，但葱岭以西地区还是西突厥的势力范围。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臣服于唐朝的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听说太宗死，起兵反。

唐高宗三次派兵征讨，终于于公元658年（唐显庆三年）打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彻底结束了西突厥统治西域的历史，不仅将葱岭以东地区直接控制在手中，而且将统治范围扩大到葱岭以西地区，辖境达到两河流域（？

）及波斯（今伊朗）北境，开始了唐朝全面统治西域的历史。

唐朝在西域以两种形式进行统治，一是在西域东部设置州县（其建制与内地基本划一），直接进行统治；一是在西域其它地区设置羁縻都督府州，间接进行控制。

设置羁縻府州的地方又分三种控制方式：

一是在南疆塔里木盆地设龟兹、疏勒、焉耆、于阗四个军镇（焉耆一度改为碎叶），以军镇控制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一是在北疆设置羁縻都护府，以羁縻都护府控制羁縻都督府州；一是在葱岭以西吐火罗和粟特地区，以国别设置羁縻都督府州和军府。

唐朝控制的力度虽然从东向西逐渐减弱，但葱岭以西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则是没有疑义的。

安西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

公元702年唐朝又设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掌西域。

唐玄宗时，又设安西、北庭节度使（节度使名称不一，或称四镇节度使、伊西庭节度使等），二者分兼安西、北庭都护府。

安西节度、都护掌葱岭以西的格局始终不变。

粟特地区（位于今中亚）主要居住着昭武九姓。

昭武九姓是月氏人，原先居住在河西走廊祁连山北昭武城，公元前二、三世纪，由于匈奴的侵逼，逐渐迁徙到葱岭以西，以后枝庶分王，立为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戊地等国，世称昭武九姓。

唐朝在此根据国别设有8个羁縻都督府，即康居都督府（康国）、大宛都督府（石国）、佉沙都督府（史国）、安息州（安国）、木鹿州（东安国）、南谧州（米国）、贵霜州（何国）、休循州（拔汗那）。

石国是这8个羁縻都督府之一，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国的塔什干。

显庆三年（658）唐以石国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为都督之后，石国一直与唐保持良好的关系，直到开元初（713），唐还封其君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

开元二十八年（740），由于石国助唐讨突骑施苏禄可汗有功，唐又册其王为顺义王。

天宝初（742），唐还封其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等等。

但数年后，双方关系发生了变化。

天宝九载（750），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无蕃臣礼，率兵讨之。

石国王请和投降，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却趁其不备，引兵袭之，不仅俘虏了石国王及其丁壮部众，还杀害了石国许多老弱。

高仙芝性贪婪，在捕杀石国人的同时，又大肆抢劫财物，掠得瑟瑟十馀斛，黄金五、六橐驼（用五、六匹驼驮），此外还抢劫了许多名马、宝玉和杂货，这些财货都被他运到了家中。

主帅如此残暴贪婪，上行下效，其手下将官、士卒也大肆抢劫，搞得石国“国人号哭”，怨恨不已。

第二年（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正月，高仙芝又将石国王献于唐朝京师，斩于阙下。

高仙芝的贪婪残暴引起了严重的后果。

石国的一位王子寻找机会逃到邻国，遍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

诸国人大为愤怒，纷纷向与唐朝争夺中亚宗主权的大食国求援，密谋共同进攻唐在西域的军事重镇——四镇（龟兹、疏勒、焉耆、于阗）。

大食是当时波斯人对阿拉伯的称呼。

阿拉伯人七世纪初在伊斯兰教义的指引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大食政权，三十年代在政治上统一了阿拉伯半岛，此后，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四大哈里发（632—661）开始向外扩张，白衣大食时代（662—750），扩张达到了高峰，直到黑衣大食时代（750—1258），这种扩张仍在继续。

大食帝国向东方扩张征服的对象主要是波斯、吐火罗、中亚诸国。

据记载，大食也有征服中国的企图，大食乌玛亚王朝的总督哈札只曾对麾下两名骁将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和屈底波·并波悉林说：

谁先踏上中国的领土，谁就出任统治中国的总督。

只是其军事力量并没有真正到达现在中国的本土。

天宝九载之前，大食的军事力量还没有与唐军正式交锋。

然而，高仙芝的贪婪残暴，促使石国等向大食求援，却引发了唐朝与大食帝国之间的一场大战。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听说大食将与中亚诸国袭击四镇之后，决定先发制人。

天宝十载（751）八月，仙芝率蕃、汉兵七万向葱岭以西进发出击大食，西行七百余里后，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与大食军相遇。

两军相持五日，最后，由于唐军内部的葛罗禄部众倒戈，与大食夹攻高仙芝，唐军大败。

高仙芝等人在部将李嗣业等人的护卫下杀出一条血道，才得以生还。

阿拉伯史料称这一次战事中，穆斯林军队杀死了唐军5万人，俘获了近2万人，唐军生还的才数千人。

这就是著名的怛逻斯之战。

怛逻斯之战的严重后果不仅仅在于唐军人员的大量丧亡，还在于更为严重的西域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于西国人心的变化。

唐朝公元658年全面统治西域之后，葱岭以西诸国作为唐朝的属国，一直与唐朝保持良好的关系。

大食崛起并向东扩张后，造成了唐朝在葱岭以西地区与大食政治上对立的局面。

在这种政治对立的形势下，西域诸国是心向唐朝的，他们皆积极抵制大食入侵。

因为大食帝国入侵后，不仅在经济上残酷掠夺诸国，而且在宗教文化方面残酷压迫诸国，大食信奉伊斯兰教，而诸国信奉火祆教、佛教和摩尼教等宗教，大食采取高压政策，强行推行伊斯兰教，这种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方面的矛盾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而唐朝对葱岭以西诸国在政治上采取不干涉内政的方针，在经济上实行互利互惠甚至薄来厚往的政策，在宗教文化上采取自由宽松的政策，因此，诸国皆乐于承认唐朝宗主国的地位，而反对大食的入侵。

史书中有大量西域诸国赤胆忠心对唐朝，请求唐朝援助他们抵抗大食的记载。

如《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载安国：

“开元七年（719）二月，安国王笃萨波提遣使上表论事曰：

‘……自有安国已来，臣种族相继，作王不绝，并军兵等，并赤心奉国。

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

伏乞天恩滋（慈）泽，救臣苦难。

……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

’”又载康国求援：

“（开元七年二月）其月庚午，康国王乌勒伽遣使上表曰：

‘……臣种族及诸胡国，旧来赤心向大国，不曾反叛，亦不侵损大国，为大国行裨益士。

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贼斗战。

……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

……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

’”又载俱密国王求援：

“（开元七年二月）其月戊辰，俱密国王那罗延上表曰：

‘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

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

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

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

臣等即得久长守把大国西门。

伏乞照临，臣之愿也。

’”

石国也向唐朝求援。

开元二十九年（741），石国王伊吐屯屈勒遣使上表曰：

“奴自千代以来，于国忠赤。

只如突厥骑施可汗忠赤之中。

部落安贴。

后背天可汗，脚底大起。

今突厥已属天可汗。

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莫逾突厥。

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

”其它如波斯、吐火罗、东曹等都向唐朝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唐朝由于葱岭以西路途遥远，又基于重点保护葱岭以东地区的考虑，对这些请求一般都不应允。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共有三次应小国之请出兵葱岭以西：

一次是开元三年（715）应拔汗那王之请救拔汗那；一次是开元十年（722）应小勃律王之请救小勃律；一次是天宝九载（750）应吐火罗叶护之请破羯师。

但这三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阻止吐蕃进入葱岭以东地区，都是为了保卫葱岭以东地区的安全。

另外还有两次是主动出兵干预，一次是天宝六载（747）高仙芝平小勃律，一次是天宝十二载（753）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击大勃律，这两次出兵也都是为了阻止吐蕃进入葱岭以东地区，为了保卫葱岭以东地区的安全。

对于葱岭以西抵抗大食的请求，唐朝一般采取两种方式表示支持：

一种是在政治上册封诸国王，嘉奖诸国反抗大食的行为；一种是利用突骑施军事上对抗大食。

但是，突骑施在开元二十七年以后已经衰落，不能再起到抵抗大食的作用，而政治上的册封、嘉奖，也不能使西域诸国强大到足以自己抵抗大食。

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的宗主国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葱岭以西诸国已经首鼠两端，在唐朝和大食之间摇摆，而高仙芝却因石国无藩臣礼（具体内容不详），对石国实行诛伐之事，唐朝作为宗主国不能尽保护中亚小国之责，却要求诸国守“蕃臣之礼”，这种悖理行为本身就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而高仙芝在讨伐的过程中却又竭尽残暴贪婪之能事，最终只能是激化矛盾，促使西国人民与唐朝离心，倒向大食。

高仙芝本是高句丽人，因其父为四镇校将，而来到西域，又因父之功而授游击将军。

开元末，受到节度使夫蒙灵察的赏识，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高仙芝本人美资质，善骑射，其父曾“以仙芝为儒缓，恐其不能自存”，但从他处理石国的事情来看，丝毫看不出所谓“儒缓”之处，更看不出“不能自存”之处，这说明高仙芝做大官之后，性情有所变化，或者说由于升了大官、掌握了大权、立了大功（天宝六载平小勃律立了大功），高仙芝的品行发生了变化。

高仙芝的事例说明，做官做人都必须“慎终”，尤其是边疆大吏，必须保持良好的道德修养，否则将给国家带来重大的灾难。

参考文献：

《唐会要》卷99《石国》、《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等

（美）希提著，马坚译：

《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4页

唐朝杀降失信东突厥汗国复兴

贞观四年（630），唐朝灭东突厥汗国。

此后，东突厥一分为三，一部分向南降唐进入河曲（又称河南）之地，一部分向西投奔西突厥，一部分留在漠南当地，依附漠北铁勒薛延陀汗国。

贞观二十年（646），唐灭薛延陀汗国，投靠薛延陀的突厥可汗后裔阿史那车鼻自立为可汗，统领漠南突厥。

贞观二十一年（647），车鼻遣使朝唐，并请身自入朝，但又失信于唐，唐谴使者迎之，车鼻却不至。

永徽元年（650），唐派兵擒获车鼻，并在其地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府。

以后又置瀚海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及苏农等二十四州。

自此以后，东突厥成为唐朝的臣民，“突厥尽为封疆之臣”；北疆从此安宁了近三十年，“殆三十年，北鄙无事”。

然而，东突厥在唐朝宽松的羁縻统治之下，经过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发展壮大起来，其贵族不甘心永久臣属于唐朝，开始谋反复国。

调露元年（679），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起事，掀开了东突厥复国的序幕。

温傅、奉职二部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以阿史那可汗家族为号召，单于大都护府治下的二十四州东突厥降部皆起而响应，有众数十万。

唐先派单于都护萧嗣业率兵讨之，反为所败。

又以右卫大将军裴行检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军三十万余进讨，“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行俭频战皆捷，擒其大首领奉职，泥熟匐也被其下所杀，以首来降，东突厥的反叛暂时被平息。

第二年（永隆元年即公元680年），温傅部余党又立阿史那伏念为可汗，寇原、庆二州。

唐再派裴行俭率军讨之。

行俭在阿史那伏念与温傅之间施反间之计，伏念恐惧，密送降款，行俭许诺伏念不死，伏念乃执温傅以降。

但是，回京城后，侍中裴炎嫉妒行俭的功劳，上言说，“伏念为总管程务挺、张虔勖子营逼逐，又碛北回纥等同南向逼之，窘急而降”，不仅贬低行俭的功劳，而且否定伏念等人的投诚，由是行俭的功劳不录，伏念及温傅等五十四人也被斩于都市。

当时行俭叹曰：

“今而杀降，后无来者”。

“议者恨其（裴炎）娼克，且使国家失信四夷”。

果然，突厥降部皆对唐朝失去了信任，再次铤而走险，走上反唐的道路。

永淳元年（682），突厥阿史那骨咄禄招集亡散，建立东突厥第二汗国。

朝廷后来虽然有所醒悟，追拜伏念为太仆卿，颁发平反诏书，弘道元年（683）十一月，委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讨突厥，一改以讨击为主的方针，而以安抚为主，讨击为辅，但是为时已晚，一切已经无济于事。

东突厥汗国重建之后，南向对唐朝，西向对西突厥，北向对铁勒诸部，东向对契丹、奚展开了全面的攻势，唐朝及其周边藩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民众的生活、社会的安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突厥四处攻扰唐朝的州县：

永淳元年（682）十月，攻并州，又攻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

弘道元年（683）二月，寇定州，又寇妫州。

三月，围单于都护府，杀都护府司马张行师。

五月，寇蔚州，杀刺史李思俭。

又擒来战的丰州都督崔智辩。

六月，掠岚州。

光宅元年（684）七月，转寇朔州。

垂拱元年（685）二月，寇代州，败来援的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唐军死五千余人。

垂拱二年（686）九月，垂拱三年（687）二月，两次侵昌平等地。

七月，又攻朔州。

东突厥又西向侵掠西突厥：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

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

神功元年（697），东突厥又以助唐讨伐叛乱的契丹和奚为名，将东北的契丹和奚变为自己的臣属。

七世纪前后，东突厥还兼并了漠北铁勒诸部。

公元692年，默啜任东突厥第二汗国的可汗之后改变了对唐朝的政策，采取和战并行、软硬兼施的方针，一方面臣属于唐朝，接受唐朝的册封，另一方面却仍然侵扰唐朝，与唐朝争夺周边的藩属。

直至天宝四年（745），其属部拔悉蜜、回纥、葛逻禄联合起来攻杀其可汗，东突厥第二汗国灭亡，回纥取而代之成为漠南北草原上的霸主。

东突厥汗国一共存在了六十三年，这六十三年它一直是唐朝的“边患”，它对唐朝的危害仅仅次于西南的吐蕃。

东突厥汗国重建，并存在六十多年，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里既有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的原因。

内部原因是：

东突厥在唐朝宽松的羁縻统治下，不承担贡赋，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太宗曾在册命阿史那思摩的诏书中说，突厥诸部在唐的统治下，“年谷屡登，众种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就是这种经济状况的描述。

东突厥通过助唐东征西讨，又重振了军威。

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成为他们叛唐复国的基础。

汗国起用阿史德元珍、暾欲谷等人为谋主，这些人曾就读于长安，熟悉汉文化，知己知彼，在保存汗国、对付唐朝的方针措施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册府元龟》卷544载：

“阿史德元珍、孙万轩（斩）等，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其后竟为边害。

”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确。

纵观汗国重建的前三个阶段，其汗国根据形势的不同，实行了不同的方针：

第一阶段（682—692），实行以攻为守的方针，迫使唐朝疲于应付，无力进剿；第二阶段（692—716），实行和战并行的方针，使得唐朝心存幻想，不能痛下决心，坚决围剿；第三阶段（716—734），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使得唐朝承认既成事实，安于现状。

这些方针都有利于汗国的生存与发展。

而第四阶段（734-745年），则是东突厥汗国的内乱衰败时期。

外部原因是：

7世纪吐蕃崛起和向外扩张，为东突厥汗国复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吐蕃从龙朔二年（662）开始进军西域，次年攻占吐谷浑（位于今青海），唐朝与吐蕃反复争夺西域和吐谷浑的控制权，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仪凤三年（678）之后，不得不从战略攻势转入战略守势，以大量镇军在河源等地与吐蕃长期对峙。

东突厥奉职、温傅、伏念反叛时，唐朝尚有力量派大军北上进剿，因此这二起反叛很快被平息，而随着守势局面的形成，主要兵力投向西北的结果，唐朝却再也无力大举北伐东突厥第二汗国了，至多只能小规模地自卫反击。

加上七世纪末契丹与奚叛唐降突厥，也为东突厥汗国扩充了实力。

上述这些内外原因，都是东突厥汗国得以重建并存在六十多年的重要因素。

然而，唐朝对东突厥的政策一误再误，也是东突厥汗国得以重建并存在六十多年的重要原因。

这些政策失误包括武则天杀御敌大将程务挺，自毁长城；包括滥委将领，委任白马寺僧薛怀义为御敌大将，贻误战机；包括玄宗时朝臣王晙与宰相张嘉贞不和，北伐未成，反被暾欲谷利用，等等，然而最开始也是最重要的失误，则是裴炎贬低裴行俭的功劳，朝廷采取杀降的政策，致使朝廷失信于东突厥，导致东突厥更大的反抗，重建东突厥第二汗国。

根据史书的记载，裴炎并不是一个奸臣，而是一位廉正的清官，裴炎少补弘文生，在馆学习期间，每逢休假，诸生多出游玩乐，而炎独不废业。

有司荐举做官，他也以学未笃而推辞。

在馆学习了十年，精通了《春秋左氏传》及《汉书》之后，方科举及第做官。

可见他是一位求学若渴，饱读诗书的人。

任官以后，裴炎又能耿直不阿，犯颜直谏。

有几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第一件事是，中宗即位，欲以韦皇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又欲给乳母之子五品官职，炎时为中书令，固争以为不可。

中宗不悦，谓左右曰：

“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耶？

”炎乃与太后武则天定策，废中宗而立豫王旦为帝。

第二件事是，天授初（690年），太后临朝，降豫王为皇嗣。

太后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追封武氏父祖为王，太后将许之，炎进谏曰：

“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

”并以西汉吕后之败诫之，太后不悦，但止其事。

第三件事是，武承嗣与从父弟武三思屡劝太后寻找借口诛杀韩王元嘉、鲁王灵夔，以绝宗室之望，其他宰相皆怀畏惮，不敢进言，唯炎独固争，以为不可，武承嗣等人深恨之。

第四件事是，文明元年（684），徐敬业以反对武氏当政要求还政于李氏为名造反，太后召炎议论对策。

炎奏曰：

“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

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

”被御史崔察弹劾为有异图而下狱，虽有众多大臣证其不反，但终因得罪了武氏，而被斩于都亭驿前街。

史载，炎初被擒时，左右劝炎逊词于使者，炎叹曰：

“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

”竟无折节。

等到籍没其家时，其家无儋石之蓄，一贫如洗。

可见裴炎是一位清廉、正直、不畏权贵，不惧死事，很有气节的官员。

这样的一位清官为什么会有上述劣迹？

为什么会因嫉妒而使朝廷杀降，引起边疆动荡、东突厥复国？

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认为，衡量官吏的腐败与否，不单单是看他是否贪污受贿，是否奸淫残暴，而是要看他处理问题是否秉公执正，顾全大局。

士大夫最看重的是名节，最难过的也是功名关。

这个功名不单指做官任职，而且指立德、立功、立言。

裴炎自己是能够立德、立功、立言的，他在对待国家社稷继统问题上，为了维护皇室李氏的正统地位，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上举四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也为他留下了功德和美言；但是，他却不能正确对待同僚的立德、立功、立言。

裴行俭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

裴行俭作为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东突厥，在阿史那伏念与温傅之间行反间计，程务挺等作为行俭的副手，引兵逼伏念，应该说是行俭率领部下施展软硬二手，而促成伏念投降。

硬说“非行俭之功”，就是有意贬低行俭的功劳，也就是史臣所论的“炎致国家负义而杀降，妒能害功”。

裴炎不仅“妒能害功”，而且有私结朋党之嫌。

程务挺、张虔勖与裴炎关系非同一般。

在裴炎与太后定策废中宗的政变中，程务挺、张虔勖是积极参与者和执行者，《旧唐书·裴炎传》载，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勒兵入内，宣太后令，扶帝下殿”；文明元年，裴炎下狱，程务挺积极营救，“右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之”；及炎死，“或构言务挺与裴炎、徐敬业皆潜相应接”，程务挺也因此伏法处斩。

可见裴炎与程务挺等人的政治命运是紧紧相连的。

裴炎为程务挺等人邀功而贬低裴行俭，既害了行俭，又致使朝廷杀降，促使东突厥再度造反，而程务挺作为单于道安抚大使督军御突厥，“善于绥御，威信大行，偏将已下，无不尽力。

突厥甚惮之。

相率遁走，不敢近边”，待到裴炎得罪死，务挺作为同党亦处斩，“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乐相庆。

仍为务挺立祠，每出师攻战，即祈祷焉”，都是唐朝边疆的不幸。

这些都与裴炎包藏私心，妒能害功、结党营私的腐败行为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旧唐书》卷194《突厥上》、卷84《裴行俭传》、卷83《程务挺传》等

《张说之集》卷14《赠太尉裴公神道碑》

《新唐书》卷117《裴炎传》

《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册封二》

宗楚客受贿生事突骑施叛唐兴变

唐朝时期，西域的北疆主要居住着西突厥诸游牧部落，他们的向背是唐朝西陲边防安危的关键。

唐朝一直采取册封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为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分兼昆陵、濛池都护府都护的办法，来统辖西突厥十姓部落，维持唐朝在西域的统治。

然而，七世纪下半叶以来，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逐渐衰落，而西突厥异姓部落突骑施逐渐强大起来，尤其在西突厥可汗斛瑟罗时期，斛瑟罗用刑残酷，诸部不服，而突骑施首领乌质勒能抚其众，诸部皆归之，斛瑟罗不能制止，只得入居内地，乌质勒悉并其地，控制了西突厥诸部落。

圣历二年（699）八月，突骑施首领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朝觐见，武则天虽然遣侍御史解琬赴西域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但仍然维持扶植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的政策不变，长安四年（704），仍拜阿史那斛瑟罗之子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

唐中宗继位之后，开始重视突骑施的地位。

神龙二年（706），册封乌质勒为怀德郡王，景龙元年（706）12月，又派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与突骑施首领乌质勒商议军事。

郭元振与乌质勒在乌质勒牙帐前交谈甚久，天寒地冻，乌质勒不胜其寒，会罢而卒。

其子娑葛认为元振害死了其父，勒兵将攻元振。

副使御史中丞解琬劝元振乘夜逃去。

元振曰：

“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

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

”安卧不动。

明旦，入哭，甚哀。

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

唐朝以娑葛袭其父之官号爵位，为嗢鹿州都督和怀德王。

郭元振以自己的真诚和大无畏精神，消弭了突骑施与唐朝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场战事。

突骑施娑葛虽然承袭了其父的官号和爵位，成为突骑施乃至西突厥的首领，但是，其父的故将阿史那忠节不服，数相攻击。

从阿史那忠节的名号来看，忠节应是西突厥阿史那氏的王室后裔，他与娑葛的争夺，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且也是西突厥旧贵族与新兴突骑施之间的权力之争。

然而，毕竟西突厥王室大势已去，而新兴的突骑施势头正旺，在与娑葛的斗争中，忠节众弱，力不能支。

在这种情况下，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审时度势，奏请阿史那忠节入朝宿卫，徙其部落于瓜、沙州，诏许之。

应该说，郭元振的建议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保护了忠节，又避免了矛盾冲突，维护了西域的安定。

但是，忠节行至播仙城（今且末），遇到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周以悌不审时事的变化，坚持扶植西突厥阿史那氏的政策，教唆忠节贿赂当朝宰相，请留不行，并发安西兵及引吐蕃击娑葛，求唐册封阿史那献为可汗，统辖西突厥之众。

他对忠节说：

“国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统摄部落，下有兵众故也。

今轻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谁复喜见？

非唯官秩难得，亦恐性命在人。

今宰相有宗楚客、纪处讷，并专权用事，何不厚贶二公，请留不行。

仍发安西兵并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征甲马以助军用。

既得报仇，又得存其部落。

如此，于入朝受制于人，岂复同也！

”他的计策深深打动了忠节。

于是，忠节勒兵击西域于阗镇坎城，破之，将获得的金银财宝贿赂宰相宗楚客和纪处讷，请如周以悌之策。

郭元振闻其谋，从大局出发，上疏详尽分析批驳了周以悌和阿史那忠节的谬论。

他首先分析引吐蕃入西域的危害。

他说，以前吐蕃就想谋取西域四镇、西突厥十姓的故地，没有成功，所以屡屡犯边。

近来息兵请和，并不是慕悦中国的礼义，而是因为国内多难，人畜疫疠，恐中国乘其弊而击之，所以屈志求和。

吐蕃一旦国内小安，岂能忘取十姓、四镇之地哉！

往年吐蕃无恩于中国，犹欲求十姓、四镇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请分西域于阗、疏勒之地，不知以何理拒绝之！

“今忠节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向导，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

”

其次分析西域的兵力和忠节的去留。

他说，近十几年来，东突厥可汗默啜不断率兵侵扰西域，西突厥诸部落“所应者多”，而唐四镇兵力疲弊，力量不足以为忠节经略，忠节将更求于吐蕃，一旦吐蕃得志，则忠节将为吐蕃所掌握，“岂得复事唐也！

”届时，唐朝将赔了夫人又折兵。

郭元振接着分析扶植西突厥王族阿史那氏的弊端。

他说，阿史那忠节请唐封阿史那献为可汗，不就是因为阿史那献是可汗的子孙，欲以西突厥王族为号召，招怀西突厥十姓部落吗？

但是，献的父亲阿史那元庆，叔父阿史那仆罗，兄阿史那俀子及阿史那斛瑟罗、阿史那怀道等都是可汗子孙，往者唐朝及吐蕃皆曾立为可汗（元庆、斛瑟罗、怀道为唐朝所立，仆罗、俀子为吐蕃所立），欲以他们招抚西突厥十姓，然而皆未能达到目的，何则？

这些人都没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虽然是可汗的后裔，而众心终不亲附。

让他们做可汗，岂止不能招怀十姓，反而为四镇之患。

何况阿史那献作为可汗后裔又疏远于其父兄乎。

阿史那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