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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罗斯政治的研究路径
论俄罗斯政治的研究路径
庞大鹏
2013-02-2720:
06:
56 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内容提要】本文力求建立一种俄罗斯政治的研究路径。
全文分析了政治学相关理论范畴和俄罗斯自身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应该把握俄罗斯政治转轨的整体进程,结合俄罗斯现实政治因素和历史文化传统,研究俄罗斯宪政制度的确立与演变。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研究路径;宪政制度
【作者简介】庞大鹏,1976年2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专业2000级博士生。
（北京 邮编:
100102）
【中图分类号】D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3）04-0059-05
为什么需要建立研究路径[1]
研究俄罗斯政治,提出的根本性问题就是:
为什么俄罗斯的政治行为方式是这样的?
或者说,为什么俄罗斯按现有的政治行为方式行事?
对此,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说明过去俄罗斯为什么会采取那样的政治行为方式（这里主要是说明苏联为什么剧变）。
其次,解释现在俄罗斯的政治行为为什么这样。
最后,预测将来俄罗斯的政治行为如何。
概括地讲:
说明过去,解释现在,预测未来。
而这样研究俄罗斯政治的最终目的,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讲,应该在此基础上设计本国的政策,适应中国的情况。
之所以提出建立研究俄罗斯政治的研究路径,首先是深感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对俄罗斯政治的研究不够规范和深刻。
国别研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材料掌握、情况分析、理论概括和哲学思考。
掌握大量材料是研究国别问题的基本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时事做出动态分析。
而动态分析只有上升到理论概括才能更有价值。
国别研究做到这一步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但还不是最终目的。
只有从哲学层次上思考俄罗斯为什么是俄罗斯,美国就是美国,欧洲何以是欧洲,也许才是真正理解了俄罗斯、美国和欧洲。
理解某一国家是最难但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境界。
如果以这个标准反观国内对俄罗斯政治的研究,可以说,由于缺少概念模式的支撑,出现了理论的贫困,难以做到真正解决俄罗斯政治的重要问题,深感俄罗斯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深入。
比如现在的研究热点是勃列日涅夫问题,是不是揭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特权阶层问题、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和严重官僚化问题等等就是深刻认识了这一时期是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时期呢?
再比如,苏维埃制度问题,我们往往只看到因为选举上的原因造成代表和选民难以发挥参政作用的分析,并据此认为苏维埃制度效率不高。
如果深一层想,这些原因又是如何造成的?
这些原因依然是现象,是深层现象。
如果用深层现象解释表层现象,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原因,是缺少理论作为研究路径造成的。
如果一味堆积历史事实来研究俄罗斯政治,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实里选择直接性和因果性的材料就成了紧迫问题。
这需要用理论来指导提炼。
然而,理论不能仅仅是一种描述,不能重新把已知事实进行分类或者按新的分类描述,也不能单纯借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简化的概念或方法。
[2]建立研究路径的第二个理由,是从国别研究的角度看广义的国际政治研究问题。
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曾经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学界的关注热点,学仁也感慨中国至今没有出现国际政治大师。
也许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真正突破,必须建立在国别研究基础上。
不了解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就无法深入研究国际政治,而不了解俄罗斯同样难以深入研究中国国际政治。
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在历史的长河中几次沉浮,包含很多国家兴衰的经验教训,这些是其他国别研究难以提供的。
如果对国别没有深入研究,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会显得空泛,底气不足。
也许只有在国别研究较高层次上融入全球政治的问题,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才真正称得上自成体系。
如何深入研究俄罗斯政治问题?
俄罗斯政治从学科角度看属于政治学研究,从特定对象看属于国别政治研究。
俄罗斯政治研究的路径建立,需要从政治学本身的理论范畴和从俄罗斯自身因素两方面寻求突破。
建立研究路径的基础（上）
从政治学上讲,需要首先探求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线索。
综观政治思想史,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具有重要地位,这两次伟大的革命在政治思想史上划出了截然不同的两条线索。
法国革命属于乌托邦的传统,其哲学领袖信奉的观点是:
社会的全盘重建是必要的,而这一伟大任务只有具有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坚定且无情的政府才能完成。
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所继承的就是这一思想中最显著的后拿破仑式的发展。
美国的政治发展,浪漫色彩的背后,其实是远为保守和实用的。
它的哲学理念不是革命式的重建。
美国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确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必要的,同样必要的是建立能够有效地控制政府权力的一种约束机制。
[3]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无疑深受前者影响。
和平、发展和理性一直没有成为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核心观念。
不论哪一种政治思想,其共同点都是存在对政府权力的界定,权力因而成为政治学永恒的主题。
政治学家也一直关注如何限制政府权力。
而控制权力的行使,在雅典城邦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国民主制的政治体系中传达的信息是需要通过制度[4]设计才能达到。
[5]对这种优良政体的探索在近代则伴随着民族国家在17世纪西欧的出现而趋向完善。
“权力行使是实现西方制度理论家的社会价值的关键;他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要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
”[6]
虽然对于权力的限制是一致的,但由于两种政治思想所具有的不同的知识论基础,实际上人类社会一直对政府及其制度安排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互为融合的价值取向。
这两种知识论基础无论在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上,还是在对政治分析上都存在。
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休谟、弗格森的著作中认为,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社会制度,是没有先前计划和某种指导思想的预设下自然产生的。
它们内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与交往之中,反过来又规约或者说规制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发生着作用,但是,它们并不是人类刻意设计的结果。
[7]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认为,制度生成于尚未明确意识到结果时人的行动。
这种在制度设计上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是所谓的“演进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它的知识论基础带有鲜明的演进理性主义思想。
另一种制度的设计则带有鲜明的建构色彩。
最典型的代表是制度经济学派,反映了“工具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
[8]这种理论认为推动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
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收益小于成本,则制度变迁难以实现。
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
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其知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的人本主义传统,直至后来的卢梭、伏尔泰和笛卡尔。
这两种理论根本分歧在于对于人的理性能力的肯定程度不同。
工具理性主义思想还是乐观地相信人类的制度设计。
所谓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中的演进理性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亦可借鉴到政治学研究中。
[9]
建立研究路径的基础（下）
“如果我们在研究西方时得出了某个结论,当我们转向亚洲时没有理由期待这个结论会同样有效。
”[10]同样,俄罗斯政治的研究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俄罗斯自身所处的国内与国际因素,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全球环境的碰撞都是必然直接影响着俄罗斯政治研究路径的建立。
[11]“要想从一个一般性政治理论推导出具体且明确地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是不可能的,因此,对这些个别问题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而不是试图做大范围的概括也许更有成果。
”[12]
当代的俄罗斯联邦首先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里的主权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俄罗斯相对于当今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地位,表明俄罗斯在其自身的地理范围之内都拥有自主的管辖权;二是俄罗斯国家的内部存在着构成最高政治和法律权威的实体。
后者往往被忽略。
从主权的两层含义看,俄罗斯政治的变化受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双重影响,这两方面因素也相辅相成。
国际政治的变革深受民族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影响,[13]反过来,国内政治的变动与发展也与国际政治息息相关。
在一个以欧美价值观和制度文明为中心的当今国际社会中,国际系统和国家本身的制度互动变化。
民族国家,尤其是大国,对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应充分重视,在首先处理好内部事务的基础上,还要充分考虑外部条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在重视俄罗斯开放社会面临的国际因素影响的同时,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在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观察研究的最后落脚点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效应。
而这些研究的前提,“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14]在复杂的当代社会中,人们首先需要的是能在冲突与共识之间达成平衡的政治制度。
所以,研究俄罗斯政治,无论从政治学学科归属看,还是从特定民族国家的自身要求看,宪政制度是研究的关键性核心问题。
除了从现实因素考虑外,俄罗斯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政治研究路径。
“基本文化模式在世界不同地区又比基本政治结构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
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沉淀物——文化传统,具有比政治结构更大的稳定性,成为影响历史动向的潜在的深层结构。
”[15]反思俄罗斯历史,弄清俄罗斯的根本特点,对于当代来说异常重要,因为过去和今天发生的一切有许多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俄罗斯的自身状态决定的,将来也是如此。
[16]即便如此,也要避免“不是把传统看做背景,而是看做实际上独立存在的和决定论的因素。
”[17]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历史文化因素对于现实俄罗斯政治的影响也是莫衷一是的。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利哈乔夫院士就坚持认为:
“俄罗斯文化按其类型来说从来就是欧洲文化,它有着与基督教相联系的三个特点:
个性原则、容易受其他文化的感染（多样性）和对自由的追求。
”[18]而国际政治的现实是俄罗斯文明的特质和西方对俄罗斯文明的歧视只能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东西两难”的尴尬境地,其国内政治的变迁也受着东西方文化角力的共同影响。
俄罗斯政治的研究路径
为什么俄罗斯的政治行为方式是这样?
俄罗斯学者也在思考。
当代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就从现代化的路径研究了俄罗斯曲折的政治历程。
[19]
人类在政治思想上贯穿的两条线索,通俗的概括:
一是全盘重建,一是合理改造,前者的知识论基础趋向工具理性主义,后者趋向演进理性主义。
前者比较信奉巨变,后者主张微变。
所有这些政治思想,本质上属于政治理想,虽然有的理想经过人类的政治实践转化为理论,但是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总有距离。
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诚如上文已经分析的,“制度”是它们连接的桥梁,是政治研究的基础。
然而,政治上的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既不是完全刻意设计的,也不是完全自发形成的。
政治学上的制度既不能按照经济学上的“经济人”行为来演绎,也不能完全按所谓“成本-收益”的范式来定量。
因为政治学中的“政治人”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绝不是仅仅个人效用最大化就可以解释的,而“成本-收益”的定量分析方法忽略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问题。
即使一个政府短期内的制度变迁对社会造成的成本大于社会收益,只要政府具有合法性,它仍将存在,甚至长期存在。
政治上的制度是政治设计和自发秩序的结合,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契合点。
所以,研究俄罗斯政治的关键是研究俄罗斯的政治制度,苏联时期是苏维埃制度,当代俄罗斯是宪政制度。
[20]这是提纲挈领的研究路径。
而从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向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是一种政治转轨的过程。
这种过程在人类政治思想史和政治运动史上没有经历过,在俄罗斯以往历史上也没有先例。
把握转轨的总体进程或者说从一个过程上来理解俄罗斯的政治转轨是研究俄罗斯政治另一个需要把握的路径。
笔者认为,俄罗斯政治转轨过程的初期有俄罗斯人民理性的思考,后期则显现社会秩序自发的倾向,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总结的政治进程。
[21]在对俄罗斯市场改革的分析中,俄罗斯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
[22]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是在全球政治进程的大环境下进行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以东亚、拉美及原苏联东欧为核心的三个地区内,先后出现触及这些地区各主要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政治变迁。
所谓“第三波民主化”在20世纪后期席卷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30个国家。
[23]从其国内的政治因素分析,苏维埃制度的变形以及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因素都使得转轨具有必然性,并使得转轨后具有特殊性和某种普遍性。
俄罗斯作为新兴独立国家,从苏维埃制度向三权分立制度的政治转轨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由于俄罗斯的政治稳定与发展是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尽管俄罗斯由于自身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在政治实践中具有特殊性,俄罗斯还是与其他转轨国家一样面临很多相似的问题。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原苏东地区各国在政治转轨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在政治举措上相似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对政治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
就像很多经济学常识在这些国家转轨中不能成立一样,直接运用现代政治学的已有理论框架不能完全诠释苏维埃议行合一制度向三权分立制度转轨中的不少重大问题。
产生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制度的转轨是历史上首次发生。
可以这样认为,理解俄罗斯是我们研究俄罗斯首先要关注的必要因素,其次运用政治学原理分析俄罗斯也是必要的,因为俄罗斯政治转轨的方向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
而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和当代的发展趋势正是对民主制度的研究。
现代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参照系。
在上述基础上总结俄罗斯转轨政治的规律也有重要意义。
从经济角度看,研究转轨过程中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是经济转轨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中新经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
政府权力行为的运作是转轨政治遇到的普遍问题。
所以,研究转轨经济学的深层次问题首先需要研究转轨政治。
即使从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看,宪政转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很大。
结 论
俄罗斯学在中国还不是一门显学,在国际政治学科领域还很年轻。
笔者探讨的是俄罗斯学政治研究路径的相关内容。
俄罗斯学研究的大体层次如下图所示。
作为研究俄罗斯政治的工作者而言,对俄罗斯政治转轨的价值判断既脱离不了研究人员自身的价值追求与信仰,也离不开对政治哲学的思考。
俄罗斯研究的最高境界也许就是在哲学基础上理解俄罗斯。
这个层次恐怕需要穷尽一个研究人员毕生的精力。
在俄罗斯政治转轨启动阶段自发力量的推动下,政治转轨的随后进程还是回到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而不是哲学层面,即人类理性的政治设计——宪政制度。
俄罗斯没有任何可以超越这一层面的政治架构甚至政治幻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研究也还停留在实证与规范研究之间,并侧重后者的理论思考。
但我们从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宪政制度研究中可以管窥为什么需要最终从哲学层面上理解俄罗斯。
回顾俄罗斯的宪政之路,初期是在所谓历史的终结、西方民主成为终极模式的叫嚣下,俄罗斯完全遵循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西方模式的普适性在俄罗斯发挥到极致,这种盲目的民族心态甚至影响到俄罗斯外交完全倒向西方。
但是,俄罗斯的发展并没有因为西方民主的蓝本而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
这里自然产生一个问题:
西方的民主政治设计以及体现的政治理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俄罗斯?
类似的现代化发展困境问题同样出现在照搬西方的拉美学者的思考中,并形成了深具影响的依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论,其理论实质在于,不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思考西方模式到底是否适合后进国家。
这个问题在俄罗斯的表现是:
虽然没有上升到有别于西方主流价值的理论体系,但是,对于俄罗斯民族思想的思考在全社会展开,甚至出现政府公开要求制定全民族思想的意愿。
俄罗斯向何处去?
这个久久困扰俄罗斯民族的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的焦点。
既不能完全抛弃西方价值,又不能单纯只顾现实的发展,俄罗斯需要有自己长远的基本判断。
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只有在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曲折中眺望未来。
历史学博士阿纳托利·乌特金这样说过:
“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国家解体前就信奉了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准则,而那种所谓‘正常’只不过是‘向西方看齐、认同西方民主社会的标准、生活水平及品格水平’的同义词而已,选择美国、瑞典、瑞士或德国作为‘正常’的标杆,也凸现了知识界的思维贫乏。
知识分子丢掉了贯穿我国历史的主线,拼命地去揭发不正常现象——似乎种种历史精神特点的积累不是我们曾经被称为苏联人民的历史和文明的基础。
”[24]
我们作为研究俄罗斯的工作人员也只能在这个层次,也就是哲学的层次上,理解俄罗斯。
最终的结论也许是:
在现实的时代条件和深远的历史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既借鉴西方积极的价值取向,又注意本民族的“寻根”,才能使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俄罗斯政治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路径是:
把握俄罗斯政治转轨的整体进程,结合俄罗斯国内外现实政治因素和历史文化传统,以俄罗斯宪政制度的确立与演变为主线,研究俄罗斯当代政治。
[责任编辑:
刘庆芳]
[1]此处“路径”,意指研究方法,是笔者对研究俄罗斯政治的一些想法。
[2]参见[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3][美]斯科特·戈登著,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
《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4]“制度”是无论在经济学还是在政治学上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个词。
经济学上认为制度是“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
而要维护这种秩序,
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
我们称这些规则为‘制度’”参见[德]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
《制度经济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页。
通俗地讲,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人们交换活动和发生联系的行为准则。
而政治学认为:
“政治制度就是政治生活中的人类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则。
”参见毛寿龙:
《政治社会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笔者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含义更宽泛,涵盖了政治学上的“制度”含义。
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认为:
“制度研究的全部意义在于确保各种约束、制度和机构能降低自私的政治行为的重要性。
”转引自杨春学:
《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可见,“制度既可以是指一个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即指某一特定类型活动和关系的行为准则,也可以指一个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的总和,即‘制度结构’”。
这个定义是笔者在本文中采用的制度含义。
参见张曙光:
《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5]参见应克复、金太军、胡传胜:
《西方民主史》,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6][英]M.J.C.维尔著,苏力译:
《宪政与分权》,北京: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7]韦森:
《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页。
[8]例如,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三大基石构建了制度变迁的理论。
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参见秦德君:
《政治设计研究——对一种历史政治现象之解读》,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10][美]巴林顿·摩尔著,拓夫、张东东等译: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11]即使对比不同国家制度的区别时,也需要从这些因素考察。
比如,考察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区别是:
可以从经济初始条件、中国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经验教训的吸收、取得权力道路的方式、国内战争的影响和发展战略的取向五点分析。
这是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因素综合考虑的具体表现。
A.Doak.Barnett,ed,CommunistStrategiesinAsia:
aComparativeAnalysisofGovernmentsandParties,NewYork:
FrederickA.Praeger,1963,pp.11-33.
[12][英]M.J.C.维尔:
《宪政与分权》,第7页。
[13]国际政治的变革有体系的变更、系统性变革、互动变化三种类型,而无论哪一种类型都受各种实体和国家,特别是居于国际体系中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其他行为主体政治变迁的影响。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美]亨延顿著,王冠华等译: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
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
[15]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16][俄]德·谢·利哈乔夫著,杨晖、王大伟等译:
《俄罗斯思考》（上卷）,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17][美]斯蒂芬·F.科恩著,陈玮译:
《苏联经验重探》,北京:
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18][俄]德·谢·利哈乔夫:
《俄罗斯思考》（上卷）,第28页。
[19]参见[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著,徐葵、张达楠等译:
《俄罗斯现代化之路》,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20]对于现代民主政治来说,制定一部宪法不是终极目标,实现宪政才是核心所在。
宪政是现代宪法的精髓。
参见李步云:
《宪法比较研究》,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宪政制度包括国家权力机构的宪法设计必须具有分权与制衡机制;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明确一个违宪审查机构;规定和保障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等等。
[21]我们看到俄罗斯政治转轨作为一个整体进程,显现以下阶段:
（1）原有政权形式开始逐步瓦解或崩溃的启动阶段;
（2）开始向新政权形态过渡的阶段;（3）新政权形态日渐明朗化的巩固阶段;（4）过渡完成阶段,即新的政治规范与政治秩序开始实现制度化的阶段。
[22]俄罗斯科学院民众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的社会学家雷芙金娜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总存在自然历史道路和人为有意识改革两条道路的特征。
90年代的俄罗斯市场改革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历史、首先是由苏联经济存在的明显缺陷决定的,另一方面在苏联专制体制条件下,改革社会和经济只能从上面开始。
改革本身导致了新事物的出现。
这样就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因素影响到改革的最终成果:
一种是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因素,另一种是在改革开始阶段形成的新因素。
而新因素中也有两个主要因素,表现为两种社会力量。
参见[俄]Л.Я.科萨尔斯Р.В.雷芙金娜著,石天、董英辅等译:
《俄罗斯:
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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