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船舶研究现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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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船舶研究现状
中国传统船舶研究现状
席龙飞
（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顾问教授）
一、中国作为造船古国对世界造船技术作出过重大贡献
中国是国土广袤的大陆国家，黄河和长江作为母亲河哺育了中华民族并使中国以其古老的文明而著称于世。
中国又是具有漫长海岸线和辽阔海面的海洋国家，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在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曾出土过七千年前的雕花木桨[1]，在2002年，又在浙江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出土了八千年前的独木舟[2][3]，这些都是极有力的证明。
中华的古老文明，正是通过海上，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得以交流，甚至使中国的文明通过朝鲜半岛又辐射到日本列岛。
中华的古老文明，也是通过海上漂流，传播到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等许多岛屿，甚至远播到太平洋中部的波利尼西亚诸岛。
产生于河姆渡的典型器物“有段石锛”，按着一定的时间序列，次第传播到上述诸多海岛上，正是极为重要的依据，这已为中国和世界的著名考古学家所公认[4]。
中国发明的船尾舵、水密舱壁、车轮舟和指南浮针，是对世界造船技术的重要贡献[5]。
美国科技史学者罗伯特·K·G·坦布尔，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
发明与发现的国度》[6]一书中，概述“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
他在“西方受惠于中国”的序言中写道：
“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指南针、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哥伦布也不可能远航到美洲，欧洲人也就不可能建立起那些殖民地国。
”
二、对传统船舶研究的组织与整合
1、中国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英国剑桥的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早在1954年就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I卷[7]。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美国学者巴斯（GeorgeF.Bass）出版了《海事史》[8]。
在此之后，英国学者肯甫（PeterKemp）有《船舶史》[9]问世。
日本学者上野喜一郎在1980年出版了上、中、下三卷本的《船的世界史》[10]。
甚至，美国学者斯万森（BruceSwansen）还出版了专门介绍中国传统船舶的著作《龙的第八次航程》[11]。
与美、英、日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对传统船舶的研究起步较晚，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直到1949年，我们的国家方始结束近百年的战乱频仍、积贫积弱的局面。
中国第一篇研究传统船舶的力作《中国船舶发展简史》[12]，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杨槱（1917—）在1962年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及学术年会上发表的，文章概述中国从原始社会的浮具，春秋战国时代的独木舟，直到中国当代船舶的发展，全文3.8万字。
被认为是中国传统船舶研究的开山之作。
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学术年会上，中国科学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周世德（1922—）还发表了“中国沙船考略”[13]（约4.5万字），该文将文献研究与对实船考察、测绘相结合，这是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船型之一的沙船的力作，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于1964、1965年起，曾组织有关人员搜集资料，为撰写中国造船史作文献准备，同时也准备成立造船史研究小组，但因十年动乱而受辍。
大连造船厂在组织邢志忠、郭之笏等搜集造船史料方面很有成绩，后来为编写《水运技术词典·古代水运与木帆船分册》[14]作出了贡献。
上海交大杨宗英等同志以搜集到的史料为基础，编辑出版了《造船史话》[15]。
在1978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的《古代科技（含造船与航海）成就》[16]出版发行。
这些著作对普及科技史与造船史知识并推动对传统船舶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周世德副研究员，于1978年召收了两名研究船舶史的硕士研究生，开中国以船舶技术史发展作为学位论文的先河。
以广东古代船舶为论题的硕士研究生戴开元，针对近年《文物》上发表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17]，经深入研究论证，提出“该遗址很可能不是古代造船工场遗址。
而是木构建筑遗址。
”[18]这是中国船史学术界向假船台发出的犀利的第一枪。
迄今，虽然“广州秦代造船遗址”身披多道绚丽外衣，却得不到船史学术界一篇论文的支持，而建筑考古界却有大量的论文确认，这里是南越王宫苑的遗址。
戴开元的论文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80年代初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2、组织与整合研究队伍
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于1978年起逐步恢复学术活动。
在1979年3月于北京召开了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后，学会的各专业学术委员会相继成立。
学会下属的船史研究学术委员会也在筹备中。
1984年3月，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由席龙飞代表船史研究学术会委员会作了题目为“船史研究的进展与动向”[19]的学术报告。
报告中征引有关论文、文献63种，着重阐述研究船史的意义并呼吁我国的船史研究工作亟须加强。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在武汉会议期间正式批准组建船史研究学术委员会（简称中国船史研究会），杨槱为名誉主任委员，袁随善（1916-1999）为主任委员，席龙飞、李同仇、洪长倬为副主任委员，周英、辛元欧（1937-2007）为秘书。
在船史学术委员会下设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船具史和世界史5个学组。
同时组建《船史研究》（年刊）编委会，辛元欧为主编。
1986年，主任委员袁随善让贤，共同推举辛元欧接任主任委员。
1987年又增加舰艇史学组。
中国船史研究会十分注重吸纳历史、考古、博物馆等学术界的学者参加船史研究。
经过研究队伍的组织和整合，各个专业船史学组和船史研究会经常举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宣读学术论文。
《船史研究》成为传统船舶研究学者的园地。
许多非船舶工程学者也积极参与对传统船舶的研究，中国的船史研究出现了新气象。
这一时期有些造船高等院校开始讲授中国造船史课程并出版两种教材[20][21]。
有关造船史的专著也在各出版社公开出版[22][23][24][25]。
3、上海帆船史国际会议加强了中国船史学界的国际交流
在中国船史研究会的组织下，于1991年12月在上海成功地召开了帆船史国际会议。
会前出版了英文版的《帆船史国际会议论文集》[26]。
辛元欧出任组织委员会主席。
杨槱为会议主席，袁随善等为副主席，特邀李约瑟为名誉主席。
李约瑟在贺词中说：
“中国不仅发明了舵，而且还发明了水密舱壁，而撑条式席帆又可使帆船顶风航行。
”
《会议论文集》[26]收入来自韩国、日本、德、意、美以及中国和台湾地区学者论文共33篇。
日本船舶操纵性著名学者野本谦作教授非常热衷于传统船舶，他在会上发表了“日本传统船舶的历史回顾”。
日本关西大学的大庭修（1926-1999）教授，是在李约瑟和薮内清两位博士的敦促下，早在1972年即在他们的《学报》上第一次发表了《唐船之图》。
在此次帆船史国际会议上，大庭修教授发表了“江户时期日本画师笔下的中国帆船”。
他为会议提供了多幅中国帆船的彩色图片，受到广大与会学者的欢迎。
1992年他赠我12幅中国帆船的幻灯片。
韩国著名学者金在瑾（1920-1999），在会议上报告了“莞岛发掘的沉船”。
1996年，我作为馆的顾问邀他访问蓬莱古船博物馆，他赠我4种专著：
（1）金在瑾著：
《朝鲜王朝军船研究》，首尔：
一潮阁1977年初版，1993年重版；
（2）金在瑾著：
《韩国船舶史研究》，首尔大学出版部1984年初版；
（3）金在瑾著：
《我们船的历史》，首尔大学出版部1989年初版；
（4）金在瑾著：
《续韩国船舶史研究》，首尔大学出版部1994年初版。
这4种专著使得2005年避免了对蓬莱出土的两艘韩国船舶的误判。
在此次会议上，韩国学者李昌亿发表了重要论文“重叠嵌接型船体的结构和流体特性研
究”（关于新安海底沉船），还在会上放映了新安沉船打捞过程的电视片。
在帆船史国际会议上，还举办了帆船模型展。
展出的有：
海洋帆船，内河帆船和古代战船。
4、中国船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及相关的纪念活动
中国船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于1994年10月在山东蓬莱举行。
中国船史研究会会长辛元欧在开幕词[27]中，回顾十年来船史研究会的工作有五大特色：
（1）通过多种渠道，努力克服经费困难，坚持开展学术活动；
（2）坚持出版研究会会刊《船史研究》；
（3）努力抢救史料，积极组织造船人物传的编写；
（4）坚持船史研究与政府部门的修史工作紧密结合；
（5）利用各种机会，充分挖掘船史研究人才。
辛元欧、袁随善、席龙飞联名发表文章“船史研究会的十年工作回顾”[28]。
该文章征引有关论文文献186篇。
在船史研究十年进展中列述12项成绩：
（1）中国造船史料的编写和出版；
（2）中国古船的复原研究；
（3）国际帆船模型展和图片展；
（4）中国古船船型、性能和建造特点的研究；
（5）中国古船起源的研究；
（6）舵的起源及其它属具的研究；
（7）中国风帆起源的研究；
（8）对郑和宝船的探索；
（9）世界船史的研究；
（10）中国近代（1840-1948）船史研究；
（11）当代船史及船舶工业的战略决策的研究；
（12）近、现代造船人物研究。
在上述工作中的第2项，是指1985年以来为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完成的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斗舰”，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的由长江上游直捣建康的大型战舰“五牙舰”，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海上主力战舰“大福船”和清康熙年间抗俄的黑龙江雅克萨战役的主力战船等4型战舰的深入的历史考证和细致的复原设计并制作出战船模型的一系列工作。
这种宏观的历史文献的研究与微观古船结构的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对传统船舶研究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是各有关博物馆经常向中国船史学术界提出的课题。
纪念船史研究会会成立十周年活动，既总结过去十年的经验，又推动了今后的研究工作。
三、推动传统船舶研究的重要途径
1、学术争鸣推动了郑和宝船的研究
在公元1405至1433年，郑和曾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遍历亚非30个国家。
《明史》等7种文献记录了宝船长44.4丈宽18丈。
换成米制，总长125米，水线长107米，总宽50.94米，型宽48米。
对郑和宝船的规模和尺度，质疑者中外不乏其人。
针对一些恣意修改宝船尺度的学术见解，1983年有“试论郑和宝船”[29]奋起应战。
发表论文表示支持者有：
山东大学的郑鹤声和郑一钧、邱克；厦门大学的庄为玑和庄景辉；复旦大学的章巽；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今武汉理工大学）的文尚光等[30]。
到了2002年，质疑者又提出郑和宝船尺度均源于罗懋登的神魔小说《西洋记》，但他们却不敢披露《西洋记》所记宝船、马船、粮船、座船、战船等各型船舶的长宽比均在2.33~2.64之间的事实,因为小的长宽比有3种宋、元出土古船的例证（[24]之101页）。
在198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时，在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的组织下，曾经研究并复原过郑和宝船模型，据文献[29]当时取型深为8.0米。
经过15年的观察和研究，认为型深过小，宽深比过大。
2005年型深复原尺度为16米[31]。
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郑和下西洋文物展”和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均展出有长44.4丈的宝船模型。
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专家自2003年8月至2004年7月，对南京宝船厂遗址现存的第4、5、6三个作塘中的第6作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成果极其丰富[32]。
有了南京宝船厂遗址发掘成果，还企图否定宝船的存在就十分困难了[33]。
2008年4月，在葡萄牙召开的亚欧论坛上，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发表了“郑和宝船的考古学研究与船舶结构力学强度分析”[34]，结果十分鼓舞人心。
用船舶结构力学有限元方法分析古船强度，这还是首次。
2、古船的考古发掘是研究船舶技术史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古代历史文献十分丰富，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比较起来，古船考古发掘成果经常是更形象、生动、准确，因而更为权威。
每一项船舶考古发掘成果都将对技术史研究有所推进并丰富了造船史。
（1）1955年在广州东郊东汉墓中出土一只陶船模型[35]
该陶船模型首有碇，尾有舵。
结合东汉刘熙所著《释名·释船》一书关于舵的记载，从而可以确认：
中国早在公元200年即发明和实际使用了尾舵。
据文献[8]所记，西方最早的舵出现在1242年。
因此可以相信中国发明的舵较西方早了1000年。
（2）1978年在天津静海县元蒙口村曾发掘一艘北宋河船[36]
该船基本完整，在尾部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平衡舵。
据研究该船建于公元1117年之前，该舵的型式与北宋《清明上河图》中各船型的舵基本一致。
因之可确认：
天津静海元蒙口船保存了世界上最早的平衡舵实物，当时在西方还没有使用船尾舵。
（3）1999年在安徽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发掘出一批唐船[37]
其中一号沉船保存后半船体和较为完整的拖舵。
该拖舵与东汉陶质船模的舵基本一致。
据文献[22]所征引唐代的名画绘有垂直转轴舵，从而可确认在唐代以后出现了垂直转轴舵。
鉴于在唐船上还在使用拖舵，因而质疑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为北京军复博原的三国赤壁水战的斗舰和隋代的五牙舰应用垂直转轴舵是缺少依据的，从而也是错误的。
（4）扬州施桥唐船[38]和江苏如皋唐船[39]
两艘唐船基本完整，其共同点是都有水密舱壁遗存。
这一事实可以为晋代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卢循发明和使用“八槽舰”（八个水密船舱的船）作佐证。
江苏如皋唐船建造于公元649年。
（5）对出土古船的研究使人们认识了“歇艎支江船”
《新唐书·食货志》有“刘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艘受千斛”，按《新唐书·食货志》所记：
“（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黄）河，（黄）河船不入渭（水）”。
由之可知，航行于通济渠（亦称汴河）的“歇艎支江船”是与众不同的。
究竟“歇艎支江船”是何种船型？
在《新唐书》中则语焉不详。
1960年发现的扬州施桥唐船，是航行于通济渠的，其船深只有1.3米，吃水最大也是1.0米左右。
她是不是歇艎支江船？
难以肯定。
1999年又在通济渠（汴河）发现4号唐船，其首部构造与扬州施桥唐船十分相似，尺度也相当。
笔者以为。
这或许就是当年刘晏大量打造的“歇艎支江船”。
在《新唐书·食货志》中还记有航行于黄河并能冲上三门峡的“上门填阙船”。
该船是何种船型？
恐怕只有等待考古发掘了。
（6）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发掘成果[40]
1974年在福建泉州的后诸港发掘出宋代海船一艘，1975年在《文物》第10期发表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
在《简报》发表之前，各学术单位都收到了泉州海交馆寄出的发掘资料和船体的测绘图等，被邀请参与研究。
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船史研究论文主要有：
席龙飞、何国卫：
“对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及其复原尺度的探讨”，载《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转载在《中国造船》1979年第2期。
庄为玑、庄景辉：
“泉州宋船结构的历史分析”，载《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杨槱：
“对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的几点看法”，载《海交史研究》1982年刊（总第4期）。
文献[40]收入了发掘报告和包括上述3篇共20篇论文。
1979年3月，在古港泉州召开了“泉州湾宋代海船科学讨论会”，到会约百人，收到论文60篇。
经充分的讨论，对古船的年代，航线、建造地点、沉没原因等均取得共识。
泉州船的研究结果，证实了《马可波罗行记》中船舶“有大舱十三所”，“船用好铁钉结合，有二重板叠加于上”的记述。
泉州船尖底、深吃水，船型极其瘦削，长宽比只有2.5左右，采用V型横剖面，此种设计是综合考虑了船的稳性、快速性、耐波性和加工工艺性等多种要求。
其长宽比约为2.5，与文献上记述的郑和宝船长宽比为2.466……极其相近，使宝船尺度比有了文物例证，有力地反驳了恣意修改宝船尺度的学术见解。
（7）宁波出土的宋代海船揭示了中国古船装有减摇龙骨[41][42]
1979年11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宁波发现宋代海运码头和古船”的消息，1980年我们应邀参与合作研究。
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如[41][42]。
值得重视的是宁波宋船所安装的减摇龙骨，即使用当今的船舶规范来检验也基本符合要求。
研究表明：
中国这一技术要早于国外大约七百年[43]。
（8）蓬莱古船的发掘
1984年在古港蓬莱水城清淤工程中，抢救性发掘出元末明初古战船一艘[44]。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烟台市文管会和蓬莱县文化局，于1988年10月在蓬莱联合举办了“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学术研讨会。
杨槱、袁随善、辛元欧、周世德、杨熹、文尚光、袁晓春、唐志拔、何国卫、沈同惠、顿贺、席龙飞等研究传统船舶的学者均到会。
会后出版了相应的《论文集》[45]。
在1991年上海国际帆船史会议上，袁晓春和吴松高[46]、席龙飞和辛元欧[47]均有蓬莱古船的论文发表。
顿贺等“蓬莱古船的结构及建造工艺特点”[48]的论文揭示了蓬莱古船结构和工艺的超越其他古船的先进性。
（9）山东梁山县明代河船的发掘与研究[49]
1956年4月，在山东梁山县贾庄村宋金河支流发现明初木船一艘。
船体包括甲板、舱盖板都十分完整，为出土古船所仅见。
随船出土有手持铜铳、四爪铁锚，两者均有铭文。
鉴于曾发现有兵器和头盔等，1958年曾有一篇文章认为这是一艘兵船。
古船存放在山东省博物馆并未对外展出。
1987年8月，我校的文尚光、何国卫、席龙飞和海军工程大学的唐志拔共同对该船进行过测绘和拍照。
唐志拔在其《中国舰船史》[23]中认为：
“这是一艘明初水师中的运输船，船上的武器是用来护航自卫的”。
何国卫在帆船史国际会议（上海）曾发表“明代梁山古船的测绘及研究”[50]。
该文章认为梁山船型与明代著作《南船记》中的“二百料一颗印巡船”相类似。
第1，该船外板的列数与《南船记》所记完全一致；第2，都是两桅运河船；第3，载货量和用途相近。
与二百料船的区别仅在于梁山船的长宽比较大些。
文章给出型线图、总布置图和结构图。
在第9至11舱壁之间，设高约一米的舱棚，顶棚取四阿式，确像古代“官印”状，如“一颗印”船的造型。
（10）在韩国全南新安海底发掘出元代海船[51]
1976年，在韩国全罗南道光州市西部新安郡道德岛海面作业的渔船，起网时发现几件中国瓷器。
以此为开端，于1976年11月进行试掘，到1984年9月间，打捞工作持续进行10次，在1984年和1987年还有两次复查性打捞。
所获文物异常丰富。
新安沉船和相关文物的打捞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1977年在韩国，1983在日本，先后召开了两次“新安海底文物国际学术会议”。
1991年12月在上海“帆船史国际会议”上，韩国学者李昌亿作了“新安海底沉船”的报告[52]。
中国陶瓷专家冯新铭从日本会议后归来，将会议的有关论文、资料赐下，督促我就新安船的国籍和航路发表见解，于是才有了“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的国籍与航路”[53]一文。
拙文认为：
不能以发现镌有“庆元路”铭文的秤砣，就判断该船是从明州（宁波）出发的。
新安船打捞到的瓷器不是出在甬江流域，其窑址除龙泉窑在浙南瓯江沿岸之外，再有就是江西和福建北部，诸窑址的瓷器产品都可沿闽江方便地运到福州。
如果说始发港是福州将更有说服力。
在1991年的上海国际会议上，对新安船有了更多的了解。
同时还得到日本松木哲教授赠予很多关于新安船的文献。
这些资料和研究成果支持了笔者1985年论文的观点。
于是更有1994年的论文“对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研究”[54]，以8点论据确信这是建造在中国福建的福船船型。
2006年11月笔者首次访问木浦国家海事遗物馆，我有一个新的发现：
在右舷顶边水舱的舷外板有上下相对的两个圆洞。
由之可见这并非淡水舱。
此顶边水舱的作用是什么？
我以为很值得研究。
这是不是被动式减摇水舱呢？
（11）在蓬莱水城出土第2号古船和另两艘韩国古船
2005年7月到11月，在蓬莱水城又出土3艘古船。
2006年8月，山东省文化厅主办，武汉理工大学，中国船史研究会、蓬莱市文物局承办的“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在蓬莱市举行。
收到来自韩、日、法、英、荷以及港澳台和中国内地学者的论文45篇，会前编辑出版了中英对照的《论文集》[55]。
与会学者还收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辑的考古学专著《蓬莱古船》[56]。
由于到会的各国各地区学者的共同努力，蓬莱会议十分成功。
作为会议执行主席，在闭幕会上我的学术总结发言题目是：
“古船的考古发掘是研究船舶技术史的重要途径”[57]。
在韩国的沿海出土中国古船，在中国的港口出土韩国古船，已传为佳话。
对东亚中、韩、日三国来说，我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历史上就经常进行友好交流。
今天的盛会，正是这种交流的继续。
四、中国当今传统船舶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对传统船舶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自1978年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研究队伍经过组织和整合，研究工作逐渐有了新气象。
从2000年起迄今，不断有一些船史著作问世。
代表性的著作有7部。
（1）席龙飞著：
《中国造船史》，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这是中国第一部造船通史，她注重文献与出土古船研究相结合；注重宏观论述与微观的古船复原研究相结合。
三国、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而未列专章是个缺点，插图也嫌少。
（2）王冠倬编著：
《中国古船图谱》，北京：
三联书店2000年4月第1版。
作者是国家博物馆陈列部历史学家。
该书以丰富的出土文物和传世艺术品的图片引人入胜。
详细征引历史文献可引导读者作深入研究。
（3）辛元欧著：
《上海沙船》，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沙船是中国三大船型之一，对上海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市徽即以沙船的形象为主体。
该书征引大量历史文献，也发表很多彩图。
关于沙船的结构、外形图等图片反而很少似为缺憾。
（4）席龙飞、杨熹、唐锡仁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主编是卢嘉锡院士，全书共三十卷。
编写这套丛书既是向李约瑟学习，又要赶超李约瑟。
交通卷含造船技术史，水运技术史和陆路交通史。
造船技术史约51万字，在古船考古发掘的研究上有一定优势，在古文献的把握上当不及李约瑟。
（5）杨槱著：
《帆船史》，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本书图文并茂。
第二章篇幅较多，论述古代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帆船，其中也包括中、日、韩三国的帆船。
其余各章也都是论述西方各国的帆船。
本书名之为《世界帆船史》也似无不妥。
（6）尤飞君主编：
《中国古船图鉴》，宁波：
宁波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作者是热爱古船的企业家。
他组织老造船工匠十年间制作古船模型百余艘，在国家提供的博物馆独家展出。
本书展示了一系列经微观复原研究的古船模型图片。
有些长达5米的船舶模型是为博物馆专门研究、设计和制作的。
不仅形象惟妙惟肖，从中还能了解到许多中国传统造船技术的细节。
（7）席龙飞、宋颖撰著：
《船文化》，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船文化》是国家交通部交通文化建设系列丛书之一，是科学性、知识性相结合的通俗读物。
全书彩印，有各种船型的照片400多幅，很形象的反映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最主要的造船技术成就和文化传承。
2006年春，船史研究会换届，由上海交通大学陈刚副校长出任会长，柳存根教授为秘书长。
随着研究队伍的成长，研究工作的深入，国际交流合作的加强，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和著作问世。
限于笔者的学识和阅历，缺失或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河姆渡遗址考古队：
“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第1～15页。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
《跨湖桥》，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2～50页。
[3]蔡薇、席龙飞：
“八千年前独木舟——中国光辉舟船文化的开端”，《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2006年版，第132～135页。
[4]林士民：
《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24～31页。
[5]席龙飞：
《中国造船史》，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绪论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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