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萧红在青岛的美好时光萧红为什么只活了31岁最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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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战乱年代人如一片孤叶，孤苦无助的萧红,在一个暴风雨的黑夜，终于投入了萧军火热的怀抱。
热恋中的萧红和萧军却不得不面对贫穷和饥饿，他们经常出入当铺，四处借贷。
窘困的日子逼迫着他们决定离开哈尔滨。
可是到哪去呢？
经济拮据使他们没有更多的路费，在外地也没有亲友可以投靠。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1934年5月，先于他们离开哈尔滨的舒群从青岛来信向他们发出热情的邀请，6月11日，萧红和萧军踏上了去青岛的路途。
他们先乘火车到大连，又换上日本造的“大连丸”，“怀着鸟一般的欢心；火一般的爱！
踏上祖国的海岸；投入母亲的胸怀！
”（萧军）。
当青岛在海平面渐渐淡出的时刻，萧红萧军从心底里低低呼唤着：
啊，祖国……两个年轻人流浪的心灵似乎突然间就有了栖息地。
到青岛后，萧红萧军租住在观象一路１号，这里地势很高，两层红瓦小楼，通体以花岗岩砌成，推开窗扉，就可以看见远山近海。
“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叉”，萧军在诗中这样形容着青岛的景色。
在青岛，他们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
萧红主持家务，萧军在《青岛晨报》编副刊，他们有了微薄的稿酬收入。
那时候，萧军常常脖子上系个黑蝴蝶结，手里拿着三角琴，边走边弹。
萧红穿着花短褂，黑裙子，乖巧地跟随着萧军，他们一路唱着歌儿，去游泳、划船、溜冰、会友……
就在这相对平稳的日子里，萧红开始构思和写作《生死场》了。
《生死场》像一首长篇散文诗，全书17章犹如17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从不同侧面画出了农村的田园风光、农民的苦难遭际、敌人的凶残暴虐、人民的英勇斗争。
萧红以浓郁、感伤的抒情笔调不仅写出了沉滞的旧生活中苟安于残酷剥削与贫困的农民，更写出了在惨遭日寇蹂躏的黑土地上顽强站起来的农民，这让读者看到了女性纤巧的笔致，也看到了非女性的豪迈的胸怀和对社会下层人民充满人道主义的关注与期待。
与此同时，萧军也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这两部作品成为他们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用心血和智慧铸成的里程碑。
1934年9月萧红将《生死场》寄给了在上海的鲁迅。
对于这部独具北国特色的作品，鲁迅先生给予了恰当而精确的评价，他认为阅读这部作品是会得到“紧张和挣扎的勇气”的。
小说经鲁迅写序推荐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赞扬，也由此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先生称赞萧红说：
她是中国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
这年的11月，在鲁迅的支持下，萧红萧军离开青岛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不久，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他们的婚姻犹如天上的流星划过夜幕，在分分合合中度过了短暂的6年便匆匆结束了。
萧军说：
萧红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萧红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
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萧红离开青岛后，一直没再回过青岛，但她对青岛的山山水水，对在青岛度过的这段难忘生活，一直非常留恋。
即使在异国他乡，她也念念不忘。
在她从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中，不厌其烦地写道：
“海水还是那样蓝吗？
透明吗？
浪大吗？
崂山也倒真好……”“明年阿拉也到青岛去享清福。
”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这位女作家对青岛的深厚感情。
萧军则于1936年又一次来到青岛住了两个月，写下了《邻居》、《水灵山岛》等散文作品。
萧军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曾深有感触地说：
“我从来没有像那样无忧无虑、不担心生活，不被各种思想和感情所烦扰，不用想什么计谋和策略来对付各样事情，各样人……在这里，我可以整天、整夜不说一句话，不和任何人打交道――除开那位给我送吃喝的校友以外――完全可以自由思索，自由写作……没有外力打扰我。
虽然有时也有点感到孤独和寂寞，但它是无害于我的。
”
建国后，萧军几次到青岛，他对30年代在青岛居住过的红瓦小楼充满深情，因为这小楼见证了他与萧红在青岛度过的美好时光。
萧军描写三十年代青岛社会生活的诗句：
归来了。
这是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在那里，
有鞭挞，有辗压……
这里也是一样？
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
在那里，
有罪恶，有不平……
有盈街的乞丐；
有漫天的哭声……
这里也是一样？
――
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这美丽的都市……
这就是合理的社会吗？
――
萧军晚年追忆青岛生活的诗作：
《小楼居处》
云海天光碧海滨，一番追忆一怆神！
蝉声日永听残梦，鸥影孤帆送远人。
夜气如磐怀故垒，青灯坐对细论文。
似真似幻余何有？
残简依稀认未真。
1911年生于黑龙江呼兰的萧红,被誉为“上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
她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在极端苦难与坎坷的经历中,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世俗,历经反叛、觉醒与抗争,一次次与命运搏击,一生未向命运低头。
而她在山东青岛,拥有其短促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宁静、安稳、富有创作力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
萧红不愿过亡国奴的日子,1934年初夏,她偕同丈夫萧军乘日本轮船“大连丸”来到山东青岛。
在这座美丽的岛城,萧红潜心创作,完成了她的长篇处女作《生死场》。
萧红为我们留下这些凄婉、美丽文字的同时,也为齐鲁大地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青岛观象路1号:
萧红夫妇租住的地方
到达青岛后,萧红夫妇住进了青岛观象路1号一座红瓦小楼的底层。
小楼依山而建,不远处就是闻名遐迩的观象山,1905年德国人在山上建立了气象观测所,这座无名小山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诗意的名字。
观象山海拔79米,山势和缓,顶部平坦,树木葱郁,环境优雅,据说193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辟为公园。
山脚下萧红寓所的院子不大,院墙是用花岗岩砌成的,这也是青岛老洋房的共同特点。
楼下有两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萧红就住在其中一间；楼上有五个房间,分为两个独立套间,一套是朝阳的三间,一套是朝东和西北的两间,各有门口和楼梯。
在萧红隔壁的房间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楼上朝阳的房间里住着一位二十多岁、信奉上帝的妇人,经常有些穿黑衣黑裙的修女来找她,萧红叫她“白太太”；楼上后面房间住着一个姓朱的小商人一家。
后来老太太和朱家都搬走了,萧红和萧军便搬到楼上去住。
多年以后,萧军在文章中回忆说:
“1934年夏天,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路一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
”
在青岛期间,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主办的一家报纸《青岛晨报》做副刊编辑,萧红除了为《青岛晨报》编辑《新女性周刊》外,主要在家写作和操持家务。
她经常用一只带柄的平底锅烙葱花油饼,烧俄国式的大汤“苏泼”,这是她的拿手好菜。
萧军在报馆有一位好朋友梅林,是个单身汉,平时到萧红萧军这边来搭伙吃饭；二萧的另一位好友舒群也是萧家的常客,后来他和妻子干脆也搬了过来,和萧红一家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
萧红单纯、开朗、热情,受到周围朋友的喜欢
萧红在青岛有很多好朋友,其中与舒群相识最早,她和萧军来青岛就是舒群邀请的。
舒群是哈尔滨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便在东北加入了共产党并开始文学创作,1934年初逃离伪满来到青岛,与正在青岛女子中学读书的倪青华结为伉俪。
舒群与中共青岛市委接上了组织关系,积极从事左翼文化运动,他写信给萧红和萧军,建议他们也来青岛,脱离亡国奴的生活。
二萧到达青岛时,舒群夫妇亲自到码头迎接,并为他们租下了观象路1号的房子。
他们既是朋友,又是邻居,彼此间来往密切。
1979年1月15日,舒群到北京萧军居处的银锭桥西海北楼寓所拜访,当时萧军非常感慨:
“舒群来北京我居处的银锭桥西海北楼寓所。
一别近20年,各经生死患难,又得重逢,殊非易事。
除杯酒叙衷肠外,口占一律赠之,缘1934年我和萧红与彼夫妇曾共居于青岛观象路1号故也。
”――“患难交情五十年,濒经生死又开颜。
松花江畔飘蓬日,观象山麓秋暮天（转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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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月情亲薄四海,合离几度唱阳关（转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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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此夜庸何易,杯酒衷肠话惘然”。
可惜萧红已逝去近40年,如果那时她也在场,那会是最温馨的结局了。
梅林是萧红到青岛后结识的,他和萧军同在《青岛晨报》做事,晚上住在报馆,平日经常在二萧家里。
在梅林眼中,萧红和萧军是一对很有趣的夫妻,后来他在《忆萧红》中回忆说:
“三郎（萧军）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
而悄吟（萧红）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
”
梅林经常与萧红、萧军一起出游,他们在大学山、栈桥、中山公园、水族馆和海滨唱歌、散步、谈论文学,有时还去汇泉湾游泳。
萧红胆子小,总是呆在齐胸深的浅滩里,一手捏着鼻子,闭上眼睛,沉到海水里扑通一阵,然后抬起头问梅林:
“我是不是游出很远了?
”梅林笑着告诉她:
“一点儿也没有动,看,要像三郎那样,球一样滚动在水面上。
”但萧红总是不听他的话,又捏着鼻子沉到水底下去了,梅林只有摇头叹息而已。
梅林性格直爽,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萧红非常喜欢他的爽快。
当时她在青岛创作了长篇小说《生死场》,征求梅林的意见,他读后坦率地说:
“感觉还好,只是全部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
”一句话道出了《生死场》的欠缺之处,萧红接受了他的批评。
抗战爆发后,梅林与二萧在武汉重新相聚,可惜不久萧军萧红就分手了,梅林对他们两人的选择感到非常惋惜和痛心。
萧红在青岛还有许多知心朋友,譬如邻居白太太、国立山东大学的苏菲小姐等等,她们的交往非常频繁――从这些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出,萧红是个单纯、开朗、热情的好姑娘,周围的人都很喜欢她。
《生死场》:
见证萧红和萧军岛城美好时光
人们常说青岛时期是萧红和萧军的“精神蜜月期”,他们的物质生活虽然贫寒,但精神上却是丰富多彩,创造力也最旺盛,就像两只快乐的小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萧红在报馆的工作不忙,家里事情也不多,主要工作就是《生死场》的创作。
萧红时时刻刻都思念着东北故乡,只有在写作中,她才能回到家乡的麦场,回到白山黑水的沟沟坎坎,闻到那些熟悉的味道,听到那些亲切的话语。
萧红完全进入了自己笔下的那个世界,不停地想,不停地写,即使生病了也不休息。
1934年9月9日,《生死场》完稿,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也写完了。
小说写得好不好?
怎样出版?
萧红和萧军心中没数,决定写信向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请教。
直到晚年,萧军对此还记忆犹新:
“50年前我在青岛时,还是一个刚踏上文坛不久的热心青年,我在信中大概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决心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当时应干些什么；一是想请鲁迅先生看看我和萧红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
很快,鲁迅先生回信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干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
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绝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有工夫和本领来批评。
稿子可以寄“上海,北京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
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
鲁迅先生的来信,对萧红和萧军鼓励很大,他们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随后,二萧把《生死场》手抄稿和他们原来出版的《跋涉》一并挂号寄给了鲁迅,还细心地附上了一张二人的合影照片。
就在这时,青岛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萧红的好友舒群也被逮捕,地下党给了萧红萧军等人40元路费,要他们立即离开青岛。
二萧和梅林决定去上海,当时他们经济非常拮据,对于当时的狼狈情形,梅林记道:
“将离开青岛那一天,悄吟同我将报馆里的两三张木板床带木凳,载在一架独轮车上去拍卖。
”
1935年12月,《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鲁迅亲自作序,胡风写了一篇“读后记”,附在书的后面――萧红的名字从此为读者所熟知。
1942年初,萧红在香港孤独弃世,临终时,她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早已分手的萧军,因为这部书是他们在青岛那段美好时光的见证。
著名女作家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2日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香港。
萧红虽然只有31岁的短暂人生，但文学作品颇丰，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
1934年，她在青岛完成了第一篇中篇小说也是成名作《生死场》，后来又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作品。
一直想创作《呼兰河传》续篇的萧红，1942年在香港弥留之际留下遗言：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
此言何意？
“蓝天碧水”究竟为何地？
要给的“别人”又是何人呢？
萧红在青岛虽然只生活了半年的时间，然而却是她坎坷一生中最安逸、最充实、最幸福的日子。
让我们来看看她在这里成就的名、留下的爱、牵挂的人吧。
成名作完成于青岛
幼年丧母的萧红，还在上小学时，父亲就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王廷兰之子王恩甲。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后因为父亲逼婚未能继续上中学，经过了一年多的抗争，于1927年秋季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初中时期的萧红爱好绘画，还阅读了许多中外文学作品，在校刊上发表过抒情诗，并积极参加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
1930年秋初中毕业后，萧红为反抗包办婚姻，毅然逃到北平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
然而，孤身只影的一个女孩子又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无以为继、十分艰难，苦苦撑了不到半年，只好返回呼兰并随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
萧红在这个传统的东北村落虽然只生活了半年多时间，但由于个人的坎坷经历和关注国家民族的悲惨遭遇，使她对现实社会特别是劳苦大众的苦难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和理解，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1年10月，萧红为躲婚从阿城逃到哈尔滨，但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与纠缠不休的王恩甲住进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
半年后萧红怀孕，可就在临近产期时，王恩甲却偷偷溜掉了。
萧红被困居在旅馆里，不仅无力还账，连吃饭都没有保障。
孤立无援的萧红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并因此结识青年作家萧军。
裴馨园和萧军给予萧红很大支持和帮助，萧红也与萧军一见钟情、互相爱慕。
1932年8月，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萧红在萧军帮助下趁乱逃离旅馆，不久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
此后，二人开始共同生活，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虽然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
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3年4月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
这是萧红的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讲述了一个时代女性为拯救社会而主动放弃自己孩子的故事，体现了对生命的极大关切。
1933年5月，她又写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此后，萧红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开始了她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学创作的征程。
当时，位于现哈尔滨道里兆麟街的画家冯咏秋的住宅，成为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左翼文化人聚会的场所，萧红、萧军也经常到这里参加活动。
萧红通过这些接触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而且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1933年10月，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的合著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在哈尔滨出版。
《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和抗争，带有鲜明的反日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的怀疑和追查。
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萧军、萧红原以为青岛“既未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又无走狗们的横行不法”。
然而，他们踏上青岛才发现，这里虽尚未沦为殖民地，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特务横行，民不聊生。
面对黑暗的现实，进一步激发了两位年轻人胸中的反抗怒火和对千百万遭奴役同胞的深切同情。
在青岛，他们与半年前就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1号的楼里，生活有了短暂的安宁。
萧军以刘均的名字在《青岛晨报》社编副刊任职，萧红除了为《青岛晨报》编辑《新女性周刊》外，主要在家写作和操持家务。
萧红在报馆的工作不忙，家里事情也不多，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小说《生死场》的创作中。
萧红时刻都思念着东北故乡，只有在写作中，她才能回到家乡的麦场，回到白山黑水的沟沟坎坎，闻到那些熟悉的味道，听到那些亲切的话语。
萧红完全进入了自己笔下的那个世界，不停地想，不停地写，即使生病了也不休息。
1934年9月，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都写完了，二人又为出版的事犯了难，他们非常崇拜鲁迅先生，于是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能否得到鲁迅的回信，萧红和萧军本来没抱多大希望，意外的是鲁迅竟然给两位初踏文坛的年轻人回了信。
在小小的房间里，他俩十分惊喜和激动，一遍又一遍读着鲁迅先生的信。
鲁迅在信中写道:
“一、不必问现在要干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
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
”于是，他们立即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在上海的鲁迅。
很快，萧红和萧军又收到了鲁迅先生的回信。
更令他们兴奋和喜悦的是，鲁迅不仅对《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这两部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多方设法介绍出版，还亲自为这两本书写序。
鲁迅赞扬《生死场》：
“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东北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他还断言，“日后取代丁玲成为女作家中佼佼者的必定是萧红。
”的确，从《生死场》开始，萧红找到并确立了自己的独特视角--从女性生命价值本体来表现女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现实。
更重要的是，《生死场》表现了东北人民奋起抗日的英勇行为，发出了建立抗日救亡文学的先声，萧红也因此赢得了“反帝爱国的女作家”称号。
就在萧红和萧军高歌猛进、准备在青岛继续生活和创作下去的时候，不料风云突变，山东及青岛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舒群被捕，他们二人的处境也十分危险。
萧红和萧军只好避开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搭乘一艘日本轮船逃往上海。
1935年12月，《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在文坛上引起巨大轰动和强烈反响，萧红也因此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青岛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
人们都说在青岛的日子是萧红和萧军的“精神蜜月期”，他们的物质生活虽然贫寒，但精神上却是丰富多彩，创造力也最旺盛，就像两只快乐的小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萧军曾回忆：
“青岛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纪念的地方。
1934年，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1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由我们居住。
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
”萧军所说的“太极图”房间在小楼顶端，额面上嵌绘着一个圆形的“太极图”，按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水说法，这个图案可以“逢凶化吉”，名为“压胜”。
当时，萧军和萧红在《青岛晨报》做编辑的收入非常微薄，生活相当清苦。
他们的朋友回忆说，那时的萧红身穿旧布旗袍，脚穿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头发用一根天蓝色的粗糙绸带束着，每天要到街上买菜，再回到家中劈柴烧饭，做俄式大菜汤和烙葱油饼吃。
后来穷得连大菜汤、葱油饼也吃不成了，就到马路上去卖家具。
尽管如此，他们在青岛的时光是快乐和幸福的。
清晨来到海滨眺望日出东方和碧海蓝天，傍晚爬到山顶鸟瞰袅袅炊烟和万家灯火，阳光下、细雨中、沙滩上、小巷里，经常看到二人携手漫步的身影。
艰辛的生活没有影响他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享受，也阻挡不了他们勤勉不辍潜心创作的步伐。
萧军曾回忆说，“每于夜阑人静，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也，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遨游在美妙浪漫精神世界里的二萧，也达到了文学创作的最佳状态。
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萧红完成了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萧军也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这两部作品，不仅是他们奉献给自己深深热爱的东北家乡和祖国人民的心血之作，奠定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地位的成功之作，也是二人在青岛度过美好甜蜜情感时光的见证之作。
萧红在青岛有很多好朋友，第一位要数相识最早的舒群。
作为老乡的舒群，三十年代初期便在东北加入了共产党并开始文学创作。
1934年初，舒群因为组织宣传抗日活动，被伪满追捕而逃离哈尔滨来到青岛，与正在青岛女子中学读书的倪青华结为伉俪。
舒群与中共青岛市委接上了组织关系，积极从事左翼文化运动，萧红和萧军来青岛就是受舒群之邀。
他们到达青岛时，舒群夫妇亲自到码头迎接，并为他们租下了观象一路1号的房子。
他们既是朋友，又是邻居，彼此间来往密切。
梅林是萧红到青岛后结识的，他和萧军同在《青岛晨报》做编辑，一个人住在报馆里，经常来萧红、萧军和舒群的家里。
在梅林眼中，萧红和萧军是一对很有趣的夫妻，他在《忆萧红》中回忆说：
“三郎（萧军）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
而悄吟（萧红）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
”此外，萧红还有许多知心朋友，如邻居白太太、国立山东大学的苏菲小姐等，朋友间的友情也使她在青岛的生活更加充实和快乐。
1934年11月初，由于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萧红、萧军和梅林一起逃离青岛去了上海。
在鲁迅和许广平的关怀下，他们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文学创作也比较顺利，但就在此时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
1938年2月，萧红、萧军在西安正式分手。
1942年初，萧红在香港孤独离世，临终时她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早已分手的萧军，因为这部书是他们在青岛那段美好时光的见证。
青岛人骆宾基陪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
1940年1月底，二人乘飞机到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
萧红到香港是想寻求一个安静的环境从事写作，正是在这个“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浪潮、碧澄的海水”的环境中，她完成了代表作《呼兰河传》。
在创作中的萧红虽然可以得到某种慰藉，而一旦回到现实则不免感到孤独和寂寞。
这是由于萧红的身体虚弱多病，端木又忙于自己文学事务而无暇顾她的缘故。
于是，二人的情感发生了微妙变化。
“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这是萧红著名的诗作《砂粒》中的最后一句。
萧红在香港的这段生活，就处于这种最痛苦之中。
她与端木那种令她如痴如醉和梦萦情牵的感觉没有了。
与她此时日趋衰弱的身体状况形成对比的是，她精神上的渴求更加强烈。
她太需要爱，太需要一种依附和寄托。
于是，又有一个人走进了她的视野和生活，他就是骆宾基。
有一本书中这样说道：
“香港是萧红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骆宾基则是她姻缘路上的最后一个情人。
”不管此说是否公允和准确，但在萧红人生的最后旅途上，骆宾基确实是她感情的最后驿站。
骆宾基是萧红胞弟张秀珂的友人，原名张璞君，祖籍平度，1917年生于东北，算是萧红的小老乡。
1934年，骆宾基到北大旁听，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兴趣。
不久他听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扶持下出版了，于是决定循着萧军、萧红的足迹投奔鲁迅。
当他将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的前两章寄给鲁迅时，鲁迅已经重病缠身，无力指导他的写作了。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他在茅盾的荐举下，到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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