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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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

伟大的开始要把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最近七八年间解放区文艺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和经验，作一简要而又概括的叙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个文艺是如此年轻，充满了强烈无比的生命力，它又在广大群众的考验中积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

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

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

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工作已成为一个对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

在解放区，由于得到毛泽东同志正确的直接的指导，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艺已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

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

自然现在还仅仅是开始，但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和说明。

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新的主题、新的人物象潮水一般地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

我就《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选入的一七七篇作品（包括歌剧、话剧、小说、报告、叙事诗等）的主题，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

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包括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与人民军队（军队作风、军民关系等）的一0一篇。

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包括减租、复仇清算、土地改革，以及反对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的，四一篇。

写工业农业生产的，一六篇。

写历史题材（主要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故事）的，七篇。

其他（如写干部作风等），一二篇。

由以上统计，可以看出解放区文艺面貌的轮廓，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大略轮廓与各个侧面。

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

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

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就没有了地位。

“五四”以来，描写觉醒的知识分子，描写他们对光明的追求、渴望，以至当先驱者的理想与广大群众的行动还没有结合时孤独的寂寞的心境的作品，无疑地是曾经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的。

但现在，当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奋斗了二十多年，他们在政治上已有了高度的觉悟性、组织性，正在从事于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行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尽一切努力去接近他们，描写他们，而仍停留在知识分子所习惯的比较狭小的圈子，那么，我们就将不但严重地脱离群众，而且也将严重地违背历史的真实，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

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为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曾作了极大的努力。

在火线上、在农村、工厂中，都有他们的足迹。

他们积极地参加了战争，参加了土地改革、生产运动。

他们经过了不少的磨练。

在此特别值得表扬的是，许多部队文艺工作者直接参加战斗，与战士们完全打成一片，在火线上进行了战壕鼓动演唱，有的就在战场上流了最后一滴血，他们值得我们崇高的尊敬和永久的纪念。

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了各种群众斗争和实际工作，并从斗争和工作中开始熟习了、体验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这就是解放区文艺所以获得健康成长的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很自然地，我们的作品充满了火热的战斗的气氛。

我们已经有了若干反映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与人民军队，反映农村各种斗争，反映劳动生产的比较成功的作品。

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人民的战争，它取得了人民的全力支援和他们在各方面斗争的配合。

这个战争的群众性质，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中反映出来。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邵子南的《地雷阵》（以上小说），胡丹沸的《把眼光放远点》（话剧），马健翎的《血泪仇》、《穷人恨》（新秦腔），柯仲平的《无敌民兵》（歌剧），晋冀鲁豫文工团的《王克勤班》（歌剧），战斗剧社的《女英雄刘胡兰》（歌剧），洪林的《一支运粮队》（小说），记录了农民在反对日本侵略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中的英雄事迹。

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华山的《英雄的十月》，李文波的《袄袖上的血》，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以上小说、报告），战斗剧社的《九股山的英雄》（话剧），直接反映了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无比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心。

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

其次，王力的《晴天》，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以上小说），李之华的《反翻把斗争》（话剧），都在一定规模和深度上反映了农村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运动。

贺敬之等的《白毛女》（歌剧），阮章竞的《赤叶河》（歌剧）及长诗《圈套》，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菡子的《纠纷》，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洪林的《李秀兰》，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以上小说），则是以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妇女为主人公，展开了农村反封建斗争的惨烈场面，同时描绘了解放后农村男女新生活的愉快光景。

以劳动生产为主题的作品，可以举出曾流行一时的小秧歌剧《兄妹开荒》、《动员起来》，傅铎的《王秀鸾》（歌剧），欧阳山的《高乾大》，柳青的《种谷记》，草明的《原动力》（以上小说），陈其通的《炮弹是怎样造成的》（话剧），鲁煤等的《红旗歌》（话剧）及电影剧本《桥》。

历史题材方面，有描写陕北土地革命故事的有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歌剧《周子山》及高朗亭的《雷老婆》等短篇。

所有以上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如何在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各式各样的斗争中，克服了困难，改造了自己，产生了各种英雄模范人物。

我们的许多作品写了真人真事，例如《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李国瑞》、《女英雄刘胡兰》等等。

这种情况正表现了新的人民时代的特点。

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

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

即使我们仅仅描画了他们的轮廓，甚至不完全的轮廓，也将比让他们湮没无闻，不留片鳞半爪，要少受历史的责备。

因此写真人真事是不应当笼统地去反对的。

应当肯定：

写真人真事是艺术创造的方法之一，只要选择的对象是适当的，而又经过一定艺术上的加工，是可以产生不但有教育意义而且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的。

苏联的《夏伯阳》不就是很好的现成的例子吗?

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人民在改造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改造了自己。

工农兵群众不是没有缺点的，他们身上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所遗留的坏思想和坏习惯。

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以及群众的批评帮助之下，许多有缺点的人把缺点克服了，本来是落后分子的，终于克服了自己的落后意识，成为一个新的英雄人物。

我们的许多作品描写了群众如何在斗争中获得改造的艰苦的过程。

在斗争中，也只有在斗争中，人的精神品质，我们民族的勤劳勇敢的优良性格，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以描写妇女的作品来说，从《白毛女》、《赤叶河》中的女主人公到《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王秀鸾》一直到《女英雄刘胡兰》，在精神上不知经历了多少世纪呵！

在这么一个长距离中，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多少血!

描写部队中落后战士转变的作品，是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

它们反映了我们的部队所进行的阶级教育、民主教育的卓越成效，同时反过来又推动了部队的教育。

杜烽的《李国瑞》（话剧），鲁易的《团结立功》（话剧），白桦的《杨勇立功》（歌剧），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都是在这一方面获得成功的作品。

描写农村中二流子转变的，有马健翎的《大家欢喜》（歌剧）及其他许多同样题材的短剧。

《红旗歌》则反映了在生产竞赛中工人的两种不同的劳动态度及工厂管理人员两种不同的工作作风，落后的工人终于在代表正确作风的管理人员的耐心教育与关心之下，改变了自己的旧的劳动态度，而成为生产中的新的积极分子。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

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

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

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

对人民的缺点，我们是有批评的，但我们是抱着如毛主席所指示的“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热情态度去批评的。

我们不应当夸大人民的缺点，比起他们在战争与生产中的伟大贡献来，他们的缺点甚至是不算什么的，我们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

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点，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

解放区文艺的内容是新的，而且也正因为内容是新的，在形式方面也自然和它相适应地有许多新的创造。

这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

“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与讨论过“大众化”、“民族形式”等等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彻底的解决。

直到文艺座谈会以后，由于文艺工作者努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学习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至少找到了解决的正确途径。

解放区文艺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它的语言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

语言是文艺作品的第一个因素，也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志。

赵树理的特出的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得力于他对于农村的深刻了解，他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复杂微妙，以及这些关系和斗争如何反映在干部身上，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得力于他的语言，他的语言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而又是经过加工、洗炼的，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

在他的作品中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

除了赵树理以外，许多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做过群众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都在语言上有不少的创造。

解放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

小说方面，《李有才板话》；诗歌方面，《王贵与李香香》；戏剧方面，《白毛女》、《血泪仇》。

这些在群众中比较最流行的作品都是如此。

《白毛女》、《血泪仇》，为什么能够突破从来新剧的纪录，流行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呢?

其主要原因就在：

它们在抗日民族战争时期尖锐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赋予了这个主题以强烈的浪漫的色彩，同时选择了群众所熟习的所容易接受的形式。

《白毛女》是在秧歌基础上，创造新型歌剧的一个最初的尝试。

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工作者在搜集研究与改造各种民间形式上，都做了不少的工作。

其中最主要的收获是秧歌，我们在农村旧秧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的人民的秧歌，它的影响现在已遍及全中国。

此外，绘画方面，解放区的木刻、年画、连环画等，都带有浓厚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如大家熟知的古元、彦涵、力群等人的木刻，华君武、蔡若虹的漫画。

音乐方面，也产生了许多在群众中广泛流行的民歌风的歌曲。

我们对待旧形式，已不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推陈出新”，这是完全符合一个民族的文艺发展的正常规律的。

鲁迅曾经说过：

“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鲁迅的这个预言在解放区是已经初步实现了。

现在没有人会说《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是旧形式，秧歌是旧形式，相反地，它们正是我们所追求所探索的新形式。

过去我们把封建阶级的文艺看成旧形式，是对的，但把资产阶级的文艺看成新形式，却错了。

后一种看法是来源于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而又反过来助长了这种心理；说得不客气，这是一种半殖民地思想的反映。

对于人民的文艺来说，封建文艺的形式也好，资产阶级文艺的形式也好，都是旧形式。

对于两者我们都不拒绝利用，但都要加以改造。

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础上，将它们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这就是我们对一切旧形式的根本态度。

对民间形式，也是如此。

解放区文艺从民间形式学习了许多东西，今后还要继续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除了民间形式以外，一切外来的形式都不要了，或者不重视了。

不，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十分重视而且虚心接受中外遗产中一切优良的有用的传统，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经验。

我们采用民间形式是不断地加以改造和发展的，例如，秧歌舞从模仿工农兵的新的动作而发展出“生产舞”、“进军舞”一类的新式舞蹈。

任何外来的艺术形式，一经用来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而且为群众所接受，那末，它们必然逐渐变形为自己民族的人民的艺术。

工农兵群众和干部接受新东西的能力是很快、很大的。

郭沫若的《屈原》，茅盾的《清明前后》、《腐蚀》，以及国统区许多优秀的有思想的作品，都在解放区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对他们起了教育的作用。

解放区的文艺，由于反映了工农兵群众的斗争，又采取了群众熟习的形式，对群众和干部产生了最大的动员作用与教育作用。

农民和战士看了《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之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他们愤怒地叫出“为喜儿报仇”、“为王仁厚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响亮口号，有的部队还组织了“刘胡兰复仇小组”。

文艺与人民、与政治的关系是达到了如此密切地步，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不能不充分地考虑与重视观众读者的要求和反映，并且把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当作自己光荣的愉快的任务。

……为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奋斗，创造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时代的作品以上我把文艺座谈会以来解放区文艺的面貌作了一个轮廓式的叙述。

必须承认，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是有成绩的。

但能不能因此就自满起来呢?

我们是丝毫没有可以自满的理由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还远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任务的需要。

文艺战线比起军事战线所达到的水平来是相差很远的。

现在全国革命已取得基本胜利，中国正迈入一个广泛地从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继续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更多地更好地来反映这个斗争和建设。

国家建设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过程。

过去因为我们工作重心在农村，我们的作品反映农村斗争、生产的，就占了最大的比重；反映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的作品非常之少，到现在为止，较好的还只有《原动力》、《红旗歌》几篇。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我们的作品必须着重地来反映这三个力量。

解放区知识分子，·经过整风和长期实际工作的锻炼，在思想、情感、作风各方面都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已经相当地工农化了，我们的作品中应当反映他们的新的面貌。

自然，文艺可以描写一切阶级、一切人物的活动，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也只有在与其他阶级的一定关系上才能被完全地表现出来。

但是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工农兵群众是解放战争与国家建设的主体的缘故。

工农业生产建设的主题将获得新的重大的意义。

但是建设也决不会和和平平地进行的，建设本身就是斗争。

一方面，武装的敌人虽然打败了，但暗藏的敌人还在时时企图破坏我们，特别破坏我们的工业建设，我们必须加倍警惕；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虽然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总目标上是大体一致的，但他们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文艺作品则必须揭发社会中一切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

革命战争快要结束，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甚至反映抗日战争，是否已成为过去，不再需要了呢?

不，时代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它已远远走在我们前头了，我们必须追上去。

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

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

我们的作品是有思想内容的，因为它们反映了人民的斗争、人民的思想、意志、情绪，但思想性还不够，必须提高一步。

一切前进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像黑格尔所说的时代思想水平上；今天具体地说，就是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

只有如此，才能获得独立地观察、分析与综合各种生活现象的能力，也就是，艺术上概括的能力。

只有如此，才能将多方面地、深刻地反映生活与明确地、坚持地宣传政策，两者统一起来，不至于为了宣传某一具体政策而歪曲了生活中的基本事实，或者为了生活的局部的细节的真实，而模糊了基本政策思想。

只有如此，才能更有力地表现积极人物，表现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克服过去写积极人物（或称正面人物）总不如写消极人物（或称反面人物）写得好的那种缺点。

只有如此，才能不但反映群众中的情况和问题，而且反映领导上的情况和问题。

反映与批评领导思想作风的，如像苏联《前线》那样的作品，我们是十分需要的。

而要能够写出这种作品，就必须自己有较高思想水平，同时又熟悉各种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作风、思想、性格。

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了工农群众中去，开始学会了描写工农群众，这是很大的收获，现在又还必须学会描写工农兵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一切问题要从群众与领导两方面的角度去观察，这样我们就会看得更全面，因而作品的思想水平就必然会更高。

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

不懂得城市政策、农村政策，便无法正确地表现城乡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政策是根据各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规定对于他们的不同待遇，适应广大人民需要，指导人民行动的东西。

每个个人的命运，都被他所属阶级的地位，以及对待这一阶级的基本政策所左右的，同时也是被各个具体政策本身或执行的好坏所影响的。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中,人民已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的行动不再是自发的、散漫的、盲目的，而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按照一定目标进行的；这就是说，他们的行动是被政策所指导的，人民通过根据他们的利益所制定的各种政策来主宰着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新的人民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旧时代的根本规律。

因此，离开了政策观点，便不可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中的根本规律。

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从反映各个人物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他们的命运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斗争、各个阶级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各个阶级的命运。

作品的高度思想性主要就表现在对于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的深刻的揭露。

一个文艺工作者，也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使自己避免单从偶然的感想、印象或者个人的趣味来摄取生活中的某些片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生活作歪曲的描写。

“以感想代政策”，对文艺创作来说，也是有害的。

当然，文艺作品对政策的宣传，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政策条文出发，必须着重反映各地各部门领导干部执行政策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各阶层群众对于政策的各种不同反映，群众接受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变为他们自己的政策的整个曲折复杂过程，只有这样，文艺才能真实地反映情况、发现问题。

因此文艺工作者学习政策，一方面是将政策作为他观察与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但同时他又必须直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具体考察与亲自体验政策执行的情形，否则，不但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艺术创作，而且也不可能对政策有真正的理解。

同时，文艺工作者还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对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各种不同的具体政策作连贯起来的思索和理解，不致在宣传某一具体政策时发生偏差，而损害或降低艺术作品的思想性。

作品的艺术水平也必须提高。

必须承认现在解放区的作品还一切技术至上主义（例如技术与思想分开，盲目崇拜西方技巧等等）、形式主义，必须确立人民文艺的新的美学的标准：

凡是“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形式，就是美的，反之就是丑的。

现在摆在一切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创造无愧于这个伟大的人民革命时代的有思想的美的作品。

仍然普及第一，不要忘记农村今天文艺工作，是提高为主呢?

还是普及为主呢?

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地加以回答：

就整个文艺运动来说，仍然是普及

第一。

这不只是因为全国胜利，新解放区扩大了，对那些地区的群众必须首先做普及工作，例如工厂文艺工作就必须用大力去进行；而且也因为老解放区普及工作的基础还不巩固，普及的面也还不够广大。

现在我们整个工作的重心已由乡村移到城市，如果我们进了城市，就忘了农村，那原来打下的那点基础都可能垮台的。

近两年来，农村旧剧的风行已是足够我们警惕的一种威胁。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就说过：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

》在最近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说了：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因此，我们必须利用有了现代城市和交通的一切优越条件，采用各种方法，继续对农民进行普及的工作。

继续深入地开展农村剧团及其他文艺的活动。

老解放区农村戏剧运动是有较良好的基础的，必须对原有农村剧团加以整顿和充实，对旧子弟班加以改造。

此外并应组织与改进说书。

组织与发动群众创作，同时从上而下地供给他们以足够的可用的剧本和歌词。

各地方剧团应建立与农村剧团的经常联系，采取典型培养、示范演出、定期轮训等方法帮助他们，把帮助与指导农村剧团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厂。

除了农村原有艺术活动以外，还应将各种新形式的艺术推广到农村去，例如我们的电影，在条件许可下就应在农村大量放映。

在城市，我们必须开展工厂文艺的活动。

我们进入城市的时候，向工人介绍了在农民艺术形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秧歌，向工人宣传了农民如何受地主剥削，他们如何起来进行斗争，农民在抗日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中作了多么重大的贡献，使工人阶级认识农民这个永久同盟军的重要。

我们还要告诉工人，城市必须用一切方法帮助农民，不但供给他们工业日用品，而且还应供给他们精神食粮。

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自然同时也必须向农民宣传工人阶级如何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而流汗奋斗，要如何依靠工人阶级，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工人阶级为什么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阶级。

我们必须用事实证明给农民看，城市是在帮助他们，设法满足他们物质与精神的需要。

这样才可以促进与巩固工农的联盟，使城乡不但在经济上互相合作，而且在文化上也互相交流，并且通过农村合作社及一切其他方法继续帮助农民在文化上翻身，以最后打垮封建文化的阵地，这也就是新文化革命、文艺革命的最终目标。

一切文艺工作者，包括专家在内，必须时时将眼光放在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上，注意研究群众文艺活动的情况与问题，把指导普及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