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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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分析
民进党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分析
林劲
一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认同和支持该党及其候选人的选民群体和个体之总和。
政党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其在政治体系中的实力之强弱，为此各个政党无不铆足全力来维持和拓展其社会基础。
一方面，各政党充分利用已有的或潜藏的政治社会分歧和价值冲突来动员特定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不同的选民群体势必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取向而选择支持不同的政党，因而形成政党在社会基础上的差异和特色。
多年来，学者们在对于台湾政党的研究中发现，各政党的支持者在政治社会特质方面的确有明显的区别。
这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台湾地区特殊的政治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社会分歧和价值冲突。
以下从经济社会地位、省籍身份、族群认同、统独倾向等角度对民进党社会基础的特征进行初步分析。
一、从经济——阶级的角度看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及其变迁
列宁指出：
“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备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
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著名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写道：
在现代的任何民主制度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表达的，而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
即使许多政党已放弃阶级冲突或阶级忠诚的原则，但分析它们的要求和它们的支持力量仍表明，它们确实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
就世界而言，可以作出的最重要概括是政党不是主要以下层阶级为基础，就是主要以中产阶级和上层为基础。
毫无疑义，民进党社会基础最主要的特征必须从经济——阶级的角度进行分析。
自台湾光复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一方面，经济发展基本上兼顾了“成长与均得”，在平均“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并未造成贫富差距过于显著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垄断社会资源和全面控制意识形态，致使台湾民众的阶级意识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此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宪政改革”、“国家认同”等争议及省籍矛盾先后成为台湾各政党激烈攻防的焦点，这都使得“阶级议题”在台湾的政党竞争场域中一直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政党之间的竞争并非体现为阶级意识的激烈对抗。
尽管如此，研究者们还是发现，各政党的支持者在阶级背景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而民进党在成长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来逐步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
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党外运动开始，民进党及其前身党外势力就以被打压、受迫害的形象凸显自身的弱势地位。
面对国民党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带有浓厚激进色彩和革命性格的民进党，自然会把同样遭受国民党压迫、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阶层及其群体作为知己，运用各种反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把他们引导、争取、聚集为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所实施的一项研究中，台湾学者林佳龙发现，如果把台湾选民按照职业特性区分为不同阶级，那么当时较支持民进党的是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营商、企业家、公司股东）和劳工阶级（包括工人、交通运输工作者、王工机构普通职员），具有这两个阶级背景者合计约占当时支持民进党选民的八成。
相比之下，小农阶级（包括自耕农、佃农、渔民、盐民）和中产阶级（包括军公教人员、自由业者、工程师、文化事业工作者、专业经理人员）支持民进党的比例相对较低（这两个阶级的选民中支持民进党的比例都不到一成五），民进党选民中具有这两个阶级背景者的比例合计只有两成左右。
可见，当时民进党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①。
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当时台湾各个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事实密切相关。
就小资产阶级而言，虽然他们随着经济发展成为社会领域中的活跃分子，但仍然必须面对少数大财团、公营企业及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
在这种处境之下，小资产阶级较能感受到官僚腐化、特权横行以及法规、体制的不合理，并且希望反对势力制衡国民党的专权独大②。
而民进党也充分利用了小资产阶级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不满心理，把中小企业作为积极争取与合作的对象。
在其基本纲领之中清楚表明扶助中小企业、肯定中小企业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的立场，在实际活动中常以中小企业代言人自居，维护和坚持中小企业利益的态度和政策主张③。
而中小企业主的确在历次选举中，无论是财力支援还是选举动员，都给民进党予大力的支持。
对于劳工阶级，过去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下，工会的传统功能——与资本家议价因受种种限制而无法发挥，使得劳工阶级在劳资矛盾中处于弱势地位。
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台湾的劳工阶级必然寻求外援，希望在政治层面有自己的代表，或者能得到某些政治团体的支持与协助。
于是民进党内自始奉行群众运动路线的“新潮流系”，利用劳工受资本家压迫和憎恨国民党袒护资方的不满情绪且需要外援之际，通过各种社运团体，运用包括街头抗争等各种斗争形式，深入劳工组织的基层，争取普通劳工的支持④。
此外，民进党通过类似的手法极力争取老人、妇女、残障等社会弱势群体以及环保、人权、消费者保护、反核等以单一议题为取向的社运团体的支持。
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民进党与各类社会运动团体一起发动举办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集会及游行示威活动。
通过发动各种社会运动，民进党有效地维持了其行动的能见度，不仅与民意与社会议题紧密结合，广泛动员群众，而且积极地为当时的选举活动宣传造势。
至于同样作为弱势阶级的小农阶级当时对民进党的支持度较低的情形，则有其社会历史原因。
国民党当局溃逃台湾之后，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造就出广大的自耕农阶层；另一方面通过农（渔）会、水利会等基层组织对广大农村展开长期服务与控制，加上小农阶级政治性格的保守性，使得小农阶级长期成为国民党政权重要的群众支持基础之一，而对民进党的支持则较少。
而中产阶级当时支持民进党的部分不大，即因为其中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公教人员所占比重较高。
如果将公教人员自中产阶级中分立出来，那么非公教人员的中产阶级甚至反而倾向于支持反对势力⑤。
以上论述的是民进党成立初期的社会基础。
随着民进党的政策纲领、斗争路线以及台湾政党竞争态势的演变，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也不断发生变化。
有研究者通过检证分析1992-2001年的“立委”选举和“总统”选举⑥的调查资料，发现在这段时期内，虽然服务阶级和白领职工⑦支持泛蓝的比例一直高于泛绿政党⑧，但这两个阶级对于泛绿政党的支持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前已提及，相较于其他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一直以来支持民进党的比例是偏高的，但在1998年的“立委”选举之前（包括这次选举），这两个阶级总体上支持泛绿的比例仍然还是低于支持泛蓝的比例，不过两者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在2000年“总统”选举和2001年底“立委”选举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整体支持倾向随着政党轮替而发生改变，两者挺绿的比例已超越了挺蓝的比例。
至于小农阶级，其整体政党认同的变化程度在各阶级中则是最大的，由1992年蓝绿两军差距甚小，到1995-1996年蓝军大幅领先，再到1998-2000年时蓝绿两军差距缩小，最后在2001年的“立委”选举中小农阶级的整体支持倾向出现“蓝转绿”⑨。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正是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张的时期，是民进党为了争取执政地位而不断调整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耕耘基层以及民众对于国民党长期统治越来越不满的结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进党为了消除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对其可能上台执政的疑虑，展开了一系列的路线转型，主要表现在：
不断淡化激进的“台独”诉求，逐渐接受既有的“中华民国”体制；加强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提高问政能力；尽量减少街头运动及暴力冲突；通过地方执政县市的绩效展示执政能力；调整“反商”角色定位，主动与大企业主接触，等等。
通过一系列转型动作，民进党竭力塑造理性且负责任的反对党形象，同时不断攻击国民党的“黑金政治”，为其争取到相当部分中产阶级以及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支持。
至于农民阶级的支持转向，则与90年代以后农业问题逐渐突出、造成农民对国民党的日益疏离，以及在农村人口日渐老龄化状况下民进党提出“老人年金”等政策主张有关。
自2000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以来，台湾政党格局经历了一轮重新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了“泛蓝”、“泛绿”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
随着频繁选举的举行，两大阵营的政治版图在地域分布上逐渐呈现出显著的特点，即所谓“北蓝南绿”的现象：
北部民众多数支持泛蓝政党，而南部民众则多数倾向于支持泛绿阵营。
由于台湾北部多为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发达的都会地区，而南部多为农业经济区域，有人据此认为民进党是个“乡村政党”，而国民党则是个“都会政党”⑩。
诚然这是以表面现象进行轮廓性的大致概括，尚待深层次的探讨。
这种“北蓝南绿”的现象，并非两大阵营政治版图在地域分布上的巧合，而是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
从经济——阶级的面向来说，以往国民党执政时期台湾当局长期实行“重北轻南”的经济发展政策，对于南部的建设投入不足，造成南北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上的严重落差。
相对于北部，南部传统乡村、小市镇生活保留较多，在社会经济——阶级结构上，台湾南部形成了以中小资产阶级、劳工和农（渔）民为主的形态。
民进党在成长的过程中，针对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所得的差距，通过不断抨击国民党的“重北轻南”政策以及要求加大南部的经济发展投入赢得了不少南部民众的支持。
在其执政期间，民进党当局的确对该党执政的南部县市刻意照顾，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资源和建设项目，也力图在某些象征性作为方面提升中南部民众渴求的“本土”光荣感与尊崇心（11）。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经过长期的经贸发展、城乡建设和产业布局，台湾中南部已经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劣势，其传统产业和农业正受到全球化冲击，面临产业空洞化、接单衰退、生产减少与外来产品竞争的困境，严重影响到中高年、低技能的制造业劳工与农民，他们缺乏专业技能，又无法外移，面临失业危机，成为全球化趋势下的弱势群体。
因此中南部处于竞争劣势的地区，民众除要求缩小南北差距外，也产生反全球化的心理倾向，并主张在两岸经贸关系上采取封闭的路线，尤其防范大陆低价劳力与产品的影响，以作为因应全球化趋势的方式（12）。
而泛绿政党在两岸经贸政策上的封闭保守倾向则迎合了这种需求。
相较之下，北台湾多为都会地区，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发达，在全球化大潮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政治倾向上较支持以全球化、国际化为诉求并且主张开放两岸经贸路线的泛蓝政党（13）。
由此可见，台湾地区“北蓝南绿”政治格局的形成，相当程度体现了蓝绿阵营不同的阶级性格。
而近年来的几次重要选举结果更是一再强化这种差异。
特别是在2008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民进党籍候选人谢长廷在南部几个原本民进党占有优势的都会地区——高雄市、台南市以及嘉义市的得票数均输给了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使得民进党的政治版图进一步萎缩到几个农业县份，似乎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政党”。
这意味着，民进党近年已经丧失了曾经极力争取的广大都会地区中产阶级的信任和支持（14）。
除了前述在面对全球化及两岸经贸关系的立场及态度等因素之外，台湾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是盼望能有安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以发展事业，维护既得利益，激进的“台独”主张必然导致台湾陷入动荡与战争的危险，所以他们对激进的“台独”主张存有忧虑、担心而抗拒的心理。
而陈水扁及民进党在执政期间持续推行“台独”分裂路线，尤其是第二任期，宣布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企图通过“宪政改造”推动“法理台独”，推动和实施“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投票”，严重恶化两岸关系，造成台海地区的高度紧张，这也是部分都市中产阶级在这一时期对于民进党的信任和支持发生转变的原因之一。
前已提及，“阶级议题”在台湾的政党竞争场域中一直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政党之间的竞争并非阶级意识的激烈对抗。
不过，随着台湾地区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情势的变迁，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台湾内部所得分配恶化的情况下，如果省籍、族群、统独等认同性议题能够逐渐被淡化，那么阶级议题以及相关的分配议题未来极有可能成为台湾政党竞争的焦点。
届时，民进党将会扮演何种角色？
是否如台湾学者徐永明所言，“民进党在全球化的角色，不是传统福利国的定位，而是在全球化，乃至于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民进党必须扮演，捍卫被全球经济整合浪潮边缘化的部门，甚至因此而成‘受难阶级的守护者’的角色，因为这些群众已经成为民进党执政连任的新兴社会基础”，（15）值得持续关注。
二、从省籍——族群——统独的面向看民进党的社会基础
由省籍——族群——统独的面向分析政党的社会基础是研究台湾政党及其格局的特色之一。
多年来，学术界在台湾政治研究中有关省籍——族群——统独方面的论述已是相当之多，尽管如此，作为民进党社会基础的具有特色的特征，本文仍然不得不涉及，并且作一概括性的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政坛上最主要的政治分歧，无疑是省籍矛盾、“国家认同”分歧以及统独议题的争议。
这三项源于台湾自身特殊的政治社会发展历程的政治分歧，牵动着台湾地区各个政党精英的竞争策略、选民的政党倾向以及投票行为，对于台湾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远大于以经济利益对立为主的阶级分歧。
因此，一般性的经济——阶级面向，对于全面地、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台湾政党的社会基础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从省籍——族群——统独这一特殊的向度来进行分析。
而多年来的选举实证研究也一再发现，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泛绿阵营的支持者，在省籍背景、族群认同以及统独立场上与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的支持者存在显著的区别。
首先，在省籍身份方面。
自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以来，由于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政治需要，国民党在台湾采取的若干政治与社会文化政策措施，造成了台湾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省籍不平等。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所谓“中央”一级的党、政、军主要职位均被占人口少数的外省籍精英所把持，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本省人则只能在省级以下地方政权和民意机构中占有多数席位。
除了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外，国民党当局在社会及文化政策上对台湾本土意识及本土文化极力打压，加上“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省籍隔阂与对立，构成了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省籍矛盾，使得某些党外政治人物以及后来的民进党得以在历次选举中鼓吹“当家做主”、“台湾人出头天”意识，或以批判“外来政权”、“台湾人选台湾人”等诉求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有力武器，也使得本省籍民众对于民进党（反对运动）的支持（或外省籍民众的不支持），有着极为浓重的“族群政治色彩”（16）。
许多研究都已指出，由1970年代中期“党外”阵营出现，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的发展过程中，台湾反对运动的支持者大多为本省人。
本省籍民众一向占反对运动支持者的九成到九成五以上。
相对的，外省人支持反对运动的比例，一向都低于一成，多数时候都在5%以下（17）。
对于民进党支持者的省籍特征，林佳龙曾经有过一番深刻的概括，他认为，“台湾反对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实乃兼具反体制与本土认同的本省籍选民；换言之，台湾反对运动的性质是一种带有强烈台湾意识的本省人反体制民主化运动”，同时由于“台湾的省籍分歧大于阶级分歧，而针对政治体系本身认同与解构的冲突甚于政治体系内的一般功能性竞争，也因此民进党成为一种兼具反体制与本土认同的本省人政党”（18）。
随着台湾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发展，政治资源分配的省籍不平等的局面已经得到根本性改变，而民进党内有不少人士开始意识到促进族群融合、争取外省族群支持的重要性，不过由于其强烈的“台独”色彩和对于本土性的过度强调以及对于省籍议题的持续操弄，多年来，民进党在争取外省族群选民支持方面一直收效甚微（19）。
其次，在族群认同方面。
“族群认同”一词在当代台湾的政治语境中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指的是台湾民众对于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人或两者都是（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主观认定。
在此，“族群认同”中的“族群”和所谓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以及本省人和外省人“两大族群”中的“族群”一词涵义并不相同。
后面两种说法中的“族群”都是以方言和籍贯等客观标准来划分的，而“族群认同”中的“族群”则是根据自我主观认定来划分的。
在国民党专制统治时期，台湾民众自认为是“中国人”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唯一选项。
但在台湾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李登辉和民进党通过不断鼓吹褊狭的“台湾意识”，把本属于“中国人”范畴之内的“台湾人”概念畸形化，将它异化成为与“中国人”概念相等以至于相对立的程度。
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过度膨胀和异化，不少民众开始倾向于自认为是“台湾人”，以区别于大陆的“中国人”。
甚且，族群认同辅以省籍因素、统独议题的交互影响，逐步成为决定选民政党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民进党之所以强调“台湾人”的认同而拒斥“中国人”的认同，主要是因为从“台独”意识形态出发，认为“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有助于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台湾的主权要求”，并且造成“国家人格自我认识”的模糊（20），因此该党一直致力于推广以“台湾人民族”为主体意识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并且确实成功地影响和改变相当部分台湾民众的族群认同。
而以往的诸多实证研究也都一再证实，相较于泛蓝政党的支持者，民进党的支持者中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要高得多，同时自认为是“中国人”的比例则要低得多。
第三，在统独立场方面。
自民进党在1991年10月五届党代会上将“台独”条文列入党纲以来，统独议题在台湾政治场域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两岸“既未分裂又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势下，未来台湾的前途走向对于民众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台湾内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人主张台湾今后应该与大陆统一；有人主张台湾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有相当多数的民众从两岸关系的历史及现实差异和自身利益考虑，主张现阶段两岸关系维持现状，以后再行选择统一或者“独立”，当然，其中也有部分主张永远维持现状。
同样的，各个政党在“统独”议题上提出各不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主张，从而在“统独”光谱序列中处于不同的位置。
而许多台湾民众或者接受其所支持政党宣导的影响而形成了一定的“统独”立场，或者根据自己既有的立场而选择支持主张相近的政党，从而使得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与其政党认同和投票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性。
对于民进党来说，由于其党纲中明确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并且多年来在各个领域、各种场合大力宣扬和推行“台独”理念及路线，因此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台独政党”（21）。
而近年的诸多选举实证研究也一再表明：
相较于泛蓝政党的支持者，民进党的支持者更倾向于赞成“台湾独立”作为未来台湾前途的选项（22）。
诚然，从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可以分析出民进党社会基础的诸多特征，但是民进党社会基础最主要的两个特征正是考察经济——阶级的角度和省籍——族群——统独的面向而获得的，这两个特征与台湾历史变迁及社会现实是密切相连的。
探讨民进党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有利于进一步分析该党政治诉求、政策主张形成的社会原因及派系运作和基层经营的特点。
注释：
①②⑤林佳龙：
《谁支持国民党？
谁支持民进党？
——台湾阶级选民的政党支持》，台湾《“中国”论坛》第333期，1989年1月。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较支持民进党的阶级是小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指的是相较于其它阶级，民进党支持者中具小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背景者比例较高。
在绝对的支持度上，当时国民党仍然在各阶级领先于民进党。
③《民主进步党党纲》，福建省台湾研究会编：
《台湾民主进步党概览》，第254页。
④鞠海涛：
《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72页。
⑥包括1992年、1995年、1998年、2001年的“立委”选举和1996年、2000年的“总统”选举。
⑦前者包括大型事业经营者、专业人士、管理人员与经理人、高阶技师、白领工作者之督导等，后者包括行政与商业部门的一般白领职员、销售人员、其它服务业普通职员等等。
⑧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泛蓝阵营”和“泛绿阵营”的说法，是2000年台湾地区首度政党轮替之后才出现的。
前者包括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后者包括民进党、台联党和建国党。
由于两大阵营内部各政党支持者之间存在诸多重叠之处，并且考虑到目前亲民党和新党、台联党和建国党已经泡沫化并且其支持者大多分别被国民党和民进党吸收的现实，本文在这里粗略将民进党的社会基础等同于泛绿政党的社会基础。
⑨郑盛隆：
《台湾的阶级投票研究：
1992-2001》，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第59-74页。
⑩（15）徐永明：
《试揭蓝、绿的社会本色》，南方快报网站：
.tw/snews/specilcoul/Hsu/Hsu00/0135.htm。
（11）王茹：
《台湾南部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民进党的政治版图——兼对“南方政治”定义的探讨》，《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2期。
（12）李英明：
《全球化、本土化与区域竞争——对台湾政治版图重组的深层解读》，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网站：
http:
//o1d.npf.org.tw/PUBLICATION/IA/090/IA-R-090-077.htm。
（13）有学者专门探讨了两岸经贸互动和台湾地区政治版图呈现南北差异之间的关系。
参见耿曙、陈陆辉：
《两岸经贸互动与台湾政治版图南北区块差异的推手？
》，台湾《问题与研究》第42卷，第6期，2003年11、12月号。
（14）另外，在2006年底兴起的“红衫军运动”中，“反贪倒扁”的主力是都会中产阶级，而“挺扁”的主力则主要寓藏在乡村及传统社区中，这一鲜明的阶级差异当时就已经预示了民进党社会基础所面临的危机。
（16）（17）王甫昌：
《族群意识、民族主义与政党支持：
1990年代的台湾的族群政治》，台湾《台湾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1-45页，1998年7月出版。
（18）林佳龙：
《威权侍从政体下的台湾反对运动——民进党社会基础的政治解释》，台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卷第1期，1989年春季号，第126页。
（19）在近年来的选举研究调查中都一再证实，外省籍选民对于民进党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参见陈陆辉：
《台湾选民政党认同的持续与变迁》，台湾《选举研究》第7卷第2期；郑盛隆：
《台湾的阶级投票研究：
1992～2001》，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第76-78页；徐火炎：
《台湾政党版图的重划：
民进党、国民党与亲民党的民基比较》，《东吴政治学报》第14期。
此外，还有研究显示，外省籍选民宁可认知为独立选民，也不愿意认同民进党，可见外省族群对于民进党的严重不信任。
参见吴重礼、许文宾：
《谁是政党认同者与独立选民？
——以2001年台湾地区选民政党认同的决定因素为例》，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18期，2003年6月，第101-140页。
（20）杨宪村：
《民进党执政》，台湾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5日初版，第231页。
（21）关于台湾民众对于各政党“统独”立场的认知，可以参见盛杏湲：
《统独议题与台湾选民的投票行为：
1990年代的分析》，台湾《选举研究》第9卷第1期，2002年5月，第41-80页；盛杏湲、陈义彦：
《政治分歧与政党竞争：
2001年“立法委员”选举的分析》，台湾《选举研究》第10卷第1期，2003年5月，第7-40页。
这两项研究都显示，在台湾民众的认知中，民进党在“统独”意识形态光谱上远远地在靠“独立”的一端。
（22）盛杏湲：
《统独议题与台湾选民的投票行为：
1990年代的分析》，台湾《选举研究》第9卷第1期，2002年5月，第41-80页。
【原文出处】《台湾研究》（京）2010年1期第3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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