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的文献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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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的文献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的文献研究
程毅中
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首先离不开文献的整理。
因此近百年来的古代小说研究，文献学研究的成果占了很大比重。
我在这里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摸索，试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关于小说的目录
古代小说的概念非常宽泛，历来史志书目所著录小说的范围广狭各不相同。
如郑樵所说，小说常与传记、杂家、杂史、故事相混。
古人所谓的小说，我们今天很难给它定性。
我们想编一部新的古代小说书目，就会在收书标准上遇到很大的麻烦。
我曾试图编一本古小说简目，想把已经失传的书也包括在内。
不想只是现存的书都无法定性，已经失传的书如果只凭前人书目的著录就太宽大无边了。
结果只能知难而退了。
中国古代目录学上的小说家类是一个模糊概念，各家取舍不同。
我们恐怕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整合，求同存异，逐步取得多数人的共识。
总的设想是宋元以前从宽，明代以后从严，因为明代以后中国小说的主流已经被通俗小说所取代了。
文言小说虽也有所发展，但终究是强弩之末，日薄西山了。
宋元以后，以话本为基础的通俗小说日益兴起，于是古代小说就有了两大系统。
现在很多学者把文言小说之外的白话小说称作通俗小说，可能是为了区别于“五四”以后的白话小说。
但文言小说里也有通俗的作品，而且文言与通俗不是对应的并立关系。
因此我在使用两分法的时候，参照诗史的传统，把古代小说也分为古体和近体两大类，然后再按不同的标准细分小类，这个提法曾得到了一些同道的认可。
古代小说的分类，刘知几《史通•杂述》篇曾提出“偏记小说”的名称，又细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都邑簿十个小类，把目录学上小说家的范围扩大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视为古体小说。
明代胡应麟把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还是范围太宽。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分为三个属类，即杂事、异闻、琐语。
馆臣们对前人书目著录的小说作了一些调整，但杂事之属的作品还是太杂了，从现代的图书分类学来衡量，绝大多数都算不上小说了。
现代的图书分类法，一般在小说类之下，再分古代作品和现代作品，在古代作品下又分笔记、话本平话、章回等小类。
笔记又是一个模糊概念，可以包括志怪、传奇、杂事笔记等等。
对于笔记小说，各人理解不同。
我觉得与其用一个十分模糊的笔记小说的概念来通称所有的古体小说，还不如沿用《四库全书》的办法把杂事和异闻分成两个小类倒更为人熟悉一些。
当然，完全属于历史琐闻性质的笔记可以归入史部，属于考据辨证性质或综合类的笔记可以归入子部杂家。
《四库全书》的编者就已做过这样的调整工作，我们应该做得更精确一些。
（我已写了《漫谈笔记小说及古代小说的分类》一文，刊于本刊2003年第3期，请参看。
）
古体小说往往一书之中众体兼备，很难给它定性。
我们在为辞书或百科全书撰写条目的时候，特别感到为难。
如确认它是志怪小说还是传奇小说，就颇费踌躇。
我认为小说的分类宜粗不宜细，近体小说和现代小说一样，按题材分类不免作茧自缚，不如只分长篇、短篇为好。
我们研究古代小说，需要学一些目录学的知识，了解中国小说的特点，努力与图书目录学者互相配合。
二、关于小说的年代
古代小说的写作年代往往不能确定，常与辨伪有关。
如现在所谓的汉人小说，都不可靠。
只有《燕丹子》一书，却很值得研究。
这部书在《隋书•经籍志》之前未见著录，《旧唐书•经籍志》题燕太子丹撰，当然出于误解。
前人有的认为秦汉间人所作，有的认为南朝人所伪造。
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定为汉前的作品。
我曾用《永乐大典》作了校勘，并辑录了一些资料，觉得它确是汉代就有的民间传说，与《史记》和《风俗通义》、《论衡》等书都有相同的情节。
虽无法确证它出于汉前，但故事情节一定在汉代广泛流传，即使今本的文字可能有后人增改的地方，也不能说是后人的伪作。
它记载了汉代乃至更早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正是一部典型的古代小说。
又如传为汉伶玄撰的《赵飞燕外传》，前人曾提出过许多疑问。
传中有“真腊夷献万年蛤”的话。
“真腊”即现在的柬埔寨，隋唐之后始见于史（据陈垣先生说），因此它的年代不能早于隋。
唐人小说中有一篇《大业拾遗记》（又名《南部烟花录》、《隋遗录》），旧题颜师古撰。
前人曾提出许多疑问，但没有指出原文里所说“有鲁郡文忠颜公名”的话。
“文忠”是颜真卿的谥号，根本不是颜师古，所谓颜师古撰的说法不攻自破。
宋人早已指出唐末人伪作此书，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但文中也可能采用了杜宝《大业拾遗》的材料。
宋元话本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但现在所见的传本，都是元代以后的刻本。
那麽宋代有没有话本就成为一个可以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话本一词根本没有‘说话人的底本’的意思”，还有人认为现存话本并没有宋代的作品，特别是宋代小说家话本的艺术成就还没有达到今本的水平。
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期问题，应该引起认真的讨论。
我对宋元话本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觉得古代文献和前人的论述不能轻易推翻。
第一是宋代说话人确有编写话本的事例。
第二是现存文本虽有后人修订的迹象，然而从基本内容看，确有宋代社会的生活习俗、名物制度和语言成分可以印证。
有些细节是后人无法拟构的。
首先，从语言文字看，如兼善堂本《警世通言》第十九卷《崔衙内白鹞招妖》，原注说：
“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
”书中有三处“恒山”的“恒”字缺末笔，应该是避宋真宗的名讳。
我认为是明代人根据宋本照样翻刻而未改的遗存。
编者注明它是“古本”，的确可信。
又如《山亭儿》（《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里的助词“的”字绝大多数地方都用了宋代人常用的“底”字。
如：
〓〓〓〓安在挂着底浪荡灯铁片上。
一阵价起底是秋风，一阵价下底是秋雨。
在《简帖和尚》（洪刻本）里也有不少“底”字，在《古今小说》里都被改作了“的”字。
“底”字用作助词，常见于唐宋文献，在《朱子语类》、《五灯会元》里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的”最终取代“底”的时间，大约是在元代中叶。
其次，可以从名物制度方面考察作品的年代。
如《简帖和尚》里的皇甫松，官职是“左班殿直”。
左班殿直在北宋时是武职官名，到政和二年（1112）改名成忠郎，而以内侍官的高品改称左班殿直。
皇甫松是武官，用的是政和二年以前的官名，可见其年代很早。
接着说他押衣袄上边回来，边防军的衣袄由东京派武官押送去，这是北宋时的制度。
《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五引《杨文公谈苑》载：
〓〓〓〓国朝之制，文武官诸军校在京者，端午、十月旦、诞圣节，皆赐衣服。
其在外者，赐中冬衣袄，遣使将之。
又如和尚犯奸按“杂犯”判罪，也合乎宋代的法律。
可证说话人对宋代生活的熟悉。
第三，更需要从整体上考察作品的思想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关系。
如《碾玉观音》里插入一个郭排军送钱给刘两府的小故事，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但充分反映了南宋人民对刘FDA2的爱戴。
刘FDA2是抗金名将，因为被秦桧排斥而贬到潭州闲居，落得“家道贫寒”，因此杨和王（杨存中）、韩世忠要送钱给他。
话本里有他的词说：
“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挂印来。
”可与刘FDA2的《用前韵呈德瞻》诗相印证：
〓〓〓〓门外蹄轮任迹疏，一廛深称水云居。
平生事业将何用，叹括空能读父书。
（《全宋诗》卷一八七六）
《碾玉观音》里的那首《鹧鸪天》，如果不是刘FDA2自撰而是说话人拟作的话，那么应该说是非常切合人物的心态的。
后来金主亮南侵时，刘FDA2再次领兵抗战，曾使金人望风丧胆。
《宋史》卷三六六《刘FDA2传》说：
〓〓〓〓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FDA1姓名者，罪不赦。
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FDA1，莫有应者。
金主曰：
“吾自当之。
”
这就是人民群众怀念刘FDA2、歌颂刘FDA2的原因。
我这里想再引一首宋末和尚行海（1224—？
）怀念刘FDA2的诗来作旁证：
〓〓〓〓五色戎旌百万鞍，徒夸龙虎统兵官。
嚣喧闪电蕃营乱，阵算回风虏帐寒。
兵法用过黄石远，血盟沥尽赤心干。
太平弟子忧成病，安得征君旧业宽。
（《刘FDA1》，《全宋诗》卷三四七四）
又如《红白蜘蛛》（《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在神怪故事里宣扬郑信保宋抗金的功勋，特意渲染神臂弓的威力。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五引李大谅《征蒙记》说金兀术深畏此弓，临死时遗笔还承认：
〓〓〓〓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
可见《红白蜘蛛》宣扬郑信依靠神臂弓建功立业，是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三、关于小说的作者
在中国古代，小说一向不受重视。
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就被认为不是“可观”的一家。
有些作者也自视为“君子弗为”的“小道”，不敢或不愿留下自己的姓名，用了各种笔名或托名。
因此造成了许多混乱，留下了大量难解之谜。
例如《金瓶梅词话》作者的候选人，就有一长串的名单。
到了明清，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印刷业也很发达，书坊老板和某些无聊文人刻书时又爱“妄制篇目，改题撰人”（鲁迅语），造成了更多的疑案。
唐代以前的小说，作者多不可考。
有些书的撰人出于后人有意无意的托名。
明代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曾做过一些辨伪工作。
唐代小说及一些唐前小说被明清人胡编乱印，误人不浅。
鲁迅在《破〈唐人说荟〉》中曾指出这部书的七大罪状：
一是删节，二是硬派，三是乱分，四是乱改句子，五是乱题撰人，六是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七是错了时代。
可是直到近几十年，还有一些学术论著依据《唐人说荟》（或《五朝小说》、宛委山堂本《说郛》）来称引小说的作者。
我在拙著《古小说简目》的附录《存目辨证》里曾指出《唐人说荟》和《五朝小说》等书的错误，考证了一百多种原来的书名和作者。
后来李剑国先生《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的附卷《伪书辩证》又作了精细的补充。
再后我又根据单行本《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考订了一部分伪托的唐宋小说的作者和书名。
然而有些新编的书目还不免因袭了前人的旧说，以讹传讹，伪书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
我在《唐代小说史话》中对作者有简要的介绍，较旧说略有不同的是据《避暑录话》确定《逸史》的作者为卢肇，据《补侍儿小名录》确定《耳目记》作者为刘崇远。
对旧说《龙城录》为宋人伪作提出了质疑，对相传《周秦行纪》为韦F146假托提出了不同意见，最近我又据《后村诗话》提出了韦绚假托的可能性。
最难以解决的是《续玄怪录》作者李复言的身份，研究者各有不同说法。
主要的依据原书已被篡改，现存版本都不可信。
从混入明刻本《玄怪录》的佚文看，李复言写作的特点是大胆虚构，任意改编别人的作品，乱改人物的姓名，随便倒填年月，完全是真正的小说，显然不能作为考证的依据。
最明显的例证是把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改写成《尼妙寂》，人名、年代都改变了，已经是一篇再创作的新作品。
我们怎能据以考证作者的活动呢？
某些作品更不能根据明刻本把它作为牛僧孺的作品来研究了。
近体小说的作者同样有许多问题。
元明以来的名著差不多都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所谓“四大奇书”都有作者问题。
除了《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的事迹略有可考，其他三本书的著作权都有争议。
如《西游记》的作者一向未见著录，前人曾误认为道士丘处机作。
清人从《淮安府志》里找到了吴承恩著有《西游记》的记载，才把《西游记》的著作权判归给他。
后来发现《千顷堂书目》把吴承恩《西游记》列在地理类，就发生了疑问（《千顷堂书目》是不收近体小说的）。
近年来不少学者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旁证，很多人已经不相信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了。
我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我从宋元话本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早期的近体小说都是在话本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正是中国小说发展的规律之一。
我的老师吴组缃先生在绝笔前不久，曾谈到：
“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成的。
”从《西游记》的演化史看，早在永乐五年（1407）之前就有了一部相当完整的《西游记》（平话？
），在万历二十年（1592）世德堂刻本之前已有多种版本的《西游记》存在，因此现存世德堂本是一个群体协作的产物，而不是某个人的原创作品。
最后做了校订工作的那位华阳洞天主人顶多只是一个修订者，他的贡献也许可以算是全书的百分之十几吧。
而从版本纪录、书目文献和书中思想意识的内证等方面研究，吴承恩是修订者的可能性又到不了百分之十。
所以我主张《西游记》的著作权首先应该归于民间艺人、书会才人和书坊主人的集体，对于最后修订者的主名和成绩不妨继续努力求证。
明代前期的近体小说有不少是由宋元话本改编和不断加工而成的。
除了大家公认的三大奇书之外，元刻本的五种《全相平话》都有它的继承者。
赵景深先生曾写过几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可以补充的还有如明代黄化宇校正的《两汉开国中兴传志》，显然是根据《前汉书平话》改编的。
现存的《前汉书平话》只有续集，已经丢失的正集和《后汉书平话》，就可以从《两汉开国中兴传志》里看到它的基本内容。
刻印比它较早的《全汉志传》同样保存了前后《汉书》的一些故事情节，有人认为《两汉开国中兴传志》抄袭了《全汉志传》，这是误会。
《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保存平话的内容更多，应该是直接从平话继承的，《全汉志传》改掉了不少平话里原有的比较荒诞的情节，这就是所谓“按鉴校正”的加工了。
《全汉志传》的编者是熊钟谷（大木），但我们见到的刻本是“文台余世腾梓行”的一个后印本。
后来这个余文台又重编了一部《二十四帝通俗演义两汉志传》，就署名作“仰止山人编集”了。
可是书中有几处题作“谢诏编集”，又不知到底是谁抄袭了谁。
此外还有另一种版本的《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竟题作“汉史臣蔡邕伯喈汇编”，令人惊讶莫名。
再晚一些，又有再加修订的《西汉演义》和《东汉演义》，分别署名为甄伟和谢诏，其实谁也不是真正的原作者。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又如据说也是熊大木编纂的《南北宋志传》，命名就很奇怪。
“南宋志传”部分即抄自《五代史平话》，“北宋志传”部分主要是讲杨家将故事，采自旧本的《杨家府传》。
此外另有一本《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题“秦淮墨客校阅”，刻印较晚，但保存了较多的旧本的遗传基因。
如书中讲到杨延昭改名杨景，是避赵匡胤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之讳，八大王是赵匡胤的兄子德崇。
这些说法比元人杂剧中说杨景字彦明，另有昭、朗二弟，八大王是赵匡胤次子赵德芳等，更接近宋代人的口吻，可见有宋人话本遗存的痕迹。
熊大木和秦淮墨客纪振伦都是改编者。
明代近体小说类似的情况很多，改编和抄袭、假冒，无奇不有，作者的姓名真假难辨，年代也难以确定。
但从中可以看出明代小说由改编演进为创作的历史过程，从而探讨中国小说发展的一般规律。
四、关于小说的版本
古代小说的版本很复杂，有繁本、简本、节本、增订本，还有伪本、残本、佚本等等。
如上所说，明代小说有许多改编本，往往一部书有多种版本，大同小异。
还有同书异名，异书同名。
研究古代小说常会遇到这些问题。
尤其我们重印古书，必须选择好的底本。
然而善本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国学概论课上，老师教我们校一本《燕丹子》作为实习。
那时我们能见到的都是孙星衍从《永乐大典》传钞出来的同一版本，校不出什么异文。
过了十几年，我才见到了台湾影印的《永乐大典》本。
虽然就是孙本的祖本，但还是校出了一些错字和孙星衍误校的字。
四十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一个陈应翔刻本的《幽怪录》（即《玄怪录》），非常惊喜，因为我知道唐人牛僧孺的《玄怪录》久已见不到传本，只有郑振铎先生辑录的《世界文库》本比较可信。
现在这个刻本有不少从未见过的佚文，实在是一个罕见的珍本。
我就把它钞出来加以校勘，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可是不久北京图书馆又收藏了一个明末高承埏稽古堂刻本的《玄怪录》，比陈应翔刻本更好，不仅没有缺叶，而且错字很少，分为十一卷，也与《直斋书录解题》可以印证。
书中有许多地方不但可以校补陈刻本的缺误，而且还可以校补《太平广记》引文的错漏。
例如《太平广记》卷八三引《玄怪录》的《张佐》篇有这样一段话：
〓〓〓〓吾宇文周时居岐，扶风人也。
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宗为观。
十八，从燕公子谨征梁元帝于荆州，州陷，大将军旋，梦青衣二人谓余曰……
高刻本“因改宗为观”作“因改为欢”，“燕公子谨”作“燕公于谨”，“大将军旋”作“大军将旋”。
按上文说“慕齐神武”而改名，齐神武即高欢，“观”字误；燕公指北周名将于谨，“子”字误；当时的大将军应为杨忠，与于谨无关，作“大军将旋”是。
陈寅恪先生在读书札记中曾根据史实校正《太平广记》的错误，正与高本相合。
南宋尹家书籍铺刻本《续幽怪录》是现存惟一宋版的唐人小说集，可说是一个珍本，然而错误不少，高刻本《玄怪录》附有《续玄怪录》两卷，也可以校正宋本的一些误字，如宋本的《韦令公皋》篇：
〓〓〓〓相国怒曰……物怒，与之帛五束。
高本“物怒”作“拗怒”，显胜（《太平广记》引文无此句）。
《太平广记》是唐代以前小说的总集。
它的版本很多，还有先后印次的不同。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太平广记〉的几种版本》，主要是说谈恺刻本有三种不同的印本，其中最晚的一种多出十几篇，而且来源更早。
现在这个版本已为很多人注意到了。
近体小说的版本更多。
有些修改本改得很多，几乎不能算是一本书了。
如《英烈传》的祖本只有六十回或六十一回，它的修订本即所谓徐渭编的《云合奇踪》是八十回，内容差异很大，就不能说是同一书的不同版本。
又如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与《春秋列国志传》出入很多，也不能算一种书了。
《西游记》的版本非常复杂。
除了阳至和、朱鼎臣编的两种节本以外，世德堂本之后有所谓李卓吾评本，两本基本相同，但李评本改正了一些字，也误改了一些字，再后的刻本又臆改了一些字。
近年新出的一些排印本据说是根据世德堂本印的，实际上却是照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抄的，那是一个经过校改的新版本，其中有些字却改错了。
例如第二十回里虎先锋对猪八戒喊道：
“慢来！
慢来！
吾当不是别人，乃是黄风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
”“吾当”是第一人称代词，见于敦煌本《伍子胥》说唱文，元人杂剧里也常用。
新的校注本竟从李评本改为“吾党”，就成为多数了。
又如第二十八回，“一个小妖就伸头望门外打一看，看见是个光头的长老。
”在动词前面加“打一”两字，是宋元话本中常见的语法结构，《新说西游记》删掉了“打”字，虽然也读得通，但具有一定时代特征的语言现象却被消灭了。
新校注本也照《新说西游记》改了，不免是失之盲从。
这只能说是一种新改本。
小说家的话本也是如此。
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对清平山堂刻的宋元话本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在文字上有所润色，但也损伤了不少旧本的原貌，对于研究小说文献来说就不适用了。
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文献研究只是基础工作，我们还需要做很多文学批评和理论探讨的工作。
由于中国古代人对小说一贯轻视和贬斥，造成了许多问题。
近百年来，中国小说研究的学术化，就体现了中国文学史学术的现代化。
早在18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提出：
“苟知美术（按：
指包括文学的文艺）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是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
”作者的姓名和著书的年月，都属文献学的范围，后来胡适等人就照王国维出的题目做了许多文章。
其他小说也都陆续列入了研究的课题。
一百年来，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成果很大，更胜于文学研究。
这也有它的客观原因：
一是中国小说历来不受重视，似乎没有著作权的问题，因而在年代、作者、版本上造成了许多难解之谜。
研究者一般都首先要做一番辨伪求真的基础工作。
二是中国小说史的基本史料准备不足，几乎是白手起家。
直到现在研究者大多还在致力于史料的发掘和整理。
三是文献史料的考证如果持之有故，比较容易得出公认的结论。
而且某些新材料、新问题的提出，容易引起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注意。
试看“红学”的十七次论争，多数是考证的问题，也许就可以说明小说文献学兴盛的原因了。
转自《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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