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第十章外部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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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第十章外部性
《经济学原理》第十章--外部性
第十章外部性
在本章中你将——
了解什么是外部性
知道为什么外部性会使市场结果无效率
考察有时人们如何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
专虑为什么私人解决外部性的方法有时不起作用
考察旨在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各种政府政策
生产并销售纸张的企业产生了作为制造过程的副产品，即称为迪欧森（dioxin）的化学物质。
科学家相信，一旦迪欧森进入环境，就增加了人们患癌症的危险，生出畸形儿，并引起其他健康问题。
生产并排放迪欧森对社会是不是一个问题呢？
在第四章到第九章中，我们考虑了市场如何用供求的力量配置稀缺资源，并说明了供求均衡一般是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用亚当·斯密著名的比喻，就是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上利己的买者和卖者，使从那种市场上产生的社会总收益最大化。
这种见解是第一章中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的基础：
市场通常是一种组织经济活动的好方法；。
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看不见的手可以阻止造纸市场的企业不排放过多迪欧森呢？
市场做了许多好事，但并不能做好每一件事。
在本章中我们开始研究经济学十大原理的另一个原理：
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我们考察为什么市场有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政府政策如何可以潜在地改善市场配置，以及哪种政策可以最好地发挥作用。
本章中所考察的市场失灵属于被称为外部性的一般范畴之内。
外部性是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
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
在存在外部性时，社会对市场结果的关注扩大到超出市场中买者与卖者的福利之外；它还要包括受到影响的旁观者的福利。
由于买者与卖者在决定需求或供给多少时并没有考虑他们行为的外部效应，所以，在存在外部性时市场均衡并不是有效率的。
这就是说，均衡并没有使整个社会的总收益最大化。
例如，把迪欧森排入环境中就是负外部性。
利己的造纸企业并没有考虑它们引起的污染的全部成本，因此，除非政府阻止或限制它们这样做，否则就会大量排放。
外部性有多种多样，这就正如努力解决市场失灵的政策反应一样，也有多种多样。
下面是一些例子：
◎汽车废气有负外部性，因为它产生了其他人不得不呼吸的烟雾。
由于这种外部性，驾驶员往往要受到严重污染。
联邦政府努力通过规定汽车的排放废气标准来解决这个问题。
联邦政府还对汽油征税，以减少人们开车的次数。
◎修复历史建筑具有正外部性。
因为那些在这种建筑物附近散步或骑车的人会享受到这些建筑的美丽，并感受到这种建筑物所提供的历史。
建筑物的所有者得不到修复的全部收益，因此，往往很快遗弃了这些建筑物许多地方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反映是对拆毁历史建筑物实行管制，并向修复这些建筑物的所有者提供税收减免。
◎狂吠的狗引起负外部性，因为邻居受到噪音干扰。
狗的主人并不承担噪音的全部成本。
因此很少谨慎地防止自己的狗狂吠。
地方政府通过宣布“干扰平静”为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技术研究提供了正外部性，因为它创造了其他人可以运用的知识；由于发明者
术溢出效应。
正外部性的分析类似于负外部性分析。
图10－3表示机器人市场。
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生产机器人的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
因此，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机器人生产量大于私人市场的数量。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机器人生产使外部性内在化。
如果政府对企业每生产一个机器人给予支付，供给曲线就向下移动，移动量为补贴量，这种移动就会增加机器人均衡数量。
为了保证市场均衡等于社会最适，补贴应该等于技术溢出效应的价值。
案例研究关于技术政策的争论
技术溢出效应有多大？
这种溢出效应对公共政策有什么含义？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技术进步是为什么各代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
但这也是经济学家经常争论的一个困难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溢出效应是普遍存在的，政府应该鼓励这些产生最大溢出效应的行业。
例如，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生产计算机芯片比生产土豆片有更大的溢出效应，那么，相对于生产土豆片而言，政府应该用税法来鼓励计算机芯片的生产。
政府旨在促进技术进步行业的经济干预称为技术政策。
另一些经济学家怀疑技术政策。
即使技术溢出效应是普遍的，技术政策的成功要求政府能衡量不同市场溢出效应的大小。
这个衡量问题是极困难的。
此外，没有准确的衡量，政治制度最终会补贴那些最有政治影响的行业，而不是那些产生了最大正外部性的行业。
大多数经济学家赞同的一种技术政策是专利保护。
专利法通过给予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排他性地使用自己的发明而保护了发明者的权利。
当一个企业作出了技术突破时，它可以为这种思想申请专利并自己占有大部分经济收益。
专利被称为通过赋予企业对其发明的产权来把外部性内在化。
如果其他企业想使用新技术，它必须得到发明企业的允许并向它支付专利费。
因此，专利制度更大地激励企业进行推动技术进步的研究和其他活动。
消费的外部性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外部性与物品生产相关。
但是，一些外部性与消费相关。
例如，如果消费者更喜爱酒后开车并危及别人的性命，酒的消费就引起了负外部性，同样，教育的消费也引起了正外部性，因为受教育的人增加会产生一个好政府，好政府有利于每一个人。
消费外部性的分析类似于生产外部性的分析。
正如图10－4所示，需求曲线没有反映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
（a）幅表示负消费外部性的情况，例如与酒相关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价值小于私人价值，而且，社会最适量小于私人市场决定的数量。
（b）幅表示正消费外部性的情况，例如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价值大于私人价值，而且，社会最适量大于私人市场决定的数量。
政府也可以通过使外部性内在化来纠正市场失灵。
消费外部性情况下的适当反应类似于生产外部性的情况。
为了使市场均衡接近于社会最适，负外部性要有税收，正外部性要有补贴。
实际上，这正是政府所遵循的政策：
在我们的经济中，含酒精饮料属于纳税最高的物品之一，而对教育通过公立学校和政府奖学金进行补贴。
你现在也许会注意到，这些外部性的例子得出了一些一般性结论：
生产或消费的负外部性使市场生产的量大于社会希望的量。
生产或消费的正外部性使市场生产的量小于社会希望的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对有负外部性的物品征税和给有正外部性的物品以补贴来把外部性内在化。
即问即答举出一个负外部性和一个正外部性的例子。
◎解释为什么在有外部性时市场结果是无效的。
外部性的私人解决方法
我们讨论了为什么外部性使市场配置资源无效率，但只是简单地提到了如何解决这种无效率。
在现实中，私人行为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都以各种方式对外部性作出了反应。
所有这些解决方法的目标都是使资源配置接近十社会最优、在这一部分，我们考察各种私人解决方法。
私人解决方法的类型
虽然外部性往往使市场无效率，但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总是需要政府行为。
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可以提出私人解决方法。
有时外部性问题可以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
例如，考虑一下为什么大多数人不乱扔垃圾？
尽管有禁止乱扔垃圾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没有严格实行过。
大多数人不乱扔垃圾只是因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公园规则教导大多数孩子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个道德规范告诉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行动如何影响其他人。
用经济学术语讲，这就告诉我们外部性的内在化。
另一种私人解决外部性的方法是慈善行为，许多慈善行为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
例如，目的在于保护环境的西拉俱乐部（SierraClub）是一个由私人捐款的非赢利组织。
另一个例子是私人学院和大学接受校友、公司和基金会的捐赠部分是因为教育对社会有正外部性。
私人市场往往可以通过依靠有关各方的私利来解决外部性问题。
有时这种解决方法采取了把不同类型经营结合在一起的形式。
例如，考虑一个苹果种植者和一个相互位置接近的养蜂人。
每个人的经营都给对方带来了正外部性：
蜜蜂在苹果树上采花粉，有助于果树结果实。
同时，蜜蜂也用从苹果树上采集的花粉来酿造蜂蜜。
但是，当苹果园主决定种多少苹果树和养蜂人决定养多少蜂时，他们都没考虑正外部性。
结果，苹果园主种的树太少，而养蜂人养的蜂也太少。
如果养蜂人购买苹果树，或如果苹果园主买蜜蜂，这些外部性就内在化了：
可以在同一个企业内进行这两种活动，而且这一个企业可以选择最优苹果树和蜜蜂数量。
外部性内在化是某些企业包括了不同经营的一个原因。
另一种解决外部效应的私人市场方法是利益各方签订合约。
在我们以上的例子中，苹果园主和养蜂人之间的合约也可以解决树太少和蜜蜂太少的问题。
这个合约可以规定树的数量，蜜蜂的数量，也许还包括一方对另一方的支付。
通过决定树和蜜蜂的正确数量，这个合约就可以解决通常这种外部性产生的无效率问题，并使双方的状况都变好。
新闻摘录一位愤怒的公民在呼吁
下面这封给编辑的信提出了私人解决外部性的一个方法。
你认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行得通吗？
吸烟者，把你的烟头捡起来
当公民、政治家和公共卫生组织都一致地呼吁清除烟草行业时，我们却忘了提醒吸烟者要清理烟头。
每天我都目睹一些不考虑别人的吸烟者把烟头扔在路边和街上，而往往在不远处就有烟灰盘或垃圾箱。
显然很多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有什么不对。
这真让人愤怒！
公园椅子上撒满了烟头这是没有道理的。
这让我无法享受早晨伸腰的乐趣。
这些烟头是垃圾。
只要留心到这些烟草垃圾，无论吸烟的人还是不吸烟的人都应该友善而坚决地提醒他们好好处理他们的垃圾。
哈维·布里兰
麻省坎布里奇
科斯定理
私人市场在解决这些外部性中的有效性如何？
最著名的结论提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极为有效的，这个结论被称为科斯定理。
这个定理，是为纪念提出这个结论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而命名。
根据科斯定理，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私人市场就将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并有效地配置资源。
为了说明科斯定理如何发挥作用，考虑一个例子。
假定迪克有一条名为斯彼特的狗。
斯波特狂叫并干扰了迪克的邻居珍尼。
迪克从拥有的一条狗中得到了收益，但这条狗给珍尼带来了负外部性。
是应该强迫迪克把狗送到动物居留所，还是应该让珍尼不得不蒙受由于狗狂叫而夜不能眠的痛苦？
先来考虑什么结果对社会是有效的。
社会计划者考虑两种可供选择的做法，要比较迪克从养狗中得到的收益与珍尼承受狂叫声的成本。
如果收益超过成本，有效的做法就是让迪克养狗而珍尼生活在狂叫声中。
但如果成本超过收益，迪克就应该放弃狗。
根据科斯定理，私人市场可以自己达到有效的结果。
如何达到？
珍尼可以简单地付给迪克一些钱让他放弃狗。
如果珍尼给的钱数大于养狗的收益，迪克就将接受这种做法。
通过对价格的协商，迪克和珍尼总可以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例如，假设迪克从养狗中得到的收益为500美元，而珍尼由于狗的狂叫承受了800美元的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珍尼可以给迪克600美元，让迪克放弃狗，而迪克也很乐意接受。
双方的状况都比以前变好了，也达到了有效率的结果。
当然，珍尼不愿意提供任何迪克愿意接受的价格也是可能的。
例如，假设迪克从养狗中得到的收益是1000美元，而珍尼由于狗的狂叫承受了800美元的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迪克不会接受任何在1000美元以下的出价，而珍尼又不愿意提供任何在800美元以上的价格。
因此，迪克最终还是养狗。
但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情况下，这种结果是有效率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假设迪克在法律上有权养一条爱叫的狗。
换句话说，我们假设，除非珍尼给迪克足够的钱让迪克自愿放弃狗，否则迪克就可以养狗。
另一方面，如果珍尼在法律上有权要求和平与安宁，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呢？
根据科斯定理，最初的权利分配对市场达到有效率结果的能力无关紧要。
例如，假设珍尼可以通过法律强迫迪克放弃狗。
虽然有这种权利对珍尼有利，但也许结果不会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迪克可以向珍尼付钱，让珍尼同意他养狗。
如果狗对迪克的收益大于狗狂叫对珍尼的成本，那么迪克和珍尼将就迪克养狗问题进行协商。
虽然最初的权利无论怎样分配，迪克和珍尼都可以达到有效率的结果，但权利分配并不是毫不相关的：
它决定了经济福利的分配。
是迪克有权养一条爱叫的狗，还是珍尼有权得到和平与安宁，决定了在最后的协商中谁向谁付钱。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双方都可以互相协商并解决外部性问题。
只要收益超过成本，迪克就将以养狗结束。
总结一下：
科斯定理说明，私人经济主体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外部性问题。
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有关各方总可以达成一种协议，在这种协议中每个人的状况都可以变好，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
为什么私人解决方法并不是总有效
尽管科斯定理的逻辑很吸引人但私人主体本身经常不能解决外部性所引起的问题只有利益各方在达成和实施协议中没有麻烦时科斯定理才适用。
但是．在世界上，其至在多方有利的协议可能的情况下，协商并不总有效。
有时利益各方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是因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各方在协议及遵守协议中所发生的成本。
在我们的例子中，设想迪尼和珍尼讲不同的语言，以至于为了达成协议他们将需要一个翻译。
如果解决狗叫问题的收益小于翻译的成本，迪先和珍尼就选择把问题留下不解决了。
在较为现实的例子中，交易成本不是翻译的支出，而是起草和执行合约所需要的律师的支出。
另一些时候谈判简单地破裂了。
战争和罢工的经常出现表明达成协议可能是困难的，达不成协议也可能代价高昂。
问题经常是各方都竭力要达到更好的交易，例如，假设迪克从养狗中得到500美元的收益，而珍尼由于狗叫要承受800美元的成本。
虽然珍尼为迪克放弃狗而进行支付是有效率的，但还有许多会引起这种结果的价格。
迪克想要750美元，而珍尼只愿意支付550美元。
当他们就价格争执时，爱叫的狗这个无效率的结果仍然存在。
当利益各方人数多时，达成有效的协议特别困难，因为协调每个人的代价高昂。
例如，考虑一个污染了附近湖水的工厂。
污染给当地渔民带来了负外部性。
根据科斯定理，如果污染是无效率的，那么，工厂和渔民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根据协议渔民要为工厂不排污而支付。
但是如果有许多渔民，要协调所有的人以便与工厂协商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私人协商无效时，政府有时可以起作用。
政府是一个代表集体行动的机构。
在这个例子中，甚至在渔民不可能代表自己时，政府可以代表渔民行事。
在下一部分，我们要考察政府如何能努力解决外部性问题。
针对外部性的公共政策
当外部性引起市场达到一种无效率的资源配置时，政府可以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作出反应。
命令与控制政策直接管制行为。
市场为基础的政策提供激励，以使私人决策者选择它们自己解决问题。
管制
政府可以通过规定或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
例如，把有毒的化学物质倒入供水区中是一种犯罪。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外部成本远远大于排污者的收益。
因此，政府制定了根本禁止这种行为的命令与控制政策。
但是，在大多数污染的情况下，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尽管宣布了一些环境保护主义的目标，但要完全禁止有污染的活动是不可能的。
例如，实际上各种形式的交通运输——甚至马——都会带来一些不合意的污染副产品。
然而，要让政府禁止所有运输方式肯定是不明智的。
因此，社会不是要完全消除污染，而是要评价成本与收益，以便决定允许哪种污染与允许污染多少。
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是政府机构，其任务是提出并实施目的在于保护环境的管制。
环境管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有时环境保护署规定工厂可以排放的最高污染水平。
另一些时候环境保护署要求企业采用某项减少排污的技术。
在所有情况下，为了设计良好的规则，政府管制者需要了解某些行业和这些行业可以采用的各种技术的细节。
政府管制者要得到这些信息往往是困难的。
庇古税和补贴
政府对外部性的反应也可以是不采取管制行为，而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激励。
例如，正如我们以前说明的，政府可以通过对那些有负外部性的活动征税和补贴那些有正外部性的活动来使外部性内在化。
用于纠正负外部性影响的税收被称为庇古税，以纪念最早提出这种税收用法的经济学家阿瑟·庇古（ArthurPigou，1877－1959）。
经济学家对税收作为解决污染的一种方法的偏爱通常大于管制，因为税收可以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减少污染。
为了说明其原因，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
假设有两个工厂——造纸厂和钢铁厂——每家工厂每年向河中倾倒500吨粘稠状的废物。
环境保护署决定，要想减少污染量。
它考虑了两种解决方法：
◎管制：
环境保护署可以告诉每家工厂把每年的排污量减少为300吨。
◎庇古税：
环境保护署可以对每个工厂每排出一吨废物征收5万美元的税收。
管制规定了污染水平，而税收给工厂所有者一种减少污染的经济激励。
你认为哪一种解决方法更好呢？
大多数经济学家偏爱税收。
他们首先指出，在减少污染总水平上税收和管制同样有效。
环境保护署可以通过把税收确定在适当的水平上，而达到它想达到的任何污染水平。
税收越高，减少的污染也越多。
实际上，如果税收足够高，工厂将完全关门，污染减少为零。
经济学家偏爱税收的原因是它减少污染更有效率。
管制要求每个工厂减少等量污染，但等量减少并不一定是清洁水质的最省钱的方法。
可能的情况是，造纸厂减少污染的成本比钢铁厂低。
如果是这样的话，造纸厂对税收的反应是大幅度地减少污染，以便少交税，而钢铁厂的反应是减少的污染少，交的税多。
实际上，庇古税规定了污染权的价格。
正如市场把物品分配给那些对物品评价最高的买者一样，庇古税把污染权分配给那些减少污染成本最高的工厂。
无论环境保护署选择的污染水平是多少，它都可以用税收以最低的总成本达到这个目标。
经济学家还认为，庇古税对环境更有利。
在命令与控制的管制政策下，一旦工厂达到了300吨污染物的目标就没有理由再减少排污。
与此相比，税收激励工厂去开发更清洁的技术，因为更清洁的技术可以减少工厂不得不支付的税收量。
庇古税与大多数其他税不同。
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讨论的，大多数税扭曲了激励，并使资源配置背离社会最优。
经济福利的减少——即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减少——大于政府收入增加的量，引起了无谓损失。
与此相比，当存在外部性问题时，社会也关注那些受到影响的旁观者的福利。
庇古税是存在外部性时的正确激励，从而使资源配置接近于社会最优。
因此，庇古税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提高了经济福利。
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
现在我们假设，尽管经济学家提出了建议，环境保护署仍采用管制，并规定每个工厂每年要把排污量减少到300吨。
在管制实施而且两个工厂都遵守之后的某一天，两个企业来到环境保护署提出一个建议。
钢铁厂想增加其排污量100吨。
造纸厂同意，如果钢铁厂付给它500万美元，它就减少等量的污染。
环境保护署应该允许两个工厂进行这种交易吗？
从经济效率的观点看，允许这种交易是一种好政策。
这个交易必然使这两个厂所有者的状况变好，因为它们是自愿对此达成一致的。
而且，这种交易没有任何外部影响，因为污染总量仍然是相同的。
因此，通过允许造纸厂把自己的排污权出卖给钢铁厂可以提高社会福利。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任何一种排污权从一个企业转移给另一个企业。
如果环境保护署允许进行这些交易，实际上它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稀缺资源：
污染许可证。
交易这种许可证的市场将最终形成，而且，这种市场将由供求因素支配。
看不见的手将保证这种新市场有效地配置排污权。
只有以高成本才能减少污染的企业将愿意为污染许可证出最高的价格。
那些以低成本可以减少污染的企业也愿意出卖它们所拥有的许可证。
允许污染许可证市场的一个优点是，从经济效率的观点看，污染许可证在企业之间的内部配置是无关紧要的。
这个结论背后的逻辑与科斯定理背后的逻辑相似。
那些可以最容易地减少污染的企业愿意出卖他们得到的许可证，而那些只有以高成本才能减少污染的企业愿意购买它们需要的许可证。
只要存在一个污染权的自由市场，无论最初的配置如何，最后的配置将是有效率的。
虽然，用污染许可证减少污染看起来可能与用庇古税完全不同，但实际上这两种政策有许多共同之处。
在这两种情况下，企业都要为污染进行支付。
在庇古税时，排污企业必须向政府交税。
在污染许可证时，排污企业必须为购买许可证进行支付。
（即使已经拥有自己许可证的企业也必须为排污进行支付：
排污的机会成本是它们在公开市场上出卖他们的许可证能得到的收入。
）庇古税和污染许可证都通过使企业排污要付出成本而把污染的外部性内在化。
可以通过考虑污染市场来说明这两种政策的相似性。
图10－5的两幅图表示污染权的需求曲线。
这条曲线表明，污染的价格越低，企业将选择的排污越多。
在（a）幅中，环境保护署用庇古税确定污染的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污染权的供给曲线完全有弹性（因为企业纳税后想污染多少就污染多少），而需求曲线的位置决定了污染量。
在（b）幅中，环境保护署通过发放污染许可证确定了污染量。
在这种情况下，污染权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无弹性的（因为污染量是由许可证数量固定的），而需求曲线的位置决定了污染价格。
因此，对任何一条既定的污染需求曲线，环境保护署既可以通过用庇古税确定价格来达到需求曲线上的任意一点，也可以通过用污染许可证确定的数量来达到需求曲线上的任意一点。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出售污染许可证可能比实行庇古税更好。
假设环境保护署想使倒入河流的废物不超过600吨。
但是，由于环境保护署并不知道污染的需求曲线，它无法确定征收多少税收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简单地拍卖600吨污染许可证。
拍卖价格就得出了适当的庇古税规模。
新闻摘录实施中的污染许可证
经济学家对负责保护环境的决策者的影响日益增加。
这篇文章描述了最近一些政策变化。
烟雾交易：
利用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对付空气污染的新规定
杰夫瑞·泰勒撰写
加州多伦斯——在这个由平房和棕榈树组成的整洁的社区中，为控制污染，甚至连除草机和加油泵都受到严格管制。
但美孚（Mobil）石油公司最近获得一项权利，每天可以再排放900磅有毒瓦斯气。
为什么环保积极分子没有在炼油厂门前进行强烈的抗议？
实际上，美孚促成了环境保护新时代的先导。
美孚的炼油厂最近以约300万美元的价格从邻近的城市加州南门获得了污染的“信用证”。
南门政府从通用汽车公司得到这张“信用证”，该公司1985年关闭了设在这里的一个工厂，并向市政府出售了它的财产。
多伦斯炼油厂额外排出的污染比通用汽车公司少得多。
根据尚不完善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管制的做法，美孚购买了污染权。
这种做法自从70年代以来就存在，但其规则甚为繁杂，以至于像美孚这样的污染“交易”还是很少见的。
这种情况会很快改变。
越来越多的管制者相信，传统的“命令与控制”管制——允许每个工厂排污有一定量，但不能超过——不能阻止环境破坏。
这些当权者受经济学家鼓动，想把地球的环境放到金融市场上，并让市场去摆脱世界的酸雨和全球变暖……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管制而振奋。
一些环境主义者认为买卖污染权是不道德的。
另一些人怀疑官员们是否有实施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案的工具，这种方案要求事前准确地监督污染量。
还有一些引起污染的企业怀疑那些习惯于命令和控制的官员能否给市场以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自由。
然而在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方，支持者已经战胜了反对者。
他们认为传统的管制不能激励引起污染的企业把排污量减少到所允许的水平之下。
他们说，市场将引起各公司激烈的竞争，去开发最廉价、技术上最先进的方法来减少污染。
把污染变成一种可交易商品的思想并不新鲜。
本世纪初，一位名叫A.C.庇古的教授就认为，应该确定清洁空气和水的市场价格，并将之包括在污染者的支出中，这种支出和劳动与材料的成本一样。
但是，直到1975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才通过授权给地区空气质量管制机构，允许公司买卖污染信用证而建立了一个有限的污染市场……
一个更广泛的计划（现在）正由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区制定。
在洛杉矶，严格的排污限制迫使各公司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减少污染，而且，现在空气比15年前清新多了。
尽管如此，去年仍有184天污染达到了危险水平，而且，根据本州法律，该地区在2010年以前必须每年减少5%的排污量。
同时，有的行业正开始离开南加州，部分是因为污染控制成本高。
在一年的听证会和可行性研究之后，空气质量管理区委员会上个月批准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管制，并让其官员为洛杉矶最普遍的三种污染物——硫氮化物、氮氧化物和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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