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小说之借调人员的命运.docx
《人生小说之借调人员的命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生小说之借调人员的命运.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人生小说之借调人员的命运
借调人员被改写的命运
借调，一声叹息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
”钱钟书《围城》里的这句经典名言，用在借调上竟也是如此适合。
一方面是在约定俗成中形成的上升阶梯，一方面是冷暖自知的借调生活；一方面是想搭上借调便车的普通公务员，一方面是想尽快结束等待的弱势群体，“城”内“城”外显然两重天地。
如果我们将“城”内的他们看成一个群体，那么，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哪怕是一声叹息，反映出的都是制度层面的现实。
但是，从来就没有冰冷的制度，每一个宏大叙事的背后，其实都背系着一个普通群体的命运流转。
在目前阶段，从“借”到“调”，不仅意味着一种身份的改变，更是两套运行规则的转换。
作为中国官场中一个公开而又隐蔽的亚群体，在权利没有获得正规制度保护的前提下，被借调者的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现实生活？
这个亚群体又呈现出了哪些有别于其他的群体特征？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细致耐心的梳理。
因此，本刊选择了这个群体中的若干人物，通过面对面采访借调经历者、地方决策者以及行政管理专家，并辅之以调查问卷，来描绘这个机关亚群体的职业状态、生存现状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
尽管我们的描述还有很多残缺，但这种梳理是值得的。
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一个亚群体，借调人员的命运流转，折射出的是借调这种流动方式的利弊；而借调演变的背后，可以管窥中国变迁的镜像。
“漂”在机关的亚群体
透支时间、精力与工作的付出，源于一种惯性思维：
领导满意，就有正式调入上级机关的可能，也就能避免“漂”在机关里的尴尬。
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
2008年3月20日晚，王平在度过“压抑”的“借调政府办工作的第一天”后，坐在办公室，面对电脑，等着已经开始，但要到23点才轮到他的议题的会议。
在等待中，他将自己的倾诉“借调政府办，我后悔了”挂上了“天涯”公务员版。
近一个小时候后，该帖有了第一个回复，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引来众多网友灌水，其状如典型的膝跳反射，访问量迅速攀升。
当访问量过万的时候，王平意识到，他撞到一个群体的麻筋。
这个群体就是借调干部。
因为在这些回复与灌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不经意的变化已然生成：
开始围绕帖子的讨论慢慢滑向对借调干部这一群体的关注，个体的倾诉逐渐演变为整个借调干部的述说。
这些述说中掺杂着郁闷、迷茫、骄傲、希望……
借调干部的确是机关里的一个特殊群体，虽然其队伍庞大，但属于绝对的另类，他们的生存状态，少有人注意。
也许正因如此，王平的倾诉才会引来如此多的关注。
那么，借调干部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呢？
2008年5月，《决策》杂志就此开展了一项调查。
调查形式包括问卷调查与面对面的访谈，问卷调查有效样本73份，覆盖了湖北、湖南、江苏、河南、北京
、山东等省市。
调查对象为正在借调或曾经借调过的公务员。
一个谁也不清楚有多大的群体
当王平等待23点的会议时，何永已经从中部某省会城市一街道办借调至区委组织部半年有余。
2007年8月，该市在全市开展一项名为“查细节、摆问题、找原因、补措施、创实效”的专项活动，在何永所在的区，具体负责此事的是区委组织部。
9月，何永被该区委组织部借调参与此事，与何永一起被借调的还有两位来自其他街道与乡镇的公务员。
如果按照2006年山东昌邑市委组织部的调研总结，何永的情况属于由于中心工作增多而产生的借调。
此外导致借调产生的还有：
机关人才短缺、编制限制以及借调人员自身发展需要等。
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借调之初几乎都有一个奇异的“合谋”：
对于借调单位来说，既不用发工资，又无需承担培养责任，很是实惠；被借调单位虽然需要调整人手接替相应岗位，但面对上级权力部门亦无可奈何，实在不行，招用临时人员也是“流水不腐”。
“合谋”的第三方即为借调人员自己。
与王平开始就感到压抑不同，研究生毕业的何永直言：
“当时我心里很高兴，尽管我乐于在基层工作，但平台还是有点低。
我也想往上发展。
”
与何永有类似想法的借调人员并不少，借调已经被看成是普通公务员上升的阶梯。
对于借调人员而言，用上几年时间，只要抓住机遇正式调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这与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相符：
58.3%的受访对象对前途“充满信心，能够顺利调入新单位”。
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机关对借调乐此不疲。
根据问卷调查，46.7%的受访对象所在单位借调“非常普遍、经常有借调情况”，6.7%受访对象所在单位借调“普遍、每年都有借调”，两者相加高达73.4%，即七成多的机关单位里，没有中断过借调者的身影。
另外，26.6%的受访对象所在单位借调“不普遍、只有在工作繁忙的时候才借调”。
频繁的借调开始在机关内形成一个亚群体，而这个群体有多大谁也不清楚。
据昌邑市委组织部的调查显示，其市直机关有各类借调干部28人。
这仅仅是一个县级市。
2005年，岳阳
市对借调人员进行了一次清理，全市共计清退借调人员415名。
其中，市直清退81名。
从这些细枝末梢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一个庞大的亚群体。
同时，这个亚群体又是如此的隐蔽而不愿惹人注意。
对于借调这个标签，甚少有借调干部愿意让人知道，在调查中，只有6.3%的受访对象愿意在交往中让对方知道自己借调的身份，不愿意的占31.3%，其余62.5%对此表示“无所谓”。
一位借调干部笑道：
“无所谓就是能不让对方知道就不让对方知道。
”
“漂”在机关
借调被借调人员看成上升的阶梯，却又不愿触动这个身份。
究其原因，作家大木唯有一声叹息。
与何永的借调经历相似，现就职于江苏省残联的大木，1982年从江苏灌南县一乡镇借调到当时一地委组织部工作，十余个月后，被退回原单位；1985年，他再次从灌南县计生委借调至江苏计生委。
一年后，再次遭受无法调入的命运。
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组织部长前传》中。
在小说中，主人翁“贾士贞”借调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时，被分管处长告知“到组织部培训中心休息，什么时候上班，等待通知”。
“这是我特意设计的一个场景，很能反映借调人员的现状。
”大木告诉《决策》。
在他看来，这种现状就是“漂”在机关：
既不在原单位，也不在借调单位，被搁置在培训中心，如同悬挂在空中，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撑自己的定点与位置。
这个场景确如大木所言，形象地描绘了借调干部的现状。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您觉得下面哪句评语最适合借调干部的现状”时，选择“身份尴尬，没有归属感”的受访对象最多，达到41.1%。
同时，52.6%的受访对象认为借调干部最大的苦恼是“没有归属感”。
“漂”在机关将导致一系列的尴尬，其中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工作细节。
“当时，我在地委组织部时，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哪位同事出差了就坐在哪个人的位置上。
”大木向《决策》倾诉道：
“当时每到节假日各单位均会发福利，我们借调人员是没有的。
当然，部分单位也会为借调人员准备一份，但是要减半。
”
这其中，让大木觉得最难熬的日子是开全体职工大会的时候。
“如果通知今天开全体职工大会，不用着急，没你的事，你只管在办公室呆着。
这个时候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有电话打进来。
电话响了你都不敢接，接了你怎么讲呢？
”
此类细节之多让大木慨然长叹，自嘲道，“那时候我不是二等公民，而是‘等外公民’”。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借调人员可以少做事。
实际上，这个群体承担着比正式职工更多更重的工作。
问卷调查中，23.5%的受访对象认为“任务重工作忙、调过来就是干事的”。
这个数据的鲜明写照是一个网友的博客日记，“被借调过来后，我格外卖力，得了颈椎病、肩周炎，我硬是咬着牙没有影响一天工作。
领导讲话稿，我写；领导调研材料，我写；科里的调研课题，我干；日常基础性工作，我全包。
一天工作下来，我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就是为了做出让领导满意的成绩。
”
如此的付出源于一个小人物的惯性思维：
领导满意，就有正式调进来的可能，也就能避免“漂”在机关里的尴尬。
“你虽然在借调单位工作但不是借调单位的人，借调单位不可能去培养你；同时，你又不在原单位，原单位也不能去培养你。
这样一来，如果干得好，对借调单位那仅仅是一种奉献。
”何永虽然并不处于这种情况中，但还是承认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面对这一最大的尴尬，借调人员试图通过透支自己的时间、精力与工作来避免，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
“借调人员最终能否调入，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身，很多东西很微妙。
”相关专家告诉《决策》，“而随着借调的时间越长，借调人员可供选择的前途将越少。
”
对于借调人员而言，如果借调不超过3个月，回原单位不会有影响；如果借调已有半年，是决定是否继续的时刻了；如果借调9个月还没希望调入，激流勇退不丢人；如果借调1年了，那么，就继续坚持吧！
但是，如果借调干部久居“编”外，年龄大了再回原单位不甘心，况且原岗位早已被别人替代，调入被借调单位又基本没希望，那么，他们最终必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改革中的命运
进退两难的尴尬并非总能一直延续下去，外部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借调人员的命运，尤其是在机构改革中。
1982年，当大木借调到地委组织部时，“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都瞪大了眼睛”。
可以想象，当时他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但随后的“地改市”改革却让他的命运拐了一个弯。
“当我借调到地委组织部后不久，江苏省就发了一个文件，布置地改市工作。
”大木仍然记得，一天，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将他与另一名借调人员找来，说“机构改革，人事均冻结了，你们调入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就这样，大木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借调。
大木不是在变革中被清退的第一批借调人员，也不会是最后一批。
不管是国家层面的改革，还是各地自主的变革，如果涉及到借调人员，清退是最常用的做法。
2007年，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对借调人员同样采取了清退政策。
“我兼任编办主任，我的原则很简单，凡是借调干部要调入区直机关的，一律不讨论。
”宣州区区长张黎勇告诉《决策》，“对于宣州区各区直机关现有的借调干部，我们也一律要求清退。
”
相对其他地方而言，宣州区的借调干部尚属幸运。
在清退政策之外，宣州区规定他们可以通过参加区政府组织的相关考试考入区直机关。
在更多的地方，借调人员面临的只是单一的清退政策，并不享受分流人员的相关待遇。
“这些借调人员一旦被清退回原单位，如果原单位也面临机构改革，他们又将首当其冲。
”当过6年人事局副局长的大木告诉《决策》。
这不仅是他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其亲身的经历。
“当年，我被清退后，就再也不愿意去地委组织部了，也不愿意去见他们任何人。
这个是一种伤痛，这种伤痛已经留下来了，即便看到某些人或物，也会有一种触痛。
”大木指着自己胸部，有点自言自语。
2008年，又一场机构改革启动。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借调人员的命运又将发生如何的转变呢？
无人能给出准确答案，在本次问卷调查中，面对新一轮机构改革，50%的受访对象认为借调干部的身份将给他们带来危机，28.6%的受访对象强烈感受到了这种危机，只有21.4%的受访对象没有危机感。
46.7%的借调只凭领导一句话
显然，借调干部是一个弱势群体，不管是在日常还是在改革中。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导致借调干部处于弱势时，44.4%的受访对象选择了“借调制度不完善”。
其实，目前国家尚没有出台一个专门用于规范借调行为的制度或文件。
“借调就是各部门一把手的权力。
”相关专家告诉《决策》，“甚至借调这种行为，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
”
没有制度的约束必然导致借调的随意性，“比如说：
招商局一段时间工作很忙，想从下面找几个人帮忙，局长正好跟某乡镇书记很熟悉，就打个招呼说，‘我这里现在正缺人，能不能从你那里借调几个？
’书记一想‘这是好事，还可以锻炼干部，那就去吧。
’就这么简单，不需要什么组织、人事部门形成文件，只需领导与领导之间进行沟通。
”相关专家在接受《决策》采访时，举例说道。
事实确实如此。
“我第一次借调时，是地委组织部打电话到灌南县委组织部，说‘我要借调某某人，你们通知一下’。
”大木回忆道：
“当时还比较正规，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后，专门开了一个介绍信，上面写着‘介绍某某到贵部工作’。
”
相较此次借调，大木的第二次借调就简单得多了。
“当时我是灌南县计生委副主任，一次到省计生委出差，与省计生委一位主任有工作上的接触。
此后不久，就直接打电话给我，让我到他们那边去帮忙，已经给省委组织部打过招呼了，任何手续都没有。
”
没有任何手续的还有何永。
2007年9月的一晚，何永突然接到其街道办事处主任的电话。
“他说，区委组织部想让你过去工作，明天你就去他们那儿吧。
”第二天，何永就直接到区委组织部报到，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借调生涯，几天之后才抽空回原单位收拾东西。
这并非天方夜谭。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46.7%的受访对象没有经过严格的借调程序，“只凭领导一句话”，13.3%受访对象的借调“办了相关手续借调”。
【编者】
“借调也是调”，在大众的潜意识中，借调被归为调的范畴。
当这两者画上等号时，在外人眼中，借调也就成了颇为荣幸的事情。
但事实也许并不总是充满阳光，每一次不同的工作、每一次新的经历、每一次从零开始，难免产生了有些累、有些疲惫的“厌倦”感。
尤其是那种“无助的无奈”，很难忘记。
而在借调的荣光背后，是借调人员无法确定的未来。
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会造成借调人员心灵上的不安。
一句话，借调生活，冷暖自知！
那么，在借调的日子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现在，请读者与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
王平：
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借调3年，我只回了3次原单位。
强烈的虚荣心让我不敢面对曾经的同事和领导那“关切”的盘问。
而当拿到正式调令的那一天，我却偷偷地流下眼泪。
那一刻，真是千般滋味在心头。
在偏远的湘西呆了几年，当接到省某厅借调的指令时，我就象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单位领导的派遣。
临行，领导语重心长：
这次借调你过去，听说是给厅领导当秘书，你可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
厅里有人，我们以后办事也要方便些。
我自然明白领导的意思，简单地收拾几件行李，头也不回地踏门而去，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慷慨与悲壮。
在往省城的火车上，我着实做了很多美好的梦。
到了厅里，见过了处领导、厅领导，然后被带到机关办公楼旁一栋阴暗的小楼里。
小楼其实是废弃的居民房。
楼上是供借调人员住宿的，每间房摆了三张单人床；楼下是办公室，十几平方的房间里摆着三张破旧的办公桌。
见此凄凉情形，好半天我都不愿相信，这难道就是我将要借调工作的地方？
原来，我要工作的地方只是一个挂靠的临时机构，办公室的两位同事都是被借调过来的，短的已有两年时间，长的则有3年多了。
作为“过来人”，他们诚恳地给我打心理预防针，可我还是不敢想象该如何度过今后漫长的借调生活。
工作只需按部就班，完全听从吩咐，因此上班大多十分轻松，不能上网，几个人就在破旧的电脑上玩“挖地雷”。
中午，机关食堂里就餐的人很多，厅长们也在那里就餐，因此伙食格外不错。
只是机关干部都是刷卡，而借调人员和那些在工地干活的农民工却用的是临时餐票。
几个打菜的大姐一看到手持餐票的，就会露出鄙夷的神情。
不知道他们的优越感从何而来。
晚上，小楼上很热闹，借调人员凑在一起打牌、聊天、喝酒，欢声笑语，乐不思蜀；偶尔也会面红耳赤，甚至挥拳相向。
但不管怎样，相同的处境有更多相通的语言，吵闹过后大家还是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
难兄难弟们大多来自省城周边的市县，且大都已结婚生崽。
一到周五下午，就作鸟兽散，整个小楼就只剩下我孤单的身影。
于是，我一个人把自己锁在房里，将电视开到最大，一直看到眼皮打架才昏昏睡去。
一觉醒来，往往已是第二天中午甚至下午。
食堂早已打烊，只好到门口的小卖部买几包方便面慰问肚肠。
处里那些科长、处长们其实倒很热情，没有传说中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架式。
平常有人送“土特产”，他们会算上我们一份；出差检查工作，他们也会认真地跟别人介绍，这是处里新来的同志。
只是自己总觉得有些别扭，不敢多说话，怕言多必失，泄露自己“借调干部”的身份。
因为一次到县里搞检查，一位局长在识破我“借调干部”的身份后，竟打个照面后再也没见人影。
当然，最难堪的还是要数到其他机关办事。
进门登记时，凭一张外地身份证，经常无法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于是，常被冷眼相看并厉声高问：
你是借调的吧？
！
办公室一位同事，借调3年多时间后要回原单位了。
半夜拉我去酒吧喝酒。
我知道他心里难受，两个人什么也没说，一口气竟喝掉二十几瓶啤酒，直到把彼此灌得烂醉。
借调3年，我只回了三次原单位。
强烈的虚荣心让我不敢面对曾经的同事和领导那“关切”的盘问。
而当拿到正式调令的那一天，我却偷偷地流下眼泪。
那一刻，真是千般滋味在心头。
而今，每年都看到机关里的借调人员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面孔。
我知道，他们都在重复着我当年的生活，重复着我曾经的快乐与痛苦，兴奋与失落，骄傲与尴尬，梦想与执着……-
宋卉：
人生一段宝贵的历程
跟许多借调干部一样，我也兴奋、焦躁、不安过，甚至许多次梦中惊醒，有次梦中哭醒，梦到自己一起借调过去的干部转正了，而自己却不在其中。
醒来怀疑自己将来的前途，又是到天亮无法合上眼睛。
回想我的工作历程，心里无法平静。
我毕业后考入河南省汝南县广播电视局当播音员，2003年当上了广播电视局新闻中心副主任，同时负责新闻采访、编辑与播音。
突然的机遇，2006年10月12号县纪委通知我单位领导决定借调我去纪委宣教室，单位领导告诉我，毕竟从事业单位到党政机关是很大的跨越，现在单位缺播音员，如果是条件不好的单位，单位绝对不同意借你去，这单位多好，去吧，到那，好好干！
我想能借调到党政机关的机遇毕竟很难得，好好干，关系转正后最起码不会担心事业单位改革等等，所以不怎么思考就选择借调了。
在新的单位，我告诉自己要加倍努力，工作上能干多少就决不少干，决不能让领导和同事看扁了。
而我又是那么幸运，遇到好家人好同事好领导。
早去晚归，8小时内外，任何科室需要帮忙从不推诿。
家里婆婆说，孩子的事情你别管，年轻就是干工作的，只要工作有成绩我就没白累，就对得起我。
老公说，永远支持你的工作。
遇到难题请教同事，他们都那么热情，感到他们水平素质很高，也激发、推动了我越发努力。
只有当我想到何时才能转正，对前途产生可怕想法的时候，才感到累了。
第一年领导开会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到实在太温暖、太有动力了，领导说，你们几个借调的工作干的不错，纪委没有把你们当外人看！
回味两个不同环境的工作，刚参加工作是学习拼搏，毕竟大家都是平等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借调就不同了，压力太大了，心理上有两大怕：
一是怕退回去丢人；二是怕既不退又不转正，遇到原单位改革人事。
所以不怕工作多、不怕别人安排任务多，就怕没有工作干、没人找我协助工作。
在借调期间，我原单位二级机构负责人调整，大家都清楚，如果我在原单位，无论工作还是资历我一定能接手新闻中心主任，但是由于借调在纪委，原单位没有考虑到我，内心很是失落！
对自己的借调产生怀疑，一年多了，既没有转正，又耽误了在原单位进步，这些又能跟谁说呢！
终于鼓起勇气到借调单位领导办公室问问领导：
我们一起借调的几个人能不能转正？
大概何时能转正？
领导说你们干的不错，你们的问题也研究过，遇到机会就办了，不要急，好好干工作。
于是，我更加努力在借调单位工作，希望能把在原单位的遗憾弥补，甚至获得更大收获。
压力绝对是最好的动力，借调让我的工作能力、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借调的身份让我能发挥极限价值。
-
无痕：
用时间熬一个结局
借调只是多了一种希望，而非必须要求一种结果，但是时间静静的流淌，累积下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希望，越来越窄的退路。
赶在2007年最后一天来结束这种心境，只是希望失去了，也就开始了。
整整一年了，从一种等待终于彻底化为一种结局！
借调的日子，让我感觉生活一直没有起点，讨厌这样不确定的状态，提不起精神去尝试任何一种新的开始，除了工作，也有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等待中，以为只要坚持就会熬到结局；以为只要尽力，就能接受结果，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当等待终结，结果浮现的时候，我才真正了解当时的希望是怎样的深刻，因为失去的时候真实的心痛了。
M应该也是斟酌了很久才告诉我结果的：
“党委会未能通过正式调入的报告……不过还是有机会的……明年……”，带着惋惜，她却无法想象我是如何努力的镇静的接受，真的特别感谢她能如此真诚的带我承受这种结果，而没有继续放任我在希望中自我陶醉，只是那一刻我却没法控制自己的心狠狠的落空！
走出菁菁校园，顺利的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面对不到20%的就业率，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于是欣然接受了第一种结局——下放基层锻炼一年，在陌生的城市里，我们体味孤单，倒数回归；二次分配，体制改革，人员定编，于是不得不放弃专业，从零开始，继续磨练……直到借调，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扬起了斗志，告诉自己一定该认认真真的做点什么，为了自己，也为了所有希望。
也曾平静地告诫自己，借调只是多了一种希望，而非必须要求一种结果，但是时间静静地流淌，累积下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希望，越来越窄的退路，于是在这样一种预料之中、情理之外的结果中，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平静的心境去接受，扭过头眼眶依然是不争气的湿润了，因为毕竟有努力，因为毕竟在经历，关于这样的结束，跟脆弱无关，却没有理由不流泪。
独自在跑步机上创造了5600米的记录，大汗淋漓，却仍然理不出思绪，甚至想象如果没有结果，只是希望，该有多好。
或许是因为现实真的有点让人不知所措，所以突然间有一种错觉，一个希望破灭了，却突然发现它是唯一的希望，不得不承认自己没追求，没创意。
事过境迁，平静下来，路依旧漫长，仍需坚持，仍需努力，只是希望不只是在用时间堆积一种结果，祝福无限……
朱幸福：
我的借调岁月
讨论我调动事宜的那晚，狂风肆虐，暴雨倾盆，让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以为这次又会功亏一篑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朋友就告诉我说：
“昨晚我们都通过了！
”
一直想当名报刊编辑，一直没有办法实现。
报社有一个编制空了许多年，我就努力了好多年，领导换了好几任，还是很难实现。
所以，当2002年秋天，领导说可以先借调到报社当编辑时，我便欣然前往。
因为我知道在没有办法正式调动之前，借调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况且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少风险，大不了再背起铺盖厚着脸皮回原单位罢了！
于此我便决定辞了校长的职务，卖了农村的住宅，举家搬迁进城。
朋友说你这是孤注一掷。
我笑了说这叫背水一战！
从基层到机关，从教师到编辑，从单位的“一把手”到机关的“打工仔”，面对这一系列的变化，尽管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单位里的气氛也很宽松，但还是有种种碰撞。
有次酒后和一位旧友谈得兴浓，免不了发了几句牢骚，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就有人转告我：
我昨天说的某一句话领导很不高兴。
吓得我半个多月没敢说话，对那位旧友也敬而远之。
好在领导十分宽容，并不计较这些芝麻小事，待我依然如故，还十分关心我女儿转学、妻子就业的事，让我十分感动，工作就更加安心卖力起来。
我原是以文学创作为主，新闻也弄过，但不多，所以每有别人不愿去的外出采访任务，我就主动承担。
吃点苦受点累，对于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这时我便觉得自己不再是打工仔，而真正融入了他们之中，只有在单位开党支部会议和年终考评时，我才突然有一种游离的感觉：
我还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单位缺编，我又在这儿做事，一个要补锅，一个锅要补，两者结合当然完美，可为什么偏偏就调不进来呢？
领导说有人都借调了四五年了还没调进来，你急个啥？
又不少你一分钱工资。
看来，这借调的日子还长着呢！
真怕有一天一不小心得罪了哪位领导，叫我“滚回去”。
那可就惨了。
直至2004年6月正式调入县报社（事业单位），皆大欢喜！
特别是县编委会开会讨论我调动事宜的那天晚上，狂风肆虐，暴雨倾盆，电路故障，全城一片漆黑，我也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以为这次又会功亏一篑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朋友就告诉我说：
“昨晚我们都通过了！
”-
陈海春：
“老借调”的生活艺术
我是个“老借调”，分别在一个国家机关四个单位借调，有些部门是一次，有些部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