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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批判研究
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批判研究
摘要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他开启了白话文小说的时代，带领着中国现代小说走向成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
他尖锐的笔锋、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将本人对国民性的深入思考融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凸显了其探索国民性的核心思想。
小说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涉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意在批判整个旧社会，它如同一面镜子，照射出“百病缠身”的旧中国面貌。
本论文主要通过对鲁迅最具代表性的几篇小说人物艺术形象的分析，阐述中国国民性在小说中的体现，揭示鲁迅批判和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再现这位文学巨人“民族魂”的刚毅性格和不朽功绩。
关键词：
现代文学鲁迅国民性思想
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批判研究
引 言
作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始终把批判和改造国民性作为第一要著。
在写到国民性时提到了中国人是百病缠身，种种的“劣根”埋藏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
他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中国太难改变了。
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1]
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揭露和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作品创作中。
透过小说人物的刻画与描写，让我们看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主要表现为“吃人”、麻木、奴性、看和“精神胜利法”等。
本文将对小说塑造的贫民和下层知识分子所暴露的国民性弱点进行论述。
一、“国民性”探源
（一）什么是“国民性”
“国民性”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译用的西方词汇，是英语nationalcharacter或nationalcharacteristic的日译，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
然而，在当代“国民性”问题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民族之众多，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性格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国使用“国民性”这个概念不如使用“民族性”概念严密、贴切些。
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一国国民具有的性格、行为在另一国国民身上也会有所表现，难以对其进行划分、界定。
因此，“国民性”一词迄今难以给出权威的定义。
对“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袁洪亮在参阅了几十种“国民性”
[1]鲁迅：
杂文集《坟.娜拉走后怎样》。
的定义后对其进行了如下分类：
①“它是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②“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③“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1]。
三种不同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
“国民性”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范围内比较普遍的，甚至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
这是对“国民性”定义的广义概念，揭示了国民性的意识本质。
而国民性还有狭义上的概念，即所谓弱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
近代学者将“国民性”这个词引入中国，就是为了揭示陋病，唤醒国民，救国图强，使得在介绍、研究中更多地将国民性等同于“国民性”的狭义概念。
（二）“国民性”的表现特征
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性都有长短、优劣之分，并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国民性”具有稳固性和可改变性。
国民性的稳固性通常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某种观念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如“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等观念，至今仍是人们一代又一代的教化习惯，也即人们常说的“习惯成自然”。
但是，这种稳固也并非“固若金汤”，如果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舆论引导、道德教育、行为暗示等手段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民性”会因国家重大事件的发生、政治风云的变化而发生较大的改变。
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改造国民精神，重塑国民形象，不仅是极其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国民性”具有隐性和显性特征。
所谓隐性特征，是指心理、精神等意识方面的特征，它常常会外化为诸如对现实的态度、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理解事物的方式及情感方式等。
显性主要包括经济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服饰、饮食以及宗教信仰、礼仪、风俗等，这种特征是直观的。
因此，要改造国民性，也就需要从国民性的各个显性处入手，进而改变它的某些隐性特征。
从鲁迅众多的文章里，我们可以总结出，鲁迅先生所谓的国民性应该指
[1]袁洪亮：
“‘国民性’概念的辨析与界定”，《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觉悟，体现的多是“吃人”、“麻木”、“奴性”、“看”，“精神胜利”等国民的“劣根性”观点。
如《阿Q正传》中，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他认识不到自己的悲惨命运，胸中也没有真正的愤恨。
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境地，也常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寻求心灵上的慰藉。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也表现出了“投降革命党”的要求，然而，由于落后农民所固有的思想局限性，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三）“国民性”批判价值
鲁迅所要改造的国民性内涵是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目的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改变国民精神
从《呐喊·自序》中我们知道,鲁迅从幻灯片上看到日俄战争中充当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砍头示众的画面,思想大为震动,这使他明白了医学不足以救国,国民的体格即使如何健壮,也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文,以手中的笔为武器，着意于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改造国民性，并确立了以改变国民精神为“第一要著”的思想启蒙主张。
2.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面貌
如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反复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十分重视中国的思想革命。
早在日本留学初期,鲁迅就在思考以下三个相关的命题: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因此，他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作为其小说创作主线，将自己的启蒙思想成功地与现代文学巧妙结合，描绘出了中国病态社会中代表中下层人民的许许多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以期达到唤起国民觉醒，改变国民精神，进而改变整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面貌的目的。
二、“国民性”在鲁迅小说中的体现—以《呐喊》、《彷徨》为例
[1]鲁迅：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先生在小说集《呐喊》、《彷徨》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形象。
通过这两种形象，鲁迅先生向我们展现了生活在旧中国底层贫民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况，揭露了“吃人”、“麻木”、“奴性”、“看”，“精神胜利法”等“国民性”病态特征。
（一）“吃人”
提及“吃人”，总会让人毛骨悚然，那么，鲁迅先生所讲的“吃人”有什么深刻内涵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梦阳如是说：
“所谓‘吃人’，实质上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奴役”[1]。
鲁迅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的深刻思想内容，就是通过“狂人”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的。
但在“狂人”形象的具体理解上，出现了狂人说、战士说、寄寓说等不同的说法。
狂人说认为：
狂人真的发了狂；战士说认为：
狂人不是狂人，是反封建的英勇战士；寄寓说认为：
是作者将自己的反封建思想寄寓在普通狂人的日记中。
总之，不管怎样说，《狂人日记》虽是一篇狂人的日记，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
“吃人”。
文章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
正如《狂人日记》中概括的：
自己被人吃，又想去吃别人，终究改变不了吃人与被吃的命运，吃人的奴隶社会就这样无穷尽地延续下去。
如果说《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之口揭露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个吃人的制度，那么，小说《高老夫子》和《白光》中塑造的高尔础和陈士成则是“吃”和“被吃”较为鲜明的两个人物形象。
《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原名高于亭，被牌友们戏称为“老杆”，因会写几句洋八股、提倡国粹，他便追随俄国文豪高尔基改名为高尔础。
高老夫子一共干了两件事：
一是为了看女学生而教书，二是设圈套赌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和骗子。
作者通过高尔础这个表面道德高洁，内心却卑鄙肮脏的文人败类形象，嘲讽了维护封建思想的无耻文人，揭露了类似高尔础之流
[1]张梦阳：
《悟性与奴性》。
文人墨客的无耻嘴脸，是自己被人“吃”，又想去“吃别人”的典型代表。
《白光》是鲁迅笔下批判科举制度的一篇小说。
小说中的陈士成出身于没落的豪绅阶级，是一个考了十六次也没有中试的老童生。
铺着锦绣前程的美梦时常出现在陈士成的幻觉里，但一次次的考场失意，吹散了他的梦境。
愈失意，愈狂热，以至使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欲望达到了“兽性”的程度，最终在不能自制的狂乱中，扑向闪烁着白光的湖水，用生命去填塞了他自己所造的欲海，成为封建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
（二）麻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压抑了人们的自然生命力，使他们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和物质的痛苦。
久而久之，他们便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故乡》中，少年闰土形象英气勃勃，天真可爱：
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项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手“红活圆实”，一说起那天下的新鲜事来总是脱口而出，滔滔不绝，娓娓动听。
他勇敢、机敏、聪颖，能在大雪天巧妙地捕住鸟雀，敢在地里手捏钢叉去刺一匹猹。
然而，这样一个活泼可爱的形象，在二十年后，却成为一个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苦得“像个木偶人”一样的近乎麻木、简直没有知觉了的农民闰土。
他形容枯槁，苍老呆滞，脸色灰黄，眼睛周围都肿的通红，深冬时，头上还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神情木讷，吞吞吐吐。
小说通过对闰土这个人物形象从孩童时的活泼可爱到成年人的麻木愚钝的描写，揭示了中国普通民众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自由和生命被扼杀的过程。
在那样的年代里，男人尚且如此，女人则更为悲惨，因为她们本身就是“弱女子”，而且在她们身上又多了一个“夫权”的压迫。
祥林嫂是小说《祝福》中的女主人公。
她朴实、勤劳、能吃苦，恪守传统的规矩，安分守己。
前夫死后，婆婆逼嫁，然而再嫁的贺老六又死了，儿子阿毛也被狼叼去。
在鲁镇做工时，她面对的是鲁四老爷的恶言恶语，柳妈的威胁恫吓，村人的嘲弄伤害。
所有这些，榨干了她的血肉，撕碎了她的灵魂，最后怀着战栗的恐惧，离开了这阴冷的人间。
在《祝福》中，鲁迅先生还刻意对祥林嫂的脸颊颜色作了对比处理，用“红”、“消失了血色”“变作灰黑”的色彩变化诠释了祥林嫂由于逆来顺受而使精神状态变得麻木不仁的人生历程。
（三）奴性
封建礼教、阶级界限和尊卑观念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奉行的一种愚民政策，“甘心为奴”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被压迫民众的思想中，甚至成为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
关于对“奴性”的揭露和批判，体现在鲁迅的多篇小说里，这里仅就《故乡》中的闰土的形象作简要阐述。
《故乡》中：
闰土少年时教给我雪地捕鸟的方法，告诉我夏天捡贝壳、潮汛时看跳鱼儿等我素不知的新鲜事。
他总是称我“迅哥儿”。
分别时，他难过的躲进厨房。
后来还给我一包贝壳和九支好看的鸟毛。
然而，二十年后，他见到我时却脸上出现欢喜和凄凉的神情，他虽然动着嘴唇，却没做声，过了一会儿，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分明的叫道“老爷”。
接着，他又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水生给我磕头。
在这二十年里，幼年时的平等被长大后甘心为奴的观念所冲刷，甚至还要拖出下一代服从这种礼教，让人们看到了封建等级观念严重地毒害着国人的思想。
（四）看
在鲁迅小说的人物画廊中，看客形象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呐喊》、《彷徨》收入的25篇小说中几乎三分之二的小说对看客都由不同描绘，如祥林嫂、孔乙己、阿Q等都是我们印象深刻的经典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背后,总会显现出一群看客形象，他们对别人的不幸、痛苦和尴尬，不是充满同情，而是饶有兴致地去观赏、取乐，以满足心灵上的快慰。
其实他们也同样是封建思想意识毒害下的一伙悲哀的人。
在《祝福》中，有一段描写让我记忆十分深刻：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
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就一齐留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我认为这是鲁迅《祝福》中极为悲凉的一幕，是鲁迅先生对生活在旧中国社会里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的所谓“看客”描写的最好的一部分。
祥林嫂一生遭受的坎坷和磨难太多了，她的孩子阿毛被狼吃了，一个母亲的悲哀可想而知。
然而，一些女人们还要“特意寻来”，听她一遍又一遍地讲这段“故事”，全然不顾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内心有着多么大的痛苦，同为女人，同为人母，在别人的巨大痛苦面前，她们所懂得的只是“看”和“鉴赏”，多么的可悲、可怜！
《孔乙己》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孔乙己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文人，他穷困潦倒而又迂腐不堪，既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也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与怜悯，常作“短衣帮”甚至“小伙计”等无知、无聊看客的笑料。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了新伤疤了！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这是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嘲笑，实可谓“五十步笑百步”[1]。
孔乙己最后一次在酒店的出场：
“不一会儿，他喝完酒，便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这里，孔乙己已经落到“坐着用手走”的地步了，可是，这种“走”不仅没有同情、帮助，却是看客们的一片笑声。
（五）精神胜利法
说起“精神胜利法”，人们自然便会想起阿Q。
《阿Q正传》中的阿Q是鲁迅塑造的一个“可怜可悲”的喜剧形象。
阿Q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质朴却又愚蠢，有些游手好闲。
他生活在偏僻落后但阶级对立森严的未庄，这是一个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的小村庄。
阿Q的故事就像一本漫画。
面对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甚至小D的欺负，他或者“闭眼睛”不承认自己被奴役，或者常以“儿子打老子”来取得精神的自慰；他也向弱小者泄愤：
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他见过“杀革命党”，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大革命；看到欺压他的人在这事变面前害怕和恐惧，感到快意。
这使原是深恶“造反”的阿Q对革命向往了。
然而他不知道怎样革命，反而向假洋鬼子恳求参加革命。
精神上的胜利没有摆脱奴性心理和处于奴的地位，这种“精神”反映了人性普遍的弱点。
[1]《孟子·梁惠王上》：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
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
孔乙己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
的唯一的人”，他自命不凡，看不起那些和他一样站着喝酒的短衣帮；他孤芳自赏，说起话来满口的“之乎者也”；他自视才高：
“茴字有四种写法”；他死要面子，当不得已去干些偷书的事被人嘲笑时，他却硬要去涨红了脸的争辩“窃书不能算偷……窃书！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最后落到被打折腿的惨境。
在孔乙己身上反映着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弱点：
他们好逸恶劳，凭借那一点点“学问”，在精神上自视高人一等，实则不能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
三、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影响
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演讲中说：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作为一个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伟大启蒙思想家，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批判，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这种批判无论对当时，还是当今中国社会改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国民性”批判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
鲁迅小说剖析国民心理、批判国民性，并非仅是揭出伤疤，打掉自尊自信，而是以此唤醒精神麻木的人们，增强国民的自主意识，锻造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民魂”和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国民优秀品质，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最终目的，在当时对革命者和普通群众都有启蒙意义。
1.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
在批判和改造“国民性”中，鲁迅极力主张培养国民的自主思想。
他认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1]。
就是说只有每个社会成员具备了“人各有己”的自主精神，才能形成整个社会觉醒。
这种见解让人们看到了国民的个性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前提，看到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
[1]《鲁迅全集》：
“破恶声论”。
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是极为正确的。
正是由于鲁迅小说“国民性”批判的影响，才唤醒了许多有识之士和进步青年，使他们成为“精神界之战士”，依靠这些战士唤起了人民大众的觉醒。
因此，周扬[2]对鲁迅先生这样评价：
“在鲁迅身上和著作中，可以找到我们民族极其丰富的思想精华，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智慧、热情和创造力，找到我们民族的真正灵魂。
”
2.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打下思想和群众基础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向人们展示了苦难深重的农民有着坚忍不拔的性格，他们一旦觉醒，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将会成为一股最庞大、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力量。
知识分子一旦摆脱“虚幻”和“动摇”，将会成为“精神界之战士”。
因此，鲁迅先生向革命者表明：
革命必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要与群众相结合；革命者不是孤独的，他们有着一支坚强的“啦啦队”为他们呐喊助威。
同时，揭示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宣判了封建势力的死刑，蕴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即将到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评价的那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3]
（二）“国民性”批判在当今社会产生的影响
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治未愈的“痼疾”，“看客心态”、“奴性意识”、“精神胜利法”等现象，至今改观不大。
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时常发现有倒在地上的老、弱、病、残，他们急需救助，然而围观的人群中要么唏嘘，要么咋舌，更多的则是一张张冷酷无情
[1]《鲁迅全集》：
“文化偏至论”，原文出自《坟》。
[2]周扬：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创建人。
[3]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1940.1。
的面孔，以至于我们的报刊、电视等媒体对那些见死不救、见义不为、袖手
旁观等缺乏人情的现象时有报道；在一个单位里“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等各色人物依然存在。
奴性意识则表现在各个阶层里，可谓触目皆是：
下级见了上级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总是一副奴颜媚骨的样子，其行为与“不卑不亢、略略大方”大相径庭；同在一棵树下长大，贫穷的见到“阔佬”，虽然不能分明地去叫一声“老爷”，却真切地呼为“X老板”、“X局长”之类的头衔来，而且还要尊称为“您”，原先朋友间的天真无邪在身份、地位发生改变后一下便变得毕恭毕敬起来。
在当今社会，有些人像阿Q一样，自欺欺人，明明自己本事有限，家底不厚，却在外面胡吹海捧，自我炫耀；有些人像高尔础一样，表面道貌岸然，内心腐败至极；有些人像假洋鬼子一样，崇洋媚外……
由此可见，鲁迅小说批判和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及其“立人”“兴国”的理想，至今仍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为了不再让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为了将来建成现代化强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我们必须加强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的文化素养。
正如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博士的名著《走向现代化》所说：
“一个国家，只有当他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
结 论
《呐喊》和《彷徨》鲁迅这两部最著名的小说集，着力表现了阿Ｑ、闰土、孔乙己、祥林嫂等一系列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
这种劣性的根源，一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在人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人们不敢反抗；二是封建思想毒害了人们的心灵，让人麻木不仁；三是殖民主义的压榨，使人变得奴性十足。
因此，青年鲁迅发出了震破寰宇的呐喊：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2]。
[1]鲁迅：
《阿Q正传》。
[2]鲁迅《摩罗诗力说》。
鲁迅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江泽民同志在怀仁堂时提倡要学习鲁
迅，不仅是学他的某些写作的技巧，主要是要弘扬他的精神。
因为他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的象征，“民族魂”。
主要参考文献
1.徐寿裳：
《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6.
2.邵伯周：
“讨论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见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钱理存：
《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张梦阳：
《悟性与奴性》，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4.
5.李宗英、张梦阳：
《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6.李卓：
“日本国民性的几点特征”，《日语学习及研究》，2007—5.
7.陈延斌胡相峰：
“略论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思想”，《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6—4.
8.袁洪亮：
“‘国民性’概念的辨析与界定”，《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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