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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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

当前农村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

当前农村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省纪委联合调研组

  根据XX同志关于“摸清目前乡镇的真实情况,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的指示,最近由省纪委牵头,省监察厅、省纠风办以及省民政厅、省农业厅、省财政厅、省信访局和有关市纪委派员参加,组成了3个联合调研组,分赴粤东、粤西、粤北及珠三角等地区的9市、16县(区)、35镇(街),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

各调研组在各地分别召开纪检监察机关、有关职能部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十百千万”驻村干部、村民代表等方面座谈会共136场,并采取明查暗访等方式,实地察看政务公开、村务公开情况,随机走访农户72户,综合分析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322例。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从调研情况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农村基层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总体状况良好。

大多数农村基层党组织都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大多数农村基层党员干部都能够遵纪守法,关心和维护农民利益,带领农民致富奔康。

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与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并保持了发展的良好态势。

中央和我省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得群众的拥护。

农村税费改革、治理农村“三乱”、教育收费“一费制”、清理拖欠征地补偿款、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撤并过多过密的路桥收费站、治理报刊散滥和摊派等工作的成果,给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带来了实惠,为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如东莞市长安镇等一大批镇村,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正以良好的实力和姿态,朝着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大步迈进。

同时,对于发展、前进过程伴生的矛盾,各地农村基层群众反映强烈。

突出问题主要有:

  一、农村土地问题  近年来,农民在土地问题上有“四个不满”:

  

(一)对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不满。

《宪法》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目前,有的地方政府不是完全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是为了上大项目出政绩,或者获得较大地价收益去征地,存在极不正常的征地积极性。

为了达到目的,往往“高压”威迫,越权行政,最终使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

  

(二)对征地补偿政策标准低不满。

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政策性规定,从农民手中征地一般每亩补偿一、二万元左右。

经过政府转手给使用单位每亩就可卖几十万、上百万元。

政府认为符合政策,而群众不认账,认为是“政府对农民的剥夺”。

今年7月,佛山市南海区政府要收回17、18号统征地时,村民要求对往年低价征用的土地,重新补给征地款,并返还部分土地,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国(境)外一批媒体就此事件对国内征地补偿等方面的政策大做文章,丑化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三)对征地过程不公开不满。

粤东、粤西等地一些农民反映,从土地征用的认定,到补偿费的确定和劳动力的安置等,基本上由政府、用地单位和村干部说了算,农民没有多少知情权、发言权。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往往变成了“村干部所有制”。

村干部操纵着集体土地,在征地补偿款分配、发放、管理和使用等问题上积聚着较大的民愤。

一些地方土地租给企业建厂后,村干部转身以“农方总经理”的身份“代表农民”到工厂里去挂名拿钱,一年出好几趟国,而有的村民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

  (四)对征地安置方式简单不满。

农村征地安置简单化,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生活出路。

目前有的地方已出现“想耕田无地、想打工无文化、想做生意无本钱、低保无份得到”的“四无农民”。

正在“打散工”的失地农民也普遍担心日后生活无保障,心里很不踏实。

珠三角地区一些“无地村”,一半以上的村民长期处于“择业”等待状态,全靠村办企业有限的年度分红过日子,一旦企业发生困难,他们的生活将出现严重问题。

  二、农民负担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承担的税收等政策性负担已全部免除,但反映农民负担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一)农村“三乱”仍时有发生。

各地群众主要侧重于反映“乱收费”问题。

免除农业税后,农民仍然负担着诸多不合理收费。

一是有些地方在农业供排水、供电、农资销售、农产品流通等环节乱加价、乱收费,如违规收取生猪费。

二是有些学校在“一费制”以外,想尽名堂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

如揭阳普宁市一些小学向学生收取“财产维护费”;佛山高明区有的学校向学生收取“午间休息费”。

三是有些医院利用医疗技术的专业性和垄断性,违规设立收费项目,随意提高收费标准和重复收费。

如佛山市南海区一些医院产妇检查,既收产妇诊金,又收婴儿诊金。

四是有些地方对应征入伍人员办理入团手续,收取入团费。

一些地方广播电视部门推行数字电视收费过高,加重基层群众负担。

  

(二)“上学难,上学贵”。

农民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上学难、上学贵”,构成了新的负担。

  1、偏远山区学生上学难。

乡镇撤并后,学校布局调整导致一些农村学生上学路途远,带来了新的“上学难”。

偏远山区小学生每天步行六、七公里上学的现象比较普遍。

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窝子、沐坪、长坪等村有近400位学前班至初中的学生,必须到镇里的小学和中学就读,路程最远的有20多公里。

学生靠搭乘违规上路“营运”载客的农用手扶拖拉机上学,每辆手扶拖拉机上往往挤了二、三十个学生,存在严重安全事故隐患。

由于路途远,一些学生不得不住校,一年下来500多元的住校费用比以往家里一年所缴300多元的农业税还要多。

有些家长考虑到子女自理能力差,索性在镇里租房子来照顾子女,负担就更大了。

  2、中低收入家庭供孩子上学难。

供孩子上学费用贵已成为困扰中低收入家庭的头等难题。

一是学校所收的正常费用较高。

小学几百元,初中几千元,高中大学就更高了。

二是学校规定收费项目之外收费多。

家长认为最头痛的是零星不断的各种交费,如在校喝纯净水要交费,外出游园要交费,看电影要交费,试卷资料复印要交费,补习班和兴趣班要交费,校服要交费等等,虽说每次十元、几十元不算多,但一学期累计起来负担很重,少则几百元,多则过千元。

三是学校之外的上学费用也比较大。

远途学生中巴车接送交通费、学生在校午餐费等,一个学期也需要七、八百元。

中低收入家庭为了孩子,怎么节衣缩食也要保证这些开支。

  3、平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难。

九十年代中期虽然已明令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制度,但时至今日,为重点学校“锦上添花”、“扶强抑弱”的做法并没有真正废止。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展示政绩,不惜集中有限的教育资金打造“豪华”的名牌学校、示范学校,人为地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

这种差距制造了广大家长的“集体恐慌”,从而使“择校热”愈演愈烈,形成千军万马挤“名校”的局面。

不少城乡中小学“名校”收取的“择校费”少则二、三万元,多则近十万元,普通群众家庭望尘莫及;即使负担得起这么高昂的费用,还得辗转托人找关系和门路,才能安排上学位,所以大部分群众子女被拒之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门外。

一些人大代表说,当前“上名校难、上名校贵”的问题,实际上是大多数城乡群众子女享受平等教育权利难的问题。

  4、高等教育费用高不可攀。

供孩子读大学的费用对于收入低微的农民来说近乎天文数字。

韶关市翁源县一位农民说,供孩子上四年大学用掉了家里近30年的积蓄。

他说:

“我这辈子挣的钱都给大学了。

”为供孩子上大学,大额借债的农村家庭比比皆是。

“不上大学等着穷,上了大学很快穷”成为当前农村一种流行的说法,一些家庭“因学致贫”既成事实。

如在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麻坝子村一户吴姓农民家中走访时了解到,他供女儿上大学每年费用约11000元,到今年女儿大学毕业为止,他为供女儿上大学共借了3万多元,其家庭的日常生活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面对昂贵的高等教育费用,粤北、粤西等农村不少两孩家庭,不得不保一个孩子上学,让另一个辍学。

粤北山区有个县分管教育的领导说:

“通过上大学从而改变孩子的命运,是许多农民最热切的愿望。

而高不可攀的高等教育费用堵塞了农家孩子‘鲤鱼跳龙门’这条路。

”  (三)“看病难,看病贵”。

“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了当前农民生活又一种负担。

  1、农村医疗资源难以满足需求。

不少村镇医疗条件和服务质量差,无法满足农民的看病要求。

一些村镇医疗点不足,农民看急诊往往无法保障。

旨在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的乡镇卫生院,由于医疗设施落后,医务人员水平偏低,农民光顾的不多,出现“大医院门庭若市,小医院门可罗雀”的状况。

而农民从山里赶到城里的大医院看病,由于城里优质医疗资源紧张,常常又遇到挂号难、候诊时间长、检查预约等候天数多、住院床位紧缺、手术排期长等问题,造成看病成本上升,所以不少农民感叹“看病难、治好病更难”。

  2、医疗高费用超过农民承受力。

群众普遍反映当前药价贵,不合理检查多,住院“门槛费”高。

“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的说法并不夸张。

在清远市清新县了解到,农民在镇级医院看一次门诊一般要10到20元,看门诊三、五次则要100多元,有病在镇级医院住院三、五天要1000多元,在县以上医院住一次院一般要5000元以上,到省级医院看病住院往往要过10000元。

对于普通农民来说,这样的费用负担太重,不少农村家庭“因病致贫”比较常见。

因此,多数农民对待生病的态度是“小病拖,大病挺,实在挺不住了才去医院”。

不少农村重症病人甚至放弃了救治。

  3、不正之风使患者难以放心看病。

一些群众说:

“到医院看病,就有一种进了自由市场买东西的感觉,很怕挨‘斩’。

”一些医生不是“为医用药”,而是“为药而医”,开大处方、乱检查,联合起来抵制“中标药”,排斥低价药,最终将负担转嫁到患者身上。

患者看病还苦于要找“关系”,特别是生病住院时如果找不到关系“关照”,在手术、用药、护理等各个环节担心会“吃一些亏”,心里不踏实。

如果是做大手术,就要送“红包”。

现在“红包”不能在医院里送了,要找关系联络到医生、麻醉师等,到家里去送。

群众痛恨的还有“医药代表”现象。

不少群众认为“医药代表”至少有两大危害:

一是他们以“回扣”推销药品,对造成药价虚高起到很坏的作用;二是他们每天拿着一叠叠人民币在医院里上下游说和对医务人员“论功行赏”,毒害了医疗风气。

  4、合作医疗尚未普遍惠及农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谓“借千家之力,解一家之难”的好办法,是一件利农助农的大好事。

但现实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尚未完善,农村参保率还不高,投保额较低,能汇集的资金有限,对大病的救济能力仍不理想,农民尚难于利用新型合作医疗的优越性,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烦恼。

  (四)农资涨价不断。

农业生产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去年以来,种子、化肥、农药、薄膜、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普遍上涨。

以粤北地区的尿素价格为例,去年每袋70元左右,现在已经涨到每袋将近120元。

农资价格上涨冲销了取消农业税等惠农政策带给农民的实惠。

粤西一位农民扳着手指头边算边说,去年他家的耕地每亩平均负担农业税12.16元,今年农业税取消了,但由于农资价格上涨,农资开支每亩实际提高了29.7元,农业税取消后增收的希望已化为乌有。

尽管农资涨价与取消农业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农资涨价恰好发生在农业税取消之时,少数农民对税费改革产生了一定的误解。

加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宣传教育不够,对农资市场监管不到位,对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行为打击不力,市场上坑农害农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农民的“怨气”比较大。

  三、农村干部问题  目前,农村非常需要为农民办实事、为农民谋福利的“村官”。

但现在不少农村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村干部意见较大。

  

(一)一些农村干部与群众“离心离德”。

群众反映现在交通便利了,干部却离群众远了;通讯发达了,干部与群众交流却少了;干部文化水平高了,做群众工作却简单漂浮了。

在对“办好事”的认识上,干部与群众之间共同点越来越少。

干部们热心的是如何立项目、上工程,群众关心的却是“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

干部自认为“好事”做了,群众却打心底里不买账。

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吃拿卡要、铺张浪费,办事不公、以权谋私,与群众“离心离德”,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二)村委会直选出现的矛盾影响农村稳定发展。

争当“村官”的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经济较发达地区。

一些候选人为了拉选票,小到送一包烟、一瓶酒,大到分发数百上千元的现金。

一些地方在选举中排斥党组织的作用,导致党组织建议名单上的候选人无一人当选。

一些地方大姓宗族及黑恶势力干扰和影响选举,造成“族大当官”、“恶人受宠”。

部分农村干部群众认为三年一次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周期过短,村干部思想基本上处于不稳定状态。

这些情况使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大打折扣”。

  (三)“村官腐败”损害农村群众利益。

当前“村官腐败”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是以地敛财。

一些城郊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一夜之间入到村里的账上,由于缺乏监督及管理不善,一些“村官”借机谋私,中饱私囊。

二是以权谋私。

一些村干部私款公报,私分盈利;将集体的果园、鱼塘、农机具等转卖或低价承包给他人,从中牟利;一些有利可图的工程如修路,村干部能干的自己干,干不了的转给别人,从中拿介绍费。

三是村务公开漏洞大。

这次各调研组所到的近70个村,对照《村务公开条例》落实情况,村务公开开展比较好的占30%,开展得一般的占50%,开展得比较差的占20%。

在揭阳、汕尾等地,调研组所到的村中,没有一个村的村务公开内容达到规定的要求。

  四、乡镇政权问题  

(一)税改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未到位。

我省大部分农村税改后完成了乡镇撤并,但不少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还未到位,政权运作新机制尚不健全,一系列矛盾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目前乡镇政府在以下三方面职能“缺位”,群众反映比较强烈:

一是公共服务职能未跟上;二是保护农民的职能未履行好;三是组织农民的职能未发挥好。

  

(二)乡镇财政吃紧影响政权运作。

免征农业税以后,乡镇财政收入渠道变得更窄,而下拨的转移支付资金有限,财政资金缺口难以填补,部分乡镇政府运作艰难。

如韶关市曲江区大坑镇政府因无力负担电话费,办公电话已停用。

不少乡镇政府为建校、修路、办企业等筹借了大量资金,形成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如清远市目前村镇债务总数为25.4亿元,其中乡镇负债22.9亿元,村级负债2.4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近2千万元,每个村委会负债17万元。

由于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缺乏资金保障,一些地方未能及时处理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清新县龙颈镇龙北村大坑山水库年久失修,多处漏水渗水,随时有决堤的危险。

若发生事故,约1千亩水田、1500人将受灾。

此情况已上报有关部门,但因资金困难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村委会只好向驻村工作组单位申请部分资金,作简单修补。

不少干部群众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乡镇财政的缺口和债务问题,乡镇政府将不得不再次向农民“伸手”。

这样一来,就免不了要走回历史的老路,农村税费改革将毁于一旦。

  (三)“老板经济”影响基层政权威信。

不少村镇要求外出经商的“成功人士”无偿支援集体经济和公益事业,这种“老板经济”对村镇干部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汕尾陆丰市桥冲镇修32公里水泥路,中小桥梁6座,总投资1168万元,主要依靠“老板”的捐赠。

“老板经济”给农村带来了一定利益,但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一是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不少农村群众宁愿相信老板而不相信政府。

二是村干部对老板产生依赖思想,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老板,而不是党和政府。

村镇干部对“老板”的依附,往往影响了办事和行政的公正、公平。

三是影响农村民主进程。

在少数地方“老板”开始插手村委会换届选举,影响群众对选举人的投票。

一些“老板”被请回当地参加竞选当上村干部后,往往从“赚钱”的角度来考虑党和政府相关政策的落实,对事物的认识上起了质的变化。

  五、农村稳定问题  

(一)珠三角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目前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员急剧增多,如东莞市东城区以往每年遣送“三无”人员达二、三十万人,收容遣送政策调整后,大量三无人员、流窜人员滞留当地,造成巨大治安压力。

外来人员多以同乡等关系聚居,形成了以地缘为纽带的“河南帮”、“苏北帮”、“浙江帮”等。

他们互相争夺地盘形成“割据”,当地治安力量也难以进去。

他们各有标志,如某帮派以“在车子的后视镜上扎红绳”为标志。

他们组织性极强,遇有涉及本帮派或其成员利益的事件,动辄在十几、二十分钟内,聚集几十、几百人到现场,围攻当地群众,或向公安示威和对政府施压,警察被围攻的事件频频发生。

如今年9月初,东城区岗背派出所6名干警被围殴,当值的派出所所长衣裤被扯烂,还被打伤下体。

  

(二)“六H彩”赌博依然猖獗。

群众反映目前“六H彩”赌博活动依然猖獗。

粤北、粤西农村“彩报”满天飞,一些镇村报摊不再卖《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报纸,清一色卖“彩报”。

调研中在清远市一些农村报摊实地察看,《粤彩实战》、《东方心经》、《彩神》等各种“彩报”足有十种之多。

农村群众不但埋头钻研“彩报”,还放下农活,沉迷于《天线宝宝》等香港电视节目,皆因传说这些节目中暗寓“特码”。

有些不法分子甚至将中央电视台每天《新闻联播》节目里中央领导人在镜头中出现的情况加以“诠释”,作为散播中奖“玄机”的依据。

每周二、四傍晚“六H彩”开奖,不少镇村都会出现一段时间通信堵塞,手机打不通,原因是通过手机查询或相互告知中奖情况的人太多,通信系统超了负荷。

群众认为“六H彩”赌博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主要原因是执法不严。

一些执法人员参与其中,采取向“庄家”买“特码”等“霸王”手段,变相收取“保护费”。

  (三)农村信访问题仍然突出。

目前农村信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出于私人恩怨,煽动群众上访,达不到不法目的不罢休的现象增多。

今年9月,韶关市开展煤矿停产、整顿、关闭工作后,发生了矿工游行、静坐等群体性事件。

据群众反映,参与事件的大部分矿工是由某些煤矿主以每天50至100元不等的“活动费”请来的。

当前农村还出现了“土律师”、“非法信访代理人”以及所谓“信访精英”等有偿组织策划群众上访的新动向。

一些中介机构挂出“策划、筹备上访”的收费项目,赚群众的“信访钱”;一些“非法信访代理人”走村串巷收取“信访费”,并向群众施压说,如果不交费,争回来的利益就“没有你的份”。

一位多年从事基层信访工作的干部说:

“群众上访被不正当因素所掺杂,信访工作难度更大了。

”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以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结合先进性教育,认真解决当前农村基层存在的突出问题。

“十一五”期间,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级党委、政府要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切实加大各方面特别是财政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和投入的力度,高度重视解决农村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要动员全省各地结合开展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针对当前农村基层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想方设法认真加以解决,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

  第二,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完善税改后农民负担监管机制,确保农民减负的落实。

要根据中央有关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探索乡镇财政走出困境的可行之路。

强调主管部门要认真研究建立完善税改后农民负担监管机制。

继续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整治工作,严格执行减轻农民负担的“四项制度”。

严肃查处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和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件。

教育、医疗等部门要积极研究推进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抓紧解决“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对农资产品生产、流通领域的监管,坚决打击坑农害农行为。

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来之不易的成果。

  第三,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深化乡镇政务和村务公开等工作,严肃查处“村官腐败”问题。

要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相适应,建立健全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效机制。

适时以省委的名义下发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性意见。

要把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纳入明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部署。

进一步研究细化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若干规定。

加大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力度,争取三年内对全省村两委正职全部培训一次。

坚决制止在农村土地资源开发承发包、农村财务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等行为,坚决查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各种违纪违法案件。

要创新农村民主管理机制,深入推行乡镇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规范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试行村务民主听证等制度。

进一步探索完善“村帐镇代理”、“村帐第三方代理”、“会计选聘”等农村财务委托代理服务制度。

鼓励珠三角等有条件的地区引入ISO质量管理体系,规范村务管理。

强化对农村基层的审计监督,大力推行村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尽快出台村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操作办法。

积极探索统一发放工资补贴、实行“年薪制”等规范村干部收入的措施,从源头上防范“村官腐败”。

  第四,采取各种有力措施,认真化解各种不稳定因素,积极构建制度化的农民利益诉求机制。

推进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高社会动态管理和控制能力。

坚决打击地缘性“帮派”团伙非法活动,保证群众工作、生活正常秩序,保证政令畅通。

进一步加大打击“六H彩”赌博等活动的力度。

近期对全省文化市场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坚决取缔非法“彩报”。

同时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

要围绕《信访条例》的贯彻实施,加强配套法规建设,尽快形成制度化的农民利益诉求机制,依纪依法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要通过多种途径教育群众依法信访,加大对不法分子的甄别和打击力度。

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把解决农村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运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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