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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前沿理论与教学实践
历史学科前沿理论与教学实践
历史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描述和说明，历史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得到更新，本文是在对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焕君教授讲座整理而成，对一些史学前沿问题进行了一定的阐发。
关键词：
历史前沿问题教学实践后现代理论
中国当代史学受年鉴学派和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很大，其直接效果就是学者有意识的对以往习以为常的观念、结论提出质疑，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认识。
这些新认识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细节。
回归常识。
一、历史学前沿理论
1、年鉴学派
代表性人物有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勒高夫、拉杜里等人；以194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区别较为明显。
他们认为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必须放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加以认识，历史学家不能运用历史进步这一先决条件来衡量和选择历史事实，否则就容易歪曲事实，削足适履。
1922年，费弗尔发表《地理环境和人类进化》，突出地理环境和人类历史的紧密关系，既注意地理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又研究人类行为如何参与改造环境。
历史与地理从而融为一片。
描述的是人类的所有行为，既包括物质的文化，又包括思想道德等文化；既有科学、艺术、信仰的发展，又有经济、商业、社会阶层的变化。
布洛赫的名著《封建社会》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界定，不再把封建社会视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而是当做“整体的社会环境”，有其特有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准备，如统治和依附、富裕与贫穷，使人耳目一新。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横向的和结构的研究，目的是展现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一个社会的全貌。
第二期则更为注重历史的纵向趋势。
布罗代尔在名著《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为了体现这种趋势，用了三种不同的历史的时间观念：
基本恒定的地理时间、社会机构的“长时段”和历史事件的“短时段”。
人类的各种活动在不同的时段中产生的结果不同。
人类虽然有能力影响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但是社会机构常常抵制人类活动的干预，甚至反过来对人类活动，特别是对那些在“短时段”中的历史事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总之，人类的政治活动，伟大人物的杰出贡献，只能在“短时段”中发生转瞬即逝的作用，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更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
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的所作所为与社会结构性变迁没有联系。
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是那些在长时段中活动的因素，由大众的生活所组成，包括他们的食品结构、身体状况、衣着服饰、品味爱好、生儿育女和社会地位。
因此，年鉴学派着重搜集人口和经济的材料，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以获取对历史进程的长时段认识。
对这些材料（主要是数据）的计量分析、计算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
由此，他们成功地把历史学变成为一门社会科学。
综上所述，年鉴学派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他们力求展示“整体的历史”，他历史学家的兴趣引向社会的各个方面。
历史学不再为几个历史人物所主宰，成为大众生活的舞台，原来不起眼的因素，都能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素材。
因此，年鉴学派的兴起代表西方历史学的多样化、多元化倾向。
60年代之后，该学派的研究趋向更加丰富，政治史重新受到关注，只不过方法大为不同，更加突出政治的鲜活性。
对大众集合心理的研究更加深入，手法多样。
经济和人口史研究也是花样繁多。
这些都对当代历史学研究影响深远。
2、后现代理论
最先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是在建筑及艺术领域，由于对现代的光滑平顺的建筑不满，出现了反对既有形式为主的建筑。
从建筑结构走向对西方认识论的质疑，逐渐推及到主客二元对立及对精神物质对立的怀疑，对语言的不确定性及客观存在性的质疑，又走向文学批评，最终由文入史。
20世纪70年代，海登·怀特首先发难，他指出：
过去不等于历史，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叙述不见得能被完全理解。
当人们理解时，可能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了。
后现代批评经典与真理，认为一切都是建构出来的，无论是西方的《圣经》，穆斯林的《古兰经》，还是中国的四书五经，都并非真实。
首先，在历史的分期上，无论分为古代、中古、近代还是原始社会、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都是后来的想像与设计。
其次，在观念上历史趋同于现代，因为研究者有了科学观念，所以研究对象也就必须体现出科学观念；有了市场经济概念，所以古代社会也就要找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
因此，后现代史学认为现代史学就是在这些现代观念下，来清理和书写历史的，这与文学写作并无不同。
可以说，文学是在创造（Invent）故事，而历史只是在发掘（Find）故事；文学在想像中写，历史则是在资料中编。
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只是“文本”对过去的描述。
海登·怀特说：
“我们所谓的历史，其实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
”就是说，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写作出来的话语，而且必须先写出来才能被阅读，通过阅读现代人才能与过去发生关系。
就此而言，历史与文学一样，并完全可以由文学理论来诠释。
文学、历史的界限模糊而不分明。
无论古代还是现在，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感情、思路方法、政治时势等因素，也包括历史资料的欠缺、丢失等，历史真相的叙述总会受到影响。
完全讲历史叙述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是不可能的，可谓“不在场的阴影笼罩着在场的”，“过去”与“历史”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很大。
这是后现代史学重视的文本的重大意义，是他们对历史的“洞见”。
文本的突出，揭示了话语的权力，揭露了所谓“真实的历史”背后可能隐藏着不真实的想像和权力。
理性是不可靠的，借助理性构建起来的“宏大叙事”也是不值得相信的，它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下面，隐藏了某种政治和理念。
如作为概念的“国家”。
在后现代史学看来，虽然国家是历史性的政治共同体，但是否就一定是天经地义的？
“中国”是否就一定能和中华民族、中国文化重叠重合，成为民族、文化的代名词？
多民族国家如南斯拉夫、苏联，算是什么国家？
国家如此，“爱国”还能天经地义吗？
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认为国家只是被语言建构起来的“想像的共同体”，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不过是被后来的爱国歌曲、政治宣传、历史传说等建构起来的，互不相识的人，如何可能互相认同为一个民族国家？
同样，“中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性概念？
由此引申，便是该如何对待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乃至“汉奸”？
如岳飞，如施琅？
二、从理论到实际：
历史学的实践
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中曾对“健全的常识”下过一个定义：
健全的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其中也包含了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
常识总是为它所部不自觉的思想范畴所支配的。
例如，如果有人在哥白尼以前说，地球环绕太阳旋转，或者在发现美洲以前说，那边还有大陆，那就是违反全部健全的常识的。
在印度、中国，共和国也是违反全部健全常识的。
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印度这些习惯专制统治的国家中，人们关于国家统治的思想方式都是与君主、专制、极权相联系的，他们无法理解产生于西方的共和国模式，这超出了他们的常识认知范围，所以会很不适应，甚至反对。
但是如果看看中国、印度今天的现状，你会认为常识是可以改变的，或者是可以培养、灌输的，常识是一个逐步健全的过程。
历史学是人们业已形成的知识与观念，这些知识与观念会沉淀下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成为我们理解世界、与人交流的基础。
比如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之类的知识，已经成为常识。
如果有人颠倒这些知识，你会觉得那是违背常识，难以沟通。
由此可以看出常识与历史的联系。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很多已经成为常识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如同黑格尔所说，也是“很不健全的”，需要逐步改善。
通过举例，看看我们一般认为的常识中间蕴含了怎样的历史观念，以及这些观念曾经是如何的不真实，现在又是如何逐渐完善、走向真实的。
1、关于中国近代史
一般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由于西方的入侵，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合作，都在这一判断基础上叙述，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不平等条约是外来刺激，农民、知识分子、官僚的起义、改良、革命，则是应对，从而使得反帝反封建成为一条主线。
但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如此的简单明了，言简意赅？
如果稍加考察，可以发现，这种理论出自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而毛泽东的主旨在于通过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否定资产阶级专政的可能，认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这一逻辑架构中，关于近代史的叙述不过是为了这一政治目的服务。
最近三十年来，国内史学界逐渐摆脱政治因素，从历史原因分析近代史进程，形成新成果，如：
借鉴美国学者费正清“挑战与回应”的观点，从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社会的挑战来分析；传统——近代化理论：
蒋廷黻；中国中心论：
柯文认为近代中国自有其发展轨迹，而且除了军事外，经济上并不落后。
2、五种社会形态论
指人类社会历史相继演进的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一种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
这种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影响巨大，直到今天仍然余波未息。
但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1857-59年，为了批判所谓资本主义永恒论，马克思提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其适用地区仅限于西欧。
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中加以扩展，认为“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依次经历父权制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资本家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
在地理范围和理论外延上都有很大程度的扩大。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史学理论界进一步归纳出“五种社会形态”说，适用的范围是整个人类社会，其理论外延也进一步演化成各种制度。
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将其定型。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表示接受苏联的理论模式，40年代末，更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必修的政治及历史读本。
当时大部分历史学家，如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侯外庐，就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进行历史研究的，并且依据这种理论编写各种教材，教育学生。
这一理论也就成为国内历史教育的指导思想，进而作为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被国人普遍接受。
不仅如此，在这一理论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的名词术语，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历史演进被简单化、线条化。
如“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大多数”、“极少数”、“起义”、“造反”。
后一阶段要取代前一阶段时，必定是因为其更先进、进步，而以前则是腐朽落后，人民生活也是“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穷人受压迫”，所以必须“造反”，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这种思维方式，至今屡见不鲜。
甚至对所谓“封建礼教”、对儒学的反对，很多也是这种思维的产物。
以其中的资本主义为例。
史学界一度热烈讨论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要证明中国古代也存在过资本主义，只是因为外来侵略才被打断。
否则就会与这一理论完全吻合。
但是关于萌芽何时产生，却是众说纷纭，从战国到明清，都有萌芽，从而丧失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
但是，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欧洲，20世纪后半期以来，却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工业革命是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可见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本身就需要不断地探讨与完善，而不是当做真理，顶礼膜拜。
3、炎黄子孙
《五帝本纪》评价黄帝：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汉代到清代，黄帝被作为皇权的象征来祭祀，代表的是皇统。
晚清时期，在反满斗争中突然转型，被认作是“国族”或汉“民族”的象征，成为国民认同的形象。
后来，为了顾及长江流域，又隆重推出炎帝，都是为了强调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1908年，同盟会于东京遥祭黄陵，祭词说：
我民族屡蹶屡振，既仆复兴，卒能重整金瓯、重振玉宇者，莫非我皇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而佑启之也。
1935年，中国国民党推派中央执监委张继、邵元冲，“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辕轩氏之灵”，祭文中除追怀先祖“创业之耿光大烈”外，反复矢言“力排艰险，以复我疆园，保我族类”。
1937年，中共陜西苏维埃政府遣派林祖涵致祭黄陵，并宣读毛泽东、朱德撰写的祭文：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冑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永志勿谖。
以上所引各政治团体的官方宣示，尽管彼此利益相左、意识形态悬殊，企图达成的政治目标也不尽相同，却仍有着基本的雷同之处：
在这些文本之中，“黄帝”虽然依旧维持其固有的“先祖”地位，却已不再是一朝一姓专属的祖源，而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换言之，“黄帝”作为一项认同符号，已脱离旧有之帝王世系的“皇统”脉络，转而被纳入新起之民族传承的“国统”脉络。
伴随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而复活的历史人物，除了黄帝还有郑成功。
1903年，蒋智由就当时出现的“古人复活”现象举上述二人为例，关于郑成功，他说：
又若郑成功者，（本）不甚挂于我国人之齿颊，甚者或且置与叛逆同科，......近则郑成功之行事，亦渐照耀于中国人之眼中，而数为一代之人杰。
康熙时郑亦邹所撰《郑成功传》，1903年，匪石与亚庐（柳亚子）又各写一部传记。
在郑成功的事迹中，焚服告庙、移檄起兵最具戏剧效果，最能震撼人心。
但是在郑亦邹的笔下，却只是轻描淡写：
成功既力谏不成，又痛母死非命，乃悲歌慷慨谋起师。
携所著儒巾、襕衫，赴文庙焚之，四拜先师，仰天曰：
「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谨谢儒服，唯先师昭鉴之！
」高揖而去，......与所善陈辉、张进、施琅、施显、洪旭等愿从者九十余人，乘二巨舰断缆行，收兵南澳，得数千人，文移称「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
然而，在匪石对同一史事的叙述中，郑成功的告庙祝文、移檄起兵的文告变成这样的语句：
呜呼先师！
国家已矣！
父谏不听，母死非难，成功之罪，其曷可逭！
谨谢儒服，以矢厥志。
呜呼先师！
昔为孺子，今为孤臣，仗先师灵，宏济大难。
其济，国民之福；不济，成功之罪。
呜呼先师！
实式凭之。
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敢以一掬泪、一滴血，沥诚竭忠以誓于我三军、我普国国民之前：
呜呼！
尔祖尔父所日日教告于尔等者何言乎？
夫国民之所以能受光荣者，徒以有国在耳。
呜呼！
不有国，毋宁死。
余将誓师中原，与决生死。
尔等有与吾同志愿者，其投鞭来从！
军行矣！
」于是一片「从军」！
「从军」！
「殉国」！
「殉国」！
之声，直应成功誓言而起。
通过对照，可见郑成功的「复活」，其实就是中国国族、汉民族的“新生”
4、火葬与土葬，哪个更文明？
土葬一直是中原汉族的主流埋葬形式，这与儒家理论相关。
古代也有火葬，但一般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也就被视作野蛮。
唐代以后，受佛教影响，火葬开始流行，以致宋初太祖下诏云：
“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为了“厚人伦而一风俗”，所以要禁止火葬。
但民间百姓“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地方官吏也只得“姑从其便”，为此还在城郊建立焚化院、化人亭之类的专门火化场所。
清人入关前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都是火葬，但一旦“文明”起来，就讳莫如深，《实录》、《会典》中都不记载，雍正还为此解释说是因为战争时期迁徙无常，事出无奈。
不仅如此，还通过法律加以禁止，对火葬者施加“杖一百”、“流三千里”甚至“斩首”等刑罚。
同时，由政府出资，帮助无钱购买土地的贪穷之家安葬亲人，设漏泽园，立义冢，无主尸由官府代为埋葬等。
之所以如此，在于对文明与野蛮的界定，以及由此而来的追求与认同。
如同富贵之后忌讳微贱时的出身一样，清人提倡土葬，也正是因其为汉人旧俗，代表文明。
但是，今天再度以为火葬为“文明”。
如果我们探寻背后的原因，是否会对“文明”与“野蛮”转换的微妙之处有所领会？
按照后现代历史学的观点，历史只是文本对过去的描述。
是否意味着，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被写作出来的话语。
问题是：
历史是被谁写出来的？
历史是胜利者写出来的？
谁是胜利者？
在哪些方面胜利了？
其目的何在？
借助何种手段？
想达到何种效果？
以上这些追问，都涉及到文本的建构过程，以及其中隐含的权力话语、宏大叙事。
而能够进行这样的追问，无论是对待历史，还是常识，就不再是不假思索的相信，而是融入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而这正是历史学的根本意义所在。
笛卡尔的呕吐论：
一个人一生总得有一次把自己从小当作无可置疑的一切东西全部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然后再重新开始寻找真正可靠的安身立命之所。
就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而言，这样的呕吐似乎还不止一次。
而且呕吐之后，势必腹中空空，无所依傍，以致彷徨迷茫。
因此必须伴随的再度思考，重新建立历史观念与生活常识。
苏格拉底说：
“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中庸》云：
“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
”
历史学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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