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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苏维埃时代的讽刺文学
第九讲苏维埃时代的讽刺文学
俄罗斯文学向来就有幽默、讽刺的传统。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中有好几位是幽默、讽刺文学的大师，如果戈理、谢德林、契诃夫，他们的许多作品都饱含着幽默和讽刺。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时期的作家仍旧延续了俄罗斯作家的这个优良传统。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社会动荡变革的时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往往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而做出许多不符合时代要求、甚至可笑的事情，从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幽默、讽刺的素材。
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扎米亚金等俄罗斯作家在这方面都创作了可以传世的作品。
左琴科（1894—1958）出身于波尔塔瓦一个艺术家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画家。
1913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受沙皇政府欺骗的蛊惑，抱着“保卫祖国”的热忱，上了前线，后因伤病以大尉军衔退役。
十月革命后，他积极支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8年志愿报名参加了刚刚成立的红军，但1919年就因旧病复发而复员了。
从1921年起，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幽默故事，讽刺满身旧习气的小市民在革命后的新生活中所出的种种洋相。
他的幽默笔调直接师承果戈理，而其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颇有契诃夫的遗风。
他像契诃夫一样，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摄取题材，嘲讽形形色色的市侩心理，庸俗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
他的作品一般短小精悍，语言通俗生动，机智俏皮。
主人公大多是市民阶层、普通百姓，公务人员等。
《贵夫人》，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一个叫格利戈里·伊万诺维奇的人，自述他看上一个贵夫人的故事。
他是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次开会时遇上这个女人的。
“她穿着长统袜子，还镶着颗金牙”。
他迷上了这个女人，便经常找借口到她那儿去。
开始人家不太理他，后来逐渐搭话也多了，他们熟悉起来，开始一块遛马路。
“走到街上，她让我挽着她的胳膊。
……慢慢地满街转悠，象条半死不活的狗鱼”。
后来她又要求格利高里·伊万诺维奇带她去戏院。
恰好单位发戏票，他得到一张，又向同事要了一张，他便领她去剧院了，虽然两人的位子不在一块。
幕间休息，两人在休息厅相遇。
男的说：
“有意思，这儿的水管子没坏吧？
”女的说：
“不知道”，说着便往小吃部走去。
她的眼睛老盯着柜台上的甜蛋糕。
男的说：
“您若是想吃那么一块甜蛋糕，可别客气，我来付钱”。
女的一听，“突然迈着轻佻的步子，走到盘子跟前，抓起奶油蛋糕就往嘴里送”。
男的身上没带多少钱，女的在那里狼吞虎咽，男的心里直打鼓。
她吃完一块又抓起一块，男的几乎要喊出来。
转眼间，她已吃到第三块。
男的说：
“空着肚子尽这么吃，太多了吧？
当心会噁心”。
女的说：
“没关系，我们吃惯了”。
说着又拿起第四块。
男的急了，大喊一声：
“你放下，一边站着！
”他心想，反正再也不和她出来逛了，便同掌柜的算帐，问三块蛋糕多少钱。
掌柜的说，不是三块是四块，因为第四块虽说还在盘子里，可是用手捏了，还咬了一点。
围观者七嘴八舌。
男的只好把口袋全翻过来，掏出所有的钱，刚够付四块蛋糕钱。
男的拿起那块蛋糕对女的说，你吃吧，钱已付了。
女的还没动，有点不好意思，旁边一个人插进来说，我来帮你吃，真的三口两口把它吞下去了。
看完戏回来，女的“操起那副资产阶级腔调”对男的说：
“你这个缺德鬼，我算是看够了。
谁要是没有钱，就别找女人玩！
”男的马上回答：
“不客气地说，女公民，幸福可不在于金钱”。
这应该是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特有的一副社会风俗画。
一个普通的房屋管理员，在革命前应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居然敢去勾搭一位“贵夫人”，而失去往日天堂的“贵夫人”，不惜屈尊跟一个房管员去遛马路、上剧院，而且还不顾有失尊严地吞食蛋糕，完全暴露出那副卑劣的贪婪嘴脸。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叫格利戈里·伊万诺维奇的工人，革命的胜利使他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但是他的思想品质并没有提高，他心目中羡慕的还是旧日的贵族资产阶级，所以便以一副“苏维埃新贵”的姿态去勾搭失去往日荣华的“贵夫人”，满足他的市侩的虚荣心。
小说完全是素描式的写法。
作者对生活的观察，目光敏锐，对小市民和庸夫俗子的描写，虽然只有简单的几笔，却入木三分，让人过目不忘。
作者的语言，非常通俗，口语化，就像同面对面无拘无束地自由交谈。
《产品质量》写的是古谢夫家住过一个德国人，两个月之后，这个德国人走了，给主人家留下很多东西。
有的东西，比如男衬裤、高领绒线衫等，古谢夫就穿用了，而且对外国货赞不绝口。
在德国人留下的东西中，有个小罐子，里面装着很细的浅红色粉末，气味很好闻。
他不懂德文，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问周围的人，也没人知道。
有人说可能是香粉，古谢夫说，“就算它是香粉吧。
让我每次刮脸之后扑它一点儿。
人生在世，即使过这么一次文明生活也是值得的”。
于是他每次刮脸之后就扑一次粉，脸上香气扑鼻。
周围的人挺羡慕，问这问那，他就对德国货大加推崇。
一个多月后，粉末快用完了，一个懂德文的人到他家作客，古谢夫让他看了罐子上印的字，原来是德国出产的驱除跳蚤的药粉。
古谢夫说：
“瞧这产品质量该有多棒！
想搽脸就搽脸，想赶跳蚤就赶跳蚤！
怎么用都合适。
可咱们的东西怎么样呢？
”他又赞扬德国货说：
“怪不得哩，我搽了整整一个月，从来没有跳蚤咬我。
我老婆、儿子被咬得整天搔痒，可我呢，不瞒您说，啥事也没有，别看是虫子，这小坏蛋也识货哩”。
古谢夫崇洋媚外的神态跃然纸上。
左琴科的文学成就为当代人所公认，高尔基曾对左琴科的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左琴科有“独特的才能”，富有“独创精神”，他在给左琴科的一封信里说，“您具有讽刺作家的天资，讽刺感十分强烈，而又伴之以抒情笔调，独具匠心。
在我看来，文学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像您这样成功地熔讽刺与抒情于一炉”。
另一个苏联大作家费定也称赞左琴科善于“把讽刺和感情的真实结合在精心构思出来的故事里”。
然而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后来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很长时间里，他的作品遭到封禁，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才又重新出版。
伊里夫（1897—1937）和彼得罗夫（1903—1942）都是敖德萨人，伊里夫生于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1913年毕业于一所技术学校，曾在绘制局、电话局、航空工厂等单位工作，他自幼喜爱文学，最后他离开了这些工作单位，选择了文学创作。
彼得罗夫出生于一个教师的家庭，1920年毕业于一所古典中学，他当过乌克兰电讯社的通讯员，还当过侦讯处的检查员。
1923年他来到莫斯科，继续学习，然后从事新闻记者工作。
他在几家报社、幽默杂志社工作过，最后，1925年，伊里夫和彼得罗夫两人都来到莫斯科铁路工人报《汽笛报》工作，开始合作写幽默讽刺小说。
他们最著名的作品是1928年出版的《十二把椅子》，小说写一个逃亡的贵族后裔沃罗比扬尼诺夫寻找遗产的故事。
沃罗比扬尼诺夫的姑母临死给他留下遗言，说1919年逃亡时曾将价值数万卢布的金银首饰藏在她家12把核桃木半沙发椅中靠近壁炉的那一把的坐垫之中。
沃罗比扬尼诺夫赶忙回到故乡城市，伙同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投机分子本德尔，去寻找十二把椅子的下落。
沃罗比扬尼诺夫姑母的旧居如今已成为一所幼儿园，椅子早已不知去向。
他们多方打听，总算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打听到椅子的下落，有的在家具拍卖行，有的甚至送进了博物馆，他们两人便到处奔波，去寻找这些椅子，找到之后，又冒着风险去查看椅子中是否有金银财宝，这样，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并且查看了十一把椅子，但是这十一把椅子中都没有他们要寻找的财宝。
最后又多方打听，终于知道了第十二把椅子的下落：
在一家铁路员工俱乐部。
他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
在去俱乐部盗宝的前夜，沃罗比扬尼诺夫不愿叫骗子本德尔瓜分他应得的财产，便下毒手将本德尔杀死了。
他独自潜入俱乐部，找到了那把椅子，但是椅子里空无一物。
灰心丧气的沃罗比扬尼诺夫走出俱乐部，坐在台阶上叹气，恰遇守夜的老头路过，便坐在一起闲聊，从老人的口中，他才知道，财宝被工人发现，上缴国家了。
原来是一个电工在修电灯时，踩着这把椅子，感到坐垫里有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包金银首饰，便上缴国家，国家用这笔钱给工人又修建了一座新俱乐部。
沃罗比扬尼诺夫听了，全身发冷，发出了鬼哭狼嚎似的叫喊声。
小说通过沃罗比扬尼诺夫和本德尔四处奔波寻找十二把椅子的经历，触及到苏维埃国家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讽刺社会上总有些人，财迷心窍，妄图不劳而获，发意外之财。
小说的情节曲折，文笔生动，引人入胜，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小说作者以细腻的观察力和明快的笔调给读者展示了一条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革命风暴所卷起的社会渣滓，某些人身上愚昧落后、自私自利、阿谀奉承、虚伪狡诈等社会不良风气以及某些国家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种种弊端。
读者随着小说绘声绘色的描写，先是失声发笑，继而不禁沉思，感到革命成功之后，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扎米亚京（1884—1937）出生于外省一个贵族家庭中。
虽然名为贵族，但家境并不富裕。
他在彼得堡工业学院造船系学习期间，俄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1905年革命运动，。
扎米亚京也象许多大学生一样，投入了这场革命运动。
后来革命遭到镇压，许多革命者惨遭屠杀和监禁，扎米亚京也被逮捕、流放。
流放刑满之后，他又回到彼得堡工业学院继续学习，毕业后成了造船工程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为俄国监造破冰船，直到1917年才回国。
扎米亚京在大学学习期间便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913年他发表了一个中篇的讽刺小说，名叫《土里土气》，讽刺俄罗斯北方外省的庸俗生活，小说新颖的立意和犀利的笔锋使他在俄国文坛上一举成名。
应该说扎米亚京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坛上就是颇有成就的作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已经“进了大家之列”的。
十月革命后，他参加了高尔基主持的《世界文学》出版社的工作，并为高尔基主编的《新生活报》撰稿，并协助高尔基做一些其他的文化工作。
20年代初期，他曾当过“谢拉皮翁兄弟”这个著名文学团体的艺术导师，后来的苏联文学泰斗如列昂诺夫、费定以及左琴科等人，都曾在艺术上得到扎米亚京的教诲。
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是一部风格独特的作品，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这类反乌托邦小说的鼻祖。
所谓“反乌托邦”小说，就是以怀疑主义的、悲观的目光来看待关于人的幸福未来的“玫瑰色神话”。
长篇小说《我们》写的是1000年后的30世纪一个“统一王国”里发生的荒诞不经的故事。
这个“王国”里的人民没有姓名，只有号码，他们一律穿着“浅蓝色制服”，“整整齐齐地四人一排，如沐春风般有节奏地在街上走，每个男号码和女号码胸前都别着一枚金色的国家号码的号码牌”，人们都住在四面透亮的玻璃房子里。
这个王国里的人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因为谁也不是“单独的一个”，而是“我们中的一员”，甚至男人和女人的性生活也是凭着一张“粉红色的票子”对照号码按规定的时间进行的。
他们全体一致地拥护一位永不更换的“大恩人”来统治这个“统一王国”。
小说的男主人公是数学家D—503，他正在负责建造一艘宇宙飞船“积分号”。
他离开了分配给他的女号码O—90，而爱上了另一个女号码I—330。
小说在写法上模仿果戈理《狂人日记》的笔法，用笔记的方式记录一个“头脑有问题”的人的思维活动。
小说的叙述主体是D—503，他有了个人意识，爱上了I—330，这在“统一王国”中是大逆不道的，于是他自责、矛盾，思想活动很像果戈理笔下的狂人。
因此两位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发展和内心活动构成了小说主要的情节线索。
小说的最后是D—503被强制动了手术，因为他的思想有问题，而I—330则被放进一个玻璃罩中抽去空气，极刑处死了。
小说以反讽的艺术手法，运用夸张、变形、扭曲等艺术技巧描写主人公的感觉和思维活动，取得了独树一帜的艺术效果。
有人认为，扎米亚京具有超前意识，早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就预见到斯大林时代的“专制体制”，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其实《我们》所描写的是一个科学技术和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里一切都是机械化、统一化、标准化，包括人的衣食住行、个人生活。
机器制约人的自由、思想、个性，个人的一切都被高度统一的机械化、标准化淹没了。
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曾提出“世界大同”的理论：
人们一起工作，一块吃饭，一块娱乐，一人喜欢的，大家都喜欢，反之亦然。
然而知识、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类的进步，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实际上是针对着那种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而出现的一种乌托邦的想法的，所以它叫反乌托邦小说。
当然，当时刚刚胜利的苏维埃国家处处强调群体而忽视个性也是激发扎米亚京写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时的社会生活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气氛，文艺作品中歌颂“我们”似乎成为一种时尚。
有一位无产阶级诗人，在他的题为《我们》的一首诗中说：
我们就是一切，
我们在一切之中，
我们是战无不胜的火焰和光明，
我们自己就是上帝、法官和法律。
马雅可夫斯基也曾在一首诗中说：
整个俄罗斯
就是
统一的伊万。
因此，扎米亚京的《我们》可以说是对这种思想情绪的反讽和警示。
这部小说写于1921年，可以想见，这样的小说在当时是不可能出版的，扎米亚京曾在一次文学集会上朗诵了小说的片断。
小说最初以手抄本流传，1924年美国出了英译本，1929年布拉格又出了俄文本，从而引起了苏联当局和文艺界的重视，扎米亚京受到苏联报刊激烈的点名批判。
扎米亚京在一片围攻声中不得已只好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暂时出国“休息一下”。
靠了高尔基的斡旋，扎米亚京于1932年离开苏联去巴黎定居，他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日子。
五年后，1937年，病逝于异国土地上，死后埋在巴黎一个贫民墓地。
布尔加科夫（1891—1940）也是一位命运多咎的作家。
布尔加科夫出生在基辅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神学院的教授，母亲年轻时也当过教师。
这个家庭快乐、安详，充满音乐和书籍。
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音乐和书籍的陪伴下，在幽雅而安逸的气氛中度过的。
作家的父亲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是研究教会史的史学家，但是不幸在1907年患肾硬化去世了，那时布尔加科夫刚16岁。
布尔加科夫兄弟姐妹七人，他是长子。
父亲死后，全靠母亲来支持这个家庭。
布尔加科夫自幼便有很强的独立意识，他不愿继承父亲的衣钵，所以中学毕业后，他没有进神学院，而是考进了基辅大学的医学系。
大学毕业，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尔加科夫被派到前线附近的野战医院当医生，后来因病退役，在斯摩棱斯克一个地方医院工作。
在外省工作，他渴望回到家乡，直到1918年才回到基辅，自己开业行医，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
十月革命后，沙皇政府的残余势力在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战争，这就是苏联历史上所谓的国内战争。
在这个期间基辅是红军和白军争夺的重要城市，曾14次易主，布尔加科夫就遇上了十次。
各种政治势力都要拉他去当医生，他都不得不去，但是他的本性不是当医生，而是当文学家。
1921年布尔加科夫来到莫斯科。
他在莫斯科举目无亲，靠写作并不能维持生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给列宁写了封信，并带着这封信去了人民教育委员部。
当时在人民教育委员部主持工作的克鲁普斯卡娅接见了他，听了他的情况，答应给他以帮助。
1923年他成为《汽笛报》的工作人员，讽刺小品的专栏作家。
在莫斯科他除了写些讽刺小品之外，开始创作中长篇小说和剧本。
布尔加科夫是以小说家和剧作家享誉文坛的。
1924年布尔加科夫发表了中篇小说《不祥的鸡蛋》。
这是一部讽刺小说，写的是一位动物学教授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生命之光”，它能促使动物迅速发育和繁殖。
这项尚未成熟的科学成果被不懂科学却又急功近利的农场领导用于孵化小鸡，结果孵化出来的不是小鸡，而是蛇。
这些蛇生命力很强，繁殖得特别快，造成了毒蛇泛滥成灾。
政府动用红军骑兵来灭蛇，但是无济于事。
最后还是自然界的一场寒流将蛇冻死，才结束了这场人为的灾难。
这篇小说讽刺了那些不懂科学不按事物发展的规律办事、一味瞎指挥的领导者给生产、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因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但是那时在俄罗斯文坛上庸俗社会学的评论家还占据统治地位，他们认为，这篇小说“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高尔基却对这篇小说持完全相反的看法。
他在一封信里说：
“我非常激动地注视着俄罗斯新文学的发展，有许多作品我很赞赏，比如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鸡蛋》就写得机智而巧妙”。
布尔加科夫最享有盛名的作品是《大师和玛格丽特》。
布尔加科夫从1928年就着手写这部作品，写了15章后，也就是在1930年时，他对已写的章节很不满意，便将全部手稿都焚毁了，但是作品的思想、人物始终回旋在他的脑海中，使他放不下，忘不掉，于是在1932年又重新写起，以后断断续续，前后六易其稿，终于在1938年基本脱稿，第二年又进行了修改，并加写了“尾声”一节。
后来布尔加科夫患病，便请他的夫人协助，做了第八次修改，但是第二部没有修改完毕，布尔加科夫便去世了。
但是在当时这部写了12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并没有得到出版问世，直到25年之后，1966年《莫斯科》杂志才首次发表了这部作品。
小说分两条线索展开。
一条是现实的，一条是神话的，但是现实中又穿插着神话。
小说发生的年代是20年代的苏联，魔王沃兰德带着他的随从造访莫斯科，要看一看“莫斯科居民的内心世界是否发生了变化”。
他化装成外国专家，在牧首湖畔的公园里看见莫斯科作家协会主席柏辽兹，正向诗人无家汉论证“世上没有上帝”。
沃兰德上前搭话，如果没有上帝，那么谁来支配人的生活和地球上的秩序呢？
柏辽兹说，人自己支配。
魔王说人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支配，如何管理地球？
他预言，柏辽兹今天就要被有轨电车轧死。
果然，柏辽兹和无家汉一出公园门，柏辽兹就被迎面开来的有轨电车撞死了。
无家汉认为沃兰德一行是以魔法杀人的间谍，便去报警。
有关部门经过查询，近来没有外国魔术团体入境，认为无家汉是疯子，便把他送进了疯人院。
柏辽兹死后，人们非但没有感到悲痛，反而争着要他的房子。
“那些向房管局提出的申请书中充满了哀求、威胁、诬陷和告密”，人们为争房子，不择手段，但是魔王出的贿赂最高，房子便被魔王占用了。
在这里他和大剧院签了演出魔术的协议。
魔王的魔术让莫斯科人惊喜若狂。
他把废纸变成卢布，满剧院飘撒，观众发疯似地争相抢夺。
他还能把巴黎的时装搬到莫斯科，任妇女观众随意挑选更衣。
当时莫斯科文艺界一位名流——莫斯科音乐家协会主席和他的夫人也在座，他不相信这套魔法，提出要沃兰德将魔术的秘密公之与众。
但是魔王却当众揭了他的“隐私”：
昨晚他以参加会议为借口溜到他的情妇家去过夜。
当即引起他的夫人醋意大发，掀起了一场醋海风波。
剧场曲终人散之际，人们一走出剧场，那些换了巴黎时装的女人发现，她们身上的时装没有了，她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站在大街上，一个个惊慌失措，连忙钻进出租汽车回家。
那些抢到卢布的观众，掏钱买东西时却发现，那根本不是钱，而是一些废纸。
无家汉在精神病院认识了一位因写小说而被关进来的作家，人们称他“大师”，而这个称号是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他的情人玛格丽特送他的。
大师写了一部关于本丢·彼拉多的小说，被批评家扣上“为耶酥翻案”的帽子，关进了精神病院。
玛格丽特是个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丈夫是科学界一个显要人物，对她也很宠爱，他们住在阿尔巴特街一栋花园别墅里，生活条件非常优越。
但是她却同大师一见钟情，为大师的才华所倾倒，心甘情愿为大师奉献一切。
大师失踪之后，她很痛苦。
为了营救大师，她答应出席魔王举办的魔鬼晚会，给魔王增加体面。
为此魔王用魔法救出大师。
玛格丽特已变成魔女，她骑着扫把在莫斯科上空飞行，她要找那个批评家为大师报仇。
幸而批评家家没在家中，玛格丽特把他的家具、钢琴、门窗，打了个落花流水。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写的是基督教的神话故事。
耶酥来到耶路撒冷，宣扬善的真理，反对暴政，被犹大出卖被捕。
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在审讯他时，深深为耶酥的话所震动，本想释放他，却又囿于政治上的原因，不敢这样做。
他不愿承担杀死耶酥的罪责，但是又无法推脱，他为此而内心非常悔恨。
他下令秘密地处死了叛徒犹大，又找来耶酥的弟子马太，许之以职务和金钱，以为这样使自己得到内心的安宁，但是他遭到了拒绝，因此他的内心一直经受着痛苦的折磨。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大师写的小说也是本丢·彼拉多的故事，因而形成小说中又套小说的奇妙结构。
小说的最后是大师和玛格丽特喝了魔王的药酒，离开人间进入仙境，双双跟着魔王离开了莫斯科。
表面看来，小说是讽刺20—30年代苏维埃社会中一些人的贪婪、自私，文艺界的不正之风，但是作品还有更为深刻的内涵。
作者巧妙地将历史传奇、神话幻想和现实生活揉和起来，让人和妖、神和鬼、贤和愚、美和丑一齐来显示其本来面目，实质上是要说明，精神支柱，也就是信仰，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极端重要的、须臾不可或缺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支柱，没有道德情操，不过是行尸走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精神支柱，就失去其赖以维系的凝聚力，变成互相撕咬的一群。
魔王沃兰德的形象贯穿全书，但他不是“恶”的化身，他在莫斯科的做为，旨在检验人的信念是否真诚。
小说中关于有无上帝的辩论很有意义。
在作者看来，是否承认上帝和魔鬼的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由此而得出结论，既然没有上帝，人便可以为所欲为，从而否定一切文化、道德传统，否认一切精神价值的东西和人们心中的上帝——最根本的善恶观念。
作者通过沃兰德这个形象，表现出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对人类文化传统、对善与恶这一永恒主题的严肃思考。
布尔加科夫一生经历坎坷，因为写了以白卫军为主人公的剧本，而遭到围攻，致使他的作品无法发表，陷入了失业作家的困境。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于1930年3月28日直接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请求政府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给他安排一个助理导演的职务，以解决生活问题。
过了不久，4月18日，斯大林竟亲自打电话给布尔加科夫，同意在艺术剧院给他安排工作。
然而他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1940年3月10日病死于莫斯科，他的病也同他父亲一样，是肾臓硬化。
临死前10天，当时的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来看望他。
这本是一次礼节性的探视，但是在交谈中布尔加科夫直率地谈出了自己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令法捷耶夫深为震动，颇有相见恨晚的遗憾，不由得坐了几个小时。
布尔加科夫死后，法捷耶夫给布尔加科夫的妻子写了封信，说一见他的面，“我立即清楚了，我面前是个极有才华的人，内心真诚，很有原则性，聪敏智慧。
即使他在重病之中，同他谈话也是很有兴味的，像他这样的情况，真是少有的。
政界人士和文学界人士都知道，无论在创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他都是个不会以政治谎言为自己惹麻烦的人，都知道，他的道路是真诚的，拘谨的，如果说他的生活道路之初（乃至尔后），他所看到的并非一切都如实际上那样，那么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假如他说假话，那倒更糟糕了”。
（约9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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