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出口关系国内文献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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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出口关系国内文献综述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出口关系的国文献综述
第一部分：
国学者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趋势
一、国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的趋势
图1：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国研究趋势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是当前国际贸易研究的最前沿。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主要从企业的异质性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
2003年Melitzd在《产业分配和异质性生产率对贸易的影响》一文中提出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该模型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它用一个简单清晰的模型解决了两个基础性问题：
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以及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产业资源再配置。
在一定程度上，相关文献的数量体现国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的热度。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2004年国就有关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方面的研究，一直到2008年，文献数量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
但是在2008年以后国对异质性企业理论研究文献数量有一个激增，以较大幅度增值长一直持续到2013年。
在2013年以后对这方面研究处于一个较高的稳定水平。
从以上对图形的描述可以至少看出两点。
第一：
国学者的研究能够紧跟国际学术前沿领域。
第二：
2008年以后文献的数量的激增，很可能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大危机有关，国学者希望通过把国际前沿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借以探究中国的贸易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学者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二、国对“异质性企业——出口”的研究趋势
图2：
国对“异质性企业——出口”研究的趋势图
本文重点考察国学者在异质性企业理论与我国出口贸易方面的研究。
从上述趋势图可以看到，国最早对于企业贸易理论研究的文献出现在2007年，直到2010年有一个稳定增长的过程，2010年到2013年也表现出了一个大幅度的增长，之后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出口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马车之一，但在2008年后中国的出口总额出现2009年的负增长，以及之后缓慢增长。
这可能促使了大量的关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中国出口的研究文献涌现。
总之，中国学者对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研究保持了一个较高的热情。
第二部分：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简述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
表1国际贸易理论基本情况比较和总结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又称“新新贸易理论”（Baldwin和Forslid，2004），是最近十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进展。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在了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各个方面。
（1）出口、FDI和异质性企业的国际化选择路径。
主要包括异质性企业的出口选择，不出口、出口、FDI与异质性企业的选择，贸易自由化的效应，企业异质性与产业集聚，异质性企业背景下分析贸易政策等5个方面的容。
（2）异质性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
该部分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企业是通过外包还是一体化来组织生产，外包和一体化是在国进行还是国外进行。
本综述主要考虑异质性企业的出口选择。
Melitz（2003）引入了一个垄断竞争的动态产业一般均衡框架，又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到模型中，理论分析的结果证实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会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为国市场生产，而且贸易的开展会迫使低生产率的企业退出市场。
该模型从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在进入出口市场存在固定成本时，企业生产率对于企业出口能否获得利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导致只有高生产率企业在支付出口市场进入所需的固定成本后才有可能获得利润，即只有高生产率企业才可能选择出口，从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整体上要高于非出口企业。
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更多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高生产率的企业的发展。
该文献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实际上就构成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之后的很多研究都是以此模型为基础而设定的。
本文主要考察中国企业中的生产率异质性与中国对外出口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成果。
第三部分：
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中国出口
企业的异质性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诸如企业生产率、所有制形式、所在行业、所在区域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甚至表现在外商投资来源的差异（Huang，2004；Branstetter，Foley，2007），这些差异都可能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影响。
一般来说，企业异质性的差异主要是企业生产率方面的差异。
企业的生产率是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分析的重点，这里所说的生产率是指企业部的生产率，生产率的衡量通常有两种方法：
一是劳动生产率指标。
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
而非宏观层面上的生产率（宏观层面上的生产率往往涉及到资源在部门间或产业间的重新配置）。
“出口——生产率”关系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企业生产率与出口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分析出口企业和销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是否出口企业生产率显著高于销企业，侧重检验出口企业是否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也就是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选择出口；另一方面分析出口贸易是否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侧重检验是否存在“出口学习”效应，也就是企业通过出口贸易提高了自身的生产率。
无论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一个显性的共同结果是：
出口企业生产率高于销企业。
“出口——生产率悖论”是通过中国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反而显著低于销企业，这与理论的结果正好相反，构成了一个“悖论”。
在某种程度上，“出口——生产率悖论”更多涉及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检验
一、企业生产率与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
唐宜红（2009）通过对我国2005年工业普查的企业数据，对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验证。
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更容易出口。
这说明了Melitz（2003）异质企业模型适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礼卿（2010）运用2004—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出口产出比来测算企业的出口。
研究表明出口企业有着比非出口企业更高的生产率，但这种生产率优势一般在出口企业进入市场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因为进入市场之后出口企业显著提高了生产率。
这篇研究说明了中国企业在2007年以前的出口企业是符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的“自选择效应”，即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进入国市场。
（2013）结合2002—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
本文从两个互补的方面对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进行了研究企业生产率对出口广度和深度的影响。
发现不同企业的生产率与其出口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正相关。
楚仁田国强等（2013）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企业异质性和最低工资在的两国、两要素贸易模型，从理论及实证上考察了最低工资和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将通过选择效应（即迫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降低企业的出口概率，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价格效应将降低企业的出口额，而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额都随着其生产率增加而增加。
剑勇（2013）以投入要素的流量概念为切入点，应用LP方法估算了销企业与出口企业、4类不同出口密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实证分析得出了出口企业的TFP高于销企业。
同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来源于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两种不同机制，其中出口学习效应约占生产率优势34%~35%的贡献份额。
景华（2014）本文选取了我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计算了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检验了两种生产率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两种生产率都与出口规模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这一结果说明，异质性贸易理论的结论不仅适用于服务业领域而且能够解释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问题。
建萍（2014）基于200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以比较优势的差异进行分类，从而对我国的比较优势部门和比较劣势部门进行分别考察。
通过实证分析，我国比较劣势部门的企业没有表现出“出口选择悖论”和“出口学习悖论”。
即该部门部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存在正相关。
而比较优势部门是我国出口“生产率悖论”产生的根源，“出口选择悖论”和“出口学习悖论”仅适用于我国比较优势部门的企业，尤其是民营比较优势部门的企业。
锦红（2015）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说明了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的关系。
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要素配置效率最低，民营企业生产率居中，要素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再次证实了民营经济是我国最为活跃的经济主体。
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有更高效的要素配置效率，因而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跟Melitz（2003）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企业生产率与出口有正相关。
从东中西区域看，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均值最高，要素配置效率也最高，但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二）企业生产率与出口负相关——出口生产率悖论
汝岱（2015）
运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用三种方法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得出了出口企业与销企业的生产率差异随时间的变化。
第一，在整体上看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不明显。
第二，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越来越接近，表明了“生产率悖论”越来越明显。
春顶（2010）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大样本数据（1998—2007），通过细致的分地区、所有制类型、规模以及行业类型的生产率计算和异质性检验分析。
在沿海地区，出口企业较多，出口企业比国企业TFP低的生产率悖论现象更为突出。
制造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出口企业较多，出口企业TFP比国企业低的生产率悖论现象更为突出。
在中国的出口企业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二元分化现象，在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群体中，TFP比较高的企业会自我选择地进入出口市场；而作为中国出口主体的小规模、非国有企业,存在着显著的生产率悖论现象。
在非加工贸易企业中，生产率悖论得到一定的消除。
但是在这个群体中,占有较大比例的大中型企业、制造业企业仍然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
在占据中国外贸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企业中，存在着显著的生产率悖论现象。
礼卿（2010）另外，文章的结果也说明了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着“出口学习效应悖论”，出口企业的“干中学”并不会使使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提高。
汤二子（2011）文献用一种新的方法检验了“生产率悖论”存在性。
文章的创新在于运用另外一种计算生产率的方法。
文章使用2005～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总量法和均值法分行业、分地区计算并比较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来检验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
最后实证检验发现生产率与企业出口是负相关的，这表明“生产率悖论”在中国是真实存在的。
汤二子（2011）本文使用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运用两种方法，其一是计算比较生产率法，其二是运用统计方法检验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差异。
为了结论的准确性，我们分行业、分地区、分企业注册类型、分企业规模检验。
最后检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其出口规模的相关性。
结论认为：
出口企业生产率均值在大部分情况下低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在很多时候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或者与非出口企业无差异；这些都是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的证据。
汤二子（2012）文章试图指出中国企业出现“生产率悖论”原因。
作者认为“生产率悖论”很可能只是一个计算问题。
首先，文章重新设定了企业异质性，即在生产率外再引入产品质量异质性来重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其次，在计算企业生产率的不仅仅只用企业产量，而且也考虑了产品质量。
接着利用2005～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检验认为大部分行业的确存在“生产率悖论”。
汤二子（2012）文章运用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检验企业生产率对其出口决策以及出口规模的影响。
结论认为：
在自由决定进入国市场以及出口市场时，企业未必会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而选择出口；对于全体样本，实证检验认为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是负相关的，生产率更高没有导致更多的出口活动，即表明了国市场企业较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更高。
对于出口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也认为企业生产率与其出口规模是负相关的。
翔硕（2015）运用2000—2006年中国出口企业海关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
在考察不同贸易方式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率时，发现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利润率确实比非加工出口企业低。
三、什么影响了企业生产率对出口的作用？
王恬（2010）通过研究发现如下三个结果：
其一，就企业总体而言，关税减让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率；其二，关税减让对民营企业、不出口企业、不进口机械设备的企业的生产率产生了明显冲击；其三，企业规模越小，关税减让的负面影响越大。
总之，那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在关税减让的过程中受到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志远余淼杰（2013）文章构造了理论模型来解释企业信贷约束如何影响出口。
在实证方面，证明了信贷约束是企业出口额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项目成功率大，容易获得外部贷款，所受信贷约束少，从而可以出口更多产品。
同时，文章也证明了外国资本流入通过信贷约束影响了企业的出口。
第四部分：
对中国“出口生产率悖论”的解释
对于“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原因解释是现有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起来，现有解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加工贸易，融资约束，要素密集度，国市场进人成本和贸易成本，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企业技术和制度的路径依赖中国企业出口决定中生产率不重要等。
春顶（2010）剔除中国工业企业样本中的加工贸易企业以及出口占产出比重超过50％的企业（因为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出主要用于出口），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悖论现象消失，从而证明加工贸易企业的大量存在是悖论存在的原因。
（加工贸易）
戴觅等（2014）进一步将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合并筛选出加工贸易企业，发现中国有20％的出口企业完全从事加工贸易，这些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低10％——20％，剔除加工贸易之后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关系符合异质性企业理论。
（加工贸易）
晴（2013）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中国经济结构特征和出口贸易事实为依据的异质性企业分类模型。
该模型可以解释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
研究发现二元经济结构和纯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是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和劳动力需求悖论产生的原因之一。
朱英杰（2012）运用2004—2009年数据。
文章研究了生产率和融资约束的交互作用。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出口促进贡献还有赖于其融资水平，尤其需要克服融资的阈值效应，避免危机时期优秀企业被“逆淘汰”。
政策启示在于强调对高生产率企业建立政府“临危保护制度”，并引导企业强化部治理能力；最后需要强化物质要素之外的服务型要素竞争优势，从而继续维持我国贸易的“大国优势”。
安虎森（2013）在考虑了市场规模和进入成本的非对称性后，生产率“悖论”得到了解释。
文章指出，当两国完全对称时，高生产率企业同时进入国国外市场，而低生产率企业仅进入国市场；当本国市场规模较小、进入成本较高时，只有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国市场，低生产率企业则被迫放弃国市场而选择出口，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销企业。
由于我国省际也存在贸易障碍，国市场被分割成一个个零碎的小市场，而进入每一个小市场都同样面临着销售渠道、品牌建设和一系列制度成本。
对部分加工贸易类企业来说，进入国市场的成本甚至会高于进入国外市场的成本。
加工贸易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时往往采取订单形式，销售环节是由国外公司负责的，因此在进入国外市场时并不需要太多的市场进入成本。
而进入国市场则要培育品牌，建立分销渠道，反而需要支付更多的市场进入成本。
聂文星（2013）据测算，我国在2005年后出现向“生产率悖论”转化的趋势；并且对全国、行业以及省际数据的检验结果证明了该悖论的普遍性。
基于此，本文依据演化经济学分析思路，指出中国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根本上是由企业技术和制度的路径依赖所致，具体表现为企业出口决策的自增强效应，以及政策、市场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对企业出口所造成的外部冲击。
第五部分：
评述
从上述文献来看，国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中国出口研究最为突出的发现是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了“出口－生产率悖论”。
“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理论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位于学术前沿，几乎所有国家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都支撑理论的推断，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却提供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对理论提出了挑战。
同时，生产率异质性和“出口——生产率”关系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核心假设和重要容，中国的“出口——生产率悖论”违反了理论的核心结论，这一特例不容小觑。
现实中，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企业出口贸易的行为选择值得重视。
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
悖论的进一步验证。
首先，可以使用更多不同的中国企业样本数据开展经验检验，同时更加细致划分企业类型、使用不同的生产率计算方法和计量模型进行检验，探究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悼论”的证据。
其次，搜集其他类似国家的企业样本数据，对其加工贸易企业数据、外资企业数据等进行检验，探寻悖论是否仅仅在中国企业中存在，还是在其他类似国家和同类企业中普遍存在。
最后，使用同样的企业数据，进一步细致深入分析存在悖论的企业类型，更多详细的表现特征，真正存在悖论的企业种类、行业种类时间阶段、空间布局等，全面厘清悖论的分布。
第二、悖论原因的进一步探索与检验。
首先，对于悖论的解释很多，到底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加工贸易、外资企业还是出口密度高的企业（有文献称为“纯出口企业”，引起了悖论，需要有更多细致的验证。
其次，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俘论”的原因是否具有一般性，即是否可以找到其他国家的数据验证原因的普遍适用性。
第三，悖论对理论的挑战和发展。
首先，中国悖论的存在，说明需要给理论加上注解和约束条件，能否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将两种情形都包含在，形成更加一般性的理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中国悖论的特例在理论上应该如何解释，例如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生产率”关系需要理论上的发展。
第四，悖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企业的二元出口贸易结构有何特点，悖论的存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就业存在怎样的影响，悖论引发的二元出口结构是否可以持续，未来应该如何转型和发展都是待解决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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