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新进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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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新进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新进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
近十余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所做贡献的理论思潮,结构主义思路再度被人们所关注。
本文主要介述20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结构主义思路取得新进展的三个主要领域,即国家干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在此基础上,再就这一思路的新进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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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主义思路政府干预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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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新古典主义复兴”中批评结构主义思路国家干预理论的主要论点是:
这一思路中隐含了政府具有干预经济的无限能力的假定;贪污受贿和“管理失效”等“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政府干预为租金打开了广泛的空间;外向型经济可使政府不容易助长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为了纠正政府干预造成的种种“扭曲”必须“矫正价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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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结构主义者曾经批评传统新古典理论体系中实际上隐含了市场机制通过价格调节足以带来效率的假定。
新一代结构主义者H.夏皮罗和L.泰勒指出,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是缺乏一个国家理论,原因在于它把经济领域同政治领域分离开来,但与此同时又至少预设了市场机制有能力自我纠正和政府只需起最低限度“守夜人”作用这两个假定。
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有的场合又被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国家理论,包括J.M.布堪南应用“公共选择”理论讨论政治市场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D.诺思把国家视为诸“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并将国家的作用理解为在众多集团中间进行经济效率与国家权力的相机抉择,M.奥尔森对讨价还价、“搭便车”、“分配联盟”等集体行动的分析,等等,但这种新理论不过是把政府干预理解为类似于在政治领域中个人实现最大化的行为,进而将政府政策内生化于一般均衡体系中而已。
他们回击了新古典主义者有关政府干预造成“扭曲”并降低市场效率的说法,认为成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扭曲,同时他们承认,长期偏离市场信号成本高昂,但短期内却能激励企业家精神并促进生产率增长。
他们反对新古典理论有关公共工程势必“挤出”私人投资的推论,认为公共工程可通过互补性“挤进”私人投资,而不是通过利率“挤出”私人投资。
他们肯定,政府对教育投资带来的成效远胜于新古典模型中常常讨论的个人或家庭对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
H.夏皮罗和L.泰勒还设想,用政府不完善不可避免性假设取代流行的市场不完善假设,用以解决在发展中国家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无法避开政府被“寻租”所腐蚀的环境但同时又要求政府从经济活动中脱身出来的两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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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斯特里顿认为,“新古典主义复兴”混淆了市场和国家之间各自作用的一些重要差别。
他反对那种声称效率、公平和自由要求甩掉政府而听任市场的“国家最低限度干预论”,认为那种纯理论意义上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依赖于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许多条件;为了使现实的市场正常运转,强大的、在某些场合甚至是扩张的政府必不可少。
他甚而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不到“看不见的手”,假如能感觉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它肯定是被一只“看得见的强有力的胳膊”所引导。
在他看来,自由市场是一种既可以行善又可以从恶的中性制度,“看不见的手”能以窒息的方式发生作用,它还会为某些不利于公众的共谋行为助一臂之力。
发挥市场优点的条件在于竞争的存在。
他提到,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人们为“反对公众而进行勾结”和“用诡计来提价”以及地主们“在从未播种的土地上收获”,实际上就是寻求“租金”的过程,但他认为,新古典理论得出减少“寻租”的唯一途径是限制政府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他写道,私人动机和公共部门的动机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虽然追求私利的行为在公共部门也会发生,但如果把公共部门同私人之间的区别降低到统一的自利层次上并且将理性行为等同于自利行为,那就太荒唐了。
他发现,新古典主义国家学说走了两个极端:
在A.C.皮古、A.勒纳、J.米德那里,政府是不会做错事的;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政府是不会做正确的事情的。
他以为,政府无法使一切（公共福利或自身利益）都达到最优。
P.斯特里顿赞成有必要对“矫正价格”这一概念区分为“使价格得到矫正”和“让价格逐渐得到矫正而政府无所作为”两种不同含义。
他认为,要是没有公共部门的互补性行动,即使价格是“适当的”,也只会是低效率的,价格只有在政府采取互补行动的前提下才能对供求产生影响。
在他看来,“矫正价格”绝非东亚经济成功的主要秘方,也就是说,它不是一剂足量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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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巴丹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些为市场经济运作所必不可少的制度结构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脆弱,要么制度设计有问题,要么设计好的制度在履行时绩效不佳。
他觉得,发展经济学家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精细的国家理论。
他把对发展中国家分权化的研究看作是一条走出“老掉牙的”国家与市场争论死胡同的好路子。
在他看来,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低效率同国家干预不协调往往是社会深层次中潜在冲突的征兆;另一方面,比宏观层次更尖锐的是地方社区层次上的“制度失效”,这两个方面在市场与国家的争论中往往被忽视。
他重视东亚政府用为私人部门提供支持与互补作用的方式在解决“协调失效”中担当重要角色的经验,认为P.克鲁格曼等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由于行政能力低下和政治凝聚力不够而带来的政策协调困难以及对资本的微观管理中出现的激励和组织难题。
至于“寻租”理论,他认为该理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它仍然不能解释在政府干预程度相同的国家之间腐败在程度上的差异为什么如此之大。
在“寻租”理论中,政府被看成是一群有组织的盗贼,这无助于解释某些国家中腐败何以更盛行的难题。
他提出减少腐败的途径之一,是削弱官员在对居民发放许可证、提供补贴或转移支付资金方面的权力;另一个途径是采取行政方面的改革措施以抵制腐败。
尽管许多国家周期性地开展反腐败运动,但这类运动的效力因场合不同而不同,重要的是使各种诚信机制制度化。
他提到的诚信机制有:
独立的公共审计机构,设立由市民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以提供信息和实行监督,建立地方巡视官机构以便对官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监控,形成强有力的新闻曝光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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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收入分配理论的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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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思路的收入分配文献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沿袭早期结构主义思路论证模式,主要代表有J.M.劳、I.阿德尔曼和S.罗宾逊。
J.M.劳批评了包含在新古典资源配置模型中的收入分配理论。
他写道,新古典思路从工资决定于充分就业这一假定出发,认为对生产资料支配的不平等不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后果。
然而,按照结构主义思路,财富分配同资源配置之间的关联总会发生,其原因不仅在于财富集中将导致失业和生产过程的矛盾,而且还在于这一关联是同通过市场进行的资源配置过程相关联的诸多难题的主要根源。
显然,仅仅对市场过程进行分析不足以理解全部经济后果。
I.阿德尔曼和S.罗宾逊表明,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所依据的“涓流效应”假设是建立在对历史误解基础上的,它忽略了19世纪工业革命中不平等愈益增大的特征。
该假设认为,当穷人的条件改善时,增长会对不发达国家中最穷的人施加影响,正如20世纪的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中的穷人施加影响那样。
他们探讨了许多国家收入分配的趋向,证明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上没有显现出收入分配自动改进的趋向,因此存在着库氏“倒U曲线”,但在结构转变的后期阶段上,不平等趋向是否下降取决于各国实行的有关政策;此外,国内不平等比国际不平等显得更加重要,但无论是国内或国际不平等的下降,都将对减少贫困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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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文献侧重于结构与制度的功能性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代表人物是L.泰勒、D.雷伊和P.巴丹。
为了反映第三世界国家收入分配的“扩大的功能性分配”特征,L.泰勒建立了结构主义的收入分配矩阵模型,以表现在储蓄倾向、消费与投资行为、资产选择和对价格形成的支配力方面不同于发达国家。
在他的矩阵中,任何角色的运行空间均取决于被研究经济的制度与历史。
D.雷伊强调,市场不存在或功能不全不仅创造了广泛的外在性,还在于消失的市场具有重要含义:
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平等在许多发展问题中起着关键作用,也就是说,不平等对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等经济绩效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P.巴丹从三个方面批评了新制度经济学家涉足收入分配领域时暴露出来的理论缺陷。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所继承的传统新古典理论关于平等与效率之间相互替代的推论在许多场合不适用,虽然有利于穷人的增加平等的政策在严重地破坏效率的前提下不可能维持长久,但仍然有某些场合使得效率与平等并行不悖,例如由政府出面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改革,向穷人提供生产性和赢利性的就业机会,等等;第二,新制度经济学家同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专注于改进配置效率的经济制度,他们往往把改进效率的制度变迁同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变迁分离开来,这无助于透彻地解释同收入分配有关的集体行动、讨价还价等问题;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环境资源被过度利用和恶化归结为对地方性公共资源的私人产权界定不明晰,他认为,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意味着剥夺了穷人接近公共资源的权利,进而使穷人的状况更加恶化,因此,公有地产权私有化具有严重的收入分配后果,尤其是当私有化被认为是不公正时,会导致不负责任及破坏活动,最终使包括产权所有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境况变坏。
在他看来,在人类不平等状况既定的前提下,某些人持不参与的态度甚至退出而引起的低效率可能比更为不平等情况下的低效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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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进口替代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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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进口替代所作的理论与政策分析一直是结构主义思路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之一,针对近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界重新表现出对进口替代的浓厚兴趣,结构主义者也对这个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
D.菲利克斯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债务国实行反进口替代计划归于失败,加上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再度抬头,激起了人们重新思考把进口替代作为取代出口导向的一种选择。
在他看来,进口替代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赶超战略,其中技术引进起着关键性作用,而技术缺口的存在是区分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标记,以往的所有争论集中在进口替代能否缩小该缺口这一点上。
同技术缺口相联系有两个主要障碍,一个是融资,另一个是规模经济。
历史上有法德两国以金融业和企业相互融资以及沙皇俄国以政府集资和融资的方式来跨越第一个障碍,但规模经济这个障碍却不容易越过,这是因为保护培育了一大批同进口技术相关的规模不足的企业,致使进口替代向大规模工业品出口的转变过程放慢。
他赞同那种把进口替代成功与否同“硬国家”（strongstate）与“软国家”（weakstate）的差异有密切关联的说法（例如,P.巴丹并不认为进口替代的衰竭使得印度的工业增长放慢,相反他认为,由于印度的“软国家”在管理工业计划方面越来越缺乏效力而阻碍了增长,进口替代的目标并没有错,而是目标实施过程中出了差错;由此他建议,“硬国家”只需更有效率地推进现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有节制地依赖工业品出口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更快增长）,并且也认为东亚的进口替代模式是一个由国外设计并且由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的初级进口替代,继之为出口同类产品以赚取外汇和进口技术上更加复杂和规模密集型产品的阶段,然后导致旨在减少这类进口的第二级进口替代阶段的系列过程。
D.菲利克斯试图解释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同亚洲相比何以更不稳定、更不平等和更易于发生危机的原因,为此而强调文化和历史对消费偏好形成过程的影响。
他指出,这类影响是决定进口替代成功与否的关键:
在东亚地区,亚洲人共同拥有使得产业排序过程同拉美各国相比能够更富有社会理性且又更经济地进行的那些制度和文化特征,因此,这一地区除韩国之外并未出现收入集中的趋势,同时私人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在拉美地区,城市中上阶层的消费行为不仅能解释消费的进口密集型倾向趋高而家户储蓄率趋低的原因,而且能说明在收入愈益集中的同时仍然存在高通货膨胀和高外债的原因。
他反对新古典主义“矫正价格”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否认进口替代能产生发展所需要的关键要素并且否认技术缺口的重要意义,似乎只要使国内相对价格向国际相对价格看齐,就能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而技术缺口让国外资本与企业去填平。
他觉得,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和智利市场自由化改革与波多黎各出口导向“奇迹”的失败,皆根源于拉美诸国经济中的结构性因素,即使是曾经有过辉煌业绩的巴西等国,在其进口替代工业化迅猛推进的“硬国家”阶段,所替代的行业并不是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行业,而是小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行业。
可见,在拉美国家消费偏好的进口密集型倾向为给定的前提下,市场自由化也会产生不稳定和不平等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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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夏皮罗和L.泰勒写道,来自贸易的动态收益和出口促进战略并非对每一个国家都适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成功因各种不能视为给定的结构性条件而异。
他们批评了主流经济学有关对外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有高份额有助于工业化以及把取鳆贸易障碍作为政策导向的观点,指出高速增长的国家并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或越来越高的出口占GDP份额,而“自由放任”的政策观点忽视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利的生态条件、出口数量和价格大起大落、政治动乱等客观困难。
针对“新古典复兴”中流行的进口替代引起“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说法,他们反驳道,发展中国家国内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UP）并非经济中所发生的唯一扭曲,跨国公司、某些国际市场中强大的寡头垄断、获取技术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因素的存在均破坏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假定,即便贸易体制有更大的开放性,也不能担保出口促进战略就一定比进口替代少受DUP活动的影响。
他们谈到,进口替代可以使一国较少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进口替代通常先于为出口而进行的生产,而且两者之间衔接的滞后过程非常短,这也许是出口推进被要求对进口替代给予补偿的缘故。
他们提到,土耳其20世纪80年代的出口“奇迹”便是以由进口替代所创造的原有的工业基础为依托的,土耳其被认为是进口替代不一定会导致令人沮丧结果的事例。
在历史上,也有大国在制造业中先利用进口替代然后实行出口战略的例子,其基本前提就在于通过保护市场来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他们进而得出的结论是:
历史事实证明,工业化并不是在完全的自由市场体制下达到繁荣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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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布鲁顿写道,近年来出现的证据和论点对出口导向的正统性提出了质疑。
在他看来,出口导向战略没有考虑一个社会内在的和依赖于该社会根本特征的那些条件,这意味着出口导向战略有它的条件性,对它的评价需要重新定位。
他批评了“有效保护率”概念,认为一些国家或地区一直实行相同的保护措施,虽然一度经历了失败,后来却又取得了显着的成功,这说明主张“有效保护率”的学者并未将“有效保护率”的作用解释清楚。
他不同意对“寻租”的计算方式,觉得这类成本应当追加到传统意义上被承认的垄断和其他扭曲所造成的成本上去。
他更为关注的是如何阐释进口替代的成败。
他以经济增长率、识字率、基础设施投资额、预期寿命等指标说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但他同时指出,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仍处在进口替代阶段,其标志是:
在制造业占GDP比重上升的同时,国内生产消费品和简单的资本品,并仍然从国外进口资本品。
他提请人们不要忘记,世界银行1978年第一份《世界发展报告》中对进口替代曾予以肯定。
H.布鲁顿具体讨论了促成进口替代失败或出口导向成功的一部分条件:
20世纪70年代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油价上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发达国家增长减速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削减等不利条件,而后来世界贸易的扩张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迅猛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
他反驳了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东亚经济成功所作的新古典理论的解释,认为不能仅仅用出口、人力资本、最低限度政府干预这类因素来解释东亚的成功。
以韩国为例,韩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包括统一汇率和鼓励出口在内的政策大变动被主流经济学解释为旨在减少扭曲、鼓励出口并朝着“矫正价格”的方向推进,H.布鲁顿强调,不能只看到表面,应注意到在调整汇率和鼓励出口背后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一揽子配套措施所发挥的作用,韩国政府所使用的进口替代政策工具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也主要是进口配额和出口补贴,但韩国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之处,在于其履行和管理的方式不同,否则无法回答这个难题,即东亚如何能够从推行了10年的进口替代中摆脱出来并突然变得有能力大规模地扩大出口。
他认为,发展的基本源泉在于学习与知识积累,进口替代也是一样,因为进口替代通过保护而在国内引诱了一个内生化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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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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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发达和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由此产生的刚性、过剩、不足、滞后、低供求弹性等社会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是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理论传统,这一传统使得发展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学科相比更贴近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因此持这一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理论结论和政策建议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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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从工业化的总体进程来看,我国已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这表现在仍然存在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扩大,在相对贫困人口扩大的同时仍存在相当数量的绝对贫困人口,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依然严峻,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完善,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效率低下,经济结构中的失衡现象广泛存在,国民经济整体上仍呈现出显着的二元结构特征,等等。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所提供的重要启示,在于它告戒人们应当从各国经济现实出发来考虑适合现时阶段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思路。
具体而言,这一考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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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发挥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现阶段的中国,政府实际上肩负着经济转轨、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这三大使命,亦即国人常说的“改革、稳定和发展”三大任务。
政府的作用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在市场经济远未完善甚至某些市场尚不存在的不发达国家背景下,政府不仅要承担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都必须承担的那些任务,如宏观经济调节,促进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对基础设施投资,避免环境恶化,推动技术进步,建立并维持一个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和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网等,而且要承担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担负的几项特殊使命,如鼓励长期内提高储蓄率,在金融市场不成熟的前提下由国家出面设计一些弥补市场缺陷或暂时替代某些市场条件的制度性措施,在一段时期内保护和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利用产业政策调节经济结构,努力缩小技术缺口等,甚至还要完成经济转轨所要求的那些使命,如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竞争,培育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帮助履行各项法规,等等。
在现阶段,这三类任务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任何一项政策的具体操作往往都包含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
正是从这个意义说,政府干预不能削弱,在某些方面还应当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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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把完善市场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作为一个长远任务来完成。
包括结构主义者在内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已达成的共识是:
包含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在内的市场体制,其完善程度是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标志,市场体制不完善将制约着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我国近10多年来在建立与本国实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且成效显着。
然而,市场体制的培育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需要有长远眼光,不能急功近利。
这方面有前车之鉴。
韩国曾经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佳绩为世人所瞩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和承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0ECD）成员国义务,加快了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步伐。
由于韩国政府急于加入0ECD,在取鳆物价管制,降低进口税率和取鳆非关税壁垒,撤消对经常交易帐户的管制甚至最终开放资本帐户以及对商业银行实行私有化的同时,逐渐放弃了长期形成的政府干预体制,致使国民经济深层次中诸多结构性问题需要得到根本解决的时候却出现了政府宏观调控缺位乃至政策连续性中断的现象。
当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1997年初发生金融危机时,韩国也很快坠人深渊。
此外,市场培育的长期过程中切切不可忽视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蕴涵。
当今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体制,我们所见到是深深植根于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底蕴之中的形形色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笔者不赞同国内多年来轮换借鉴不同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经验的那种倾向,殊不知,市场体制的作用能否有效发挥,最终仍然取决于各国的制度、历史传统、文化底蕴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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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视正在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
在我国收入分配的现存格局中,有的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的却是同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相伴随的。
现实地讲,在改革开放之初,设计出一个让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各个地区和所有的人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齐头并进地走向富裕的方案只能是人为地制造出另一个空想,就像曾经被制造出来的那些空想一样,而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的“不平衡增长”战略却符合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规律。
但现在的问题是,同长期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所伴随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负效应逐渐显现出来,进而对经济改革和发展将产生长远的不良影响。
发达国家和被称为“NICs”的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工业化得以实现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农村过剩人口被工业化进程吸收殆尽。
据估算,我国目前尚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其中不少人属于“老少边穷”地区尚未脱贫或返贫的农村穷困人口,若是再把城市中的显性和隐性失业者、无保障的离退休人员等弱势群体也考虑进来,则贫困人口的数量更大。
穷困人口数量太大势必拖累工业化进程,因此,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收入分配问题。
要想加速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当前就必须遏制住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的趋向。
如结构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政府应当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有所作为,除了采用再分配手段（如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外,还应当继续设法为穷困人口提供更多的赢利性就业机会,但这类机会又取决于能否保持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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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促使对外开放上一个新台阶。
根据结构主义者的定义,我国仍处在进口替代第一阶段后期并正在向第二级进口替代阶段过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就机遇而言,加入WTO有助于国民经济在国际竞争环境中锻炼竞争力,在打破部分行业的垄断局面的同时,扩大已有比较优势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促使那些正在形成比较优势的行业增强实力,并努力创造一个能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环境;就挑战而言,主要是指在加入WTO前的“过渡期”内完成结构调整和加入WTO后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实行正当保护。
当前应加大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强企业效率的力度,并重点扶持那些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潜力大、规模经济效应明显、技术和知识素质含量高的行业;还应更多更好地吸引外资,在部分行业中允许外资通过参与资产重组形成新型的上、中、下游产业链,为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条件。
加入WTO后,除了遵守包括关税减让、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原则等规则之外,还应从我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应用WTO规则保护幼稚产业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并在有必要的前提下实行一定的产业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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