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第1方面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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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第1方面军
第8章、远东第1方面军
1、出击关东军
我们向哪儿走？
滨海地区某人。
现地勘察。
阅兵式和劳动。
战备的重担。
尼古拉耶夫、赫列诺夫、克鲁季科夫……。
敌情概述。
坦克兵如此行动。
我们之所以发动远东战役是因为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坚信我们履行盟国义务的时刻到了：
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满洲（东北三省，下同）和朝鲜，帮助中朝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解放斗争，以至最后保障远东苏联人民的安定生活，并收复被日本夺去的我国领土南萨哈林岛（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
早在欧战结束以前，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就已开始向远东调兵，并抓紧作好当前战备工作，这些措施都迅速而有力地实现了，但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第一，军队调动的距离远达九千至一万一千公里；第二，需要严格遵守各种防范措施，对大批人员和技术装备的调运进行伪装；第三，该地区铁路网稀疏，通行能力又低；第四，时间非常紧迫。
然而，仅从1945年5月到7月间，就从西部向远东和外贝加尔两地运来十三万六千节车皮的人员和物资。
截至对日开战前，连同原驻远东兵力在内，苏军共集中兵员一百七十四万七千四百六十五人，火炮和迫击炮二万九千八百三十五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五千二百五十辆，作战飞机五千一面七十一架。
这种军运。
要求那些筹划上述措施并保证其实现的人员和组织有极其高明的调遣艺术。
兵力集结得如此之多，致使最初展开于滨海地区的一个军队集群，后来竟改编为一个方面军。
驻扎此地各兵团所面临的特殊任务也要求这样做。
3月28日，可算为我直接开始“为东方”工作的第一天。
那天我乘坐“道格拉斯”飞机从莫斯科飞抵雅罗斯拉夫尔，原卡累利阿方面军野战指挥部所在地。
在雅罗斯拉夫尔，两天内我同参谋长A·H·克鲁季科夫、我的后勤副手и·K·尼古拉耶夫和各兵种司令员一起紧张地拟定方面军指挥部的转移计划。
3月31日，从莫斯科开来了专列。
上车毕，火车开动了。
这种时候，像平时常见的那样，在军官中对我们向何处去盛传着各种说法。
我的副官每隔两小时向我报告车里其说不一的推测：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
但谁也没有提到过远东。
直到4月1日我们的军列沿高尔基铁路线开出莫斯科，经由基洛夫市，随后转向西伯利亚时，所有的猜想才自生自灭了。
看来，每个人都明白了我们要往哪里去。
可是我却没宣布明确的目的地。
自然，谁都不敢问我一声。
途中，我温习了自己学过的有关远东战区的知识，回忆当年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时的戎马生涯，还浏览了从莫斯科带来的介绍滨海地区、满洲和朝鲜各族人民的历史、地理和风俗等方面的书。
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方面军司令员M·A·普尔卡耶夫带着情况通报来到我的车厢。
我换了便服前去他的司令部，约好我们以后怎样保持通信联络。
4月13日，我们到了乌苏里斯克区伏罗希洛夫市（今乌苏里斯克，即双城子），前滨海军队集群司令员Ф·A·帕鲁西诺夫中将及其随行人员在那里迎接我们。
翌日宣布，由原卡累利阿方面军野战指挥部组建滨海军队集群野战指挥部。
立即给所有军官换了身份证，于是他们都成了远东军人。
滨海集群当时直属最高统帅。
最实编入该集群的有：
M·C·萨武什金中将的红旗第1集团军、A·M·马克西莫夫少将的第25集团军、B·A·扎伊采夫少将的第35集团军、B·A·维诺格拉多夫空军少将的空军第9集团军。
这些军团与其他一些军团原先一并编入远东方面军。
从1941年到1944年，我国在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的武装力量总称为远东方面军。
在1943年以前指挥它们的是我在骑兵第1集团军时的老同事и·P·阿帕纳先科大将。
他后来去当沃罗涅什方面军副司令员，为了取得实战经验而在那里锻炼，但不幸在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战役期间牺牲了。
此后远东人事几经变动。
我认为这一情况相当重要，所以就此多说几句。
因为依我看，人的因素在军队指挥中起重大作用。
比如，滨海地区各集团军的战备不够充分，就与Ф·A·帕鲁西诺夫的工作方法有直接关系。
我对帕鲁西诺夫中将早有了解，其中包括还在芬兰战局的时候。
这是一位观点与众不同和性格不易相处的人。
我看，没有让他留任滨海集群司令员，好像有些怨言。
而派他去领导丘古耶夫卡战役集群，他表现消极。
我去这个战役集群时，给他指出了他的这种对事业漠不关心的态度。
以后，我们怎么也合不来，他终于去大本营预备队了。
在滨海地区的日子里，工作安排得满满的。
我认为极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同当地党组织和太平洋舰队取得密切联系。
互联共（布）滨海边区书记и·M·佩哥夫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员и·C·尤马舍夫海军上将会晤后，即开始经常进行面谈，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面谈，方面军是很难正常发挥职能的。
那时派出了第一批参谋去现地勘察，以便司令部从一开始就能对军队将在何处和如何行动有个清楚的了解。
紧随这些参谋之后，我也驱车去熟悉部队和地形了。
先从配置在列索扎沃茨克的第35集团军开始。
参谋们从日本海沿岸发来的首批情报足以证实：
一旦日本人登陆，我们这一翼侧是缺少保障的，不得不火速组建丘古耶夫卡战役集群，起初派Ф·A·帕鲁西诺夫担任该战役集群司令员，后由B·A·扎伊采夫接替。
趁着扎伊采夫改编和准备调动自己集群的所属部队时，我开始巡视国界。
我穿着边防军的士兵服出发去边防军驻地，到过两个机枪营、一个筑垒地域、格拉夫斯克镇和一个炮兵连，尔后看了根据我的号令进行的步兵第264师的演习。
往下还是按照同一计划行动。
在斯帕斯克召开了红旗第1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
我们在此骑马穿过无路可走的原始森林，从一个山岗到另一个山岗，去了边境溪谷和一些观察所。
往下又进行了步兵第365师的校阅演习。
从那里我们走了很多边防小队，还到过几个山岗。
然后进行了步兵第258师校阅演习。
当5月9日苏联举国欢庆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胜利日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暂告中断了。
我们在伏罗希洛夫市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尤其令我这个滨海集群司令员喜出望外的是，5月20日从西部开来的第5集团军各第1梯队开始卸载，奉命加强滨海集群。
巡视归来后召开了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作了演习总结，对兵团、部队和分队的行动进行讲评，并草拟了新的训令。
用现代战争经验对军队进行紧张而有条不紊的训练。
需要时，不得不令某些人停职。
但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麻烦。
给舰队、航空兵、炮兵和坦克兵都下达了特别训令。
丘古耶夫卡战役集群所属军队向其配置地域转移，是一项重大措施。
5月底到6月初，翻越锡霍特山脉，适逢山雪消融、河水泛滥时节。
军队要在几乎无法通行的地方兼程前进三百五十公里，占领日本海沿岸各个地区。
我决定去现地勘察丘古耶夫卡战役集群的行军路线及其新驻地，遂乘吉普车启程。
路上时而与第162和第150筑垒地域军队同行，时而与它们迎面对进。
我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到了奥尔加湾，再从那里折向锡霍特山脉。
在许多地方，汽车不听使唤。
我们全都得下车来，把绳索套在自己身上，拉着它走几公里。
我好久没干这种力气活儿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发现一座小木房。
好客的主人让我睡高板床歇息，但我不愿打搅他们。
我把毡斗篷往身上一裹，就躺在地板上睡了。
一早醒来，看见几只母鸡在我旁边安详地走动，这是女主人把它们赶进屋来过夜的。
根据我的副官计算，我们那几天共走三百公里山路。
在一个地方，有一些拉炮的士兵向我热烈致敬。
原来是老相识。
他们从前在沃尔霍夫方面军所属丘多沃筑垒地域和加里宁方面军所属斯维里河筑垒地域的编成内打过仗，而现在又来到这里。
战友重逢总是愉快的。
我们西北的老战士们回忆了一番往事，叙了一阵子友情。
6月11日，我飞往莫斯科，在十天里参加了当前远东战役的研究。
在总参谋部工作十分紧张。
同最高统帅谈了几次话，并负责操练了卡累利阿方面军的混成团，准备参加胜利阅兵式。
还出席了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十二次会议。
6月24日，举行了胜利阅兵式。
来自各个方面军的苏军指战员，从士兵到元帅，都是击溃希特勒德国军队并从灾难中拯救了全人类的人。
现在他们正从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前通过，站在检阅台上的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首先接受检阅的卡累利阿方面军混成团的编队内有那些见识过北极地区冻土带、卡累利阿山地湖和沃尔霍夫河沿岸地区森林沼泽的分队，他们是坚守过诺夫哥罗德、列宁格勒、白海沿岸地区和摩尔曼斯克以及解放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挪威的军人。
在这些分队的行列中还可看到两名指挥员谢尔巴科夫和斯克维尔斯基，他们俩是我的战友。
走在每个混成团的先头通过广场的是各方面军司令员。
两天后，在克里姆林宫为受阅人员举行了招待会。
又过了两天，我返回伏罗希洛夫市。
整个7月份都用来拟定给滨海集群各集团军的战役训令。
以后我们又进行了近似实战的演习。
步兵第258师进行了一次夜间进攻演习，课目是“为暂时迷盲敌人和在对其实施突击方向进行探照灯照明下实施的夜间进攻”。
对各集团军遂行作战任务的准备情况都作了检查。
我们同设在赤塔的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司令部建立了稳定的通信联络，尔后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亲自来了解我们的准备情况。
这次情形大不同了，远非4月份碰上的那种情形。
但是为此我们都做了不少工作。
所以我稍微回过头来，较详细地叙述一个这项工作。
各集团军的野战指挥部以及各兵团一到远东，所有军队和司令部就开始抓紧进行当前战役准备工作。
可是却遇到了种种困难。
这些困难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由于许多兵团及其指挥员和司令部没有足够的作战经验，因为整个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他们都呆在远东。
现在需要在一小段时间内更广泛地向他们介绍我们在西部取得的进攻战斗经验，并且训练远东军人在复杂战斗情况下实施熟练而坚决的行动，好让他们不致落后于从苏德战场调来的同志。
而后者也要根据敌人防御以及滨海地区的地形、天气等特殊条件而采取不同对策。
5、6两个月内，抓紧进行了连、营、团、旅、师、军演习，加强演练了军队在突破坚固筑垒防御地带的进攻战斗中的行动。
各级演习一般都是由富有经验的职级高的首长组织实施。
方面军和各集团军的党的机关起了重要作用。
共产党员总是走在前边，比其他人更主动地作好打仗的准备，而在战斗中也是冲锋在前。
基层党组织得到了加强。
比如，到作战行动开始前，第5集团军所属部队中新建了四十三个党组织。
从5月到7月，滨海军队集群共吸收一万二千五百人入党。
而8月份在远东第1方面军所属部队中又有一万零五百人入党。
当时必须特别重视物质保障问题。
我们国家把一切都用在前方，当时不可能对前方部队和后方部队进行同样供应。
所以对远东军人的供应就差一些。
各滨海兵团集中精力开始准备军事行动的时候，就给他们发放了新军装，伙食大为改善，当然，这一点马上就看出来了。
运到军队的新技术兵器也并非不易察觉。
组织滨海集群，那以后的远东第1方面军的物质保障，并在军事行动斯间安排好源源不断的供应，这项任务落在了新任后勤部长肩上。
Л·H·格拉乔夫另有任用。
接替他的是军需少将и·K·尼古拉耶夫。
尼古拉耶夫极其干练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做了一项数量和规模都很庞大的工作。
在1945年的暮春和整个夏季，当一切必需品有节奏地运到军队时，我们亲身感到了这项工作的成果。
尼古拉耶夫要特别频繁地通过自己的系统，同滨海边疆区的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打交道，这些机关大力协助他，包括安排军队的给养保障。
其余的物资（首先是弹药、补充的技术兵器、燃油、汽车），都由中央运来，同中央的联系一天也没间断。
我看，红军总后勤部的领导人员，对尼古拉耶夫的工作也评价较高。
新的技术装备一下子到了分队、部队和兵团。
有些远东军官竭力让人相信，别想在滨海地区顺利地使用重型技术兵器，首先是坦克，因为地貌复杂。
我们必须用具体经验向所有军官证明，那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除了作报告介绍坦克兵在诺夫哥罗德州、卡累利阿和北极地区这些困难地区的作战经验外，还进行了有坦克分队、部队和兵团参加的演习。
这里也并非都很顺利。
凡是坦克和乘员组经过周密准备，并对仔细研究了地形和组织好演习的工程保障的地方，一切就进行得好；凡是准备工作差的地方，坦克就走得非常慢，有时甚至落在步兵后面。
在这种场合，演习就得从头开始。
在各种集训中都进行了指挥人员训练。
方面军司令部召集了集团军、军、师三级参谋长，以及旅、团、营（步、炮营）三级指挥员，还有军师两极工程兵主任。
其余指挥人员在各集团军和军内集训。
此外，在边境地带正构筑进攻出发地域。
再说一次，方面军未来行动地域尚未做好展开重兵集团的准备。
然而，时间所剩不多了。
因此，一边要完成敷设道路，构筑后方地域，发展飞机场网等作业，一边还要抓紧军队和司令部的战斗训练，并要接纳和集中那些至今还在从西部开来的军队。
在这方面担子最重的是我的副手、方面军工程兵主任A·Ф·赫列诺夫将军。
他是我的老同事。
芬兰战局期间，他曾任列宁格勒军区和第7集团军的工程兵主任，领导了突破曼纳林防线的工程准备和保障工作。
1941年到1942年，赫列诺夫在南方面军的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两个防御地域任同一职务。
当1942年6月重建沃尔霍夫方面军并决定增强我们解除列宁格勒之围的力量时，赫列诺夫调到我们这里来，我真高兴极了。
这位精通业务、造诣高深的军事工程师，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有很好的组织能力，他真是我的难得的必要助手。
而他又以紧张而有成效的工作证明了这一点。
他从1942年夏季起，先后领导了沃尔霍夫方面军、卡累利阿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历次重大进攻战役中的防御地区工程构筑以及工程保障和准备工作。
此外，他还领导了扫雷、恢复水陆交通以及方面军作战地幅内的矿井和矿场。
最后，他和后勤部长一起解决军队的配置问题。
他在战争年代的杰作，先是滨海地区进攻基地的工程准备和保障，尔后是在满洲采取的各种复杂措施。
在满洲，公路和良好的土路极少，军事运输主要是靠铁路。
因而夺取铁路并立即组织运用至关重要。
如果敌人破坏了铁路遂道，那么要修复好，就得两三个月时间。
这会妨碍我们实现在夏秋战局中结束战争的计划。
不用说，采取所有措施都是严守秘密的。
看来，一百五十万军队沿漫长的国境线展开，要想保密是不可能的。
但正像读者往后看到的那样，我们几乎到处都把日本人打得淬不及防，本来他们也预想到当前的战役并加强了准备，但对具体的开战日期，却百思莫解。
顺便说说，对敌虚拟情报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当我和我未来的远东第1方面军的军事们向东方出发时，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免我们这列伪装成六次普通列车的特别快车走漏消息：
不发不必要的信件；在列车到站前就挂出“票已售完”的牌子。
我告诉参谋说，我们去新西伯利亚。
等到了新西伯利亚，我又说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后又说去伊尔库茨克。
在伊尔库茨克我又说去哈巴罗夫斯克。
一直到了哈巴罗夫斯克，我才宣布了终点站伏罗希洛夫市。
当苏斯洛夫中校利用列车在鄂木斯克停车之机，给雅罗斯拉夫尔市的妻子打电报说他此刻正在何处时，这便成了党的会议上审查的问题。
电报嘛，自然是由我们截收了，并且再没发生此类事故。
我换上便服。
无论是我，还是方面军野战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以比自己实际军衔低几级的军人名字相称，如遇必要时则带上相应的肩章，有时不乘火车时也改穿便服。
我叫马克西莫夫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什特科夫叫绍林，参谋长克鲁季科夫叫基谢廖夫，方面军报纸编辑帕夫洛夫叫彼得罗夫。
这也不止一次地闹出了好多笑话。
例如一位从前在远东一起工作的同事迎接我，想要报告。
趁他还没提到我的名字和军衔时，我赶快打开特别证件递给他看，上面有我暂用军衔和姓名。
我只举这么个例子。
我们检查了一个部队的战备后，坐下来吃晚饭。
团长倒是毫不怀疑，可是来布置餐桌的他的夫人，还有几位妇女却总是不住地看我们。
大概，她们当中有人记得战前我在远东工作时的面貌。
我瞧团长妻子跟他说了些什么。
饭后他对我的副官说：
“妻子在笑我，她敢肯定，和我坐在一起的不是马克西莫夫将军，而是梅列茨科夫元帅。
”于是不得不向团长解释说，见怪是可笑的，人们完全相信他，并说时辰一到就把秘密公开。
而现在则要保持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里还有两件趣闻。
4月14日，我在滨海集群司令部开了一个会，第一次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叫马克西莫夫。
会后，一位军官走到我跟前来问我：
“您没听说人们都在谈论梅列茨科夫元帅到我们远东来了吗？
”我说没听说过，我从来就没见到他。
而我在哈巴罗夫斯克同M·A·普尔卡耶夫见面时，这位深知我的过去的老同事，看到我佩带的是上将肩章，急忙指着两块牌子，深表同情地问道：
“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这是怎么回事？
”我笑了笑答道，世间什么事都会有的，同时打开了最高统帅签署的证书。
他从证件里得知站在他面前的是马克西莫夫。
这时将军当然猜想到了是怎么回事，就什么也不再问了，尤其是不久又见到了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的莫罗佐夫上将（P·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该方面军参谋长佐洛托夫上将（M·B·扎哈罗夫大将），最后是瓦西里耶夫上将（A·M·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至于日本人，他们虽探听到了我们这里有一系列新的军人任命，可是始终没猜出来隐姓化名的是些什么人。
（后来审俘时，日本将领证实了这一点）。
下面再回过头来说几句。
在我动身去滨海地区之前同斯大林谈了话，从他那里接受最后指示。
他建议我暂时自称大将以便隐蔽。
但是我愿当上将，并开玩笑说，我还没带过这种军衔，想尝一尝。
我之所以借用马克西莫夫这个假名，是因为滨海地区确有马克西莫夫将军其人，他指挥一个集团军。
我希望日本人误以为所谈的正是他的行踪和他的号令，而不会对自己间谍的有关报告作出敏锐反应。
我们不怀疑有间谍活动。
果真如此，被俘日本将领在受审时很想知道，难道就是这位他们熟知的马克西莫夫将军指挥远东第1方面军吗？
我们十分重视研究敌情。
大家都知道，我们当面之敌是关东军。
什么是关东军？
1898年俄国向中国祖借关东半岛（即旅顺和大连两市所在的辽东半岛南端）。
1905年根据朴次茅斯和约把祖借权转让给日本。
1923年租借期满，但日本拒绝把关东州归还中国，而且于1931年侵占了全东北（中国称满洲为东北）。
“关东军”一词实际上泛指占据满洲的全部日军。
截至1945年8月，关东军编成内，包括满洲国军和蒙疆德王的部队及一些小股兵力，共有二十四个步兵师、九个独立混成旅、一个特别任务旅（敢死队）、两个战车旅和一个航空集团军，总兵力一百多万人，计有火炮和迫击炮六千六百四十门，坦克一千二百五十辆，作战飞机一千九百零七架。
多年来，关东军处于充分战备状态，专门用于对苏作战。
它经常不断得到新的联队和师团补充。
有相当多的官兵轮流派往南洋对英美军作战以取得实战经验。
关东军拥有适合当地地形的技术兵器、大量弹药和粮食储备，即使在满洲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线遭到破坏时，也能长期作战。
士兵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他们受到的是军国主义、绝对服从和极端狂热的教育。
日军指挥部十分重视在边防地域修筑工事。
1943年以前，各筑垒地域主要是供展开进攻集团用的，因此这些筑垒地域就构筑在国界附近，并且纵深不大。
这完全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苏意图。
然而苏德战场形势急转直下以后，东京明白了可能也要转取守势，日军指挥部虽未放弃进犯我们国土的念头，但从1943年起，还是把筑垒地域改向纵深梯次配置了。
工事构筑以东满最为完备，在那里与苏联滨海地区交界处共修建了七个筑垒地域。
所有这些筑垒地域全都构筑了火炮和机枪的永备火力点和土木质火力点以及地道，还有带掩蔽部的观察所和指挥所网，都是根据复杂的地貌及其起伏大等特点构筑的，设置有防坦克和防步兵的各种障碍物，以及带一米厚防护层和发射孔的钢筋混凝土炮巢和机枪巢。
总之，如果要说即将开战的滨海地区，我真“走运”：
你只要想一想曼纳林防线的某些工事，再加上卡累利阿的森林（只是更密些）、北极地区的荒原、诺夫哥罗德州的沼泽和东部的气候，你就会想象出兴凯湖以西地区的情况了。
当时我每个小时都看该区的地图。
其实，在任命我担任新职务时起了作用的，看来不光是像大本营对我说的，因我熟悉我国西北环境，而且还因为我早先就在远东工作过。
现在回过来再说关东军。
它所修建的边防工事，构筑有多层配置的火力点，有稠密的地下设施网，有大量防坦克和防步兵的地雷爆炸性障碍物，还有显而易见的环形防御配系，守备十分强固。
这就要求突破防御时要使用相当数量的破坏兵器。
各筑垒地域掩护着几个最重要的战役方向。
想用重兵迂回过去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为了使军队能向满洲腹地发展突击，必须首先消灭这些筑垒地域及其守备队。
但还不限于此。
日本人已经在所有边境居民地设防。
建筑物都构筑有供射击用的发射孔。
许多行政机关和民用住宅成了独特的要塞。
为了使自己对作战行动地幅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我尽量设法多走几个部队，尤其注意国境线。
我还记得自己战前在这个地区工作时到过的许多地方。
那些不认识我的兵团指挥员感到惊奇地听着，这位无人知晓的马克西莫夫上将怎样告诉司机说哪里好走，可以开得快一些。
整个来说，军官都非常好，正坚定地执行着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新的任务。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说是“新的”？
难道我们的远东军人这些年就不知道他们要和日本侵略者打仗吗？
当然知道。
可是在我军主力被牵制在苏德战场时，远东军人或许预料过，如果日本参战，我方基本上采取防御。
而今并非如此。
倒是我们像从另一种观点研究敌情，心里已把日军作为防御一方来估量其实力了。
顺便说一句，这也具有很大的精神作用。
显然，在准备期间一定要谈到各种作战行动样式的配合问题，其中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提到进攻。
恰好相反，应该首先谈到进攻。
这种情况在某些方面也可表现出来。
比如，了解敌人兵力是必要的。
可是如果不了解敌人的弱点，你永远不会取胜。
因此我们尽量估计到这些弱点。
正如通过侦察所了解的，在抵抗枢纽部之间和在筑垒地域之间，都有一些间隙地没有布满筑城工事。
可见防线虽说差不多是绵亘不断的，但终非全线无隙可乘。
我们就抓住了这个“差不多”。
至于我们如何利用这一点，后面再谈。
最后，日本军阀十分重视构筑后方地域和发展飞机场网。
从1932年起一直到关东军投降，对机场进行了不断的扩大和改建。
在空军基地和机场加紧修建了守备队宿舍、油料库、弹药库、飞机掩蔽工事；敷设了专用铁路线：
修筑了良好的有人工路面的起飞跑道。
通常是构筑几个人工起飞场，以便根据不同季节的风向进行起飞。
机场配置于宽阔谷地内、居民地旁和那些构成战役方向轴线的道路地带。
我军航空兵也进行了相应的准备。
航空兵威力大而速度快，很快就掌握了制空权。
各方面军当前战役的特点，除上述外，还在于距离我国各主要经济和政治中心很远。
因此，在各方面军司令员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一个统辖全部集中对日作战兵力的中间机构——远东苏军总部。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任总司令，希金上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伊万诺夫上将任参谋长。
因为有了远东苏军总部，各方面军得以密切协同作战。
这里共组建三个方面军。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外贝加尔方面军从西面对关东军实施突击：
普尔卡耶夫大将的远东第2方面军从北面实施突击（此外还担负解放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任务）；笔者指挥的远东第1方面军则从东面实施突击。
海军元帅库兹涅佐夫协调海军行动并组织陆海军协同。
下属太平洋舰队司令员（海军上将尤马舍夫）、北太平洋区舰队司令员（海军中将安德烈耶夫）、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员（海军少将安东诺夫）。
空军主帅诺维科夫指挥航空兵。
这一战局的战略计划限1945年内完成，而其实际计算特别精细。
当然这个词儿是多么适用于作战行动。
看一下地图吧。
我们面前是一个向北突出的不规则的多角形，名叫满洲。
如果我军开始从几面攻击驻守在那里的关东军，那么后者将要收缩，争取时间，逐步向朝鲜或中国逃遁。
而这正中东京下怀。
我们的盟军也不会反对，这可以使英美军成为亚洲日占区的唯一解放者。
可是如能迅速粉碎关东军，就会使所有这类打算都破产。
同时也不能忘记，迅速战胜关东军，就会缩短战争时间，从而保存千百万人的生命。
一句话，“蟒蛇”战略对我们毫无用处。
因此，苏联武装力量拟定了另一个计划。
这里所说的是实施一系列深远突击，把关东军分割成几部分。
各次主要战役都具有联合行动性质，并且由远东第1方面军和外贝加尔方面军实施两个主要突击，共同指向满洲的腹地长春；外贝加尔方面军从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地区，经由沙漠和山地实施突击；远东第1方面军则从滨海地区，经由筑垒地域、原始森林和山岭向吉林实施突击。
此后，满洲和关东军将被切成两半，而外贝加尔方面军转兵南下辽东半岛。
另外，还进行两个辅助突击：
外贝加尔方面军由西北面额尔古纳河，从达乌里亚地区向东南实施突击；远东第2方面军由东北面，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向西南配合进攻。
两个方面军所属军队在齐齐哈尔附近会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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