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的上海银行家最新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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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前夕的上海银行家最新资料
上海解放前夕的上海银行家
学界对上海资产阶级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
其中，以讨论与国民政府关系的最多，对于所谓“江浙财阀”的讨论，中外研究成果均已不少。
不过，近年出现了新的趋势：
首先，于时间上延伸，由北伐统一扩展至抗日战争，由讨论与国民政府关系转移到与日本或汪精卫政权关系；其次，由通论化的资产阶级到金融、工业等具体界别的专论，并有新的研究观点，例如以“专业经理”（professionalmanager）来取代原有“江浙财阀”的冠称。
不过，在抗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甚至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有关上海银行家的政治处境及与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还不多见。
本文尝试利用各种已刊和未刊的档案资料，包括银行和政府档案，银行家的私人文书、日记、回忆录等，探讨 1949年上海解放前的上海银行家，如陈光甫、李铭、周作民和包玉刚等，如何就国内政治局势的急剧转变，分别做出对银行家个人和银行机构今后发展不同的抉择，并讨论他们在此期间心路历程的转变。
一、战后中国经济的崩溃及上海银行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但中国的经济只获得了短暂的稳定，很快便进入高速通货膨胀时期。
从1946年开始，中国的物价指数一直飙升，这主要归咎于政府的庞大支出和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当然，市场上出现的炒作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1947年发生的黄金风潮，使时任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及业务局长林凤苞受弹劾下台。
随后，金圆券推出之失败，又使国民政府的威信大受打击。
当然，金圆券推行初期是有抑制通胀作用的。
1948年8月，时任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的包玉刚在上海金融界的一次座谈会上说：
“……俞总裁鸿钧在改革币制时，曾发表谈话，说此次改革币制，政治性要多于经济性，而对此次的措施信心很大。
我们希望当局能多多注意经济性的积极措施，来配合改革币制的成功。
”包玉刚提出了三项即时措施，包括控制市场利率、补贴公用事业、发行辅币，均有助于压抑物价和增加民众对金圆券的信心。
但是，以上三点措施却没有实施过，即使是有，在当时人民的心目中，所有的政府措施都是统制经济的手段，均会受到社会各界的猛烈批评。
1 上海银行家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上海银行家与国民政府维持紧密的关系，是从1927年北伐时代开始，历抗日战争而不衰，但到了大战结束后便出现逆转。
上海银行家不仅对战后中国经济的走向有不同看法。
对于国民政府的强硬金融管制措施更为反感。
1948年8月至11月，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负责人，对动荡的上海金融市场施加管制，被称为“打老虎”，对象不仅是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机会主义分子，更包括了所有不与政府合作的人。
陶启明、戴铭礼、荣鸿元、杜维屏、黄以聪等，都成为当时被打下的“老虎”。
在蒋经国看来，“商业银行多做投机买卖，不晓得发了多少横财。
现在要他们将外汇拿出来，都不大情愿”。
但对于银行家来说，交出外汇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政府强迫的。
有关商业银行向政府移存外汇资产，尽管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但仍未得到所有银行的支持。
1948年9月24日，时任职金城银行的汤象龙一针见血地指出：
“老百姓早已光了，工商界的黄金美钞也缴得不少了，这次存在美国的外汇拿不拿出来，倒是经济管制成功与否最有力的测验，也是最重要的一种配合。
”对于蒋经国逼令商业银行交出黄金、外汇，李铭对之极为不满，他因浙江实业银行移存外汇资产问题与蒋发生磨擦。
1948年9月15日，李铭写信向俞鸿钧抱怨：
前因公会筹议同业外汇申报事，及敝行申报外汇资产数字一节，传闻所及，不幸引起关于敞行及弟之误会。
……弟服务银行业四十年，其闻历任同业公会职务，自国民革命成功后二十余年中，凡遇政府金融上商业上兴革之事，弟无一不竭诚拥护，努力奉行。
爱国向不后人，遇事无不躬行力践。
此次引起误会，实出意外，抚躬自省，殆弟诚
信尚有未孚，是故有此，磨励切磋，端资师友也。
李铭与蒋经国的紧张关系，从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
我突然听说要逮捕李铭，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政府，据说他隐藏了约3千万美元的外汇。
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问他要逮捕李铭的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真的。
因为经国查出具体证据，他拒交3千万美元。
我告诉蒋，他最好亲自过问此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千万，蒋感到吃惊。
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了警告。
就我所知，李铭从未批评过任何人，那时也没有批评过蒋，但那次我在纽约见到他时，他使劲地批评了蒋。
……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他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政府。
……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
正如吴国桢的忆述，如果没有吴从中调解，李铭就会变成蒋经国要打下的一只“老虎”。
需要一提的是，吴国桢和蒋经国的关系并非融洽，吴一直反对蒋以高压手段来施行经济管制。
在蒋经国的日记里，曾经提及这一点，谓：
“吴市长到南京去辞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对于我的作法不满意的原因。
但是为了国家，我不能不这样做。
在今天局势下，倘使再要讲‘敷衍’‘应付’‘迁就’，那一切都将完了。
”李铭虽然对国民政府不满，但根据表1所示，浙江实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无异，都遵照指示交出了外汇和黄金。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10月3日李铭代表全国银行商业公会联合会参加为推行金圆券而设立的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并任主任委员，虽然此后他因“本委员会任务业已终了”而请辞，不过前后态度可谓极为不同，可见他与国民政府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与李铭有类似遭遇的周作民，于1948年9月11日被蒋经国传讯，强迫交出私人持有的外汇，并不得私自离开上海。
笔者怀疑，蒋经国的目标极有可能是由周作民支配的“外汇暗账”。
毕竟周作民与李铭不同，李铭于事后还可参加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一些官职，继续维持关系。
周作民则比较被动，从已公布的《周作民日记册》（1945年6月至1946年7月）来看，战后周一直担心自己的汉奸嫌疑会带来巨祸，与此同时又设法营救正在接受汉奸审判的吴蕴斋。
吴是周的得力亲信，在日治时期管理金城银行，深得周的赏识。
有关这两点，周作民日记里都有充分的反映。
周作民为了营救吴蕴斋及洗脱自己的汉奸嫌疑，用尽了所有办法，最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人际网络。
周利用他与其他银行家如张嘉（王敖）、吴鼎昌、钱新之和政府要员如戴笠、张群的关系成功对抗来自中统、孙科、汤恩伯和其他政治势力对他的骚扰。
首先，周邀请钱新之出任金城银行董事长，自己则任总经理，退居二线。
其次，周通过朱文熊与戴笠拉近关系，朱是张嘉（王敖）的妹夫，周出资帮助朱办南洋企业公司，据徐国懋回忆，“周作民曾对我说，这个董事长是张嘉礅的替身，……他担任南洋企业公司董事长，就是替张的留步，张下台后，随时可接充这个董事长”。
不过，当蒋经国威迫周作民，使他觉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便静悄悄地逃离上海，经广州去了香港。
如表1所示，1948年9月国民政府从商业银行收存的美金达432万、港币130余万、黄金9929盎司。
这批作为支持发行金圆券的储备在中央银行的库房未存放多久就被移走了。
2 中国银行撤离上海
国民政府的迁离计划酝酿于1948年，并于同年实施。
经多番商议后，迁移地点最后决定为台湾。
据陈锦昌研究，蒋介石在1949年正式引退前便已开始部署迁移计划。
一切党、政、军、文化、社会主要机构都按先后次序撤离大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撤离。
从表2可见，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和银元共分四次被移走，总数达2573358两黄金和34000000银元。
作为国家经营的指定外汇银行，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紧随中央银行之后，做出撤离上海的部署。
1949年1月，财政部令中国银行从2月5日起与国民政府南撤广州。
行政院于1月26日密令财政部“所有四行、两局、一库依法应设于政府所在地”。
由于“与政府同在广州办公”有违《中国银行条例》中所规定“中国银行设总行于上海”，遂行一折衷办法，即“派遣高级人员代表总处在穗办公，并留部分高级人员在沪肆应”。
双方达成协议，董事长宋汉章和总经理席德懋等高级职员均需到广州办公。
同年3月21日中行国外部移设香港。
不过，当时设于广州的行政院最关心的，是中行的国外部。
因为控制了国外部，就可支配中行的海外分行，进而调度中行的外汇。
1949年4月23日，总经理席德懋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同人去留问题，结果采取自决办法。
据在中行服务多年的姚崧龄忆述：
自愿留沪之人，虽亦有投机份子，准备靠拢，希望“大用”。
但大多数人，均以家累过重，难以行动，且抗战期间，已饱经播迁流离痛苦，不欲再度尝试，只好一切委之命运，情实可悯。
1949年4月30日，财政部批准宋汉章辞去董事长职位，由席德懋代之，但到了5月5日宋汉章来到香港时，又恢复了他的职位，并从翌日起上海国外部对于外汇交易，只收不付，停止对外开发信用证及购买证，所有电汇、票汇、信汇等业务，全由香港国外部办理，以前上海使用的密押实时取消。
官营银行尚有系统和部署撤离的方法，那么商业银行又怎样呢?
1949年3、4月间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和参议会议长潘公展在上海召开了一次茶会，邀请沪上知名人士参加，包括刘鸿生、吴蕴初、王晓籁、戴立庵、徐国懋等数十人。
潘公展于会上表明了政府对局势的立场，“上海的防御很坚固，保卫上海没有问题。
不过为了予会者的安全，免遭战火的涂炭，希望大家能及早离开上海，躲避一下，飞机、轮船都由政府准备等等”。
潘更提醒与会人士“或者去香港，或者去台湾，可以自由选择；如不离开，将强迫送往台湾”，反映出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轻视。
二、上海银行家撤离上海
除了李铭、杜月笙、周作民与国民政府有过正面冲突外，其他一些上海银行家对国民政府的信心也已开始动摇，关系虽未至于破裂，但正如陈光甫所说的，已经是“若即若离”了。
陈光甫在上海银行家当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首先，他所经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是全国最大和最成功的商业银行，他被誉为“江浙财阀”领袖中重要的一员。
其次，抗战中，他虽然多次率团到美国替国民政府谈判借款，但从不担任政府官职，这和他的好友张嘉礅、李铭、钱新之等不同。
不过，到了战后，情况又有所改变了。
在众多上海银行家中，陈光甫最早意识到上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已不大适合商业银行经营了，或许应该说他早已萌生迁移的打算。
不过必须指出，从抗战结束到1947年，陈光甫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他甚至打破惯例，加入政府出任正式官职。
1947年3月，张群和张嘉（王敖）成功游说陈加入政府当国府委员，而他们二人则分别任行政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
除国府委员之外，陈还被选为立法委员。
同年8月，陈又接受了新成立的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陈在他的日记里解释他为何接受委任的原因：
余与公权兄之私交已历数十年，前年在美时即有公权出任总裁之消息，是时余与馥荪皆允各尽其能以为之助，现在公权跳下火坑，岂可袖手旁观。
贝淞荪亦曾向之述及。
此为技术事务，欲余任此，殊非所常，且余已届六十七岁，不能任此繁剧。
其爱余之意颇殷，即公权兄亦出于无奈而欲余出居其名。
一直到1948年4月新内阁成立，翁文灏和俞鸿钧分别取代了张群和张嘉（王敖）的位置，陈才离开政坛。
在短短一年的参政期间，特别在美援问题上陈始终无法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
当陈卸下所有官职时，中国正高速地走上通货膨胀之路。
1948年12月1日，陈来到了香港，很快便感到香港和上海不同。
首先，他认为香港具有私人企业的创造力，“香港地方由中外人写下了一本私人企业努力之历史，英人政策宽大，地方富力雄厚，皆居民运用天才而成。
中国政府近年处处消灭人民的创造力，私人企业不发达。
其次，香港有自由和平的空气，“吾见香港，并非要看其居民之享受，街市之繁荣，而见其太平。
太平二字，吾将在何处求之乎”?
陈光甫认为，香港对于上海银行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经营环境，他说：
“……中国因通货膨胀，内战不息，上海与长江一带分行，今后无法发展，是港分行维持业务之重心……”
陈光甫不像周作民，并没有设外汇暗账然后设法将之转离上海，也不如其他银行家在l临近上海解放时，解散行里的职员。
他所采用的策略刚好与之相反，他本人离开上海，但机构不动，在内地的所有分支行处仍然继续营业。
更有甚者，一些在解放区的上海银行分行，在国民党政权离
阅报载平津两地本行被许为国内汇兑之一，此事应小心，恐遭人忌。
国民党政府或起恶意之误会，惟有少做，点缀而已。
因果说法可怕，我既不要名，又不在乎利，且些许内汇生意，并无利可图。
此时在他人看来，或以为中共之赞成本行，故允许本行办理内汇，或有想做而得不到者，内心难免猜忌。
很明显，陈的目的是两面逢源，不作任何放弃。
陈本人虽然身在香港，但他认为没有必要长期住下来，“昨云在香港住下计划，我看此情形，似可不必。
一来搬家废事，二共党政策不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企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
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
……我的计划：
一、家不搬仍住上海。
二、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
三、时局不好仍回香港。
四、时局好回上海。
五、香港房子要准备”。
由于陈看好香港市场，1949年1月当北平、天津落人中共控制时，他便开始大举投资香港。
首先，陈筹募港币100万元作为新银行的资本，然后把香港分行重新向香港政府注册，成为一家独立经营，与内地没有从属关系的银行。
不过，这项计划最后要到1950年12月初才能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银行总行于1949年曾经调拨美金100万元“以树立港行在国外信用”。
此外，陈亦利用银行存款转化为外汇、证券等，投资于美国市场。
如表3所示，上海银行投入的资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的数项大型投资，陈的好友李铭和张嘉（王敖）均有参股。
陈对李铭帮助促成与美方的合作大加赞赏，他提道：
“李君为人精明可佩。
因年来中国政治情形复杂，李君难免转入偏重美国之心理，对于外人之事业比较容易接近。
……”陈光甫虽然说过“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时局不好仍回香港”，但他始终没有成行，这极可能与上海银行于内地的业务有关。
与陈光甫不同，包玉刚离开上海后到过台湾，但当他服务的上海市银行召他回沪时，他便以“神经衰弱及胃酸过多症，须要长期安静疗养”为理由而拒绝。
1949年5月9日，包玉刚回信答道：
窃职前以护送眷属赴台经请准给假二周在案，近以旅途旧病复发，神经衰弱，经延医调治，嘱须长期休养。
然以假期将届，为恐贻误公务，用特恳请准予辞去本兼各职，俾资安心疗养。
兹谨附呈医生诊断书乙纸，敬祈察核赐准，实为公德两便。
谨主总经理朱转呈市长陈
职包玉刚呈
有趣的是同在上海市银行任职的包玉刚妹妹包素菊，亦以身体健康为理由，于1949年4月27日辞去信托部信托课的职位。
包玉刚原任上海市银行的业务部经理，1948年4月起升任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
上海市银行隶属上海市政府，于1929年7月成立，抗战时关闭，1945年8月复业。
包玉刚于何时加入上海市银行，已无法考证，估计是抗战结束以后。
根据《伪上海市银行简史及董事会概况》，包玉刚有CC系的政治背景，所以能够当上副总经理。
显然，包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当他离开上海以后，便觉得没有维持关系的必要了。
三、结语
过去，我们对上海银行家都冠以“江浙财阀”的称号，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支持蒋介石政权。
但是，历经抗战时期，到了上海解放前夕，上海银行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已走到破裂的边缘。
这种由支持到不支持，关系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其源头可追溯至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施行经济统制措施，当时上海银行家与国民政府利益上的冲突就已达白热化程度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敢于向统治者挑战。
李铭虽然有所不满，几乎锒铛入狱，但仍继续担任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包玉刚在上海市银行工作，并任国民党上海金融区党部的常务委员，当他离开上海赴台湾的时候，虽多次被召，均无意返沪。
其后更完全脱离银行界，在国民党管辖范围以外的香港发展航运事业。
陈光甫向来不愿担任政府官职，但到了国民政府危急之关头，仍“下水”相救。
一般来说，当国民政府准备撤离大陆时，对商业银行缺乏适当的安排，构成了上海银行家离心的主要原因。
无可否认，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上海银行家为回避政治而撤离上海。
但同时，还应该加上一点，他们仍然希望与上海保持关系。
上海银行家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正如陈光甫所说，“人在香港，心在上海”，至于上海银行于1949年后的业务虽已大不如前，但仍可以维持，主要因为陈光甫的亲信伍克家、资耀华从中协助。
周作民在离沪后把大部分的银行事务交给亲信徐国懋办理，他本人最后决定于上海解放后返回上海，也与徐的安排有关。
杜月笙虽然人在香港，但仍能遥控上海的银行业务，因为他的儿子杜约翰一直留在中汇银行工作。
显然，周、杜、陈各人都有他们在上海的代理人。
上海银行家虽然离开了上海，但仍能与上海保持关系，中间人的角色至为重要，但往往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笔者希望今后能够专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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