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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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
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
如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存在着三种路径：
第一种是“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
它的基本假设和断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社会矛盾，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共同的阶级就意味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共同的利益，后者又进一步意味着共同的社会意愿、共同的社会态度和共同的社会行动。
在这种逻辑推论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定阶级、划成分，来判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和社会行为，一旦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的事件，就上纲上线，用镇压的办法解决。
第二种是“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
它的基本假设和判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社会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制度建设中的不完善问题，也有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更多的是由各种物质利益分配中的不恰当、不协调、不公平引起的。
所以，最根本的是要从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利益主体的物质利益的协调入手来解决矛盾。
第三种是“社会意识”的分析方法。
它的基本假设和判定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一些促成社会矛盾和新型社会运动的“社会意识”，并不属于“客观阶级”的意识，而是属于“认同阶级”的意识，这种“社会意识”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具有“突发”、“快速扩散”和“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特点。
历史和当前的社会实践证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问题，“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和带来极大社会灾难的方法；“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是适合目前大多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方法；而“社会意识”的分析方法，是我们还不熟悉，但适合于一些具有现代风险特征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的方法。
在研究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也有两种观察视角；一种是从冲突事件的结果去进行追因研究——事后的研究，这是目前多数研究的理路；另一种是从主观意识和行为倾向去进行追果研究——事前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往往被人们忽视。
我们在本文中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前的研究，其基本假定是：
客观的社会结构分层和经济社会地位，要通过主观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才能与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关系，这个链条的连接规则，就是我们在本项研究中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这也涉及到，究竟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选择和走向？
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围绕哪些焦点问题重组？
这种力量重组将依照什么样的规则？
本文对“中国经验”的分析，是依据本课题组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①。
该调查于2002年11～12月间对中国大陆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居民进行了“中国城市居民社会观念”抽样调查。
被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8～69岁之间，共发放150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了11094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3.96%。
经过近两年的数据整理和分析，现将我们的初步分析结果和发现报告给大家。
为了节省篇幅，我们省略掉具体的数字分析过程②。
一、关于社会冲突的行动逻辑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在风险社会之前，阶级分析的框架，是理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最基本的框架。
很多西方学者否认这一点，但各种调查结果表明，阶级是各种已有的社会划分中最基本的划分，是人们判定社会位置、分辨利益差别和选择认同群体的最方便的途径。
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中，民众对阶级的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在对马克思的阶级学说的研究中，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人们比较关注阶级的归属与占有生产资料、财富和特权的联系，而容易忽略马克思在人们的阶级本属与人们可能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之间建立的逻辑链条。
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阶级分析的基本路径是把阶级分为“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和“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
一个以社会群体（socialgroup）的形式存在的“自在阶级”，只有通过一个历史的、认知的和实践的觉悟化过程，才能产生阶级意识，才有可能通过一致的集体行动争取共同的阶级利益。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认为，农民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同质的但相互分离的“一麻袋土豆”，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会采取一致的政治行动。
所以，阶级归属与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之间的逻辑连接，需要一个觉悟化的过程，要经过一个获得阶级意识的中间环节。
尽管人们的阶级本属是获得阶级意识的基本要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很多情况下甚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民族、种族、社会地位、被压迫程度等等都会上升为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
如中国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革命，其基本力量是农民，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农民国家，而大量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是由于西方先进思想的导入，形成改革和革命的风潮，特别是在日本侵略中国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抗日救亡成为主流先进意识。
而在德国纳粹党的成员中，工人的比例实际上非常高，这是由于当时弥漫德国的种族主义社会思潮把压迫的根源引向种族问题。
在阶级问题本身的看法上，韦伯与马克思的看法其实很类似，他也认为财产所有权的有无是社会不平等的轴心，人们的市场位置（marketposition）是基础的社会分层维度。
但韦伯从现实生活里看到，在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层认同之间，很多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如西方社会中传统的贵族，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丧失了掌握财产所有权的市场，多数成为破落的贵族，但他们在阶层认同上，仍然自视为和被视为社会的上层。
所以，韦伯提出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形成，除了存在根据财富和收入的多寡来区分的阶级维度，还有根据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和荣誉）的高低来划分的“地位群体”（statusgroup）以及根据权力的差异来划分的政治群体。
韦伯的阶级冲突理论与马克思的冲突理论也极为相似。
他认为导致阶级冲突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一是低层社会群体成员拒绝接受既存关系模式；二是低层社会群体成员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程度。
关于促使群体成员拒绝接受既存关系模式的因素，韦伯认为有四点：
首先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三种资源分配之间的相关程度；其次是组织社会成员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第三是导致权力、财富或社会声望水平提高的个人流动的频率；最后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三种资源分配之间的差距，因为差距愈大，个人向上流动的频率愈低，其后果是愈容易导致低层群体成员的不满。
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里，韦伯的理论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社会地位测量方法的渊源。
这些方法及其各种精心设计的社会经济地位量表，无非是把各种收入、教育、职业等多种影响因素，通过相关系数的分析和加权的方法，测算出一个统一的分值，来描述社会分层的结构。
但是，这些社会分层的方法，都没有深入地揭示描述客观分层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的真实逻辑关系，也没有真正概括出具有规则、定理意义的阶级阶层意识和集体行为形成过程。
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是社会的复杂性。
因为在现实中，决定人们阶级阶层意识、价值取向、社会态度、偏好、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在一些具体的社会景况、所针对的关键问题、大的社会背景以及根本的社会矛盾发生变化和更替的情况下，决定群体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的轴心变量也会发生变化，传统的“阶级决定论”（即认为阶级归属决定价值取向、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的分析方法）就会出现失灵的情况，丧失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
例如，中国近20多年来，在拥护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的方向发生根本质疑这个基本问题的分野上，人们划分成不同的群体意识、不同的社会态度、不同的思潮派别和不同的行动取向，这种分野所涉及的社会阶层认同，常常因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焦点问题而发生重组。
台湾在“统独”这一焦点问题上的政党分野，恐怕根本无法用“阶级决定论”解释。
在西方社会，随着一般民众所关注的生活问题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绿党、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群体等过去的边缘人群，现在都成为影响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其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变数。
西方的政治领袖最激烈的角逐就是大选，而在大选背景下他们最关心的消息是选民意向的变化，竞选的高参们都必须是大众心理分析的高手，比社会学家更清醒地懂得民意形成和变化的规则，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阶级意识在不同国家对政治格局的影响是不同的，瑞典是阶级意识最高的国家，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工会会员率。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90%以上的雇员自愿参加工会，其劳工阶级也持久地支持左翼社会民主党，从而瑞典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类型（Espin-Andersen,1985）。
而美国则被称为阶级政治的“美国例外”（Americanexceptionalism）,劳工政党从未成为政治主流力量，美国历史上工会会员率最高的1945年，也不过35.5%，1978年则下降到23.6%（Goldfield,1987:
10）。
一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葛兰西、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把西方现代社会劳工阶级政治影响力的降低，简单地解释为统治阶级的文化意识和话语“霸权”的形成，或解释成劳工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的弱化，或解释成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死亡。
而一些社会冲突论的理论家（如达伦多夫、科塞等），则看到“共同意识”合法性的减弱、“相对剥夺感”的上升、“不满程度”的加强、“社会流动的阻塞”等，是引发当代社会冲突的新动因。
实际上，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的不一致，在很多情况下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阶级归属”与“阶级认同”之间逻辑关系的最大变化就是在阶级认同上，中产阶级这个含义不清而且争议甚多的阶级成为主流性选择。
莱特（E.O.Wright）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比较重视中产阶级研究的著名学者，他所设计的并被广泛应用的阶级结构调查框架，在不断修订后，与新韦伯主义学者高德索普（J.H.Goldthorpe）设计的同样被广泛的应用阶级结构调查修订框架几乎很接近了（Wright,1999;GoldthorpeandErikson,1992）。
1992年许嘉猷等台湾学者运用莱特的调查框架在台湾进行了“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调查问卷，并把数据与美国和瑞典的同类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①，“资产阶级”（被定义为雇工在11人以上的雇主，雇工10人以下的被定义为小雇主）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66.7%，在瑞典是75.0%，在台湾是57.7%；认为自己属于“劳工阶级”的，在美国是7.4%，在瑞典是25.0%，在台湾是15.2%。
而“劳工阶级”（被定义为没有自主性的受雇者）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54.5%，在瑞典是34.5%，在台湾是41.0%；认为自己属于“劳工阶级”的，在美国是36.9%，在瑞典是63.9.0%，在台湾是52.2%（吴乃德，1992）。
这组数据表明，即便是客观阶级地位有很大差异的人群，他们在对“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上，也大大地缩小了客观的差距。
因为从大众心理学上来看，人们比较的参照体系是不同的，最习惯的比较参照体系，就是自己的过去和社会地位临近的阶级。
在有些情况下，如在收入地位普遍改善的情况下，主观阶级认同的变化轨迹与贫富差距的客观数据的变化曲线，会出现背离的现象。
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社会景况中，其他的社会因素，会超越阶级归属，成为影响阶级认同的更重要因素。
例如，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会超越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上升为社会冲突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1999年4月1日，微软公司总裁比尔?
盖茨的个人财富身价在股价狂潮中达到1000亿美元，这比世界上除18个最富裕国家外的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相当于全部流通美元币值的两倍。
（《每日电讯报》，1999年4月8日）1820年，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生活水准的比率大约3：
1，这项比率到1913年增为11：
1，到1950年为35：
1，现在则上升为70：
1。
（希布鲁克，2002：
97）另外，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项报告，1960至1989年，全球20%最富裕的人占有全球总收入的比例，从70.2%增加到82.7%，而与此同时，全球20%最贫穷的人所占的收入比例从微不足道的2.3%更进一步下降到1.4%。
（希布鲁克，2002：
99-100）另外，根据台湾瞿海源教授1990年主持的第二期第一次“台湾地区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资料，在影响主观阶级认同的各种客观分层因素中，籍贯、教育和职业等因素的影响要比阶级归属大得多。
这项调查把阶级认同等级分为下层阶级、工人阶级、中层阶级、中上阶级和上层阶级。
雇主和受雇者自认为是“中层阶级”的分别为57.6%和49.7%，差别并不太大，但外省人和原住民自认为是“中层阶级”的分别为60.6%和25.0%，差别非常明显。
而大学以上教育和小学以下教育的人自认为是“中层阶级”的为60.4%和35.4%，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体力工自认为是“中层阶级”的为60.4%和35.4%。
（黄毅志，2002：
31）在台湾特殊的景况下，外省人和原住民之间在阶级认同和社会态度上的明显差异，成为目前台湾政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数。
英国近年来关于政治态度的研究表明，民意形成和变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单纯从阶级的归属来解释。
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个观点最坚定的辩护者，恰恰是原先阶级分析方法的守卫者。
英国一项关于社会态度的调查结果还显示，“阶级意识”在民众的一般理解中，实际上是指“社会冲突意识”，在认同人数最多的“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社会冲突意识”反而是最弱的，人们对社会冲突感受最强的，是近距离身处其中的“管理者与劳工的冲突”（见表），而且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聚焦的问题，也会随着社会焦点问题的变化而变化。
（Savage,2000:
39-40）
表：
你对下列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强度有什么看法？
（英国）
它们之间的冲突程度很强/强不太强/不强不知道
劳工阶级与中产阶级48.8%44.2%5.0%
失业者与有工业者19.1%75.5%5.5%
管理者与工人37.6%55.4%6.9%
农民与市民25.5%66.3%8.1%
青年与老人35.9%57.7%6.3%
二、为何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不一致？
西方现代社会中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的不一致，是由于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变化造成的。
这些变化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上的“个体主义化”趋向
吉登斯1990年写的《现代性的后果》和1992年写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两本书，是他的分析方法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
在此之前，他1971年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研究、1974年对社会精英的经验研究，1973年对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研究，以及1984年他从阶级分析出发提出的最有影响的“结构化理论”，都表明他对阶级分析的重视。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认为，现代性社会正在发生一个很大的“认同政治”的变化，就是从以“解放的政治”（emancipatorypolitics）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生活的政治”（lifepolitics）为中心的社会，前者是获得“生活机会”的政治，而后者是选择“生活格调”的政治。
“生活格调”（lifestyle）与“生活方式”（modeoflife）不同，它不是群体性的选择，而是个体主义化的选择。
在过去人们动员起来为改善生活机会而斗争时，阶级政治具有中心地位，而当恶劣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当代社会出现自反现代性（有预期的现代性带来未预期的后果）大环境时，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转变为对旧的政治参与模式的局限性的反思，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即更具有反思性的政治，而阶级政治则逐步淡出了（Giddens,1990,1991:
241）。
这个思想是吉登斯1994年在《超越左翼和右翼分野》一书中系统提出“第三条道路”政治主张的社会理论基础。
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也有相同的看法，但表述更加清晰。
他认为，风险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当代个体主义化的文化开始偏离既有的阶级文化，就像以前在历史上社会阶级曾取代地位群体和家庭而成为稳定的参照框架一样。
现在个体主义文化取代了阶级文化的地位，风险社会中自主性的个体成为生活世界里社会性再生产的单位。
不过，贝克解释说，个体主义文化中心化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力量的权力弱化，而是意味着当代大规模社会变迁迫使个体具有反思性。
贝克甚至把个体主义化的趋势称为人类新的“启蒙运动”，认为这是个体从社会网络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是民主化过程的继续，并把个体主义化界定为三重的进展过程：
一是“嵌出”（disembedding），即走出历史既有的社会规范和约定；二是“失去”（lossing），即由于失去了对已有的知识、信念和规范的尊重，也就失去了传统的安全；三是“再嵌入”（re-embedding），即建立一种新型社会约定（Beck,1992:
98,128,130）。
2．社会阶层流动的加快带来社会身份认同的“断裂”
随着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知识和技术在个人收入增长中作用不断增强；知识-技术转化为财富的过程也大大缩短；大企业组织为降低成本而采取的配件“外包”和“定购”策略使中小企业获得新的发展，现代西方社会2/3以上的新就业机会是20人以下的小企业提供的；网络、生物、文化等新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流动机会；弹性工作方式和社会服务的多样化使个体化工作大量产生，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使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并弱化了传统的组织权威、阶层等级和阶级关系。
另外，市场风险和生活不确定的增加，也使社会阶层变动的可能性增加。
而生活格调和社会态度的个体化，也在消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传统分野。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也更呈现出“断裂”（breaking）的特征，即他们的“自我认同”和行为选择与那些传统的阶级归属、家庭背景等决定因素发生断裂。
3．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焦点问题的改变使观念和意识形态“碎片化”
很多学者都看到，西方社会近几十年发生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变迁，这种变化使社会和个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了，社会冲突不再是围绕传统的阶级展开，而是在许多过去被忽略的层面爆发。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萨瓦吉（M.Savage）教授，在他的新著《阶级分析和社会转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特征，认为面对新的社会风险，人们的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态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社会关系也在重组，所以社会分析的基本框架也要改变（Savage,2000）。
许多学者用“碎片化”（fragmentation）这个概念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在社会分层和观念、意识层面的新变化。
“碎片化”的基本含义，就是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领域的行为策略和社会态度，不再是按照传统的阶级模式分野，而是根据具体的焦点问题产生不同的分野。
（ClarkandLipset,1996）例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政治态度的变化。
美国研究社会分层的著名社会学家利普塞特（S.Lipset），当他1960年首次发表《政治人》一书时，根据当时的调查资料，非常强调阶级政治的重要性，但到1981年这本书再版时，他根据新的变化完全转变了看法，并深入地分析了政治选举中阶级影响逐步弱化的原因。
根据“阿尔福德阶级选举指数”（AlfordIndexofClassVoting），在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大选中，如果说有75%的劳工阶级投左翼政党的票的话，那么大概只有25%的中产阶级投左翼政党的票，但到80年代，数据显示中产阶级中有50%投票给左翼政党，政党选民的阶级分野非常不清晰了（Lipset,1981）。
人们仍然还在谈论左翼和右翼，但含义完全变了，出现了所谓新左翼，他们更加强调的是人们关切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新型社会问题，如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妇女权利、文化多样化、生活格调、新的社会风险等等，而不再是财产所有权等传统政治问题（ClarkandLipset,1996:
45）。
特别是8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碎片化”的趋向更加明显，但他们已经成为选民的基本力量之一。
在西方社会学界，特别是欧洲社会学界，近年来正在展开一场关于“阶级是否死亡”的争论。
高德索普等一些有声望的社会学家也都介入了这场争论，尽管意见分歧很大，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虽然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影响在弱化，但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研究和分析方法仍然是有效的，不过现实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承认这些变化使传统阶级分析在重要问题的推断上出现失灵的情况，因此必须根据新的现实变化重新界定和调整阶级分析的含义，特别是加强对影响人们社会态度、自我认同、个体行为选择的新因素的研究。
三、研究中国当前社会冲突意识的七个发现
根据本课题组对中国大陆31个大城市（直辖市和省会城市）1万多城市居民抽样调查，我们从各种统计分析和模型推论中概括出以下七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1．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
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每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其阶层认同和阶级意识，而后者则进一步决定其社会行动，这是根据“穷人闹革命”的社会行动逻辑进行的推论。
但是，我们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这样一种推论。
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这一点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认同阶层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
人们自己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对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识。
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
尤其是那些主观上把自己归结为社会最低层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
例如，当我们调查社会公众“在同事或邻居因特殊事情邀请其参加集体上访时”所持个人态度时，调查结果显示，处于认同阶层的最低层的被调查者有37.4%的持参加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阶层，说明这部分人群更容易引发各种突发事件，其行为潜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
这一发现意味着：
在现代社会，不是客观阶层中那些贫困的人更容易参与和支持社会冲突。
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形成一种成见，即认为客观指标所标定的贫困阶层最容易产生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激烈的社会对抗行动。
但本研究发现，客观阶层中的底层在解释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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