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家牧场到彰武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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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家牧场到彰武县

从皇家牧场到彰武县

王紫晨

富饶美丽的彰武在建县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清皇家牧场——养息牧场，地处柳条边彰武台边门外。

清光绪年间，东北柳条边外全面开禁招垦，皇家牧场迅速解体。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1902年7月19日），彰武县在皇家牧场地区正式设立。

大清皇家牧场，即大清朝廷管辖的牧场。

养息牧场最初是由大清留都盛京（今沈阳）礼部管辖的，乾隆三十年（1765年）改由统领东北地区的盛京将军衙门管辖。

皇家牧场的招垦，促进了彰武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但皇家牧场的管理和招垦也留给后人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

皇家牧场——养息牧场的由来

彰武历史悠久。

辽时属上京道临潢府辖区；金时属北京路懿州（州治在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境；元时属辽阳行省懿州路；明初期属辽东都指挥使司广宁后屯卫。

　　广宁，即今辽宁北镇市。

广宁后屯卫，系广宁五卫之一，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置于旧懿州地区，当时一个卫驻军屯5600户。

永乐八年（1410年）徙治于义州卫城（今义县）。

为了有效地控制和抵御女真族、蒙古兀良哈三卫等部的骚扰，应付蒙古瓦剌和鞑靼的战争，明王朝修筑了辽东边墙，也就是辽东长城。

辽东长城从正统七年（1442年）开始修建，首先修建的是辽西、辽河套一带的长城，历史上称为“西墙”。

广宁后屯卫西撤和辽西边墙修筑以后，彰武地区被隔于边墙（长城）之外，遂成为蒙古部落的游牧之地，名为苏鲁荒（“苏鲁”，满语，闲散荒凉的地方）。

　　清崇德二年（1637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责成睿亲王多尔衮负责，于今彰武高山台附近筑都尔鼻城。

第二年三月竣工，后改名屏城。

有东西门各一。

清太宗皇太极赐门额：

一曰“安边”，一曰“广边”。

清入关前，曾以都尔鼻路线北征蒙古，南征明廷，为“全辽管钥”。

清入关后，屏城遂被废弃。

　　明末清初，辽东（指东北地区）战乱频仍，百姓流离，田野荒芜，人烟稀少。

顺治帝入关时，为了使百万满族人能“从龙入关”，绝其后顾，清兵还毁坏了大量村镇房屋和田地农具。

也使明朝200余年不间断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辽东修筑的密集型城镇，“从山海关到开原，形成的5里1堡、10里1台、30里1城的建筑体系”，毁于一旦。

东北一下子变得万户萧疏，满目疮痍，空旷如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自顺治元年至康熙六年（1644—1667）的23年间，清廷曾几次颁发条例，奖励移民开垦，以增税赋。

但康熙亲政以后，风云突变。

大清崛起于东北，康熙怕汉人流入东北，影响“骑马射箭”的“武略本习”，因之实行封禁政策。

康熙六年（1667年），刚亲政不久的康熙帝下诏吏部，废除“招民授官之例”，“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

此外还谕令在山海关、喜峰口等九处边门设关卡稽查，对人们出山海关严格限制。

之后几年里多次修筑柳条边墙，划柳条边墙外为禁区。

为保护满洲贵族统治者独占东北的特权利益，禁令汉人向东北流入。

柳条边墙修筑以后，彰武地区处于边外，杨柽木河（柳河）流域茫茫草原，水草丰茂。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征讨明朝。

为了夺取明朝政权，他利用蒙古诸部分裂的形势，对蒙古王公有的征讨，有的联姻，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特别是对蒙古科尔沁部，他不仅自己娶了科尔沁部两个蒙古王公的女儿为妻，还有4个儿子也娶了科尔沁部蒙古王公的女儿。

其中他的八子皇太极娶了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宰桑的次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妻，她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逝世，博尔济吉特氏的儿子福临登基，就是顺治皇帝。

他既为科尔沁部蒙古王公的外甥，科尔沁部蒙古王公自然感到无比荣耀，于是就以5000头牛和10000只羊作为贺礼献给朝廷。

朝廷为了妥善处理这些牛羊，遂决定就近在杨柽木河流域建立牧场。

于是，大清皇家牧场——养息牧场就在柳河流域建立了。

据《蒙古游牧记》一书记载,养息牧场“旧作阿什穆,又作杨柽木,在锦州府广宁县北二百一十里,牧场设杜尔笔山下。

太祖征明大军必由都尔弼入边既是地也。

”养息牧场开始叫杨柽木牧场。

杨木即杨树,是东北地区普遍生长的、种类较多的落叶乔木;柽木即柽柳,也叫三春柳或红柳，是落叶小乔木,老枝红色,叶子像鳞片,夏秋两季开花,花淡红色,结蒴果,能耐碱抗旱,适于造林防沙。

当时柳河流域杨木和柽木繁茂，因此柳河当时叫杨柽木河。

杜尔笔（都尔弼）,乃蒙古语四方之意,杜尔笔山是在杨柽木河畔草场上突起的小山岗,山顶有明代修建的四方形烽火台,汉语称为高山台（今彰武县高山台）,是养息牧场的地理坐标,养息牧场官员翼长等的办公场所即建在杜尔笔山下的西北角。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

“顺治初年又于盛京养息牧地方,设牛群十,羊群六,设司牲官笔帖式等,一应事宜,隶盛京礼部,造册报部,代为题奏。

”经过十几年的牧养,养息牧场的牛羊日益增多。

　　千里征调蒙古察哈尔八旗牧民

蒙古察哈尔部从成吉思汗的年代开始，就成了蒙古骑兵的中坚力量。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世孙、察哈尔部林丹继承蒙古帝国大汗。

林丹汗驻帐于广宁北白城子（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镇），力图继承大元可汗的事业，称雄蒙古。

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与林丹汗同岁的后金汗王皇太极大举进攻林丹汗，林丹汗兵败西走大板申（今呼和浩特市），过黄河，后入青海。

天聪八年（1634年），43岁的蒙古帝国末代大汗林丹汗病死于大草滩（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

林丹汗死后察哈尔部溃散，大部分官员率领部属归附后金，后金授予职爵，以其部属编设佐领，隶于满洲八旗，形成了察哈尔八旗。

其镶黄、正黄、正红、镶红四旗，驻张家口外；正白、镶白、正蓝三旗，驻独石口外；镶蓝一旗，驻杀虎口外。

顺治四年（1647年），朝廷派乌合日艾等官员从察哈尔蒙古八旗征调来32户牧民，共236口人，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餐风露宿，历尽艰辛，走了两年，于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到达苏鲁荒。

又经过两年安顿，才把牛羊分拨给他们。

据《彰武县民族志》记载：

由察哈尔镶黄旗达西门苏木调遣来的包姓牧民，来时为兄弟两户，兄名高勒陶，弟名召勒陶，系成吉思汗22世孙林丹汗的5世孙。

来苏鲁克时为2户、16口人，落户于萨日图勒（今彰武县冯家镇小沙力土）。

由察哈尔镶白旗希令根苏木调遣来的白姓牧民，初时落户于今大德乡大德阁一带，后于乾隆四年（1739年）移居今二道河子蒙古族乡五家子一带。

由察哈尔镶红旗乌音太苏木调遣来的包姓牧民，为一个家族两户，分别落户于今大冷蒙古族乡的六家子和东大板。

由察哈尔正黄旗长寿苏木调遣来的白姓牧民，落户于今二道河子蒙古族乡赏屯河南。

由察哈尔正白旗德格得恩苏木调遣来的白姓牧民，落户于今二道河子蒙古族乡赏屯河北。

由察哈尔正白旗敖赛苏木调遣来的洪姓牧民，落户于今五峰镇固力本花。

　　由察哈尔镶白旗扎来苏木调遣来的白姓牧民，落户于今冯家镇北皋皋。

由察哈尔正蓝旗密和苏木调遣来的齐姓牧民，落户于今西六家子蒙古族满族乡地碾子。

由察哈尔正蓝旗巴吉苏木调遣来的赵姓牧民，落户于今西六家子蒙古族满族乡三河岔村海龙窝铺。

　　由察哈尔正白旗察嘎苏木调遣来的罗姓牧民，落户于今满堂红乡闹德海和今内蒙古库伦旗的勿克稿（原属养息牧场新苏鲁克）一带。

　　由察哈尔镶蓝旗昭力格图苏木调遣来的白姓牧民，落户于今平安乡四家子（时称都本格尔）、今大冷蒙古族乡程沟（时称冲合勒）。

由察哈尔正蓝旗额尔和图苏木调遣来的吴姓牧民，初时落户于拜兴图（今西六家子蒙古族满族乡白山土），后移居于奇乎台（今五峰镇火石岭子）。

由察哈尔正红旗乌力吉苏木调遣来的邰姓牧民，当时来哥三个，老大贴记落户于瓦施茫海（今西六家子蒙古族满族乡西六家子村），老二贴烈和老三贴慎落户于鄂伦苏（今两家子乡两家子村）。

由察哈尔镶蓝旗昭日格图苏木调遣来的戴姓牧民，落户于今苇子沟蒙古族乡岔山稿。

当时杨柽木牧场也叫苏鲁克牧场。

苏鲁克，蒙古话，意思是牧主贷给牧民放牧畜群。

苏鲁克本是封建主征用劳役的一种形式。

朝廷从察哈尔蒙古八旗征调来牧民，是以苏鲁克形式将牛羊拨给牧民放牧的，朝廷按规定年限和定额、提成比例提取孳生繁殖的牲畜，并按比例留给牧民一部分，老弱病残牲畜也留给牧民，因此杨柽木牧场也称苏鲁克牧场或直称牧场为苏鲁克。

清朝廷迁都北京后，东北的“三陵”（新宾永陵，沈阳福陵、昭陵）所需祭畜大部分仍依靠苏鲁克供应。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郡王和土默特左翼旗第四任札萨克额尔德木图正式奉旨，将科尔沁左翼前旗大部土地和土默特左旗东部土地由盛京礼部管理（乾隆三十九年改由盛京牧群司管理）。

牧场东西150里，南北250里；东境至科尔沁左翼旗界（今为康平县境）90里，西至土默特左旗界60里，南至彰武台边门60里，北至科尔沁左翼前旗界（今科左后旗及康平县界）200里。

牧场负责供应“三陵”祭品，遂将杨柽木牧场改名为养息牧场，杨柽木河也就改为养息牧河了。

养息牧场的设立恢复了原有的草场植被。

明末清初战争,使这里的草场遭到严重破坏。

清入关后不久,在此地设置牧场,或是让昔日荒凉的草场部分地自己修复自己,或是因清初牛马奇缺,选择部分宜牧宜草之地进行少量牧养。

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可以说清廷已走上了自然与人为同时恢复草原之路。

养息牧场官员官衔四至六品

养息牧场中心设在杜尔笔山（高山台山）下马帐房。

既然为皇家牧场，养息牧场的级别自然高，同府、县的府一样（相当于地市级）。

官员有四品总管，五品副总管，六品翼长；管理人员有领催（会计）、牧长、牧副和牧丁。

牧丁是皇家牧场的差役，是牧场牲畜的放牧人，他们同普通牧民不一样，是有一定薪饷的国营牧场在编人员。

养息牧场的牧长、牧副和牧丁，基本上来自征调来的蒙古察哈尔八旗牧民及其后代。

据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关亚新在《试析清代东北养息牧场的变迁及影响》一文中介绍，牧场牛羊的孳生,牛羊群的扩大,急需增添人员,康熙四十九年（1754年）议准,养息牧场选蒙古内殷实有用之人,补牧长20人,牧丁20人。

钦定盛京通志》记载：

“盛京礼部养息牧共牛二十群,每群牛六十头；羊二十群,每群羊五百只。

左右翼分设正翼长、副翼长、领催各一名,副领催两翼各四名,分管牛羊,牧长、牧副每翼各二十名,以正副总管统之”。

进一步明确了牧场管理职责和牧群畜养数量。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裁撤养息牧场马群。

乾隆十七年（1752年））,“盛京将军阿蓝泰疏称,养息牧哈岱郭洛地方向设牧群三十,除裁汰外,现止八群,若仍前补放翼长二员,未免浮冗,请将翼长富勒赫革职,员缺毋庸补放,即以现在六品翼长改授副总管。

嗣后六品副总管缺出,照翼长缺出例拣选保送”。

即因马场牧群减少，以现任六品翼长富勒赫改任副总管，马场官员的官衔相应降低，也不再设翼长职位了。

在康熙帝以前,养息牧场任用的牧长、牧副、牧丁均从蒙古人中选用,补用的牧长、牧副、牧丁也从牧长等子弟内挑选有才能者。

长期从事游牧的蒙古人,既熟悉牧草的种类和生长期,又熟知牧草的分布区域和水源地,,掌握牛羊马的生活习性和种种常见疾病,便于照看和实施救治。

而到乾隆帝时,因养息牧场补授的牧长、牧丁为满洲人,给牧场管理带来诸多不便。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为此,乾隆帝决定从蒙古族后备官员里选拔人才到养息牧场任职。

“乾隆四年议准,养息牧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者系满洲官,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

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该旗蒙古应升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牧场）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成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

三年任满回旗,即照总管副管品级食俸（仍享受待遇）。

”

即使以后提拔，也要考量在牧场工作的政绩。

“遇有应升之缺升用,其任内牛羊数目,有赢余及足额缺少等情,仍照例咨部分别定议。

至左右翼长均有表率稽察之责,亦给以八品虚衔（副县级待遇）,照例咨部注册。

”

此后,养息牧场的牧长、牧副、牧丁基本上由蒙古人担任。

这些牧放人员虽不能说是专业之人,但却是当时谙习游牧的人。

蒙古人担任养息牧场的牧放人员,有助于牧场的稳定发展。

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后，养息牧场不再设四品总管，而由六品翼长担任最高官员。

“养息牧补用牧长二十人,人辖二群,交翼长总理。

”养息牧场的牛羊群被视为旧群,隶盛京礼部;后增加的牛群和黑牛群,隶盛京将军衙门。

为便于管理,使其划一,乾隆三十年（1765年）将新旧两群,统归盛京将军衙门管理。

为使牧群得到细心照看,责任直接落实到牧长、翼长身上。

养息牧场隶属关系的调整和牧场管理的逐步完善,为牧场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朝廷对养息牧场官员实行奖惩制度

养息牧场是正规的国营畜牧业组织，牧场的经营方式是朝廷以劳役的形式将牲畜拨给牧民放牧，为“放苏鲁克”式，按定额年限和规定的提成比例向牧民提取孳生繁殖的牛羊和畜产品。

提取繁殖牛羊的规定，大致为：

陈苏鲁克牧群定额牛2000头，规定每6年平群（清查头数，保证每群足额，然后分群）1次，6年内有倒毙的牛除以孳生牛补足定额外，每5头牛要提取孳生牛2头。

就是每6年间，朝廷要从陈苏鲁克牧群提取800头牛。

这800头牛，除去按指定数上交拉运陵寝祭祀物品、祭祀所需的特种牛和耕种官地所需的犍牛必须交牛，其余的牛一般都是以质论价卖给牧民，成为牧民的私有财产。

陈苏鲁克牧群定额1万只羊，规定每3年平群1次。

在三年内有倒毙的羊除要以孳生羊补足定额外，每3只羊提取孳生羊1只。

就是在3年时间，朝廷要从牧场提取孳生羊3330只。

提取的这些羊，有一部分是作为每年朝鲜使节由京返国在盛京备宴席需要，祭祀所需的特种羊，还要选一些3年的成公羊留用，其余的也是以质论价卖给牧民。

牧场实施人员奖惩制度,促进牛羊孳生繁殖。

朝廷把牛羊的孳生额作为衡量养息牧场官员政绩的标准,受奖者得钱物,受罚者挨鞭打。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一书记载：

“康熙元年（1662年）定,养息牧地方及张家口外牛羊群,每牛群给牛百头,均齐（全面而统一的考评活动，清查牛羊群数和各群个数并做出均衡调整）时，多一头者,赏银五钱,少一头者责三鞭。

每羊群给羊百只,均齐时,于孳生百只外多十只者,赏银五钱,少十只者责十鞭。

其该管翼长赏例,如所管牧长全得赏者,赏翼长马一匹,得赏多者,赏翼长貉裘一领;得赏少者,翼长鞭五十,全不赏者鞭八十,革退翼长。

”

为使牧场官员及管理人员获奖增多,康熙帝根据牛羊群均齐时孳生的数量,调整奖惩办法。

康熙十二年（1673年）规定：

“养息牧地方,及张家口外牛羊群,三年例应均齐。

每牛三头孳生一头,多一头者,赏布一匹;少一头者,责二鞭。

每羊三只孳生二只,多二只者,赏布一匹;少一只者,责一鞭。

布不过六十,鞭不过百。

其翼长赏罚,照元年例。

”为防止冒领,康熙帝提出依据牧场羊群缺少额与孳生额之比,决定给赏,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规定：

“翼长该管各牧群,所缺羊与所余羊比算,仍于孳生额内有缺者,不准给赏貉裘。

”

雍正帝继位后,着重管理养息牧场骟马群,实行九级奖惩制度。

雍正七年（1729年）规定：

“又养息牧管骟马群官员,如一年百匹马内不至倒毙者,加一级;倒毙自一匹至四匹者,纪录二次;自五匹至八匹者,纪录一次;自九匹至十二匹者毋庸议处议叙（清制，吏部考核官吏后，对成绩优良者加级或纪录，以示奖励，称议叙；毋庸议处议叙，即不升不降，不奖不罚）。

倒毙自十三匹至二十匹者,罚俸一年;倒毙自二十一匹至三十匹者,罚俸二年;倒毙自三十一匹至四十匹者,罚俸三年;倒毙自四十一匹至五十匹者,降一级留任。

如有倒毙数目再多者,照倒毙数目计算降级。

”

到乾隆帝时,养息牧场实行更为完备的牛羊倒毙抵补之法,额外孳生牛羊处理之策,管理人员奖罚之责。

乾隆十五年“每年牛百头内倒毙十头,倒毙之大牛皮四张,小牛皮五张（倒毙数,是以牛羊皮计算的），各抵补二岁牛一头,入群牧养。

每年羊百只内倒毙十六只,倒毙之大羊皮六张,小羊皮七张,各抵补二岁羊一只,入群牧养。

每三年,牛三头孳生一头,羊三只孳生二只,额外孳生牛一头,准抵缺欠羊六只,牛犊一头,准抵缺欠羊羔五只。

孳生羊六只,准抵缺欠牛一头,羊羔五只,准抵缺欠牛犊一头……该总管等三年任内,于应得孳生额外多得孳生,交部议叙。

缺额勒令在任一年赔补,赔补不完者,交部议处。

额外多得孳生,均入群外,余照依时价变卖,所得银交盛京户部。

”

乾隆帝还对牧场官员及管理人员采取经济制裁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办法,轻者扣掉月薪饷,重者治罪免官。

乾隆十九年,“牧长月银（月薪饷）一两,翼长二两。

倘孳生不敷（达不到数目）,即将月费扣抵,如仍不敷,严加治罪,其总管副管,概行裁汰。

”养息牧场官员及管理人员奖惩办法的实施,调动了牧场官员及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真正地实现了奖勤罚懒,使牧场管理制度日臻完备。

养息牧场实行科学放牧，采取庄头（养息牧场内有三处国营农场——粮庄，负责人为庄头）代养与牧丁放养相结合之法使草场繁茂。

养息牧场的牛羊马在每年农历四月左右牧草返青后，由牧长、牧副、牧丁赶往草场，随群牧放。

从四月到十月正是草场牧草繁茂的时节，牛羊马可以啃食到各种青草，不但有助于成年牛羊马膘分的增加，而且有助于牛犊羊羔马驹的成长，畜群所啃的草所饮的水均取之于自然，其排泄物又还给了自然，在畜群——牧草、饮用水——排泄物——草场之间形成了自然循环。

畜群在十月后交回庄头喂养,喂食黑豆和专用干牧草,这样,不仅使畜群在这个季节能保证喂养,保住膘分,利于繁育,避免倒毙,而且使牧草免于牛羊马的踏踩和刨食,对牧草来年返青和防止沙化极为有利。

养息牧场分为四大牧营

养息牧场分为四大牧营：

一在盛京（今沈阳）西北160里的养息牧边外，为苏鲁克牧牛羊营，位于柳条边北，旧址从今东六家子镇往西北，直到满堂红乡，包括今天东六家子、西六家子、苇子沟、二道河子、彰武镇、兴隆山、兴隆堡、前福兴地、冯家、大德、大冷等乡镇，也就是陈苏鲁克。

二在盛京西85里，为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也叫马场，旧址在柳河以西，绕阳河以东，包括哈尔套、平安、丰田、双庙、五峰、两家子等乡镇。

实际上这个马场并不属养息牧场管辖，而是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设有总管等官员，隶属于盛京兵部。

马场共历124年而裁撤。

三在盛京西北320里，为养息牧边外牧群牛营，旧址位于今彰武县四堡子乡和内蒙古库伦旗三家子镇及库伦镇白庙子等村屯，当时叫新苏鲁克。

四在盛京西北200里，为养息牧边外苏鲁克黑牛群牧营，旧址位于今五峰镇，是在马场裁撤后，由旧有牛群挑选黑牛设立的。

康雍乾时期,为满足清廷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繁衍牛羊马,使养息牧场得到长足发展。

设在盛京西北160里的养息牧边外苏鲁克牧牛羊营（陈苏鲁克）,顺治初年仅有牛10群,羊6群,经数十年的牧放孳生,虽一再均齐,但每群牛羊的数量过多,不得不增设新的牛羊群。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一书记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养息牧六牧群羊只众多,分为十群,每群羊六百八十八只……嗣后牧群内牛羊孳生可足一群,即照例增设牧群。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又定:

养息牧场分牛羊群各十群。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再次调整牛群数量,定为牛群每群增牛10头,羊群仍旧。

养息牧场的牛羊群虽定期均齐,但每群牛羊数额每次均不同,为便于统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规定：

“养息牧牧群,于三十三年均齐时,牛群十,原额牛五百八十九头;羊群十,原额羊六千七百二十七只。

今孳生甚多,除屡年各项取用外,现存牛千一百五十三头,羊万二千三百有八只。

将此孳生牛羊,增设牛群十,羊群十,新旧共四十牧群……每牛群拨牛五十头,连前十群,共牛千头。

每羊群拨羊五百只,连前十群,共羊万只。

其余剩牛一百五十三头,羊二千三百八只。

俟后次分群时,一并议奏。

”到乾隆十五年时,“养息牧牧群,定例牛二十群,每群百头。

羊二十群,每群五百只。

”

盛京西85里之处设置的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是清廷为补充八旗军马之需而设的。

康乾时期多次从养息牧场批拨马匹,补给盛京三旗军马之缺额。

养息牧场马群削减后,滋生下降,耗费繁多,乾隆十九年（1754年）决定将其移归大凌河牧养，其养息牧原给关防交礼部销毁。

但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方将养息牧场的骟马二群、骒马六群归并到大凌河牧场。

至此,养息牧场马群消失,马场闲旷。

在盛京西北320里养息牧边外设置的牧群牛营（新苏鲁克），是康熙帝为使养息牧场日渐孳生的牲畜有更广阔的草场而设的。

康熙三十一年（1692）“养息牧牛群,设牧长一人,领催一名,牧丁十名……交盛京将军于蒙古等子弟内选补。

”康熙三十二年时,设牛500头,为5群。

以后陆续孳生至2381头,裁撤381头,定设牛2000头,分9群,设牧长1人,月食2两钱粮；副牧长1人,领催2人，牧丁15人,均月食1两钱粮,每2人管牛1群。

6年平群1次。

应盛京祭祀黑牛之需,乾隆帝在盛京西北200里养息牧边外设置苏鲁克黑牛群牧营。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盛京祭祀黑牛,于盛京礼部所管旧游牧群,并养息牧新游牧群,孳生各色牛内,选出五百四十头,交奉天府所属州县变价,采买黑牛送至。

另设黑牛群,牧放孳生,至千牛为定额,其新设黑牛群,即于新游牧旧游牧二群所设牧长委署翼领、领催、牧丁、闲散蒙古等,分派照管牧放。

”之后,黑牛群定额为1000,分4群,设翼长1人,月食2两钱粮（月薪饷）；其副翼长1人,牧长3人,均食1两钱粮。

每一人管牛一群。

此后,盛京祭祀所用黑牛即取之于此。

供应盛京三陵祭品是牧场的主要生产任务

清朝入关后,极其重视盛京三陵的祭祀,不但规定了祭祀的时间,而且规定了祭祀的官员,使盛京三陵祭祀的规格逐步提升,祭祀的时节日渐增多。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

“国初定,清明、孟秋望、冬至和岁暮（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年终，为四大祭）三陵大祭,一应礼仪,由部专司……福陵、昭陵忌辰（先辈去世的日子，旧俗这一天忌举行宴会或从事娱乐，所以叫忌辰）,各总管官承祭。

又定,十月朔祭三陵。

万寿圣节祭福陵、昭陵,各总管官承祭;每月朔望,各掌关防官承祭。

又定,寿康太妃、懿靖大贵妃园寝,于清明、孟秋望、冬至和岁暮,各掌关防官致祭。

”到康熙帝时,明确规定盛京三陵四大祭的承祭官,由盛京将军、副都统四部侍郎内各选一人承祭。

而乾隆帝继任后,凸显对盛京三陵的祭祀,决定盛京三陵四大祭及忌辰的承祭官于宗室将军内遴选,任命六人往居盛京,给其田庐,以承祭祀。

随后又将福陵、昭陵的忌辰改为大祭,并将每月朔望祭祀福陵、昭陵之承祭官改由宗室官承祭。

道光帝在盛京三陵原有的祭祀活动上,又增添每遇大的庆典,福陵、昭陵特遣官祭告。

盛京三陵祭祀活动的频繁,必然导致祭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盛京三陵的祭品,既有各种米豆,又有各种瓜菜,尤其重要的祭品是特种牛羊。

为保证盛京三陵祭祀特种牛羊所需,特在盛京设立黑牛馆、乳牛馆和在兴京设立黑牛馆,这些黑牛和乳牛均由养息牧场选送。

“盛京黑牛馆额养黑牛七十,羊三百五十,设厩长（厩，牲口棚）六人,食二两钱粮（月薪饷）,厩丁三十六人,食一两钱粮。

乳牛馆额养乳牛一百,牛犊一百,设厩长二人,食二两钱粮,厩丁六人,食一两钱粮。

其牛羊供三陵,及都城隍庙祭祀,均由养息牧牛羊群交送。

每年由盛京将军造册咨报。

”如嘉庆十年（1805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富俊等为喂养牛羊用过草豆等项数目题本中提到,“据办理黑牛馆事务佐领皂住呈称:

自嘉庆九年十月初一日起……至嘉庆十年五月三十日止,照例每日喂养黑牛自六十九头至七十头不等,羊自二百八只至三百五十只不等……内除三陵都城隍庙等祭并皇上驾幸三陵大祭,共用黑牛五十五头、羊二百六十五只并倒毙黑牛二头、羊十五只、残废出馆黑牛一头、羊六只……再,三陵大祭照例需用取乳乳牛、牛犊各自四十头至一百头不等,一年九次祭用……内除送往永陵祭用取乳乳牛、牛犊沿途系各站备用草束喂养。

”

盛京三陵祭祀所需的特种牛羊年年从养息牧场挑选后,送往盛京黑牛馆和乳牛馆喂养,待祭祀时使用。

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奉天黑牛馆和乳牛馆的裁撤,方意味着养息牧场牛羊供给的结束。

另外,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规定,养息牧场的牛群每年要向尚膳房交送“乳酥（黄油）三百七十斤二两,大乳饼一百六十四斤八两,小乳饼六斤,乳酒一百六十斤。

”

　　养息牧场由顺治帝设立,经康雍乾三朝努力经营,牧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