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军事合作 1911194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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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军事合作19111941
中德军事合作
1911-1941
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
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
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
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
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
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
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早期中德关系
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
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
1861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让诸如普鲁士等众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
19世纪晚期，中外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
而奥托·冯·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
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
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
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
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在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
其后，袁世凯请求德国帮助他建立“自强军”和“新建陆军”。
德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
比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PortArthur（威海卫？
）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
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德中良好关系被威廉2世的帝国主义野心所彻底改变。
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联合干涉中，德国强迫日本让出租界汉口和天津；1897年，德国通过“巨野教案”获得了对胶州湾99年的租约。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军队野蛮镇压义和团员的行为让中德关系走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威廉皇帝激励他的士兵们“像匈奴人般作战”，由此，"Huns"成为了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蔑称）。
[1]
（译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论：
IhrsolltschweresUnrechtsuenen.EinVolk,das,wiedieChinesen,eswagt,tausendjaehrigealteVoelkerrechteumzuwerfenundderHeiligkeitderGesandtenundderHeiligkeitdesGastrechtsinabscheulicherWeiseHohnspricht,dasisteinVorfall,wieerinderWeltgeschichtenochnichtvorgekommenist.（...）"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
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
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
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国协约实际上说明德国已被从政治上孤立，这使得一次大战前期中德关系稍有改善。
基于这种孤立，1907年德国希望建立一个由“德—中—美”组成的三国协约，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2]在1912年，德国提供了一笔6百万元的金马克的贷款给新的中国民主政府换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益。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提议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
但是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加入了战争并开始进攻德国在中国租界，继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
整个一战期间，德国困于欧洲战局而腾不出手顾及其在远东的利益。
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并且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青岛的租界。
虽然中国获得了国联的承诺在战后将租界归还中国，但是最终凡尔赛条约却裁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
强烈的被出卖感和数十年的压抑导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nationalisticMayFourthMovement”）。
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从贸易方面。
1913年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
[3]
20年代的中德合作
朱家骅，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曾为最初的中德接触贡献良多。
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工业出口，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军工生产被大量削减。
但即使如此，条约并不能改变德国在军事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业企业仍然保存着设备和技术以生产军事硬件。
因此为了绕过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企业开始与国外合作，例如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生产武器并出售给国外。
在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跨台，全国陷入内战，各地军阀都企图取得优势。
因此许多德国军火企业开始寻求重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便进入这个广阔的军火市场。
马克斯·鲍尔（MaxBauer）和蒋介石（1929）
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
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
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
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不会有正面冲突。
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
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
[5]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
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
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
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
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
[6]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
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
30年代的中德合作
中国代表们正在视察一架容克-52飞机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30年和32年略有下降。
[7]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
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
奉天事变让满洲里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
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8]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
在此之前，德国的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魏玛政权的外交大臣极力鼓吹政府应在东亚地区保持中立，并反对国防军工业体系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
那些进出口商因为担心中央政府会在他们的生意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自然也是鼎力反对。
但纳粹政权推行的是战时经济政策，动员全社会扩大生产并对诸如钨、锑等重要的军需材料以及各种原材料进行战略储备。
而这些原材料中国都可以大量供应。
因此，从这个时代开始，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成为了德国对华政策的推动力。
[9]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希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
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fürMarschall,memofor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
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
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10]（参见《秘密之剑——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们》）
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希克特首先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介石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希克特提议仿照德国精英团队的架构成立“教导大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
[11]
这是一架亨克尔111A，是卖给中国航空公司的11架飞机之一
武器弹药不可能永远依赖于进口。
在德国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防工业。
在这期间，中德两国的工业产业被有效的组织起来，在中央集权管理下，工业化的效率大大提高。
1934年1月，合步楼公司（Hapro）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
[12]这实际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壳来避免其它国家的异议。
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签订，中国开始用战略性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
直到中国因内战和国际贷款出现巨大预算赤字为止，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交换条约一直为中德合作起着良好的促进。
这个时期，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任何产品。
这个条约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重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希克特将军推荐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35年3月返回德国。
冯•希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参见《二战德军之父——冯•西克特》）
德国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
驻德公使蒋作宾和随从在参观一间德国工厂，1928年
派往德国学习机械的中国留学生，1934年
1936年，中国铁路长度只有1万英里，远远少于孙中山先生“现代化中国”规划中的10万英里，而且其中一半位于已被日本人占领的“满洲国”。
缓慢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于外国对中国的影响，例如1920年的四国借款团（英法美日），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规范化外国对中国的投资，而这四个国家为中国政府提供铁路建设的支援之前，必须先达成意见的一致。
而其他国家的投资欲望则由于（来自其他大国的）压制而止步不前。
即管如此，1934-1936年中德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大大加速了中国的铁路建设。
在南京、重庆和贵州间建设了铁路干线。
这些铁路建设的高速度原因在于德国需要这些铁路线运送用于出口德国的稀缺材料，同时这些铁路线有助于中国政府在长江以南的南方中心省份建设工业中心。
另外这些铁路线也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例如杭州至贵阳的铁路可用于运送军队至长江三角洲，即使在上海和南京沦陷后仍然能发挥作用。
另一条类似的铁路是从广州至杭州的铁路，提供了从东部海岸线之武汉地区的运输能量，这条铁路在抗战早期体现了其价值。
最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schaftFurIndustrielleProduckte）共同负责。
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建设一个工业中心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
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钢铁工业，建设发电厂和其他化工厂。
正如193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
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的价格翻倍而抵消。
[13]三年计划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人员，用于建设这些国家计划。
三年计划订下了许多目标，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努力由于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遭到破坏。
[14]
德国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在中国的德国军人，1936年
一个德械师中的Sd.kfz.222装甲车
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负责绝大部分军事训练计划。
席克特的原始计划是将整个军队大幅缩减为60个师，全部为基于德国条例进行良好训练和良好装备的师。
但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哪些派别的哪些师会被裁减等等。
总体而言，由黄埔军校（1927年结束）训练出来的军官团仅仅比军阀的军官好一点，不过这些军官由于对于蒋介石的完全忠诚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
最后由8万人所编组成的8个师，最终接受了德国标准的训练，被视作是蒋介石军队中的精华。
这些部队也许部分的增强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但事实证明中国还未准备好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交锋。
蒋介石不顾他的幕僚和法尔肯豪森本人的反对，将这些精锐师投入到淞沪抗战中，这些经过多年训练的精锐师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
冯·法尔肯豪森建议蒋介石与日本人打一场消耗战，他通过计算认为日本无望取得一场长期战争，他建议蒋介石应该守住黄河一线，但不应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击，同时应该放弃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东，但撤退应该是缓慢的，日本将会为他们的每一步付出代价。
法尔肯豪森同时建议在矿山、海岸和江河地区等处建设一些防御设施。
其他的建议还有在敌后组织一些游击队活动（共产党对此相当熟练）。
这些行动有助于削弱日本的军事优势。
冯·法尔肯豪森同时认为中国军队将难以在抗战中期待装甲部队和重炮的全面支援。
中国工业才刚刚开始现代化，这要花上一段时间让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达到德国国防军的风格。
因此他强调培养部队基于轻武器的机动化，多多运用渗透战术，类似于德国在一战末期创制的突击群战术。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军事硬件。
基于冯·席克特的看法，中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
因此规划了诸如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和设立新的兵工厂和其他装备生产工厂。
例如汉阳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98k步枪的中国版：
中正式步枪，以及马克沁机枪、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中正式和汉阳八八式步枪在整个战争中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
[16]另一个新设的工厂生产防毒面具，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气生产的工厂，但最终计划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生产例如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
其他的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的产品包括MG-34机枪，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有生产在中国服役的轻型坦克备件的厂家。
一些研究所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
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
1935年至1936年，中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大量的88、98型步枪，和C96型毛瑟自动手枪。
其他装备进口包括少量的斯图卡、容克、亨克尔和梅塞施密特飞机，部分飞机在中国组装；莱茵金属和克虏伯公司的榴弹炮、反坦克炮和山炮，例如37毫米反坦克炮；装甲车辆，例如一号坦克。
（参见《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活动》）
中德合作的结束
全套德式装备的士兵-钢盔、防毒面具、毛瑟手枪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极大的损害了近10年来一直处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两国关系。
且不提工业的损害，阿道夫·希特勒的亚洲政策则是毁掉中德合作关系的罪魁祸首。
由于日本军事实力的优势，希特勒选择日本作为其对抗苏联的战友。
[17]另外，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补侵犯条约和希特勒的战略完全向背。
尽管中国政府官员和德国投资者在不断的游说纳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
他虽然同意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但禁止任何人从中国进口货物。
德国也曾经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是1937年12月南京失守让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
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
1938年初，德国政府承认满洲为独立的国家。
同年4月，赫尔曼·戈林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
在日本的坚持下，所有德国顾问也被召回国。
亲中国政策向亲日政策的调整也伤害了德国的商业利益。
德国从与日、满（州）的贸易往来中获得的利益远低于德中贸易。
两国人民在长期贸易往来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更是不可磨灭。
德国人民为汉口的红十字会慷慨解囊，在这里，德国捐款比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中国政府自己都多。
军事顾问们也希望能继续完成他们在中国的使命。
1938年6月末，冯·法尔肯豪斯将军最终被严令回国，但在启程之际，他向蒋介石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
另一方面，纳粹党在中国的机构则声明日本是中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后防线。
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
实际上，德国和日本友谊并未能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
日本希望垄断中国北部地区和满洲的资源，因此许多外国人在这些地区只能经营非常有限的生意。
而德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获得这个地区的资源。
[18]虽然德日政府从1938年中就开始为解决这些经济利益问题而展开对话，但随着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的签署，36年签订的德日反共产主义协约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阻断了德日通过对话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
德日同盟实际上并没有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而中德双方都很希望能够继续来往，存在中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41年。
但是1940年中德国未能实施“海狮计划”让希特勒的计划偏离了轨道。
[20]40年底，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议。
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一星火焰也被无情熄灭。
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盟军并且对德宣战。
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他在德国接受了军事训练
对孙中山先生而言，或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20世纪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更符合他“国际性协作”发展现代化中国的理想。
一战让德国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殖民地，德国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它需要的是中国的原材料。
那个时代中外关系大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怀有某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德合作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
中国迫切的需要发展工业以便抵御日本随时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
此外，德国从一战失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统一中国洗刷近代耻辱的希望。
总的来说，虽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战中损失殆尽。
但是这段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国民党在内战失败后将中央政府移到台湾。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许多政府要员、军官、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在德国受训，其中也包括蒋介石自己的儿子，蒋纬国。
可以这样说，战后台湾的飞速发展与1936年中德合作时期制定的3年计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引文出处
[1]Chen,Yin-Ching,CivilLawDevelopment:
ChinaandTaiwanpage8.StanfordJournalofEastAsianAffairs,Spring2002,Volume2.[23]
[2]Ibid.,page9.
[3]Ellis,HowardS.FrenchandGermanInvestmentsinChinapage12.Honolulu,1929
[4]ChinaYearBook,1929–1930page751–53.NorthChinaDailyNews&Herald,1930.
[5]SunYat-sen.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Chinapage298.ChinaCulturalService,Taipei,1953.
[6]L'AllemagneetlaChine,JournéeIndustrielle,IssueDec.1931,Paris,1931.
[7]ChuTzu-shuang.KuomintangIndustrialPolicyChungking,1943.
[8]Fischer,Martin.VierzigJahredeutscheChinapolitik.Hamburg,1962
[9]Ed.Wheeler-Bennet,J.DocumentsonInternationalAffairs.vol.2,London,1939
[10]Kirby,William.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page11,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ISBN0804712093）
[11]Ibid.,page9.
[12]Ibid.,page61.
[13]Ibid.,page78.
[14]Ibid.,page106.
[15]Ibid.,page120.
[16]Ibid.,page211.
[17]Ibid.,page242.
[18]Ibid.,page244.
[19]Ibid.,page250.
[20]Liu,F.F.AMilitaryHistoryofModernChina,1924–1949page99,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6.
[21]Ibid.,page94.
[22]Ibid.,pag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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