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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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具体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梁树发
2013-04-0815:
12:
04 来源:
《理论视野》(京)2012年9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有“指向的具体化”、“过程的具体化”和“结果的具体化”三种含义。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表现为“空间维度的具体化”和“时间维度的具体化”两种形式。
前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对于我们就是中国化;后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接受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教育问题。
大众化要求是对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专业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应该自觉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践中去。
【关键词】具体化/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挑战与行动
具体,是一个唯物辩证法范畴。
辩证法倡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遵循从具体到抽象、一般,再从抽象、一般到具体的思维逻辑。
用具体的观点看问题,就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条件下去认识。
唯物辩证的认识论把真理看作是具体的,就是说,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认识主体对具体认识对象在具体条件下发生的认识。
具体的辩证法是教条主义的敌人。
教条主义的特征就是否认实践的具体性和由此决定的理论的具体化。
具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规定。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具体的。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具体性的统一。
但是,我们以往习惯于从一般性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片面强调它的普遍性,而忽略了它的特殊性、具体性。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实践中,这种片面性是教条主义和“左”的政治路线的理论根源。
针对实践中的这种倾向,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具体性。
德国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科尔施在谈到他对“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几点”的认识时,谈到的第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具体性。
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有普遍性的原理,都带有特殊性。
”①
具体化是具体性的动态意义,是具体性的过程表现,是理论进入实践的状态。
所谓马克思主义具有特殊性、具体性,是说它不仅从具体中来,而且回到具体中去。
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
这回到实践中去,就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
具体性、具体化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它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视域。
它特别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解提供一种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三种含义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有三种含义:
一是指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指向性。
我们把它叫做“指向的具体化”。
这种具体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任务和实践对象所规定或设定,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的取向。
这种具体化虽然说还没有使理论形态发生变化,但这已经是具体性的理论了,因为它已经包含对具体的任务和对象的一定程度上的认识(更深刻具体的认识当然是在实践过程中得以实现),任务和对象的具体已经“打入”到理论中,所以,我们不说它还是一种一般的无特殊规定性的理论,而是一种为实践提供准备的理论具体。
二是指理论已经进入实践过程并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的具体化。
我们把它叫做“过程的具体化”。
当马克思主义已进入实践过程并开始对实践发生指导时,它也就开始了形态的变化。
如果它不能够具体化,而是作为“绝对客体”高悬于实践之上,它就不能够发挥对于实践的实际指导作用。
这样,它对于实践就是无意义的了。
这种含义的具体化的表现在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主体方面是理论形态的变化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变化。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来说,理论的具体化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
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过程表现注意不够,因而缺乏对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形成逻辑的科学阐释。
三是指作为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结果的具体化”。
实践的结果是创造一个新世界。
按照实践的目的使客体发生服从于人的变化。
理论的方面就是产生了一个既融化于实践之中又从实践中升华出来的新理论。
它是发生了形态变化的理论,是具有新的阶段性特征的理论。
它不是投入于实践之前的理论,也不是与过去完全隔绝了的理论,而是对前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结果,它是在实践具体化基础上实现了的理论具体化,是作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实现了形态变化的新理论。
而每一个这样的新理论的产生,都在总体上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两个维度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实现,有空间具体化和时间具体化两条路径。
我们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两个维度。
马克思主义空间维度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
在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时间维度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今日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它首先是实践的要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这就是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就为这种哲学规定了本质要求——“改变世界”。
在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和用它来指导中国实践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被推翻和新民主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形式和道路。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解决时代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要反映时代的要求,要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要同时代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更高要求。
时代化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前沿性,要求实践和理论都要追赶时代,与时代要求相适应。
这样,它的实践和理论就必须总是创新的、发展的。
时代化的要求,特别是一个创新要求。
时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时代反映的是世界的普遍的历史形势和发展趋势。
因此,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或高度的要求。
它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和理论都要有世界眼光,它在实践的和理论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主题的设定上,要求主体认清和把握时代和时代主题,否则这种实践就不具有进步性,这种理论就会是落后的。
因此,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它作为先进阶级的世界观应具有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落实在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每一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都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因而都是一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而由于时代性本身就是普遍的,所以任何称得上时代化了的民族化的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我们想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意义。
它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又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正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又正确地反映了时代变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所以,它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具有一般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意义。
三、大众化——具体化的主体性要求
大众化,同中国化、时代化一样,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品质、一种存在形式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主义是大众化的,就是说,它不是精英化的,不是只有少数人的从职业出发对之发生兴趣的学问。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关照,是从主体普及化角度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
要认识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意义,让我们从主体的具体性谈起。
当“谁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该做怎样的回答?
我们会直截了当地说:
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
不错。
因为,根本说来,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指导无产阶级实践的伟大科学。
而如果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主体的这种认识,我们有必要提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化吗?
似乎不需要。
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无产阶级化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别的主体呢?
或者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否还有别的更广泛的意义呢?
大众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主体意义?
它在什么意义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意义?
这些问题一起摆在了我们面前。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主体进行具体分析。
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主体有这样几种意义:
1.创始主体。
这通常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2.理论主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体。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是无产阶级。
理论主体具有总体主体意义。
3.创新主体。
这是近些年经常被提到的一个概念。
它的内涵比较具体。
一般说,无论哪一个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主体,都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责任与可能。
所以,这样一种意义的、层次的主体问题一般不作为问题提出。
问题是从更具体的方面提出的,它深入到理论家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能力和创新贡献问题。
这种类型的创新主体的一种划分是:
政治-理论家、理论-政治家和纯粹理论家。
哪一种类型的理论家更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力和创新可能呢?
这是学者们集中讨论的问题。
关于创新主体问题的讨论并没有限制在“个人主体”,还提出“单位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能力问题。
就我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的机构设置来说,这些单位主体可划分为:
纯粹研究型、教育-研究型、编译-研究型、决策-研究型,并认为决策-研究型单位实现理论创新的机会更多②。
4.教育传播主体。
一般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人员。
从事马克思主义早期宣传、教育的理论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战友倍倍尔、考茨基、梅林、蔡特金、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传播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瞿秋白等。
在当代,就是那些活跃在研究、教育、宣传等各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5.接受主体。
这是指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
在一切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最直接、最密切的。
马克思主义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的群众可能不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能知之不多,但也不能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点儿也不了解、他们从感情和态度上是排斥马克思主义的。
以上五种类型的主体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众”一致的主体,是第五种类型的主体,即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主体。
他们愿意和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教育的对象,是大众化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种要求,就是通过一定的形式最大程度地扩大乃至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主体,并使之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熟悉马克思主义和实践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教育传播形式。
所谓大众化的形式就是易于被大众理解、接受和掌握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大道理、一种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问题的“宏大叙事”,一种时代的哲学,大众不容易理解,不便以掌握。
要使之变得使大众容易理解起来,就要有适于大众理解、接受的传播教育形式。
这种形式当然是多样的。
有直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堂教育,如大学里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党校的干部教育;有间接的社会教育,如大众文化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干部的表现、政府的作为等。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党员干部是否清正廉洁、各级政府能否勤政为民,都影响到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
所以,整肃党的队伍、严格干部管理、建设廉洁政府、净化社会环境等,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意义。
马克思主义教育要利用好社会材料,上好社会这个大课堂。
总之,无论以什么形式,对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是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虽然从根本上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反映了他们的要求,但大众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
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觉悟是教育的结果。
列宁在《怎么办?
》一书中指出: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③。
“灌输”这个字眼儿听起来虽然使人感到有些不舒服,但它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对大众进行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的专业人员是个挑战。
理论要大众化,专业理论工作者就要接近大众,深入到大众中间去。
用大众熟悉的语言、大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用便于接近大众的形式、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们熟悉大众的语言吗?
有大众化的语言与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结合的能力吗?
实在说,我们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实不是语言问题、讲授技巧问题(这不是说他们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用枯燥、晦涩的书本语言述说群众听不懂的大道理是他们的通病。
这里只是就问题的突出表现和严重性而言),而是责任意识问题,甚至是感情问题。
一些理论工作者就是不愿意走到群众中去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工作,他们意识不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理论工作者的一种责任,把它看作是多余的事。
他们看不起大众化的工作,认为它既不能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也不能显示自己的理论水平。
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义的认识,提高理论工作者开展大众化工作的自觉性,是必须抓的工作。
转变对大众化的不正确认识,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同大众化统一起来,是每位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并应该处理好的问题。
理论工作者要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义的认识,就要把自己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同我们党的事业、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总体任务统一起来。
如果能够这样,就会懂得,大众化的工作不是降低了对理论家的要求,而是提高了对理论家的要求。
理论家作为个人可以对自己没有更高要求,但作为阶级的、人民的理论家,就不能没有更高要求。
这个要求,一方面是要理论家们做点儿牺牲,能够分出一部分精力做些专业研究之外的大众化的工作。
另一方面是能力要求。
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但能够在课堂上上好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写好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而且能够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让群众愿意听、愿意学、愿意接受它、信服它和按照它去做。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广阔舞台,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成长提供了充分条件。
理论工作者应该利用好这个舞台和条件,自觉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实践中去。
注释:
①[德]卡尔•科尔施:
《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辑,第246页。
②参阅拙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的若干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6期。
③《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