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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失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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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安达信审计失败案例

如果说公司治理和内部审计是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第一道闸门，那么，独立审计就是防范重大会计差错和舞弊的最后一道防线。

独立审计存在的理由是为了满足公司的高管人员和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有效利用会计信息的共同需要。

高管人员和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潜在的利益冲突，高管人员有提供低质量甚至是不实会计信息的动机，而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又缺乏足够的资源和专业知识验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和真伪，因此需要由独立的第三方即注册会计师对高管人员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鉴证，并对财务报表发表专业意见，以缓解信息劣势对利益相关者的潜在负面影响。

但是，当高管人员提供的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漏报（包括由于财务舞弊引起的错报漏报），而注册会计师在鉴证过程中未能发现这些错报漏报，仍对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性发表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审计失败就出现了。

重大审计失败的常见原因包括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失效或高管人员逾越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通同舞弊、缺乏独立性、没有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和职业怀疑。

尽管世界通信公司存在前所未有的财务舞弊，其财务报表严重歪曲失实，但安达信会计公司至少从1999年起一直为世界通信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就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看，安达信对世界通信的财务舞弊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过失审计责任。

安达信对世界通信的审计，将是一项可载入史册的典型的重大审计失败案例。

安达信对世界通信的审计失败，主要归于以下四个方面：

安达信缺乏形式上的独立性

根据世界通信2002年4月22日提供的“征集投票权声明”（Proxy Statement），安达信2001年共向世界通信收取了1680万美元的服务费用，其中审计收费440万美元、税务咨询760万美元、非财务报表审计（主要是外包的内部财务审计）160万美元、其他咨询服务320万美元。

自1989年起，安达信一直担任世界通信的审计师，直到安然丑闻发生后，世界通信才在2002年5月14日辞退安达信，改聘毕马威。

安达信在过去10多年既为世界通信提供审计服务，也向其提供咨询服务。

尽管至今尚没有充分的权威证据证明同时提供审计和咨询服务可能损害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但2002年7月30日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代理记账和内部审计等9项咨询服务所作出的禁止性规定以及对税务咨询所作出的限制性规定，至少说明社会公众和立法部门对兼做审计和咨询可能损害独立性的担忧。

此外，世界通信历来是安达信密西西比杰克逊（世界通信总部所在地）分所最有价值的单一客户，这一事实不禁让人对安达信的独立性存有疑虑。

杰克逊分所的设立，目的是为了“伺候”和保住世界通信这一给安达信带来不菲审计和咨询收入的客户。

这种情况下，杰克逊分所的安达信合伙人难免会对世界通信不规范的会计处理予以“迁就”。

对世界通信的主审合伙人而言，丢失这样一个大客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安达信未能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和职业怀疑

安达信向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和司法部门提供的1999至2001年审计工作底稿表明，安达信在这三年里一直将世界通信评估为具有最高等级审计风险的客户。

在编制1999至2001年度审计计划时，安达信对世界通信审计风险的评估如表1所示。

从下表可以看出，安达信的审计计划已经认识到世界通信的会计及财务报告具有重大的审计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源于世界通信制定了过于激进的收入和盈利目标。

换言之，安达信已经意识到世界通信具有报表粉饰或财务舞弊的动机。

尽管如此，面对如此高风险的审计客户，安达信却没有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和职业怀疑。

根据美国公认审计准则（GAAS）的规定，应有的职业审慎要求注册会计师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2002年11月AICPA颁布的第99号准则《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则要求注册会计师保持怀疑一切的心态）。

因此，注册会计师应当坚持诚实和正直的立场，勤勉地搜集和客观地评价审计证据。

合理的职业怀疑还意味着，注册会计师不得因为信任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诚实而满足于获取不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审计证据。

尽管GAAS在这一方面的要求是人所共知，但安达信对世界通信的线路成本、准备金计提和转回、收入确认和商誉减值等重大事项进行审计时，几乎完全依赖于世界通信高层的管理声明书，而不是建立在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基础上，以至世界通信审计委员会在2002年6月向安达信通报世界通信利用冲销线路成本虚构利润时，安达信向新闻媒体的解释是世界通信高层并没有在管理当局声明书中就此事告知安达信。

可见，安达信的做法严重违反了GAAS关于应有的职业审慎和职业怀疑的相关规定，负有重大过失责任。

事实上，如果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和职业怀疑，安达信应当有能力通过下列种种迹象发现世界通信的财务舞弊：

1.世界通信管理当局蓄意将财务审计排除在内部审计部的法定职责之外，只准予内部审计部从事经营绩效审计，这显然有别于大多数公司的做法。

2.世界通信的会计记录存在着大量的高层调整（Top-Side Adjustments），即公司总部直接给子公司等分支机构下达账项调整指令，而没有提供相关的授权签字和原始凭证等书面材料。

3.世界通信的管理当局具有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强烈动机，包括：

①首席执行官埃伯斯持有世界通信大量股票并以此作为个人贷款的质押；②世界通信迫切需要保持高股价以维持以换股方式进行收购兼并的吸引力；③世界通信需要保持较高的投资和信用等级以发行票据和债券（2000和2001年发行的票据和债券分别高达50亿美元和118亿美元）。

4.世界通信所处电信行业发生逆转，风险居高不下，表现为竞争激烈、市场饱和、盈利下降、倒闭不断，坏账剧增。

5.世界通信经营特征和财务状况所反映出的异常现象，如收入和盈利的高速增长所创造的现金流量不足以弥补其资本支出、世界通信面临着通过发行股票或举债来为其经营活动和资本支出筹措资金的巨大财务压力、与竞争对手相比所显出的异常盈利能力（如AT&T从2001年起因电信行业的逆转开始发生大规模亏损，而世界通信仍然报告巨额盈利）。

安达信编制审计计划前没有对世界通信的会计程序进行充分了解

GAAS要求注册会计师在了解被审计单位经营业务和相关内部会计控制的基础上，恰当地编制审计计划，据以合理制定和实施能够发现导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漏报的错误与舞弊的审计程序。

GAAS特别强调注册会计师在编制审计计划前，应当了解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交易、事项、程序和惯例。

但安达信没有按照GAAS的要求，对世界通信的下列相关会计控制和程序进行充分了解，导致其未能合理制定和实施有助于发现财务舞弊的审计程序：

1.世界通信会计和报告系统对结账后调整分录、准备金转回的规定和控制程序。

2.手工会计分录和合并试算平衡表的编制和控制程序。

3.管理当局对重组准备和其他准备金以及线路成本的估计判断及相关控制程序。

4.世界通信的内部控制结构及其在实际执行中的效果。

5.管理当局对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的估计判断和相关控制程序。

6.世界通信会计政策在不同期间运用的一贯性，特别是线路成本在2001年以前均作为期间费用，而2001年度和2002年第一季度世界通信却以“预付容量”的名义将38.52亿美元线路成本予以资本化。

安达信没有获取足以支持其审计意见的直接审计证据

GAAS明确指出，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其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依据。

管理当局的声明不能作为注册会计师实施必要实质性测试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替代。

记账凭证及其原始凭证、总账和明细账记录、成本费用归集分配表、银行存款调节表以及其他相关会计资料均构成支持财务报表的证据。

如果没有获取支持财务报表的基础会计资料并对这些资料的恰当性和准确性进行测试，注册会计师就不应当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显而易见，安达信对世界通信的审计并没有遵循GAAS的上述规定。

1.安达信没有获取世界通信通过转回准备金以冲销线路成本的直接证据，而是过分依赖管理当局的声明，以至于未能发现世界通信在2000年第三和第四季度以及2001年第三季度至少将过去计提的16.35亿美元的准备金用于冲销线路成本的舞弊行为。

现已查明，这些转回分录均属于“空白记账凭证”，无一例外地缺少相关的原始凭证或其他证明材料。

具体地说，安达信没有充分考虑来自财务报告信息系统之外的会计分录（即这些分录并非来自世界通信的收入、费用、现金收入、现金支出和薪资支出等会计和报告信息系统）的有效性。

尽管世界通信为了掩饰其舞弊行为，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将12亿美元的转回冲销分录拆成几百笔分录，以逃避安达信的审计，但如果安达信检查了总账记录或者要求审阅结账后的调整分录，完全可以发现这些没有原始凭证作支撑的会计分录的可疑之处。

此外，稍有一点审计常识的注册会计师都知道，通过转回已计提的准备金是上市公司调节利润的惯用伎俩，因此，对于准备金的借方发生额必须进行重点审计。

而安达信竟然对这16.35亿美元的准备金转回无动于衷，确实令人费解。

从重要性水平的角度看，2000年第三和第四季度世界通信转回准备金虚增了12.35亿美元的利润，占当年对外报告净利润的29.7%，2001年通过转回无线通信部门已提取的坏账准备虚增了4亿美元的利润，占当年对外报告净利润的26.6%，均远远超出约定俗成的重要性水平（通常为净利润的5%至10%）。

对于如此重大的事项，安达信本应进行重点审计，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无线通信部门负责人斯图帕克和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辛西亚都曾就世界通信总部要求无线电部门在2001年第三季度冲销已计提的4亿美元坏账准备一事向安达信的合伙人抱怨，而安达信竟然视而不见，连起码的职业敏感性都没有。

2.安达信没有获取世界通信将38.52亿美元的线路成本由经营费用转入“厂场、设备和财产（Plant，Property and Equipment）的直接证据，以至于未能发现世界通信的财务舞弊。

与准备金的转回一样，这38.52亿美元所涉及的重分类调整分录（将经营费用重新划分为资本支出）无一例外地缺乏相关的原始凭证、签字授权等证明材料。

其中有一笔分录（内部审计部摩斯先生最早发现的那笔怪异分录）的金额为5亿美元，缺乏原始凭证和签字授权，是一起典型的利用空白记账凭证伪造利润的案例。

仅这笔分录所虚构的利润就占世界通信2001年利润的33.3%.安达信以倡导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著称，难道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就不需要测试凭证以获取支持其审计意见的直接证据？

真不明白安达信是如何确定审计重要性的，又是如何进行审计抽样以确定凭证测试样本的。

此外，这38.52亿美元的所谓资本支出，均没有纳入世界通信的资本预算之内。

安达信如果将这些由线路成本转入的资本支出与世界通信内部的资本预算进行对比分析，世界通信高管人员会计造假的破绽将暴露无疑。

事实上，世界通信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辛西亚就是因为发现这些资本支出没有纳入资本预算，也没有经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批准授权，而对世界通信会计处理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揭开了世界通信的造假.

案例二

山登公司审计失败案例

1999年12月7日，美国新泽西州法官WilliamH.Walls判令山登（Cendant）公司向其股东支付28.3亿美元的赔款。

这项判决创下了证券欺诈赔偿金额的世界记录，比1994年培基（Prudential）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支付的15亿美元赔款几乎翻了一番。

12月17日，负责山登公司审计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同意向山登公司的股东支付3.35亿美元的赔款，也创下了迄今为止审计失败的最高赔偿记录。

至此，卷入舞弊丑闻的山登公司及其审计师共向投资者赔偿了近32亿美元。

    山登公司是由CUC公司与HFS公司在1997年12月合并而成的。

合并后，山登公司主要从事旅游服务、房地产服务和联盟营销（AllianceMarketing）三大业务。

舞弊丑闻曝光前，山登公司拥有35000名员工，经营业务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度营业收入50多亿美元。

山登舞弊案不仅因赔偿金额巨大而闻名于世，随之而来的刑事责任追究也令人侧目。

2000年6月，山登舞弊案的三名直接责任人CosmoCorigliano（前首席财务官，加入山登公司前曾任安永的注册会计师）、AnnePember（前主计长，加入山登公司前曾任安永的注册会计师）和CasperSabatino（会计报告部副总裁，会计师）对财务舞弊供认不讳，同意协助司法部门和SEC的调查，并作为“污点证人”，以将功赎罪。

2001年2月，新泽西州联邦大陪审团除了对他们三人提出舞弊起诉外，还对山登公司的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WalterForbes和前首席运营官KirkShelton提出证券舞弊、财务舞弊、电信舞弊、邮政舞弊、虚假陈述和内幕交易等多项指控，若罪名成立，Forbes和Shelton将面临着10至20年的铁窗生涯。

2002年11月，新泽西州检察官ChristopherChristie宣布对安永的两名主审合伙人MarcRabinowitz和KenWilchfort以及一位审计经理提出舞弊起诉，指控他们严重渎职，对舞弊视而不见，并为山登公司的舞弊行径提供了便利。

2003年4月24日，SEC对安永的这两名主审合伙人做出禁入裁决，禁止他们在4年内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迄今，在山登舞弊案中被正式提出刑事指控的人员多达8人，被传唤的其他相关人员更是不计其数，这在安然事件之前是极为罕见的，显示出美国司法部门惩治舞弊的决心早已有之。

整合中发现的秘密

根据CUC公司与HFS公司签署的“对等合并协议”，山登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届经营班子由合并双方的原高管人员组成，第一任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由HFS公司的Silverman和Monaco出任。

为了实现合并的协同效应，以Silverman为首席执行官的经营班子在山登公司成立后，立即对CUC公司和HFS公司的经营业务和管理架构进行整合，其中包括对财务报告体系实行一体化管理。

1998年2月下旬，Silverman决定，财务报告的编制改由HFS公司的首席会计官ScottForbes负责合并报表的编制。

在双方共同商讨1997年度合并报表的编制事宜时，Shelton要求将CUC公司与HFS公司合并中所计提的5.56亿美元“重组准备”中的1.65亿美元转回，作为1997年度的利润，并声明这种做法是CUC公司沿用已久的惯例，且安永的注册会计师一直认可这种做法。

这一明显有悖于公认会计准则的做法使Scott对CUC公司过去的经营业绩产生怀疑，因为在合并前，CUC公司并没有披露以往年度有许多利润来自重组准备的转回。

Silverman对CUC公司没有告知以前年度采用一些有违会计准则的做法，从而误导了HFS公司对CUC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断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并责成立即对重组准备账户展开全面调查，并聘请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协助调查。

经过四个月的调查取证，特别调查组在8月28日向SEC提交了一份长达280页的调查报告，详细说明了CUC公司的财务舞弊手法及其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为了迎合华尔街的盈利预期，CUC公司主要通过6种伎俩进行财务舞弊：

利用“高层调整”，大肆篡改季度报表；无端转回合并准备，虚构当期收益；任意注销资产，减少折旧和摊销；随意改变收入确认标准，夸大会员费收入；蓄意隐瞒会员退会情况，低估会员资格准备；综合运用其他舞弊伎俩，编造虚假会计信息。

通过上述造假手段，CUC公司在1995至1997年期间，共虚构了15.7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超过5亿美元的利润总额和4.39亿美元的净利润，虚假净利润占对外报告净利润的56%。

下表列示了山登公司1995至1997年的财务舞弊对其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

山登公司审计失败的警示

山登公司会计造假影响范围之广、判决程度之严，在美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史上堪称一绝。

安永的注册会计师连续多年为山登公司的前身CUC公司严重失实的财务报表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构成了重大的审计失败。

从审计的角度看，安永对山登公司的审计失败给世人留下两个深刻的警示。

    1.实质独立固然重要，形式独立也不可偏废

    山登舞弊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主要造假责任人与安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已认罪等待判决的3个主要财务负责人中有两人在加盟CUC公司之前都是安永的注册会计师。

参与造假的其他2个财务主管也都来自安永。

山登公司董事会特别调查小组提交的报告表明，CUC公司的关键财务岗位有6个，其中首席财务官、主计长、财务报告主任、合并报表经理均由来自安永的注册会计师把持，也正是这四个前安永注册会计师占据了CUC公司关键的财务岗位，直接策划和组织实施了财务舞弊。

这4名造假者熟悉安永的审计套路，了解安永对CUC公司的审计重点和审计策略，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安永的主审合伙人和审计经理由于与Corigliano等人曾是同事关系，特别容易放松警惕。

在审计过程中虽然也发现了财务舞弊的蛛丝马迹，但往往被这4位“前同事”所提出的解释和辩解轻易化解。

而且，当HFS公司的高管人员对CUC公司1995至1997年的会计处理（主要是将合并准备转回作为利润）提出质疑时，安永的合伙人Robinowitz却百般为其辩解，试图寻找合理的借口。

独立性的缺失由此可见一斑。

    山登舞弊案表明，注册会计师不仅应保持实质上的独立性，还应当重视形式上的独立性。

诚然，实质重于形式，但在独立性问题上，忽略形式就可能导致实质的偏差。

注册会计师“跳槽”转而投奔审计客户，不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注册会计师能否与这些摇身一变成为客户财务主管的“前同事”保持超然独立?

会计师事务所在这种情况下因独立性受到潜在威胁应否回避?

对于这些问题，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理由不外乎是事务所的内部质量控制体系能够确保注册会计师保持实质上的独立性。

然而，会计师事务所私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由同事关系转化为客户关系的事实，往往有损于注册会计师形式上的独立性。

形式独立的缺失，甚至会导致审计失败，山登舞弊案及安永的审计失败就是最好的例证。

    2.密切的客户关系既可提高审计效率，亦可导致审计失败

    与客户保持密切关系，是多数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策略。

然而，密切的客户关系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既可提高审计效率，亦可导致审计失败。

辩证地看，与客户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密切关系，既有助于增进注册会计师对客户所处行业和经营业务的了解，也有利于注册会计师判断客户的高管人员和内部控制是否值得信赖，进而提高审计效率。

此外，密切的客户关系既可能淡化注册会计师应有的职业审慎和职业怀疑态度（如CUC公司存在着数百笔没有任何原始凭证支持的会计分录，安永的注册会计师竟然一笔也没有发现。

又如，对于Corigliano就一些异常会计处理方法的解释，安永的会计师往往也偏听偏信），也可能使会计师偏离超然独立的立场（如安永的主审合伙人居然为CUC公司将合并准备转作利润的做法进行辩护）。

过分密切的关系甚至会导致审计失败。

    独立审计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的股东和高管人员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独立审计就失去意义。

然而，长期稳定的工作关系，最终使安永与CUC公司“荣辱与共”，这或许是导致安永审计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安然、施乐和世界通信的审计失败一样，安永对CUC公司的审计失败迫使人们反思这样的一个问题：

应否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定期的强制轮换（CompulsoryRotation），以防止它们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

案例三

南方保健审计失败案例

2003年3月18日，美国最大的医疗保健公司——南方保健会计造假丑闻败露。

该公司在1997至2002年上半年期间，虚构了24．69亿美元的利润，虚假利润相当于该期间实际利润（-1000万美元）的247倍。

这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后，美国上市公司曝光的第一大舞弊案，倍受各界瞩目。

为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连续多年签发“干净”审计报告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永），也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上。

    南方保健使用的最主要造假手段是通过“契约调整”（ContractualAdjustment）这一收入备抵账户进行利润操纵。

“契约调整”是营业收入的一个备抵账户，用于估算南方保健向病人投保的医疗保险机构开出的账单与医疗保险机构预计将实际支付的账款之间的差额，营业收入总额减去“契约调整”的借方余额，在南方保健的收益表上反映为营业收入净额。

这一账户的数字需要南方保健高管人员进行估计和判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南方保健的高管人员恰恰利用这一特点，通过毫无根据地贷记“契约调整”账户，虚增收入，蓄意调节利润。

而为了不使虚增的收入露出破绽，南方保健又专门设立了“AP汇总”这一科目以配合收入的调整。

“AP汇总”作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次级明细户存在，用以记录“契约调整”对应的资产增加额。

本不该发生的审计失败

    1．安永忽略了若干财务预警信号

    早在安永为南方保健2001年度的财务报告签发无保留审计意见之前，就有许多迹象表明南方保健可能存在欺诈和舞弊行为。

安永本应根据这些迹象，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对南方保健管理当局是否诚信，其提供的财务报表是否存在因舞弊而导致重大错报和漏报，予以充分关注。

甚至已接到雇员关于财务舞弊的举报，安永的注册会计师仍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以至于错失了发现南方保健大规模会计造假的机会。

例如：

    ——2001年，南方保健被指控开给“老年人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的账单一直过高，具欺诈性。

同年12月，它同意支付790万美元以了结Medicare对它的起诉。

在2001年度审计现场工作结束前3个月，司法部展开对南方保健欺诈案件的调查，就已经向安永发出了强烈的警示信号。

虽然Medicare欺诈案本身并不意味着南方保健一定存在会计舞弊，但足以使安永对南方保健管理当局的诚信经营产生质疑，安永的注册会计师本应在年度审计时提高执业谨慎，加大对相关科目的审查力度。

    ——2002年8月，南方保健对外发布公告，称Medicare对有关理疗门诊服务付款政策的调整每年会影响公司利润达1．75亿美元。

事实上，根据医疗行业的普遍情况，Medicare政策的变化并不足以对南方保健的经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一消息公布的当天即遭到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一片嘘声。

一些财务分析师质疑南方保健此举的意图是旨在降低华尔街的预期，掩饰其经营力不从心的迹象。

    ——南方保健审计小组成员之一、安永的主审合伙人JamesLamphron在法庭上作证时承认曾收到过一份电子邮件，警告南方保健可能存在会计舞弊。

该电子邮件提醒安永的注册会计师们特别注意审查三个特殊的会计账户，其中就包括“契约调整”和“AP汇总”这两个被用于造假的账户。

在收到该电子邮件后，Lamphron向南方保健的首席财务官WilliamOwens求证。

Owens的解释是，电子邮件的署名人MichaelVines是南方保健会计部一个“对自己工作不满意的牢骚狂”。

Lamphron轻信了Owens的解释，审计小组在未经任何详细调查的情况下，草率地下了结论：

“南方保健没做错什么事。

”

    ——南方保健的内部审计人员曾向安永的另一位主审合伙人WilliamC．Miller抱怨，作为内审人员，他们长年不被允许接触南方保健的主要账簿资料。

这种缺乏内部控制的现象却没有引起安永应有的重视。

    ——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相比，南方保健通过收购迅速扩张，利润率的成长也异常迅猛。

2000年该公司的税前收益比1999年增长了一倍多，达到5.59亿美元，但营业收入仅增长了3%。

2001年的税前收益接近1999年的两倍，而销售额只增长了8%。

    ——在南方保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Scrushy在公司内外均以集权式的铁腕管理风格著称。

而且，南方保健的一些董事，包括审计委员会的两名成员，也都与公司存在明显的业务关系。

根据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布的"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原为1996年颁布的第82号准则，2002年10月被第99号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