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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少数民族音乐存在方式探微

64301音乐论文

少数民族音乐存在方式探微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已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历来与汉族往来密切，虽然人口相对较少，但分布较广。

正因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广且成分多样，其文化也相应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特点。

不同民族各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人文气息、民族情感与民族观念，因而各民族音乐也呈现出不同特征。

由于云南省包含25个不同少数民族，因而本文试以云南为例，探讨不同民族的音乐存在方式问题，寻求音乐存在的共性特征。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当发音体振动时，人们能够依靠听觉感受它的存在。

音乐是意象的艺术，有时它仅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回荡在我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那么究竟音乐是如何存在的呢？

关于音乐的存在方式问题，已成为音乐美学的基本问题。

从哲学角度而言，即是对音乐的本质属性、如何存在、展开状态做出哲理性的思考。

[1]关于这一问题，历来被众多理论家、研究者所关注，众说纷纭。

李曙明曾在《天人心音论――音乐存在方式观》的文章中提到：

“人乃音乐存在方式之本，心乃音乐存在方式之意，音乃音乐存在方式之象，天人合一乃音乐存在方式之根本。

”冯长春在其文《从“大音希声”到“四分三十三秒”――关于“无声之乐”及其存在方式的美学思考》中，从老子的“大音希声”谈到约翰?

凯奇的“四分三十三秒”，他认为在音乐存在方式的特殊层面上，存在共同特点，那就是：

无声性、不确定性、无序性、随意性、感官的不可知性以及观念性。

[2]杨和平则在其《关于音乐存在方式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中指出，人在音乐中占据重要地位，音乐与人的存在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音乐本质内涵的揭示也是对人的终极存在的揭示。

人本体与音乐本体紧密相连，只有在人本体的反思中，才能领悟音乐的存在，揭示音乐的内涵。

[3]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音乐之存在方式并非单一存在，而是多维存在。

　　一、载体中存在

　　云南省地处中原文化、青藏高原文化以及东南亚文化的边缘地带，加上交通不便，使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因而存在的25个少数民族也得以较好地保存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

[4]这些民族包括：

白族、哈尼族、傣族、佤族、纳西族、独龙族等。

这些民族在云南的沃土上生存与发展，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不少各具特色的民间音乐，涉及到民间音乐的各个种类，包括歌曲、舞蹈、器乐、仪式音乐等，具体则包含有我们所熟知的：

彝族的“火把节歌”、纳西族的“窝热热”、傣族的“孔雀舞”、纳西族的“白沙细乐”等。

这些音乐已然同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以及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音乐是由人创造的，少数民族音乐同样如此。

正如杨和平所述[5]，音乐的存在与人是分不开的，对于音乐存在的思考有赖于对音乐本质的探索，而对音乐本质的揭示也即是对人本质的揭示。

从而可以得知，音乐的存在有赖于人的存在，“人”即成为音乐存在的前提，也是其存在的重要载体。

　　就音乐种类之一的“仪式音乐”而言。

萧梅曾在《寻找传承与变迁中的文化主题――一次纳西祭天仪式的叙事与引申》[6]一文中，详细描述了云南纳西族祭天仪式的过程，分析仪式隐藏的潜在内核。

通过阅读可知，作者萧梅所经历的那场祭天仪式历时8个小时左右，过程中主祭不断地吟诵经文以配合仪式过程，当吟诵纳西东巴教经典《崇班绍》时，村民们吹起牛角号，之后在村长带领下开始摆放祭品和分发“福泽肉[7]”，随后男人和女人在白水台歌舞，有一领舞男子边吹葫芦笙边带领大家跳舞。

音乐贯穿在仪式之中，成为仪式不可缺少的部分。

而仪式中的人们，不论是主祭还是村长，不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在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离开他们仪式便无法进行。

纳西祭天仪式的代代相传，象征着纳西族的血缘繁衍，仪式中更凝聚了纳西人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宗教信仰，而音乐与舞蹈也随着仪式传承下来，在每一次的仪式活动中，通过仪式的开展尤其是仪式中人的参与、人的实践活动，音乐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由此可知音乐存在于人及其行为之中。

　　就音乐的传承方式而言。

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往往以口头传承的方式继承。

他们不像西方，并没有所谓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那里的人们自己创作音乐，音乐似乎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多半自娱自乐地创作，而创作出的音乐也不会记入乐谱，例如总谱之类。

他们如此真实的生活在云南这片土地上，自在地抒发着喜怒哀乐的情感，自由的放声歌唱，可以寄情于山水，可以表达思慕之情，可以为祝贺而歌，可以载歌载舞地狂欢，他们用自己的歌声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然而，地处云南的少数民族，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他们较少与外界联系，生活较为单一，经济相对落后，从而与外界的音乐文化交流较少，只能通过代代口头相传的方式来保护本民族的音乐。

口头传承离不开历代人民的努力，离不开他们的实践活动，因此传承中的音乐即存在于人与人的实践活动中。

即使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也仍旧在延续，现如今传承方式主要靠学校教育，教育亦离不开人的作用，因此音乐仍存在于人与人的实践活动中。

　　此外，音乐的存在不仅同人及其实践活动有关，还有赖于人的思想与信仰。

“和合”思想作为云南纳西族人共有的精神，指导着人们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纳西音乐。

“和合”即人与人和谐相处、各民族彼此平等、和平共处，它由纳西族古代先民提出，并为纳西族历代后人所实践。

[8]其中一个关于纳西音乐的例子便是“洞经音乐”。

在“和合”思想的指引下，纳西洞经音乐为人们所创作，并融合了多种文化成分。

正如杨曦帆所述[9]，多种文化成分即在本土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包括汉传道佛文化思想、藏传喇嘛教文化思想以及周边民族的文化思想，形成“开放的文化传统”，成为洞经音乐的文化基础。

由此可见，纳西“和合”思想指导着纳西人创作出属于纳西风格的音乐，音乐之存在依赖于人们的思想。

　　综上，不论是云南各族人民，还是他们的实践行为，或是他们的精神，都可成为民族音乐存在的载体。

其中“人”既是音乐存在的前提，又是其存在的载体，音乐与人密不可分。

　　二、变动与适时中存在

　　赫拉克利特曾提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着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不断的变化之中，运动和发展是物质的本质属性。

音乐也是如此。

少数民族音乐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于变动中存在并接受着历史的洗礼，而不断日臻完美。

对此，牛龙菲曾提出：

“向未来开放和向世界开放的‘音乐之民族的特性’从来都不是静止、凝固的”，以及就空间而言，各民族间相互交流，必然使某一民族的音乐艺术，对其他民族的音乐艺术发生一定的影响；就时间而言，民族特性也从来不是静止、凝固的。

[10]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的生活也在一点一滴发生着改变，少数民族亦是如此，而存在其中的音乐也自然会受到影响，发生着改变，因而其音乐在变动中存在。

　　在历史的演变中，不论是少数民族民间歌曲、民间器乐还是舞蹈音乐等，都在不断经受着变化、融合与繁衍，音乐也因此处于变动之中。

就云南纳西族民间歌曲而言，早在纳西先民游猎时期，一些简单的民歌形式就已经形成，之后随着先民的迁徙以及民族间的融合，民歌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进入农耕时期后，它的种类和题材变得丰富。

唐宋以后，随着东巴教的产生而带来的原始性民歌，又对其产生影响，并逐渐形成了带有宗教性质的、独具纳西特色的民间歌曲。

[11]此外，就纳西族的舞蹈音乐而言，许多舞蹈音乐在历史的发展中，与他民族舞蹈音乐相互借鉴、融合与演变，如“勒巴”就是纳西族传统舞蹈与藏族“热巴”相结合的产物，再如“筚篥蹉”、“芦笙蹉”，既是远古舞的遗存，又是与相邻民族间长期交流、相互借鉴的产物。

[12]可见，音乐并非孤立而静止的存在，而是处于运动与变化中存在。

　　在经济的发展下，一些原本较为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受到经济浪潮的影响。

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着改变，渐渐接受一些基础的媒体与设备，例如磁带、VCD、DVD、印刷制品等等，一系列商业运作也涌现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开始接受新的信息、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在此基础上，音乐之存在也不得不发生改变。

就其传播方式而言，由原来田野、山间的传播方式，逐渐转变为依靠磁带、电视、VCD等媒介的传播方式。

同时，在社会高速发展状况下，原本代代口头相传的方式已不能较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逐渐被淡化，人们开始关注到其它的一些传承方式。

在杨民康《论原生态民歌展示活动的意义和作用――兼谈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几种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一文中指出[13]，于上世纪90年代末，曾有学者将20世纪末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概括为七种，其中包括以舞蹈艺术为文化传承途径的“田丰模式”、以现代旅游业为途径的“民族村模式”、以音乐艺术为文化传承途径的纳西族“大研古乐会模式”等等。

作者还指出，进入21世纪后，除“大研古镇会模式”与“民族村模式”依然在展开、“田丰模式”日渐式微以外，还兴起了另外一些模式，例如“杨丽萍模式”、“政府、学界扶持模式”、“民间自发保护模式”等等。

不论是上世纪的传承模式，还是21世纪的某种模式，它们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本土民族民间音乐，使其得以传承与发展。

音乐则存在于变化、发展着的不同模式之中，于变动中存在。

　　此外，音乐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适时存在，才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

就纳西古乐而言，笔者去年曾赴丽江大研古镇于现场观看并聆听了古乐会。

由宣科先生主持的古乐会，观众还真不少且基本都是游客，甚至还有外国游客前来聆听。

纵然不提古乐是否将传统文化保存完好，是否仍旧反映出纳西族的民族精神，就其商业化的特质，是新时期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为适应时代的需求，音乐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在宣科先生带领下“大研古乐会模式”也呈现出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它将原先不被众人知晓的纳西音乐，带入到更广的范围中去，使更多人爱好它，吸引着更多人关注它，古乐会通过参与商业活动与文化交流，而符合了时代的需求，使其音乐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有利于纳西音乐的生存与发展。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研古乐会模式”，纳西音乐是否还会被更多人知晓、是否还会有更好的生存方式与出路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可见，音乐不仅于变动中存在，且于适时中存在。

　　综上，笔者认为，少数民族因其历史背景、文化生态、自然环境等因素的特殊性，导致音乐的存在方式并非单一，而是多种维度的存在。

首先，音乐与人密切相关，人是音乐存在的重要载体。

对于音乐的本质是什么、音乐如何存在等问题的探讨，最终也是对人本质的探讨。

音乐存在于人、人的实践活动及人的精神之中，因而音乐首先存在于它的载体之中。

其次，世界是运动、变化与发展的，音乐在其中，亦是如此。

在历史演变中、经济发展中，音乐的存在也逐渐发生改变。

例如传承方式的变化使得音乐原本存在于口头传承之中，逐渐转为在其它传承模式中存在，由此可见音乐在变动中存在。

再次，音乐为符合时代需求而在适时中存在，这也有利于音乐在时代中生存与发展。

关于音乐的存在方式问题，属于美学的基本问题，历来被众多研究者所关注，上文仅为笔者的鄙薄之见，较为狭隘，有待指正。

　　注释：

　　[1]韩锺恩：

《音乐美学的基本问题》，《黄钟》，2009年第2期。

　　[2]李学娟：

《音乐究竟在哪里存在？

――读一书引发的思考》，《文学界（理论版）》，20xx年11月。

　　[3]杨和平：

《关于音乐存在方式问题的初步探讨》，《音乐与表演》，1997年2月第一期。

　　[4]陈劲松：

《云南民族音乐的保护》，《民族音乐》，2009年11月。

　　[5]杨和平：

《关于音乐存在方式问题的初步探讨》，《音乐与表演》，1997年2月第一期。

　　[6]萧梅：

《田野的回声（修订版）――音乐人类学笔记》，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20xx年3月第一版，第25-96页。

　　[7]摆放在祭坛外围的份肉，由村长指定并分发给各户人家。

　　[8]和丽东：

《从人类学视角看纳西族的“和合”思想》，《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

　　[9]杨曦帆：

《丽江洞经音乐的多元文化背景与审美风格》，《音乐探索》，2000年3月。

　　[10]牛龙菲：

《超越?

民族?

音乐有关音乐存在方式之过去?

现在?

未来》，《交响》，1999年3月。

　　[11]和云峰：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增订本），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xx年9月第一版，第124页。

　　[12]和云峰：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增订本），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xx年9月第一版，第133页。

　　[13]杨民康：

《论原生态民歌展示活动的意义和作用――兼谈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几种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音乐探索》，20xx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