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高中历史 第二单元资料与注释教案 新选修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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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高中历史第二单元资料与注释教案新选修1
第二单元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一）商鞅其人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
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
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
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
“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柰社稷何？
”公叔曰：
“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
”王嘿然。
王且去，座屏人言曰：
“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
”王许诺而去。
公叔座召鞅谢曰：
“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
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
王许我。
汝可疾去矣，且见禽。
”鞅曰：
“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
”卒不去。
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
“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二）孝公求贤与商鞅入秦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
淮泗之闲小国十余。
楚、魏与秦接界。
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
下令国中曰：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闲，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醜莫大焉。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
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
──《史记》卷五《秦本纪》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
罢而孝公怒景监曰：
“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
”景监以让卫鞅。
卫鞅曰：
“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后五日，复求见鞅。
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
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
鞅曰：
“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请复见鞅。
”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
罢而去。
孝公谓景监曰：
“汝客善，可与语矣。
”鞅曰：
“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
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卫鞅复见孝公。
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
语数日不厌。
景监曰：
“子何以中吾君？
吾君之欢甚也。
”鞅曰：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
‘久远，吾不能待。
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
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三）秦朝廷内部关于变法问题的论争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卫鞅曰：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
“善。
”甘龙曰：
“不然。
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曰：
“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
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杜挚曰：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卫鞅曰：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孝公曰：
“善。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四）商鞅变法概况
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
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
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
乃拜鞅为左庶长。
其事在商君语中。
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
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
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
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
为田开阡陌。
东地渡洛。
十四年，初为赋。
十九年，天子致伯。
二十年，诸侯毕贺。
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史记》卷五《秦本纪》
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
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
──《战国策·秦策一》
（五）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
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
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平斗桶权衡丈尺。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六）商鞅为推行变法所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于是太子犯法。
卫鞅曰：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将法太子。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明日，秦人皆趋令。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
其后民莫敢议令。
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
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七）商鞅受封
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八）当时人对商鞅变法的批评以及商鞅的自我辩护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赵良见商君。
商君曰：
“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
”赵良曰：
“仆弗敢愿也。
孔丘有言曰：
‘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
’仆不肖，故不敢受命。
仆闻之曰：
‘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
’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
故不敢闻命。
”商君曰：
“子不说吾治秦与？
”赵良曰：
“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
虞舜有言曰：
‘自卑也尚矣。
’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
”商君曰：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
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
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
”赵良曰：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
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
”商君曰：
“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
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
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
”赵良曰：
“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
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
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
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
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
由余闻之，款关请见。
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
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
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
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
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
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
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
诗曰：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
’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
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
诗曰：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
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
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书曰：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
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严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
君尚将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
亡可翘足而待。
”商君弗从。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九）商鞅之死以及死因的不同说法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
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
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
“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
”商君喟然叹曰：
“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去之魏。
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
商君欲之他国。
魏人曰：
“商君，秦之贼。
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
”遂内秦。
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
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
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
“莫如商鞅反者！
”遂灭商君之家。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
人说惠王曰：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
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
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战国策·秦策一》
（十）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
太史公曰：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2．课文注释
平王东迁
西周幽王统治期间（公元前781～前771年），天灾频繁，地震与旱灾纷至沓来，造成了可怕的饥馑，迫使民众四处流亡。
同时，西北诸游牧部族的侵袭，也更加严重。
这时，幽王反而任用虢石父等奸佞，加重对民众的盘剥，并且宠爱褒姒，随意破坏嫡长子继承制度，废黜申后与太子宜臼。
这就激化了各种矛盾，申后之父申侯遂联合犬戎，于公元前771年攻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王朝就此灭亡。
骊山之乱后，申、鲁、许等诸侯共立太子宜臼，是为周平王。
鉴于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一带）已因战乱而残破不堪，周平王决定迁都，在鲁、郑、晋、秦等诸侯的武装护卫下，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平王东迁”。
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诸侯强大，大国展开争霸，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东周时期。
先进的农具和耕作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逐渐提高，比青铜硬度更高、更易于普及的铁农具逐渐推广使用。
形成了有翻土垦荒的犁（代替了耒耜的翻土工具）、，铲土、耘苗、松碎表土的铲，除草、间苗的锄，平地、起肥用的耙，开沟、做垄的锸，收割谷物的镰等多种不同功能的农具系列，大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牛耕的使用和逐步推广是耕作技术的巨大进步。
在此之前，人们用耒耜翻掘耕地，或一人操作，足踏下部短横木，一踏一掘；或两人合作，一人掘土，一人以绳索牵拉，都因人力有限，工作效率很低。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一方面不断改进耒耜的形制，一方面发现可用畜力替代人力牵拉农具。
这样，犁逐渐代替了耒耜，牛耕逐渐代替了人耕。
牛耕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解放了劳动人手，是我国古代耕作技术史上的一次革命。
应该注意的是：
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农具不少还只是在木工具上镶铁刃，由铁刃农具到全铁农具还需相当的发展过程。
这时的铁农具由于冶炼技术水平所限，多为白口铁，铁中的碳以极脆硬的碳化铁形式存在，农具易断裂。
后来，随着铸铁柔化技术的出现，白口铁可退火处理成韧性铸铁，农具强度逐渐提高。
当然，韧性、耐磨性更好的灰口铁，则要到汉代才出现。
世卿世禄
这是中国西周时期趋于成熟的重要职官制度。
它体现了当时宗法制条件下选官用人的基本特征，即各级贵族凭借自己的世族有利地位，出任各类官职，参与执政，并且世世代代享有各种特权，把持拥有等秩有差的禄位。
在当时，这种亲贵合一的制度对于调节统治集团的内部利益，稳定西周王朝的统治秩序，曾起过组织上的保证作用。
进入春秋战国之后，随着社会变革的全方位发生，世卿世禄制度逐渐走向没落，最终为选贤任能、奖励军功的做法所取代。
选贤任能
战国时期，一方面是世卿世禄制度的日趋衰微，另方面是国家机构的组织迅速扩大，专业分工日益具体，导致对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
在这种背景之下，选官用人上也就出现种种新的气象，其基本特色为选贤任能，唯才是举。
大致而言，战国官吏选拔的途径主要有五条：
一是从侍从的郎官中选拔，如李斯先是当吕不韦的舍人，后经吕不韦推荐为郎，由于出色的才干而获秦王的重任，逐步提升为大臣。
二是根据军功选拔，各国所起用的指挥作战的将领，许多是通过立军功而得以拔擢的，所以韩非子说“猛将必发于卒伍”。
三是中央政府各部门主官以及地方政府长官，在一定范围内享有选拔任用下级属官的权力。
四是通过荐举任官，在职官员直接向国君荐举贤能之士。
五是通过上书或游说以取官，如苏秦、张仪、范雎等布衣而为卿相，实开后世布衣将相之局面。
俸禄制
战国时代，各国君主对于任职官吏的报酬，一般都不再采取赏赐采邑的方式，而是普遍采用了春秋晚期已出现的支付俸禄的方式。
官吏的俸禄根据官职的大小、职责轻重而给予一定数额的粮食，这在齐、魏，是用“锺”来计算，在卫国，是用“盆”来计算，在燕、秦等国，计算单位是“石”、“斗”。
这实质上是以雇佣的方式任用官吏，通过这种方法，国君便可以随时任免各级官吏，从而有效地掌握了用人支配权。
“学在官府”
在西周时期，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王室统治集团垄断着文化事业。
他们决定文化教育的内容，控制和秘藏着有关文化典籍，把持文化传授的特权，“官守其业，而有官族”，世代相传，视为禁脔，以利确保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巩固自己的统治。
这一文化现象史称“学在官府”。
进入春秋时期后，王室衰微，直接导致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原本在周王室宫廷专门掌管典籍、身通礼、乐、书、数、射、御“六艺”的人士纷纷离开王室，流散各地，自谋发展，这样，就使得“学在官府”的格局逐渐走向瓦解。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学在官府”现象的没落与私学的勃兴，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气象。
当时各阶级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使得“士”阶层进一步形成和扩大。
各国统治者为了适应兼并争雄的需要，纷纷招揽人才，礼贤下士，从而为不同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于是诸子百家纷纷登上思想文化舞台，其中以儒、墨、法、道、兵、名、纵横、农、杂、阴阳家为主要代表。
他们分别服务于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对当时社会大变革表达不同的立场与态度，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四处游说，推行各自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张。
他们之间相互诘辩，就天道观、认识论、名实关系，礼法制度、社会伦理、治国方略展开激烈的争论，从而推动了思想的活跃与学术文化的繁荣。
这种文化现象，史称“百家争鸣”。
井田制度
西周时期的一种土地所有制。
土地由各级贵族分别占有，但其所有权则归属于周天子，土地不得买卖，即所谓“田里不鬻”（《礼记·王制》）。
在土地使用方式方面，仍保留着农村公社经营的模式：
为了休耕和均劳逸，土地占有者──各级贵族将田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贵族自留田，名为“公田”，由其属下农户无偿进行代耕；另一类大致以百亩为单位定期分配给属下农户耕种，收获物归耕种者所有。
按孟子的描绘，这种土地制度的具体形态便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
这一土地所有制形式，到了春秋中后期，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迁而趋于没落。
管仲
？
—前645年，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属安徽）人，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改革家。
他曾辅佐齐桓公在齐国进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①按土地的好坏或粮食产量的高低征税（“相地而衰征”）。
②“作内政而寄军令”，即“寓兵于农”，把农业人口的编制与军队编制统一起来。
③整顿行政区划，区分士、农、工、商的身份和职责，民众按职业分别居住。
④鼓励和促进工商业的繁荣，加强对财政的管理，设置“轻重九府”，用以平衡米粟与其他物品的价格，调剂市场的需求。
改革推行的结果，使得齐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军力增强，国力大振。
在此基础上，管仲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帮助齐桓公从事外交、军事活动，救燕、迁邢、存卫、服楚，平定王室内乱，召开葵丘大会，使齐桓公成为春秋历史上第一位霸主。
魏文侯
魏文侯，姬姓，名斯，战国初期魏国国君，公元前445～前396年在位。
魏文侯是战国历史上第一位富有雄才大略、积极进取的诸侯国君，在位期间，求贤若渴，尊贤使能，曾“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吕氏春秋·察贤》），并任用翟璜、李悝等人为相，吴起、乐羊等人为将，西门豹为邺（今河南临漳西南）令，图存谋霸，锐意改革，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使魏国各方面都呈现出新的面貌，在战国七雄中率先崛起和强盛，称霸诸侯。
秦穆公
？
—前621年，春秋时期秦国著名国君，姓嬴，名任好，在位期间（前659～前621年）励精图治，任用由余、蹇叔、百里奚等贤能之士，积极改善内政，发展经济，参与争霸中原的斗争，曾“益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为秦国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成为与齐桓公、晋文公等齐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吴起变法的失败
约前440—前381年，战国前期卫国左氏（今河南濮阳）人，26岁时到鲁国，学习过兵法，为鲁将。
公元前410年，赴魏。
公元前418年，吴起辅佐楚悼王进行变法，收到显著的效果，它使得楚国的国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一跃而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头等强国。
吴起以雄厚的国力为基础，统率楚军南征北战，所向克捷，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平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重大成就，威震天下，为世瞩目。
然而，吴起的变法改革，直接触动和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既得利益。
他们对吴起恨之入骨，决意伺机置吴起于死地。
公元前381年，坚定主持变法的楚悼王突然去世，旧贵族乘机进行反扑，发动武装叛乱，用重兵包围王宫，对正在料理楚悼王后事的吴起实施突然袭击。
吴起奋起反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惨遭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亦由此半途而废，以悲剧收场。
齐、韩、赵等国的变法改革
齐国。
在齐威王统治时期，任用稷下先生邹忌为相，实行社会改革。
内容包括厉行法治，选擢人才，贬斥无能，开辟田野，申明奖惩，督核官吏，整饬吏治，广开言路，提倡纳谏，整治军旅等诸多方面。
通过这次改革，齐国的政治面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有力地加强了集权，促使齐国的封建经济得到新的发展，军事力量也有很大的增强，先后取得桂陵、马陵等大战的胜利，成为战国中期最具实力的国家之一；“齐国大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诸侯震惊，皆还齐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史记·滑稽列传》）。
韩国。
韩昭侯登基后，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进行变法。
变法的原则是“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但重点却主要放在讲求君主统治之“术”上，提倡“治不逾官”，“循名责实”，“挟知而问”等做法。
韩国的改革，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初步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申不害相秦，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史记·韩世家》）。
但韩国的改革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即不太重视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故变法效果受到影响，韩昭侯、申不害一死，改革就不能继续下去，终战国之世，韩国始终是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国。
赵国。
赵国的变法有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始于春秋末年，内容是改革亩制。
到了公元前418年赵烈侯即位后，又在相国公孙连的辅佐下推行过一些改革措施，主要的内容是任用士阶层出身主持政务，如任命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以提高行政效率。
赵国后一个阶段变法的标志是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前295年在位）时发起的“胡服骑射”，即穿戴少数民族易于骑马驰逐的服装，训练骑射能力，发展骑兵部队，师敌之长以制敌。
这表面上是一次军事改革，但同时更是思想文化观念上的重大更新。
影响所及，有力地推动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也使赵国军事实力有质的飞跃，成为战国后期唯一可以与秦国相抗衡的军事强国。
郡县制
郡县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得到全面发展成熟的地方行政制度。
它初步形成于春秋时期，当时晋、楚等国在开拓疆土之后，开始在边境地区设置“县”一级行政机构，后来，县作为一级行政机构逐渐由边地向内地推行，而在新的兼并地区，则改为置郡。
郡县制的特征之一，是由国君直接委任官员进行管理，有利于集权，这是与以往世袭的封邑制有很大区别的。
战国时期，郡县制在各国得到普遍推行，成为一种强化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有效地方行政体制。
战国时代郡的设置，继承春秋，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即为了巩固边防，初期的郡一般多设于边地，其地位不若内地的县。
但战国中叶后，边地得到开发，人口增多，郡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某些地区进而形成了郡辖县的现象，产生了郡、县两级行政体制。
至于县的设置，在战国时代乃更为普遍。
当时一般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有县，县往往是以某个城邑为中心，辖有该城与周围农村地区。
郡县的长官郡守、县令，均由国君直接委任，并按时接受考核。
郡、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控制在国君的手中。
这样一来，国君就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郡、县乃至乡、里的逐级统治系统，从而为君主中央专制集权提供了行政组织上的保障。
由此可见，郡县制的确立，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二十等爵制
二十等爵制，是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军功爵禄制度。
所谓“军功爵”，其实质含义便是奖励军功，鼓励杀敌求胜，它是新兴阶级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一项措施；同时，也是调整当时社会关系的一个途径。
早在公元前493年，晋国赵简子戚地誓师即宣布：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
这可以视为军功爵的滥觞。
进入战国之后，军功爵在各国纷纷实行，如吴起在魏国就明确提倡对精锐材力之士“必加其爵列”。
又如齐国的“技击”，斩敌一首“则赐赎锱金”，而魏国入选的“武卒”，也可以“复其户，利其田宅”（《荀子·议兵》）。
当时，在全面贯彻军功爵制方面最为彻底的，无疑当首推秦国。
其标志就是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创建和推广的“二十等爵制”。
“二十等爵制”是典型的战场奖赏法。
一方面施行厚赏，另方面也厉行重罚。
秦国的二十等爵制可以分为四个等级，相当于士的是：
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相当于大夫的是：
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
相当于卿的是：
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良造，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相当于诸侯的是：
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通）侯。
按照不同的爵位，享受不同的政治、经济特权。
立了军功，爵位逐次递进；反之，有罪可以“夺爵”。
如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名将白起因在攻打赵都城邯郸问题上，与秦昭王意见不合，而被剥夺了全部爵位，沦为兵士，“免武安君为士伍”。
秦、魏争夺河西的斗争
河西，即今陕西省河套地区南部黄河以西之地。
此地据“山河之固”，当陕晋之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春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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