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造就新型农民与农村经济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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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造就新型农民与农村经济发展

培养造就新型农民与农村经济发展

　　摘要：

在我国的“三农”建设工作中，无论是立足于“农内”，还是着眼于“农外”，基本上都不是主要依靠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农民来进行的。

宏观的、外部的因素只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农村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决定于内部因素，尤其是农民素质。

传统农民的基本特征为生产方式上的小规模生产性和自给自足性、思想观念上的小农意识、社会地位上的依附性，这些基本特征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

必须发展农村教育，创新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促进农民的城乡双向流动，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

　　关键词：

新型农民；传统农民；农民素质；农村经济发展；“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

F325.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08）03―0050―06

　　一、培养造就新型农民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是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2000年以来，“三农”问题研究持续升温，理论界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路径，基本共识是：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突破制度性“瓶颈”的制约，在国民经济全局上进行战略大调整，重点是加快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走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

这里既包含了国际上解决“三农”的普遍性道路，即城市化的道路，也包含了针对中国城乡分割状况的特殊道路，即城乡一体化或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

这种研究思路的典型说法是“解决三农问题，出路在农外”。

然而，无论是立足于“农内”，还是着眼于“农外”，基本上都不是主要依靠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农民，即使有学者提出“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之类的主张，但并没有系统研究农民素质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和如何实现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

　　针对近年来的研究倾向，许经勇指出，“过去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更多地是注重从农村内部考虑。

近年来，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即忽视发展与繁荣农村经济，只强调城市化的一面。

”然而，人们似乎忽视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发展农村经济，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

因为只要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也就随之提高了，城乡差距也就自然缩小甚至消除了。

那么，怎样才能发展农村经济呢?

李剑阁、韩俊认为解决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切实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

温铁军将新农村建设看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线图。

这些观点既是政府的共识，也引起了：

很多学者的共鸣。

　　然而，无论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新农村建设运动，其立足点都是“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其首先强调的是城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即强调的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宏观的、外部的因素。

从近几年政策实施的效果看，不仅没有对农村经济发展或“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多少积极作用，相反却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三农”问题愈益严峻。

由此可见，宏观的、外部的因素只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农村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决定于内部因素。

如农村的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安排，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农民的素质等。

　　就农村经济发展内部诸因素看，许多学者特别强调了农民素质的特殊意义。

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力资本的角度，从理论上和实证上研究了农民素质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

如舒尔茨从长期的农业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已不是土地、人口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提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对外部效应的核心作用，指出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

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也进一步表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贡献。

国内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从政策层面上看，发达国家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过程中，除了重视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外，还有两条重要的经验：

一是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发展服务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使农村劳动力人数迅速减少；二是实施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不能照搬国外经验。

从“三农”的角度看，中国的特殊国情，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农民数量庞大，城市化率较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体制形成了比较稳固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三是就业弹性偏低且不断下降。

这三大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像发达国家那样高的城市化率和支农惠农力度，因此，“三农”问题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即“三农”问题具有长期性。

在“三农”问题日益严峻和“三农”问题具有长期性的情形下，如何找到一条既能有效缓解“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又能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进程和最终解决有直接的助益，就成为最理性的选择。

　　为此，很多人借言“三农”的弱势地位，认为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改变“三农”的地位，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对此，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三农”要不要援助，要不要从“农外”解决三农问题，而是外力的着眼点问题。

由于“三农”的弱势地位和缺乏变革的动力，只有借助外力才能使农村经济走出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但是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的逻辑，即农村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外部环境的作用下，农村内部的农民、土地、资本、技术、制度等诸要素自身积累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些要素中，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性因素，是最活跃、最重要的要素，是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枢纽”。

所以，外部力量只有通过农村内部诸要素，尤其是通过农民这一“枢纽”才能发挥作用。

试图主要依靠外部力量，甚至以外部力量取代农民作用的发挥，外部力量就失去了“着力点”，因而就不会取得理想的效果，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更重要的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三个特殊国情，是对农村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外部环境，它们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的改善。

　　所以，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在这一国情下的理性选择要求，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合理的思路只能是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这是一项长期任务）的同时，重视发挥、培养农村的内部发展因素，尤其是要重视向农民投资，改造传统农民，培养造就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

　　二、传统农民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传统农民的基本特征

　　关于农民和传统农民的特征，理论界存在很大的分歧。

《不列颠百科全书》把“受外部权势的支配”看作传统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依据小生产理论，认为自给自足和小规模生产是传统农民的本质特点。

弗兰克?

艾利斯则不赞成以上的表述，认为用传统的、维生的、小的等来描述农民的概念是不充分的，他认为农民定义的核心思想是“农民仅仅部分地融入不完善的市场。

”但是弗兰克?

艾利斯定义的农民仍然属于传统农民的范畴。

综合以上论述，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和现代社会的变革，本文把传统农民的基本特征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方式上的小规模生产性和自给自足性。

马克思指出，传统农民的“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

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集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

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

”具体来说，这种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具有以下显著的特征：

其一，生产工具比较简陋，变化缓慢，主要靠手工劳动操作，进行简单的社会再生产；其二，以家庭为生产的基本单位和组织，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缺乏广泛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联系；其三，活动范围狭小，地域性强，社会交往只局限于宗法血亲和地缘，而没有扩大为业缘，缺乏广泛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交换。

　　第二，思想观念上的小农意识。

小农意识是小农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小生产方式在构筑小农意识方面起着基础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

简单的生产工具，决定了经验和技巧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而经验和技巧只有在长期的日积月累的劳动中才能获得。

这不仅使得农民形成了重技术而轻科学、重感性实在而轻理性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

而且使农民倾向于保守，以传统习俗作为判断一切的价值尺度，反对变革和创新。

其次，在家庭经济中，个体丧失了独立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只有家庭才是独立的实体。

这就使得小农意识中打上了浓厚的血亲宗法的印记，形成了农民重土轻迁，重情轻法、孤立狭隘的文化特质。

再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地域的局限性，又割裂了农民广泛的社会交往和联系，使之孤立分散。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小生产方式“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第三，社会地位上的依附性。

这里的依附性，指的是农民由于处于低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而受着其他社会集团的经济剥削。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农民的人身依附性，但是现实中，由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仍然受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剥削。

农民所受的经济剥削或农民的依附性来自于非市场的压制和市场力量的压制。

前者如国家为了工业积累而对农民的各种剥夺，包括乡村的“三提五统”，直到2006年才被废止的农业税，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政府对农村土地的低价收购等；后者如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其他集团通过不平等的市场力量对农民利益的侵犯，以及在大的竞争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趋势给农民造成的不利后果。

（二）传统农民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农民的上述特征所表现出的农民的低素质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率的低下，而且阻碍了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从而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

传统农民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农民难以尽快进入市场、适应市场。

农业市场化的实现，就是将自给性很强的家庭小农业，转变为社会化的市场大农业。

而当今中国农业市场化所面临的困境，除市场信息传递手段落后、农村交通运输条件落后、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和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等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农民缺乏商品意识和进入市场的能力，主要体现在：

农民自身素质较差，文化程度低，思想观念落后，陈旧习俗根深蒂固，市场观念难以树立，为农民进入市场形成了自我封闭和自我约束的屏障；信息意识淡薄，对市场信息不会分析和判断，尤其体现在对市场信号反应迟钝和滞后上，极易造成盲目的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等农民行为趋同现象；法制观念淡漠，契约意识不强，人情、亲友关系往往取代法律、契约关系；组织化程度较低，增加了农民进入市场的风险，降低了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

　　2．传统农民阻碍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

农民作为农业科学技术的直接采用者和受益者，理应以其自身的科技需求欲望引发强烈而直接的技术行为。

但是，由于传统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导致农民对新技术、新成果、新信息反应迟钝，缺乏接纳、消化、吸收能力。

又由于思想观念陈旧和心理素质脆弱，农民不敢或不轻易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新品种，造成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成果和机械装备无法推广应用。

所有这些，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新成果的扩散和大面积推广应用，影响了农业科学生产水平提高进而影响了农业科技进步。

　　3．传统农民造成对农业投入盲目性、低效性。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增长乏力、后劲不足上。

要改变被动局面，主要应增加投入并提高效率。

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应摆在首位，但它绝不能取代农业经营主体一一农民对农业的投入。

然而由于农民自身素质和观念上的差异又影响着投入的力度和效率，主要体现在，由于科技文化素质的差异在投入时不可能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评估造成盲目性和低效性；出于旧有观念的影响，使农民手中的游资余款闲置，影响了资金价值的实现；由于小农意识及一家一户经营方式的存在，造成资金使用分散或浪费。

同时，由于低素质的影响，极易造成掠夺式经营，这样制约了农民对农业基础的投入，并削弱了国家投入的微观基础，从而成为农业基础设施退化的重要原因。

　　4．传统农民限制了农民企业家的生成，从而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进程。

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完成，根本上要从改造传统的家庭农业人手，从改造农民人手，培育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业市场主体，而这一高起点的实现必须要靠高素质的人才来支撑。

为此就要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农民企业家，担当起推动农业产业化运行的重任，最终推动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然而，现实中农民的偏低素质与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民企业家素质要求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提高农民素质而在偏低素质的农民群体中生成企业家的话，只能维持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现有的发展水平，甚至连现有的水平都难以维持。

因为低素质的“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多数难以确定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常常盲目地去搞那些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本地均无优势，而又同农业毫无关系的产业，结果造成资源闲置、浪费，竞争能力弱化的局面。

　　5．传统农民是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又出现扩大的现象。

尽管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制度性、政策性等外部原因造成的，但是，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也有其主观上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农民素质对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上。

简单地说，城镇居民和高素质的农民收入水平高，收入增长快，就业门路宽、就业机会多，收入来源广；而低素质的农民则与之相去甚远。

同时，低素质农民的一些固有观念意识，比如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安于轻迁等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是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观因素。

　　6．传统农民不利于组织起来，分散性难以转变。

农村改革初期，我国农村实行的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