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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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解读

[摘要]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集团主义”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

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无论是对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

政治文化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政治文化深刻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政治文化也是一国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一国外交总是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体现该国的政治文化,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

[1]从政治文化入手研究一国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日本的政治文化入手,来分析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内容

日本政治文化是与日本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扎根于日本,但是又不仅仅来源于日本,它不仅包括日本本土的政治文化而且包括与外界交往过程中吸收的政治文化。

纵观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治文化中蕴藏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

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结合东西方文明,既有吸收性又有对传统的保守性。

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脱亚入欧”口号的提出,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吸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日本政治文化不断学习汲取和模仿其他先进文化的图画,因此有学者又把日本文化称作“混血文化”、“合金文化”、“飞地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虽大量汲取东亚文明中心的文化要素,具有东亚文明的共同特征,但它在自身历史积淀中却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

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日本采取的是一种“有用性”的选择原理和日本式的审美意识,一边吸收一边改造。

日本民族文化摄取了中国儒学,挖掘了它的合理内核,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儒学讲求分析事物的“格物”思想,并逐渐将它改造为经验论性质的学术思想。

日本民族在东亚文明总体框架之中创造了民族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在东亚地区文明的撞击中锻造形成,并不断取得飞跃的。

[2]（69）

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日本的功利性更为明显。

如果说在学习中华文明时,日本是被先进文明所主动吸引,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被动的成分则很明显。

日本是在幕府锁国状态下,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

对其学习是在感受到与西方差距的刺激下,由学习“兰学”开始的。

所谓“兰学”即西学,主要指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技。

而到了幕府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尤其是目睹满清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政治制度方面。

明治维新初期,政府即派出大批皇室成员及官员,赴西欧等国进行考察,考察的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军事及政治等各个层面。

而随后进行的改革,吸收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提高了国民的素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上则引进了西方的一系列政治体制和民主。

但是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由脱胎于封建武士阶层的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其改革并不彻底。

这些改革,维护巩固了日本天皇的神圣地位,同时经济上仍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封建残余和财阀实力。

日本政治文化包含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外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3]（31）

著名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早在50多年前其名著《菊与刀》中就曾从文化和人类学的角度专门分析过日本,她认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

[4]（19）无论是从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社会等级制度的归纳,还是日本著名人类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关于日本“纵式社会”的论述,都突出了日本文化中等级观念的存在及影响。

日本人的等级意识是从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带有明显的等级特点。

这种在家庭内部培养起来的等级

观念和意识,随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活动,逐渐扩展影响到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使日本人在遇到问题时,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同时按照等级来区别对待不同的事务和人。

等级制度有两个基本的特征:

一个是中根千枝所强调的“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列出序列;另一个则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

对内日本社会严格按照等级制度来运行,而对于国际社会,日本人的“序列”意识同样在起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

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是:

每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等级。

“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

级固定起来的世界中”,[4]（19）各民族应“各守本分”。

当然日本认为的“国际等级制度”是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

2.强调神人一致,肯定现实的神道教

在日本政治文化中,神道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忽视。

它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同时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宗教。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神道教已经成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宗教、习俗、思想和制度的体系。

神道教在19世纪末即明治维新后发展成国教,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神道。

它明确指出天皇是全日本人的“神”。

由于神道是以日本神话以及对皇室的崇拜为基础,因此受到日本民族主义者的欢迎,成为统治者统一团结日本的工具。

神道教对日本民众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影响很深。

二战时期,由于法西斯主义者的操纵及宣传,神道教由普通的民间宗教发展成为国家神道,极力宣扬皇国史观,并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借口。

把天皇当作“现人神”吹捧,导致人们对天皇的迷信和崇拜,而系统化了的神道教又极力地鼓吹把为国献身的人当作神一样的敬仰和供奉,导致普通民众对战争的认识完全失去理性认识。

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充分利用了神道中“忠”的含义,宣扬为天皇而战,死而尽忠,同时,利用国家的影响来推广神道,由国家支持在日本各地建立神社,供奉那些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官兵。

二战后,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了自己的神格地位,占领当局也明确宣布政教分离,因此神道教的地位开始衰落,但是神道教的影响依然存在于广大的日本社会之中。

3道德感薄弱,依靠外部强制力的“耻感文化”本尼迪克特曾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比较,她认为与西方依靠人内心的罪恶感约束人的行为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

这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即外部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来作用于人的心理进而反馈到人的行动的一种文化。

因此,耻感文化比罪感文化更具有现世性,在这种文化下人的行为更讲究灵活性———始终以避耻为目标。

“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的作用,表现为日本人道德观念薄弱。

行为观念的是非与善恶不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从内心去评价,而是依据周围人对自己行为的反映来判断,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律性,因此,“耻辱感”可以说是日本人决定思维与行动方式的主要精神动力之一。

[5]同时日本人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感,缺乏恒定的善恶标准,行动随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容易给人以反复无常的印象。

耻感文化的产生究其根源是来自于日本民族的自卑感,由于自卑才过分地看重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日本人很注重名誉,对名誉十分敏感,有时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正义还重要。

对传统日本人来说,“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分善恶。

[6]（321）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7]因此在“耻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

的心理比较淡漠,所怀有的内疚及悔过,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

41

内部追求与集体一致,强调“和”的集团主义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

[8]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研究了日本社会之后,从社会集团角度研究日本人,提出了“纵式社会”的理论。

其理论是建立在日本社会是集团社会的基础之上。

所谓集团主义精神,可将之理解为视集团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集团的和谐优于或高于个人欲望的满足。

[9]每个人几乎都要参加一个甚至几个集团,个人要忠于集体,个人的身份确定与社会承认直接与参加的集团息息相关。

日本人历来有一种传统,即崇尚集团主义,在一个集团中,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即中根千枝所谓的“纵式结构”）协调着人际和权力关系,使人们能有效合作,也就是说每个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集团,作为个人应该为这个集团增光而不是抹黑,而且在集团内部,每个人应该尽量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强调“和”,不给别人带来麻烦。

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

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

[10]（117）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也能把个人的责任缩小。

[11]日本人通过集团而团结起来,而且在为集团奉献的同时,“集团主义”精神为整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但与此同时,对由集团所作的决定,只有集体可以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人承担后果的责任感。

集团主义在强调内部和谐一致的同时,对集团外部却有很强的排外性和封闭性。

二、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长期而深入的。

就像一幅图画的背景一样,无论图画怎么变换,底色是很难置换的。

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是在其政治文化的背景之下,不调整变换的。

1.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在外交上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

日本外交姿态与走势的多变和不可琢磨的特点以及其外交语言的隐晦性与多义性是其外交两面性的外在表现。

[12]这种两面性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

一方面基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自身政治文化的底蕴而言,日本从根本上来讲,更多的人倾向于把它作为一个东方国家;而另一方面,鉴于近代以来,日本所实行的对外战略基本上是与西方国家为伍,“脱亚入欧”的成果非常明显,使得日本在亚洲更像一个西方国家,而且其所作所为也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不信任。

因此日本的政治文化的内在与外表的分裂与矛盾,导致日本外交政策也在许多方面拥有两面性,给人一种表里不一的印象。

日本外交姿态与走势的多变和不可琢磨的特点,典型地表现在日本对华关系方面。

以目前中日关系为例,日本把中日关系当作新时期日本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因素,并称之为日本亚洲外交的一大支柱。

但面对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矛盾心理。

即一方面是务实的,能够从现实出发,体现在小泉首相多次强调不赞成“中国威胁论”,主张以双赢的观点积极看待中国发展,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范围推进日中经济合作。

另一方面,日本官方在有关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问题、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问题的表态,又显示了对中国的戒心乃至敌对的心理。

总之,日本既想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保持中国的稳定,又担心中国强大;既想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以多边合作制约中国,又担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以扩大;既希望两岸加强对话与合作,又怕中国实现统一。

这种心态导致日本在对华外交政策的不断摇摆、日中关系的不稳定。

2.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日本在对外交往中寻求维护“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秩序,是与其国内文化中强调的等级观念相联系。

日本民族对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种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机,改变与己不利的国际等级秩序，同时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

古代,由于中华文化圈的强大影响和吸引,虽然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同时也主动地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华帝国”面前自己的角色;虽然承认“中华帝国”

在汉文化圈的领导地位,但是并不依附。

即使在元朝时期,面对忽必烈的三次进攻,也依然坚持自己的独立。

但是随着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深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日本逐渐开始试图挑衅中国的势力和影响。

唐朝时,日本就曾经派兵赴朝鲜半岛参加白春江战役（公元663年）。

到了明朝末年,日本直接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组织倭寇进行骚扰,而丰臣秀吉直接发动了侵朝战争,开始对华夷秩序进行公开的挑战。

到了近代,由于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民族开始重新反思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积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

待自身势力强于周边邻国之时,开始策划对外扩张。

而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东亚地区是日本的主要关注范围,涉及的外交战略目标也主要是以扩张为手段,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代华夷秩序。

[13]（26）

此后,日本走上了武力扩张的道路,并开始了争取与己有利的国际等级秩序的侵略和外交活动。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不仅获得了巨额经济赔款,而且获得了西方大国对其现代国家的身份认同,从而进入西方国家的行列。

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是日本争取列强地位的第一步。

此后,日本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并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及其邻国。

日本的外交政策周旋于各列强之间,为自己谋取亚洲强国的地位。

但是一战后,由于日本不满于当时自己的国际地位以及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利益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上为了转嫁1929年经济危机的后果,日本开始策划新的扩张计划,谋求更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趁机占据政坛上风,挑起了侵略战争。

这是日本试图打破一战以来由英美等国设定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结果。

此时,日本的侵略目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东亚地区,而转向了更广泛的世界殖民地和资源产地,并与德意法西斯结盟,妄图成立称霸世界的反动联盟。

在战争中,日本按照其政治文化中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设计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按照这一设计,日本将主导东亚各国,成为东亚的霸主,同时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与美英等国势均力敌的地位和实力。

战后,日本的外交意识中,仍然是按照这一等级观来看待国际体系的。

所以尽管战败,日本并没有放弃寻找机会跻身世界强国地位的机会。

日本从来没有把国际社会看作一个平等和谐的大家庭,而是认为国际体系就是按照等级秩序建立并维持的,各国应该安守本分。

3.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

关于神道教,时至今日,在日本社会中,仍旧是一种融入日本普通民众生活的一种大众性的宗教仪式。

在日本,神道在民间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信仰神道教的人占人口的80%。

[14]

神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一种传统的仪式性活动。

但是鉴于历史上,神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以及神道本身作为一种本土文化的特征,其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战中神道作为国教,在宣扬皇国史观,鼓吹侵略舆论,麻痹人民思想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政治改革也不见起色。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右翼分子妄图转而利用神道来凝聚日本民族。

典型的就是近年来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及政治家对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参拜,把神道信仰与政治挂钩。

其实日本宪法早已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而日本的部分政治家却一再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以宗教问题为借口,对亚洲邻国的抗议置若罔闻。

小泉首相自上任以来,从2001—2004年连续4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强调以后要每年参拜1次。

日本首相的这一做法,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亚洲邻国的感情,给自身同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严重损害了与中韩等国的外交关系。

[15]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已经成为日本展开对亚洲外交的一个制约瓶颈。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的处理,得不到亚洲国家的理解,日本外交将会失去有利的支撑。

而靖国神社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到日本的宗教问题,关键在于日本领导人外交思路的改变,把政治问题与宗教问题区分开来。

4“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具有很重的功利主义色彩纵观日本外交史,可以发现日本这个国家的外交战略缺乏一贯脉络。

日本外交实际上是针对外部世界行为的刺激而作出的被动反映。

耻感文化注重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自身缺乏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因而行为很容易陷入盲目过激的地步。

典型的事例是二战前和战中,整个日本民族对战争的狂热,用一位著名的日本研究学者的话来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一旦发动起来,就永远不会主动停止下来的民族,除非有外力的强制作用。

这正是对日本民族心理缺乏自主约束力状态的真实写照。

而当今日本,由于二战的特殊原因,使得自己的外交战略和安全紧紧地与美国联系在一起。

在许多问题上,并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经常使本国的外交陷于被动。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中就建交秘密达成共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进行了所谓的“越顶外交”,日本朝野震惊。

由于美中关系的先行一步,使得日本不得不仓促应付,在谴责美国做法的同时,加快与中国建交的步伐。

而在此事件之前,日中关系还停留在以“民间外交”为主的阶段。

1990年美伊战争期间,作为美国的同盟,虽然美国一再要求日本出钱出力,但是由于日本宪法向海外派兵的限制以及国内的反对舆论,使日本外交陷入两难境地。

虽然日本最终在国会通过下拨款100多亿美元,但是仍被美国批评为“toolittle,toolate”。

[16]

冷战的结束,使日本外交又一次面临被动的挑战,是继续加强美日同盟还是结束它?

是继

续追随美国外交还是进行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

是追求“民生大国”的目标还是迈向“普通大国”?

耻感文化是一种缺乏内心道德感制约的文化。

在这种文化的指导之下,日本外交直接受利益的制约比较明显,而较少考虑道德因素,具有很重的实用主义色彩。

在中华文化圈势力强大时,日本主动地争取融入;但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对比之下,日本开始以作为东方一员为耻,提出“脱亚入欧”,同时加入西方列强的队伍,开始了向邻国的侵略扩张,给东方文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战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在战败问题上做深刻的反省。

在外交上不时作出一些伤害亚洲邻国感情的举动。

日本《朝日新闻》专栏作家早野就曾经指出从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看来,在亚洲邻国眼里,日本这个国家的道德还在受到质疑。

5.“集团主义”在日本外交中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与强者为伍”的思想,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集团主义在日本政治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集团主义影响之下,日本人很重视与集团中其他人的协调一致,个人主张往往不直接坦率地表露出来,而是彼此试探对方的意图。

这一点在日本外交人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国际场合,日本外交官总是很谨慎,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

因为作为外交领域的政治集团,日本外交官很重视协调一致,任何外交政策的出台都必须经过层层协商。

例如,在从1975年起成立的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虽然日本从第一次会议就是其成员之一,并且每年都参加例会,但日本领导人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出过什么积极的主张。

而在联合国大会中凡是由美国提出的议案,日本一般都追随美国。

而在一些涉及

本国利益的问题上,日本外交官则使用含糊的措辞使其立场暧昧不清。

例如,对1990年海湾战争的态度以及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轰炸科索沃等问题,态度都较暧昧。

同时,在“集团主义”指导之下,日本在外交政策上总是与世界上实力强大的国家结成同盟,借与大国的协调和庇护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日本政治文化自古以来就有敬畏强者、蔑视弱者的传统。

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汉唐强盛的敬畏,使日本十分重视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汉时,日本曾多次觐见并请求册封;唐时,则派遣唐使,向唐学习,从衣着服饰到建筑制度模仿唐朝。

而随着明清衰落,日本的野心开始膨胀,自明末,倭寇就开始在我国东南沿海时时骚扰进犯,而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获得长足的发展。

国内狭窄的市场及贫瘠的资源,促使日本将扩张的目光移向了邻国,尤其是中国。

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之后,中日两国的形势发生了逆转,日本对中国的态度转为蔑视,并积极参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动,着手实施酝酿已久的侵略计划。

1927年,田中一义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详细而露骨地阐明了日本妄图侵略中国继而征服全世界的野心。

二战结束后,最典型的与强者为伍的例子是与美国结盟。

1951年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一条约标志着战后日本依靠美国的安保体制的形成。

《日美安保条约》明确规定美国可以在日本国内和周边拥有基地和驻军,确定了日美在军事方面的不对等的相互关系,使日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紧紧地依赖跟随于美国。

1952年4月28日,《日美安保条约》与《旧金山和约》一同生效,至此,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日本战后外交体系完全形

成。

[17]（54）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美日同盟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但是日美关系的基础即日美同盟并没有动摇。

1960年,新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诞生。

70年代《防卫计划大纲》以及80年代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的默许甚至压力之下,在日美防卫合作的框架之下进行的。

冷战后,美日同盟并没有寿终正寝,反而得到了强化。

1997年9月23日重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公布,对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完成,不仅扩大了美日同盟的地区范围,而且完全超越了自卫的最大限度。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美国反恐战争开展以来,日本外交上与美国的配合日渐密切,把战略上同美国一致认可为实现日本大国梦的主要依靠。

[18]

阿富汗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公然派出3艘舰艇驶向印度洋,为在那里进行作战的美国舰队搜集情报、运送物资,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向海外交战地区派出部队。

而伊拉克战争期间,日本自卫队首次走出国门,支援正在战斗的美英军队,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踏上依然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领土。

开辟了战后日本发展道路的吉田茂曾说: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大正年间国运隆盛,主要采取了日英同盟和对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之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改变。

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惰性,而且

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

[19]（15）可见,受集团主义的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强者结盟思想已经成为日本外交决策部门的外交信条和外交传统,不会轻易改变。

21世纪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仍离不开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日本外交政策制定的潜在指针;而确保国家利益则是日本外交的准则;争取大国地位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政治文化是日本外交的灵魂,不论客观条件如何改变,政治文化都为日本外交人员处理外交问题提供了框架。

而且政治文化的一些内容,已经渗透到了日本外交原则里,成为了一种历史延续下来的“潜规则”。

在新世纪里,日本外交将继续秉承“务实”、与强者为伍的原则,积极向政治大国的方向迈进;在日本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之前,日本的外交政策不会发生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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